李杲认为元气虽然来源于先天，但又依赖于后天水谷之气的不断补充，才能保持元气的不断充盛。他反复强调脾胃之气与元气的关系。他说，人身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或来源于先天父母，或来源于后天水谷。而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唯一来源即后天的脾胃。如果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时可以得到补充；如果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补充，会渐渐衰退。因此，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人的健康，生机的活跃，生命的健壮，主要是正气充足的原因。保护正气，必须重视脾胃之气的升发作用。只要元气充足，则百病不生，而元气虚损，多因脾胃之气不能升发而致。
李杲在脾胃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诸方面，形成了个人独成一家的系统理论。由于学说源于实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备受后世名医推崇，如明代名医张景岳极其推崇李杲，并在其理论基础上加以发挥，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朱震亨，元代金华人，早年学习理学，后改行学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罗知悌见他为人善良，学医心诚，便将刘完素、张从正、李杲诸家之学都传给了他。朱震亨接受金元诸家之说，结合个人见解和临床经验，加以发挥，提出人身之中“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治愈了好多痼疾，成为一代名医。四方求医者、求学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朱震亨医德高尚，总是有求必应，致使贴身仆人深受其苦，怨声不绝，有的竟坚持不住了，而他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说：“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说罢，端坐而逝。
朱丹溪认为郁是很多疾病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他将人身郁证分为六种：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火郁、食郁。其中，又以气郁最为关键，可用气功治之。
李时珍，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卒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3年），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著有中医药经典《本草纲目》。
李时珍随父亲学医，肯于钻研，不仅精通药理，而且医术惊人，救过不少人，因此进了朝廷，当了一名太医。但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无所作为，令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利用太医院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但阅读了大量医书，而且对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也都广泛涉猎，以备著书参考。一年后，他再也不愿同流合污，便借故辞职，走向民间，为百姓治病和重修《本草纲目》去了。
李时珍主张不但要治病，更重要的是防病，也就是治未病。他重视推拿，推拿古称按摩、按跷等，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医疗方法，也是气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按摩疗法仅用于少数疾病的治疗，手法也较少，常用的是按和摩两种手法。后来，随着治疗范围的扩大，手法也相应有了发展。于是，按摩这一名称逐渐被“推拿”所取代，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疗体系。
《黄帝内经》对气功锻炼的方法、理论和治疗效果等内容都有研究。在《素问》的八十一篇中，就有十几篇直接或间接地谈到有关气功方面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气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医疗保健方法了。李时珍细心地研究了这些成果，对气功极为重视，不仅在著作中对气功加以论述，而且也是气功实践家。他在《奇经八脉考》中指出：“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意思是说，在练气功的过程中能够观察到人体的经络。
气功作为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在理论上主要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在创编功法和气功锻炼中也应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精气神等学说作指导；对气功锻炼产生的效应及气功作用机制的认识，也主要以中医理论来阐述。
气功实践不只为医家独有，儒、道、佛、武等各家在各自不同的实践中，分别对气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也构成了气功理论的一部分。气功实践的结果为中医学提供了新的内容，李时珍的伟大之处是目光如炬，独树一帜地对奇经八脉和丹田命门理论做了系统的阐发。
李时珍认为气功强调对意念的运用，是对中医调神理论和情志学说的补充和发展。掌握了气功心身同练的特点，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医“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而气功作用机制的探讨，亦有益于对中医“气化论”、“精气神”理论和脏腑心理相关性等的深入认识。发掘整理气功与药物配合应用，气功针灸、气功按摩等传统治疗方法也可提高疗效、开拓新的治疗途径。
李时珍认为中医养生包括形神共养、协调阴阳、顺应自然、饮食调养、谨慎起居、和调脏腑、通畅经络、节欲保精、益气调息、动静适宜等，其中就包括气功养生。
李时珍说当头昏脑涨时，常吐气、常呼吸，五分钟后就会耳目清明，心情为之一爽。李时珍将气功视为养生保健的好方法。
张景岳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卒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家境富裕。张景岳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史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张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张景岳随父亲到了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誉为“仲景再生”。
有一天，一户姓王的人家有个儿子，刚满一岁，误将一枚钉鞋的圆铁钉吞到喉间，再也吐不出来。恰好张景岳路过这里，断定铁钉已入肠胃，立即设法救人，很快想出了一个治疗方案。他取来活磁石一钱，芒硝二钱，研为细末，然后用熟猪油、蜂蜜调好，让小儿服下。不久，小儿排出一物，大如山芋，药物护其表面，润滑无棱，拨开一看，里面正是孩子误吞下的那枚铁钉。小儿父母感激不已，请教其中奥秘。张景岳解释说：“芒硝、磁石、猪油、蜜糖四味药互有联系，缺一不可。芒硝若没有吸铁的磁石就不能附在铁钉上；磁石若没有善泻的芒硝就不能逐出铁钉；猪油与蜂蜜能润滑肠道，使铁钉易于排出。”小儿父母听完这番话，若有所悟地说：“有道理！难怪中医用药讲究配伍，原来各味药在方剂中起着不同的作用，缺一不可啊。”
张景岳不但精通医学，还重视气功。“中年求复，再振元气”是张景岳关于我国中老年医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他说，人所具有的天然寿命称“天年”，与先天元气有关，人的寿命取决于元气的强弱。但是，很少有人能尽其天年，这与后天是否很好地养生有很大关系。先天虽强，不加呵护，仍可夭折；而先天虽弱，但勤于保养，反会长寿。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我们的祖先对此早有深刻的认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备急千金要方》说：“四十以上，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不治，遂至不救。”人到了40岁时，开始衰老，元气渐虚，精血枯竭，脏腑亏弱。这时，人们必须注意养生，才能延年。因此，张景岳提出了“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卓越思想。他说人至中年，元气由盛渐衰，因而对之更当惜之再惜。但总有人不明此理，整日沉湎酒、色、财、气、功名之中，以至“坐失机宜，变生倏忽”，令元气早衰。为了再振元气，张景岳说：“酒杀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杀可避，吾能不迷也；财杀可避，吾能不贪也；气杀可避，吾能看破不认真也；功名之杀可避，吾能素其形藏也。”张景岳“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卓越思想对气功研究作出了贡献，使好多人得以延年益寿。
张璐是清初名医，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江苏苏州人。他是明朝按察使张少峰之孙，自幼颖悟，研习儒术，兼攻医学。明亡后弃儒从医，隐居洞庭山十余年，专心钻研医术，学习态度非常认真。他自行医六十余年，孜孜不倦。年老后仍认真做学问，故一生著述颇多。著有《伤寒缵论》、《伤寒绪论》、《伤寒兼证析义》、《千金方衍义》、《本经逢原》等，对《伤寒论》极有研究。还仿照王肯堂《证治准绳》的体例，汇集古今方论，附以医案，编成《医归》16卷，后改名为《张氏医通》。张璐主张既要治病，更要防病，而气功是防病的最好方法。
张璐临床经验丰富，其论血证自成系统，颇有见地。他认为血与气异名同类，都由水谷精气化生。气为血之引导，血为气所依归。因此研究血证不能离开人身之气，而应时刻重视气血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逆则血逆，血随气逆，可以致病。张璐注重气，在养生方面能抓住要点。
《张氏医通》综合性医药著作，共16卷。本书“神志门”中详尽描述了练气功时“走火入魔”的原因、表现与药物治疗方法。张璐认为坐功运气时走火与常人有别，因所有方书从未有人就此论述，所以张璐详举治愈之例，撰成此书。
晋朝以后，道教、佛教在中国日益兴盛，把气功神秘化了。本来气功是练气修德的，但宗教化之后，就转为追求成仙成佛，提倡发放外气，以致宗教淹没了气功，气功的名词也消失了。
宋朝开始，很多志士仁人将气功的修炼用到武术上，以便更有效地抵御外族入侵，因而逐渐形成了武术气功。
随着武术气功的兴起，人们慢慢破除了宗教的神学思想。由于求神拜佛得不到神佛的保佑，没有本事照样打败仗，所以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渐渐淡漠了。于是，气功从宗教中分离出来。
随着武术气功的发展，武当派、少林派、峨嵋派、昆仑派、南宫派逐渐形成。
明清以后，练气功已经形成了风气。
清末，少林派著作《少林拳术秘诀》中有专章阐述气功，称《气功阐微》。其中明确指出：“气功之说有二：一养气、一练气。”
民国初年，练气功的人越来越多了。
现在，健身气功已经深入千家万户，并成为中华国宝，开始走向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