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从采桑子到青木川
叶广芩是叶赫那拉氏的后裔，恐怕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这个姓氏曾给她带来过什么样的灾难。她8岁丧父，19岁被迫离开北京远走陕西。1990年到1992年，她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回国后调入西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有人说叶广芩大器晚成、人生淡定，也有人说她身上散发着贵族气息。但她认为自己在陕西是最平民化的作家，在家里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进了深山老林能一呆几年。当她邀请那些出身“贫下中农”的作家来山里时，被问及的问题是：那儿的厕所怎么样？住的条件好不好？叶广芩纳闷了：到底谁是贵族？叶广芩戴着眼镜，着装素净，笑眯眯的脸庞让人感到一种对生活难得的理解与宽容。2007年，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她的长篇小说新作《青木川》，一向为人低调的叶广芩说，我总算对自己有了交代。
让青木川的历史照亮现实
上世纪80年代初，叶广芩在写小说《洞阳人物录》时，涉及到对当地历史发展有影响的人物——土匪。叶广芩说她当时真不知道陕西哪儿有土匪，就拿张地图在上面找。她心想，土匪出没的地方肯定是最偏僻最复杂的地方，于是她的笔就游走到了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正好，地图上有个标明是镇的地名就叫“青木川”，于是就用了这个地名。之后，那个地方老在她心里萦绕，她不知道被自己在地图上选中的小圈到底是怎样的地方，也不知道她小说里的青木川和实际有着多大的差别，那里到底有没有土匪？后来到陕西工人报当记者，叶广芩终于有机会到距青木川不远的阳平关采访，跟当地人谈起了自己心里的谜团。于是有人告诉她，青木川在民国时出过一个叫魏辅唐的大土匪。他虽然是土匪，却兴修水利、架桥修路造福当地；他目不识丁，却建校兴教，培养青木川的后人读书识礼；他种植大烟，却只销往外地，不允许当地人抽；他娶了六房太太，个个有故事……
这个埋藏在心里20年之久的故事，终于还是被她写了出来。
陕西汉中市宁强县西约百公里的陕甘川交界地带，有个“一脚踏三省，鸡鸣三省惊”的老镇青木川。青木川镇老街始建于明代，成型于清中后代，鼎盛于民国时期。街道建筑自下而上似一条卧龙蜿蜒延伸800余米，古朴而典雅，现存有老屋260间。叶广芩踏上这片土地后，忽然觉得它是那么亲近，自己仿佛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很快她就和这里的百姓无话不唠，熟悉得如乡亲一般。
《青木川》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但里面的主要人物都有其原型。小说以一个解放后带枪投诚，却因误会被枪毙的半是乡绅半为土匪的魏富唐的传奇经历为主线，从青木川镇解放前夕战乱写至改革开放的今天，以这片神秘的土地50多年的变迁来见证历史变革中的功过。爱与恨、生与死、正义与邪恶、浮华与没落，在一个“土匪”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更蕴涵着深层的人生哲理及人性呼唤。对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对于那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简单的叙述是苍白的，非黑即白的答案又无疑是一种逃避。这就要求作家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去反思历史，以淡定的人文思路，解读这一现象。“土匪”对文明的向往，对山外文化追求，应该是青木川几代人延续的梦想，这个梦想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人内心世界的浩淼和历史的严酷，更使其散发出人文的光辉。
在描写历史变迁的同时，小说还不惜篇幅反映现代人思想的困惑，以及文物、建筑保护和开发的两难。这是叶广芩一直在研究的一个社会课题，她要让青木川的历史照亮它的现实，要让它的现实延续它历史中美好的部分。
她的小说“很会讲故事”
家族小说是叶广芩打开文坛之门、获得读者认同的一把钥匙。1994年，46岁的叶广芩以一篇《本是同根生》首次接触家族题材，《全家福》、《黄连厚朴》等家族题材长篇小说接连涌出，并先后被央视等改编成影视剧。出身于京城大宅门的叶广芩，从小耳濡目染了那里的喜怒悲欢、恩怨情仇，悦耳的京腔京韵中，她穿梭于红墙黄瓦、绿柳平湖之间，曾经煊赫的叶家，当辛亥革命后，“皇恩不再浩荡、俸禄亦如云烟”时，家道中落。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叶广芩满怀悲凄地离京后，大家族的一幕幕风云变幻、一次次风雨坎坷，却使她在拉开时空距离后有了一种更清醒的感受和认识。
儿时的叶广芩几乎没有正经读书，多是听评书，听父亲成本大套地“说山”，讲《西游》。认识了些文字便对《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很崇拜，想的是自己也能骑马射箭；后又对《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很痴迷，咿咿呀呀地学唱，为那半懂不懂的词句倾倒。中学喜欢上了田汉的剧本《关汉卿》，成段地背诵。“文革”时偷着看《拍案惊奇》和《水浒传》，精彩的情节叙述让我无法将书放下……有人认为叶广芩的小说“很会讲故事”，大概与这些不无关系。
叶广芩说，词人纳兰性德是叶赫家族中最有才华的人。令她在文坛如日中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正是用了纳兰性德的词作为每一节的标题。“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这首词是叶广芩最喜爱的，用它来记述家族说不尽的惆怅，恐怕是再确切不过了。在央视和老舍先生儿子舒乙的盛邀之下，她还担纲改编了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把它改编成了20集电视连续剧。当然，早年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才华才使她成为当然的人选。
每到重要场合，叶广芩就会一袭藏蓝旗袍出现在众人面前，与藏蓝旗袍相称的还有耳垂上的同色饰物，恰到好处。端肩挺胸走路的叶广芩，让人领略到女性的庄重与温良。为什么选择旗袍，叶广芩告诉大家：第一，可以显示中国传统女性的魅力，第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应该为自己的民族争光。
有很多读者拿她的家族小说中人物和她的生活去比照，比如《梦也何曾至谢桥》，小说中的人物穿一件水缎子绿旗袍，就有人一定要看一看她那件绿旗袍，很多人还让她领着去找那个裁缝。实际上叶广芩没有水缎子绿旗袍。当然也有巧合的地方，比如说小说里边有三个母亲，叶广芩的生活中也有三个母亲，小说中有十四个兄弟姐妹，她的家庭中也是十四兄个弟姐妹，七个男的、七个女的。她在《采桑子》里边给每个兄弟姐妹都写了一篇，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那么多的精彩的故事，如果把这些故事往实际生活中这哥儿几个身上套的话，有的套得上，有的套不上。叶广芩因此打趣地说，有谁专门研究文学理论的，能够把我这些家族的这些关系研究透，再把我写的小说研究透，她可以写出一个论文：从生活中的素材如何变成了小说。但一转眼，叶广芩的创作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谁都没想到，这回她关注的是生态和动物。
从家族小说走向生态文学
周至是一个山区县，地处秦岭。2000年，叶广芩挂职到这里担任县委副书记。周至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叶广芩陶醉，她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天地，身心完全融入这片土地。关注自然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以前也就是停留在口头，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到了周至县挂职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面对真切的自然，她形容自己换了一副“狼心狗肺”，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动物的思考来观察和理解当今这个社会。叶广芩很专业地说，所有的动物都有它们的喜怒哀乐，人类应该对它们的生存方式理解和尊重。所有生命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它存留的意义，不应该人为地干预它、改变它。因此，她很快就进入了写作生态小说的角色，写出了《老虎大福》、《狗熊淑娟》、《熊猫碎货》、《猴子村长》、《黑鱼千岁》和《长虫二颤》等一批动物小说。如今，叶广芩肚子里装满了动物故事。她非常爱怜秦岭地区的大熊猫，据她描述，秦岭大熊猫的脸是圆的，而四川卧龙地区大熊猫的脸是尖的，秦岭大熊猫更可爱。《熊猫碎货》就是以大熊猫为题材创作的中篇小说，“碎货”在陕西方言中的意思是“小东西”，用“碎货”比喻大熊猫，可见她心里的那份美滋滋的劲儿。
如果你听过她在《百家讲坛》所做的题为《从京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的讲座时，一定会被她的故事深深吸引——
“在一次围猴的过程中，有一个大母猴抱着一个小猴突围出来了。这个母猴突围的时候，背了一个别人的猴，自己还抱着一个自己的小猴。跑到一棵枯树上，再没有地方可跑了。一个猎人拿着枪和另外一个老猎人，两个人，对着猴就瞄准。正要开枪的时候，这个母猴对他们做了一个手势，这样。我说一个猴能做出这样的手势来，这猴干什么呢？它给它那两个小猴喂奶，这俩猎人就想，它喂奶等一会儿，给猴喂奶。那小猴可能也不太饿，吃了几口不吃了。这时候那个母猴就把那些枯树叶摘下来，把自己的奶水挤挤，挤到这个树叶上，把这个树叶放到小猴能够到的地方，放了很多的树叶。最后这个母猴面向着两个猎人，就把自己的脸一捂，叫了一声（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开枪吧）。这两个猎人再也举不起枪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不是动物，是一个母亲，从此俩猎人再也不狩猎了。”
这样动人的故事在山里还有很多，充满人文情怀的叶广芩怎么会视而不见呢？
对于停止正在热头上的家族小说写作，她这样认为，家里的事情、个人的经历，在不去碰橦它的时候，它会封存起来，但是这种封存永远是暂时的，到了一定的条件下，它就会像酒一样的发酵，就变成了很浓的酒。等老了，走不动了，可以关起门来，在书房里踏踏实实地写我的家族小说。
叶广芩至今仍是周至的县委副书记，当地的群众大都认识她。有人说，到周至县城，几乎是随便问上一个马车车夫：“叶广芩住哪儿”，就会有人把你带到她家。本来，按照计划，叶广芩挂职期限已满，该回西安去了。可是，周至县尤其是老县城村的群众集体向组织部门请求挽留她。结果叶广芩没走成，其实她自己也不想走。也许，她会在周至一直工作下去，直到退休的那一天。
老县城永远欢迎的人
也许，叶广芩豁达的人生态度源于她早年的不幸遭遇。196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流席卷了整个中国，因为出身的原因，她被迫离开了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京城四合院到陕西插队。到了陕西以后很快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弄到农村去了监督劳动去了。在农场劳动期间，有人给她介绍一个对象，是西安市的一个翻砂工，介绍人说翻砂工祖孙三代都是工人，你嫁给他，你的问题就可以清了，就不会老“提”你了。当时她觉得这是一条出路，态度非常积极，希望这个事情能成。人家又说，你嫁过去以后马上就能当家，当家的权力都交给你。那个工人有一个瘫痪的母亲，需要一个善良、脾气好、还懂点医、能管家务的媳妇。介绍人走了之后，她就一直等，不断问人家愿意不愿意。结果人家还是没看上她，觉得她的政治条件太差了。
或许是苦难经历使她对满目沧桑的老县城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叶广芩到周至县挂职后，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老县城。在她心里早有个决定，一定要让更多的人来关心和帮助这里，让老县城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老县城村人原来比较闭塞，叶广芩初到村里的时候，那里居然还没有人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现在的情况可是大不一样了。老县城村成了陕西人旅游的新景点，村里有了“农家乐”服务，家家向游人提供食宿，人人向游客出售自己采的蘑菇、木耳和自家养蜂酿的蜂蜜等，再也没有人扛着猎枪进山了。老县城村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游人。
叶广芩没有钱，只有笔，有想法，宣传老县城当然是利用文化。她到老县城后，就开始搜集照片，从人文历史到自然生态，300多幅照片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的有关故事。《老县城》甫一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拓展旅游业的想法有了依托，地方政府也就积极给与政策性的扶持。
让叶广芩最感欣慰的是，《老县城》还连带出不少额外的收获，比如，自开办旅游后，村民们通过与城里人广泛接触，懂得了卫生的重要意义。如今，村里的道路每天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老乡们原本不讲究的厕所也整治得比较像样了。去年5月，当叶广芩用《老县城》的全部稿费买了《老县城》，去老县城村送书时，远远看到城墙上贴着标语，她的心里有点冒火。“是谁这么破坏环境？”叶广芩问村干部。村干部笑着请叶广芩走近标语，原来，上面写着：“广芩你好，老县城永远欢迎你！”叶广芩的眼眶湿润了。她自言是“一个散淡的文人，混迹于豆棚瓜架之下，周旋于野老村妇之中”，与当年曾做过周至县尉的诗人白居易遥隔千年而心意相通。深山中的老县城曾是屯兵要塞，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如今则“繁华尽、风云歇”，惟有散落在衰草寒烟中的断壁残垣，陪伴这位作家时时在抚今追昔。曾经熙熙攘攘的人流、琳琅满目的货物，曾经的红男绿女、市井繁华，都已随风而逝。与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一样，老县城已经成了叶广芩的一块精神高地、一方灵魂净土。
在《老县城》这本书里叶广芩写到：“倘若我能预料到这种结局，我会早些进入这个领域，四年的老县城生活使我思考了许多写作之外的事情”。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多姿多彩，收获常在努力之后的不经意之时。
范小青：真情与温暖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范小青以文笔优美、描写女性心理见长，作品注重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是“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20世纪80年代，她曾以一部《裤裆巷风流记》风靡全国，近年又以刻画权力场上女性群像的《女同志》震动文坛。2007年，一部《赤脚医生万泉和》（载《华语西部文学》2007年一、二期）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身份的叙写。当然，这部小说不只是写“赤脚医生”，而是将其作为一个透视点，表达出作者对中国乡村社会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赤》一改颠覆历史叙写方式，用饱含温情的态度关照人、社会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由此展示中国乡村的根系，在平淡之中描绘出她内心的那个本真的世界。
出生在上海的范小青从小在苏州长大，1969年，随父母下放到吴江县桃源公社，那是与浙江乌镇搭界的一个半农半桑的地区。中学毕业后，范小青又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务农，应该说，她对乡村生活是很有感情的。90年代中期之前，她的小说叙事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老苏州生活，另一部分是乡村生活，近十年又增加了一部分，即职场生活。这对范小青来讲当然是个挑战。我以为，《裤裆巷风流记》和《顾氏传人》虽然一个是长篇一个是短篇，却是范小青书写苏州水乡生活的标志性作品。在时代的剧烈变迁中，特别是在90年代之后，苏州的小巷渐渐地消失了，老苏州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淡也就出了人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范小青一度对写什么产生了困惑，但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没有退回到书斋中、沉浸在虚幻里，而是走向了现实。有一点始终没变，范小青善于用琐碎的日常生活细流构建她的精神世界。她的小说是迷宫式的，人物的多重性和故事的多解性，在叙事的推进中得到了缓慢的释放，风格细腻而婉约，带着东方式的微温，内部流动着和谐、有序的节奏。
回忆那些“赤脚”的往事
赤脚医生，曾经是一个和光荣联系在一起的名词，在我的心目中，是带有英雄成分的。虽然没有乡村经历，小时候每到夏天，我也喜欢赤个脚（那时候叫光脚）到处乱跑，但那是为了和小伙伴玩耍，不仅不能关心别人，还常常划破自己的脚，给家长、邻里增加不少麻烦。细究起来，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庞大的乡村社会，除了对土地的态度以外，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并不显着，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从80年代开始才逐渐拉开了距离。就在那个年龄，我看到了电影《春苗》和《红雨》，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神圣的职业。那个带着小红“十”字的医药箱里，仿佛装着一个时代的梦幻。“赤脚”医生具有双重含义，必须解释一下，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一层含义是指那些乡间行医者未曾受过专业训练，另一层是形容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形象。他们来自民间，服务于民间，穿梭在田间地头、农舍村院。道理其实是慢慢明白的，比如说，当我知道“赤脚”的双重含义之后，开始有了乡村日常生活的概念，进而对农民和土地也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些概念和认识是模糊、虚幻的，缺少知性的成分，无法还原为具体的人物形象。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开始阅读范小青的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万泉和、万人寿、马丽和涂医生这些人物逐渐走进我的视野。
后窑当然是那个年代中国乡村的缩影。故事是围绕后窑医疗站展开的，问题出在后窑医生万人寿身上，他病倒了，后窑没有了自己的医生。谁来接班呢？万泉和。这个万泉和凭什么来接班，他学过医吗？没有。但他是万人寿的儿子，他不当医生谁来当呢？在没有适合人选的时候，万泉和理所应当挑起这副担子。尽管问题是明摆着的，万泉和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自己本身就是个不健全的人，但是后窑村需要这样一个人，能拿听筒，会注射。万泉和也知道自己不行，干不了医生，这事哪能糊弄啊！但现实又逼着他一天天、一年年当着医生。为什么？乡亲们认准了他，实际情况推动着他，欲罢不能。万泉和不聪明，可以说比较愚笨，但他又是善良的，悲悯的，他看不得农民生病受苦，他希望众生安乐祥和。最终他铸成医疗事故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个人的愿望怎么能敌得过强大的现实呢？不管是不是有意设计，这部作品自然涉及到乡村医疗改革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有其历史渊源，赤脚医生不过是历史场景中的一环。显而易见，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作者范小青的态度是贴心贴肺的，但又是十分警惕的，她放弃了对那段历史的颠覆，深入其中，淡化政治背景，写出人的生存状态。这正是我想着重加以说明的地方。正如意识形态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一样，它对那个年代中国乡村自然形态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万泉和并不是什么先进人物，他是一个既有先天缺陷，也有慈悲之心的小人物，他的身上既不闪耀着光芒，也不是漆黑一片。他是被赶上后窑医疗站这个历史小舞台的，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当然，问题还有它的多面性，比如涂医生被硬性下放到农村，马丽带着理想自愿去乡村，这些人物的介入，让我们逐渐看清了事实原委——后窑医疗站不单单是来一个医生的问题，任何强制性措施和个人因素对于庞大的中国乡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在大环境和背景下，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没有体制的保障，农村医疗落后的面貌就不可能彻底改变。即使是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十分尖锐。这些解读在小说中都溶解在了形象之中，形象的核心就是万泉和这个人物。万泉和真是让范小青煞费苦心了。也难怪她自己这样解释：闭上眼睛，就听到万泉和的声音，看到他惴惴的样子，总是惴惴的。他对生活的敬畏，他对人间的温情，他对世界的宽容，她对人类的博爱，他和他爹的几十年生活，这一切都使我感动……
说到这里，范小青写这个人物的良苦用心也就慢慢浮出来了。
女同志，手脚热了内心又如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女性主义文学到70后写作，有关女性生存经验的书写一时成为热门话题，这无疑丰富了当代小说谱系。但在差不多十年时间里，我们读到的作品多数局限于私人化场景，当然，这首先是对文学长期缺乏女性私人空间的一次反拨，进而被指认为文学意义上的创新意识。比如早期的林白、陈染，后来的棉棉、卫慧，她们对女性意识的重建带有特别鲜明的时代烙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开始向多样化和包容性方面发展，私人空间的重要意义自动消解。长篇小说《女同志》的出现，可以说恰逢其时，它通过女性在公众领域尤其是权力场，这一陌生环境里的努力与挣扎，拓宽了女性生存经验的领域，也是对新生社会形态的一次辨析。
长期以来，女性如何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始终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艺术形象上，则相对比较单一，这当然和时代的进程密不可分。而《女同志》传递给我们的是一些新的信息，至少它揭示的问题是多重性的。从表面上看，小说以机关体制状况为主轴，描述若干女性在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但说到底，它重在挖掘女性在这个环境中变化的可能性。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多数是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人物形象和现代女性在职场里的艰难处境，及其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我却是对范小青近距离书写生活更感兴趣。实话说，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女同志》是一部写得很“诚实”的作品，它是靠细节说话的，如果说它里面有隐藏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情感。在看似很少正面描写的文字里，人物情感的变化、走向正是这部小说向前推进的发动机。这在范小青的小说中是一贯的、持续的，已然成为她叙事的重要倾向，或者说理解生活的基本途径。
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大概15年的样子。在这段时间，中国人的思维（不是思想）是沸腾着的，我们目睹并切身感受着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当我们想要表述它的时候却发现，连接自己思想的渠道相当芜杂，要使它条目清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比如说，当你陈述某个观点的时候，还没讲完，不用别人提醒，你就会发现里面出现了漏洞，于是一个新的观点又滋生出来，假如你是一个生活阅历丰富的人，这样的岔头还会更多。作家也是人，是比别人思考多一些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创造形象，而不是概念。但是，现实情况是，形象被各种纷乱的概念模糊、分解了，换句话说，“欲辨已忘言”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而这一现象，与其说是令人头疼的事情，不如说是对作家揭示现实的严峻考验。范小青这些年一直在写，她的勤奋在文学界人所共知。那么，在《女同志》的写作过程中，范小青是否遇到过上述问题？出现过表达无力的状况吗？我当然不能妄下结论，只能从她塑造的人物身上去寻找蛛丝马迹。也因此，我对寻找答案充满了兴趣。忘了谁说过这样一句话：问题是小说的一半。当然，问题的程度和深度有赖于作家的知性和表现力，它们的依存是构成阅读的重要前提。
“女人和女同志应该是同一个概念。如果要说不同，可能只是理解的角度上的不同，一个是生理的女人，一个是社会角色中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社会，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所有的女人都称为‘女同志’，而在我的这部小说里，看起来是专指在机关工作的女人为女同志，但是我的本意却是写所有的女人都会碰到的问题，都会感受到的经验。”范小青在侧面这样解释这部小说。但我宁可相信阅读会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路径。这也是生活多元化给我们的额外赏赐。
小说主人公万丽是个善良、敏感的女人，一个追求进步的机关女干部，她知道感恩、会脸红心跳，她是内敛、节制但又不乏欲望的女人。这个女人并没有异质和特殊的价值取向，她似乎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曾经和我们朝夕相处，但她内心深处细微的变化往往被我们忽略了。一般来讲，我们并不期待她的生活发生多大变化，或者我们会把她的变化归结为“运气”使然，完全是偶然的东西。但她确确实实变化了，内心的激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程度，以致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她的沉浮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小说紧紧扣住了这一意旨，将万丽最微妙的情绪变化铺展开来，绘制出一幅女性成长环境的生态图，康季平的出现和消失仍这幅图上的雪泥鸿爪。在康季平“设计”之下，万丽化障碍为动力，一步步攀向事业之巅，这是她渴望的结果……女同志，当手脚热了，她的内心又如何呢？为什么会觉得常常有丝丝寒意呢？在事业上她能战胜对手、克服困难，但在情感上她失去了真爱，失去了温暖，心将是漂泊着的。
在我看来，范小青必定是摁住诸多细节在脑中的跳跃，坚持搭建起自己的表述框架，才保持住万丽这个人物的完整性。我甚至感觉到，有很多力量在拉扯着万丽，希望她成为另外一个人。比如，她终于不择手段了，她终于走到自己的反面了等等。但这似乎不是范小青对生活的理解，尽管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并不鲜见，甚至更为符合大众认知习惯。范小青恰恰给了读者“她自己”的可能性，她坚持了自己的逻辑，社会批判在她这里就是这个样子，万丽在她心中就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也许，范小青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用小说追寻生活中日见稀薄却又永恒存在的真情与温暖。这是出发点，也是终点，途经哪里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
黄蓓佳：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
到了一定年龄的人都会悟出一个道理，保有一颗“童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谓“童心”，就是把一颗“清澈”的心交给他人，交给读者。那是一种境界，创作的境界和人生的境界。黄蓓佳，通过儿童文学创作实现了自己的这一人生追求，并且让读者感受到了她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但同时，她又在成人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不俗成就，这在当今文坛并不多见。江苏少儿出版社推出的“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至今已经出版了七部作品，其中《我要做好孩子》和《亲亲我的妈妈》已经出了法文版。2007年3月最新出版的《遥远的风铃》再度热卖，引起读者关注。在这套系列小说中，新时代丰富多彩的儿童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各种社会问题也通过儿童视角展露在世人面前。
生活和写作都需要静心聚气
1977年，“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高考，黄蓓佳幸运地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进校不久，她写了一篇感受大学生活的文章。1978年，这篇文章在《山西青年》发表，编辑部寄来了7元钱稿费，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笔稿费。黄蓓佳用这笔稿费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小字典。铅笔盒伴她度过了北大读书时光，小字典作为“文物”至今还珍藏在她的书橱里。大学期间，黄蓓佳开始大量创作和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在《少年文艺》杂志老编辑顾宪谟老师指导和帮助下，《星空下》获得了首届“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学奖”，这是黄蓓佳创作生涯获得的第一个奖项，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此，她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直到今天写出《亲亲我的妈妈》、《飘来的狗儿》、《小船，小船》、《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等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和《新乱世佳人》、《派克式左轮》、《没有名字的身体》等多部长篇小说。黄蓓佳的梦想终于开花结果，香飘四处……
黄蓓佳身上散发出一种特有的纯洁浪漫主义色彩，一种与世俗不同的气息。这虽然同她长期倾心于儿童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关系，但从本质上来讲，还是她的为人处世态度在起作用。她承认自己曾经属于“先锋”和“异数”一类，70年代，她的小说因为对女性情爱的描写引起过争论，当时她甚至不屑于别人的批评，按她的话说就是“敢做敢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在逐渐进入文学深度之后，黄蓓佳对人和事的看法慢慢变得平和、豁达起来。对时下的文坛争论和各种炒作，表示宽容和理解。她形容自己的生活就是在书房里的“日复一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当然，这也是她乐于接受的生存状态。生活和写作都需要静心聚气，但不能因此丧失对生活的兴趣和情趣。在黄蓓佳视野开阔的家居中，不难发现她对生活细节的“有心”，无论是广口玻璃瓶里插着的大束鲜花，还是零散摆放的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各式小玩意儿，都体现出她对生活形式悠然与细致的态度。
生活和创作应该是一体的，互相渗透的，这才是生命的根本。黄蓓佳在一篇随笔里这样写道：“疾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死亡更促使人去回望生命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些使我们感动和难忘的点点滴滴。每天每天，我坐在窗口打字，院子里蓬勃生长的花草树木与我安静地相守相望，我的心里便浸透愉悦。感谢上帝，我健康地活着，可以思想，能够享受文字带给我的快乐。我甚至自私地希望这一段封闭的时间尽可能长久，好让我跟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厮守得更亲密一些，彼此间的交融更契合一些。”
读书读出来的《中国童话》
黄蓓佳从小就喜爱读书。她7岁时开始阅读，读的第一本书是《野火春风斗古城》，至今记忆犹新。小学读到一半，“文革”爆发，学校图书馆的很多书都被拉到操场上烧成了灰烬，生活中几乎不见书的踪影。对一个渴望读书的孩子来讲，就像小船儿在水上失去了方向。在文字的饥渴感的追逼下，常常是逮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所幸她的父母都是中学语文老师，家中多多少少有一些书可读，至少全套中学语文课本还是有的，于是她就囫囵吞枣读了个遍。实在没书可读的时候，就跟几个喜欢读书的小伙伴私下里交换可怜的藏书。有时，她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趁着傍晚的暮色，悄悄来到早已封闭的学校图书馆，将手伸进破碎的玻璃窗里，打开窗户，像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一样，一个一个爬进去，从不多的图书中偷出几本来，看完后再悄悄送回去。实在没有书读了，那些包萝卜干的纸，糊墙的纸……只要有字，就能充一充饥。那段时期，黄蓓佳的阅读内容很杂乱，文学的、地理的、历史的等等什么都有，正是少年时代的大量阅读丰富了她的知识，帮助她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她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阅读是世上最美的事情，它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快乐和美好回忆。”
在长期的阅读经历中，黄蓓佳最喜爱安徒生童话，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读安徒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安徒生不仅使她获得了精神慰藉，还催生了她文学想象的翅膀。2003年秋天，黄蓓佳读到了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意大利童话》。这是着名作家卡尔维诺根据本国各种方言记录的民间故事资料，加以筛选整理，用现代通用意大利语改写而成的。这个通过“童话书”向世界推介自己民族文化的方式立即吸引了她。当夜通宵失眠、辗转反侧的黄蓓佳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也要为中国的孩子写一本《中国童话》。如果说我这样的决定是“东施效颦”，那就让我做一次愚蠢的“东施”吧。我希望用我的笔让孩子们了解我们民族文化中美好的一个部分，值得让他们记住的一些东西。第二天，黄蓓佳给江苏少儿社编辑打了电话，说出了自己的构想，立即得到出版社的支持。在决定写作《中国童话》之后，黄蓓佳陷入了一个矛盾当中，“我本来的打算是要解构这些传统童话，用现代思想的观念将它们重新打造”，但最终她“决定原汁原味地写”。在这个解构、仿写、戏说经典成风的时代，黄蓓佳的选择承担了一定的市场风险，但保持了文化价值。第二年“六一”前夕，由《牛郎织女》、《小渔夫和公主》、《猎人海力布》、《美丽的壮锦》、《碧玉蝈蝈》、《泸沽湖的儿女》等10篇具有浓郁民族风情故事组成的童话作品集《中国童话》问世了。作为一次尝试，黄蓓佳成功地打开了关注本土儿童文学资源的闸门，丰富了孩子们的“中国阅读”经验，图书虽小，意义却很不一般。
然而，世界不完全是由童话组成，时常还会发生一些令人担忧，甚至惨不忍睹的事情。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黄蓓佳对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也十分关注。她受1991年11月1日发生在美国衣阿华大学校园枪杀案——“卢刚事件”的触动，在1993年写出了长篇小说《派克式左轮》，小说中的中国留学生学业优秀，工作努力，但在面临就业时，承受不住精神压力，开枪打死了导师和同学，最后开枪自杀。《派克式左轮》可以说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小说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美国存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派克式左轮》面世之后，因其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和事件本身的轰动效应，一度畅销20万册，并被全国30多家报纸连载。时隔十多年后，2004年2月的一天，云南大学发生了“马家爵杀人案件”，这个事件虽然和“卢刚事件”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青少年成长期的心理疾病已经不容忽视。用创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用文学形象来提醒公众关注。黄蓓佳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应该对公共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2005年，《派克式左轮》由她本人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故事发人深省，在大结局却给人以积极向上的人生启迪，深刻呼吁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态度。而在改编苏童小说《红粉》的过程中，黄蓓佳主张从新的角度诠释那段历史。在苦难中点燃希望，在磨砺中建立信念，为改造中的艰难和苦难抹上了一笔色彩，从而将那段历史以一种纯美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价值呈献给观众。
写作就是对自己的挑战
在黄蓓佳的“倾情小说系列”中，长篇小说《遥远的风铃》记述了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段故事：命运的机缘让一批省城教授、电影导演以及县中教学骨干，兼做了江心洲中学的各科老师。他们凄切而壮美的生命之花，开放在这片浩荡而贫瘠的土地上，激荡着少女小芽的懵懂岁月。她睁着一双澄明纯净的眼睛，目睹身边的世事沧桑、人生沉浮，朦胧地明白，又朦胧地惊讶。通过叙述让我们回顾：从前的花朵如何开放，从前的庄稼如何成熟，从前的风铃如何摇响。而《亲亲我的妈妈》，则是对孩子的阅读构成挑战的一部小说。书中写了一个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而患上了轻微抑郁症的母亲，和一个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中因而多少有一点孤独症的孩子。这样的一对母子，从孩子出生后就分离，到孩子十岁时才相聚，开始的时候他们之间必定是格格不入的，是戒备紧张的，是疏离和陌生的。但是他们在相处过程中，通过彼此的努力，慢慢地靠近、理解、融洽，到最后终于牵起对方的手，互相支持和鼓励着，共同去走人生的路。这样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主题，用在一本儿童小说中，不光对孩子的阅读是一种挑战，对黄蓓佳的写作也是一个挑战。多年的创作实践告诉她，具有挑战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写作，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黄蓓佳这样认为，面对这一群成长过于迅速的孩子，他们需要有深度的阅读，有质量的阅读，有品位的阅读。不必去弯腰放低自己的姿态，迁就孩子的高度，要站起身，甚至踮起脚，让他们伸开腰节，舒展灵魂，去努力地触碰和攀登。要在他们有限的成长时段中，送过去最好的精神食粮。
在成人小说创作上，黄蓓佳也为自己设置了不少难题，在“走出固有叙事模式，寻找新的想象动力”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并获得了成绩。
40岁以后，黄蓓佳觉得自己在驾驭题材方面已经比较裕如，在怀旧情绪的支配下，她开始不停地书写自己的故乡。后来的长篇小说《新乱世佳人》、《目光一样透明》、《没有名字的身体》、《漂来的狗儿》，都是和故乡、家族以及个人心灵有关的作品。尽管说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但这几部书是她全部文字中最沉重的部分。《新乱世佳人》是一部历史小说，时间跨度比较长，从民国初年一直写到解放后。在这部小说中，黄蓓佳用崭新的视角诠释了东方女性心碧这一形象。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男人就像一棵大树，女人就像缠绕这棵大树的藤，因为这棵树太高太直了，所以风雨雷电到来的时候，最先折断的就是这棵树，但是树死了藤不会死，因为它有一种柔韧，一种顽强。因为她有一种母亲的、对家族的责任、忠心。她死活也要把这个家撑下去。因为她内在有很多的力量，最艰苦的时候反而是发挥的最淋漓尽致的时候。她更多的潜力在那个时候就迸发出来了。而男人刚而易折，通常禁不起反复的打击。通过一系列细节描述，东方女性的隐忍和智慧，在这部作品中被挖掘和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因为如此，小说在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同样在观众当中激起了共鸣，乃至网上评片、求片观众的声浪不绝于耳。
《没有名字的身体》应该说是一部具有强烈实验倾向的长篇小说，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黄蓓佳是一位求新求变的作家，更是一位有“女性自觉意识”的作家。首先是语言上的创新，其精细、准确和韵味，扩大了小说力求营造的情感氛围，其次是叙事的回环、引而不发，娴熟的技巧，所造成的阅读期待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使读者完全进入了一种“隐有波澜未成潮”的意境当中。“灵魂的力量”是这部小说渴望揭示的中心意象。“是的我没有老，我对年轻的女孩子们满怀妒意，暗中还存有跟她们一比高下的念头。我不能够老，我喜欢的那个人，我深爱的那个人，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皱纹纵横、沧桑疲惫的模样。他认识我的那一年，我十三岁。从此以后我没有长大。我在他的眼睛里再没有一丝一毫改变，从面容，到身体，到灵魂……”在如此强烈的精神旋涡里，女性的内心世界被精细刻画到了毫厘。小说似乎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当爱从肉体出发，抵达道德和信仰彼岸的时候，她到底会衍生出什么？正如杜拉所说的那样，小说不仅是叙述故事，也是叙述故事没有发生的一面，叙述故事的空无所有。《没有名字的身体》是对一个人，一个女人生命的变异性发出的严峻追问，也是对人的精神领域可能性的一次深度探询。
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琥珀
黄蓓佳的新作《所有的》，让我看到了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新的迹象：在努力追求小说艺术的前提下，侧重于对生活细部的描述。也就是力求艺术层面在叙事过程中的安全着落。这当然和黄蓓佳的叙事风格有关，她自己也强调，不追求宏大叙事，喜欢从生活细节出发。《所有的》这部小说在生活和艺术层面的结合，可以说是对小说叙事的一次“正本清源”。小说外在结构的稳定性，及其内在情景的不稳定性，使传统叙事方式与现代生活逻辑形成相辅相成的依赖关系。
这部小说是精细的，犹如一把手术刀切入生活的经络，一丝一丝的剔开，一缕一缕的展示。故事沿着艾早、艾晚生理和心理成长，这两个叙事逻辑发展。生理成长逻辑在客观上推演出时代变迁，岁月倥偬给人心灵投下的印记，知性相当饱满；而心理成长逻辑，解释了意外事件产生的必然性，这既是小说家敏锐艺术嗅觉的流露，也是对时代精神的某种探询。一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早就潜伏下来了，在那里发酵、滋生，等待爆发时刻的来临，这也是对人的无意识行为的文学表现。
二十世纪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文学的戏剧性，专注于人的卑微。古典小说中人的光辉形象被彻底颠覆，神性不复存在。事实上戏剧性和人的精神性、人的丰富性、人的高贵密不可分。人物处在爱与恨、软弱和强硬、苛求与宽肴的矛盾交织之中，那种紧张的对峙，正是古典小说得以流传的法宝。《所有的》这部小说从人物命运着手保留了戏剧性发展的空间，同时对生活的偶然性进行开掘，从而使时代精神的展现更加饱满，使叙事更有强度和韧性。
在小说书写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对生活差异性的严格拒绝，到被动接受，再到安然认同这几个阶段。艾早和艾晚的行为轨迹大体展现了当代社会的伦理变迁。这就很自然的使小说自始至终在矛盾中运行，一方面是对亲情、对爱情的执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是不断焦虑的回望历史。这两个向度最终导致人物命运的形成。而以家庭为载体的爱与伤痛、占有与奉献，物质与精神的纠结，弥漫着伦理与道德的角力。
小说给了艾早、艾晚的成长以足够铺垫，使人物的塑造更为结实、可感。这是很多女性题材小说所缺失的。这对孪生姊妹花天生的性格差异，其根本还是体现在对女性情感世界的不同表现中。艾早是锋利、飒爽的，艾晚则是坚韧、柔和的，她们一旦结合起来，就会化为美丽无比的极品琥珀。但她们注定了天各一方，相互担忧。陈清风这个“无用书生”与张根本这个“混世魔王”的柔美和残酷，让艾早、艾晚的生命体验达到了极致。他们宛如燃烧的琥珀，“把它举起来对着天空，眼前就成了一团混沌的宇宙，人置身在半透明的蜜色世界中，仿佛在慢慢地走向五千万年前的历史，温暖，悠长，澄明。”这个附着神灵的自然之物，若隐若现，像一颗悄无声息的种子在小说中不断生长，终于成为揭示命运谜底的暗语：这世上，每个人都将是他人的琥珀，不管你是高贵的还是卑微的，不管你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储福金：倾听黑白的撞击之声
储福金先生的小说创作以笔法细腻见长，特别在人物塑造上，秉承了中国古典文学讲究韵味的传统。长篇小说《黑白》是他集多年创作经验与生活积累的一部力作，在讨论这部作品前，我想先说几句题外话。按照我对当下小说的粗浅认识，以及这些年的阅读经验，我的第一感觉是：《黑白》是一次“向内转”的深度写作。它的潜在意义还表明：一个具有严肃创作态度的作家，应该从自己的心里往外掏东西。与此相对应，这样做小说的作者是愈来愈少了。尽管可以这样解释，各人做小说的方法不尽相同，或快或慢是正常的，创作精力旺盛，一本接着一本的出书，并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的有表达的激情和欲望？是不是有丰富的积累和储备？如果问得再罗嗦一些的话，就是，到底为了什么去做一部小说？一个作家还是应该认真面对这些问题的。缺少这样的自省和自问，匆匆动笔写作，作品出来了就会产生更多的疑问。无节制的、复制式的书写，造成小说数量浮肿、质量贫血，并直接导致阅读审美倦怠，已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小说有自己的生成之法，虽有千变万化、千差万别，却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作家以何种身份进入写作。比如《黑白》的作者储福金，小时候受父亲影响开始下棋，一下就是几十年，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棋局，见到过各种各样的棋手，“棋”在他的心中不说是完整的，也是足够丰富的。如果以感情为基点，“棋”也可以说是与他的人生血肉相连的。以此构成写作，应该是《黑白》的必然。
《黑白》是一部以围棋为核心的文化小说，但又不仅仅是写文化，还涉及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命运坎坷的人生，并客观呈现出中国传统价值观与当代社会价值取向的落差。这是我对这部小说最现实的解读。如果延伸一些说，就要复杂一些。棋，作为文化，是一种普适性的存在，但对于棋手而言，则成为一种境界，最根本的是求其道。棋王这个称呼，便是对得道棋手的世俗认定。或者可以这样认为，棋局的变化多端与奕棋的常在之道，人生的一时之需与棋手的为“王”之道，两者相对应所产生的对人生况味的体察，才是这部小说的主旨所在。它可以在约定俗成的历史中存在，也可以在不确定的时间河流中显现。因此，在叙写文化精神的时候，作者恰恰避开了非黑即白的对立性，而是力求表达它的复杂性与渐变性，以一些日常琐碎的细节、看之不以为然的小场面，逐渐积累，而达致小说的核心。
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在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荡时期。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棋手的成长似乎更为艰难。面对接二连三的战争，国家时刻处在危难关头，民不聊生，生存已经不易，以“棋”为生所承担的风险可想而知，当然，这是一个局外人对羊陶子人生经历的简单判断，而羊陶子本人从拜辫子师傅任守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与“棋”的缘分。如何成为“棋王”，并非小说所要表达的思想，一个孩子通过奕棋成长起来，他所得到的人生经验，及其在自然而然中传承了民族文化的精髓，才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小说的叙事章法似乎也与奕棋的方式有某种暗合。先是从混沌之处开盘，当羊陶子看见石桌上镌着纵横十九道经纬线的棋盘的时候，天真纯朴的生命照见了最初的曙光，进而在余园众高手的衬托下，一举获得少年棋才的美誉，再伴以认识梅若云，人生开局光鲜。然而开盘后却出现了迂回，只“识”白棋单行道的少年棋才输给了对手方天勤，初尝失败之痛，小舅被赶马车的肇事者压断脊梁，撒手人寰，羊陶子也因此失去了人生依靠，以买报童为生，跌入为生计奔波的低谷，逐渐体会到伤痛之苦。
街头玲珑棋局，可以说是进入了中盘，羊陶子由古人棋谱里感受到古代棋贤的妙算、伏着、劫争，对黑棋的攻杀之力有所体察，还迷上了胜棋赢钱的感觉，少年棋才的青涩味渐渐散去。芮将军府中的棋士身份使他由奕棋进入了对社会的认知，与西南王对奕，先执白，意存棋谱，解脱取势，以飘忽棋形胜之；再执黑，步步凶狠，一心算计，断中起断，围中有围，以手筋阳谋胜之。中盘必然是漫长的拉锯过程。这时的羊陶子软中有硬，柔中带刚，虽具备了独立的人格，开始向人生的深处探询，仍未尝到灵与肉的挣扎之苦。陶羊子与梅若云的盲棋，暗喻了一段感情的无所傍依，正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但却使黑与白融为一体，初识无痕境界。恍惚之间，经与芮将军交手，忽然感受到世间的无常。人生所到之处，无论是政局、事业，还是情感，统统都在黑与白的缠绕之中，相互转变之中。人生自有大起大落，中盘往往经不起一着之失，他在生活中有得有失，得又何喜？失又何痛？再与民间百姓下杂乱之棋，学会“耐性”，对人间烟火、江天一色了然于心。得知梅若云嫁给秦时月，陶羊子心中伤痛，不得以而忘情。再与方天勤对弈，能以弃为取，以屈为伸。很明显，这是一盘高于对手的棋，却因为“赢者不得再与任秋”交往的赌约，主动认输。为赢而输，为输而赢。世事如棋，棋如人生。
战争是结束生命的异常手段。陶羊子不幸生活在那个时代，因此他人生的收官阶段必然是诡异而多舛的，这也符合一代棋王的大气象。日军轰炸南城，任秋与胡桃不幸惨死。中年丧妻，被迫流浪，陶羊子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困难。民族的命运，如一盘棋一样遭遇了大劫难，如何坚守一己之力，这才是最大的考验。陶羊子终于把任守一传给他的棋作价千元卖给日本人松三，再将钱捐给中国军队，以此微薄之力作为抗争。大病濒死的陶羊子，在浙西山岭为当地女孩阿姗所救，偏居野外，大半年丧失行动能力。阿姗伐竹捕猎，养护他的精气。山为黑色，水为白色，天地间恍如一个巨大的黑白棋局。在天地的棋局里，陶羊子看见了水之静，山之深，水之寂，山之空。万法终于消融，臻无我无物，无棋无人之境。
每一次小的领悟，每一次棋力增长，都伴随着伤痛，这正是人生棋局的写照。当陶羊子最终成为东南围棋第一人时，名至实归，此时的他由棋看到了世界的真相，对功名利禄已经失去了兴趣，安详的心灵、平静的生活，家乡江南小镇才是他的归依。但未经人生奋斗、未尝苦辣酸甜，未有生死搏击，就无法抵达辉煌，更感受不到平淡的人生之美，这一切似乎是恒久的真理，却又是不可言说的艺术的神秘之源。储福金深得其味。
李佩甫：物质时代的精神守望
上个世纪末，河南着名作家李佩甫曾以长篇小说《羊的门》轰动文坛，并由此被视为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在《羊的门》之后，李佩甫又推出长篇小说《金屋》，这是一部探讨人类如何在大地上栖居的小说。在此基础上，他更进一步，深入商业社会的核心，在商战的硝烟中，探究人的灵魂状态。这就是花城出版社最新推出的长篇新作《等等灵魂》。在这部小说的题记中，李佩甫引用了印第安人说的一句话：不要走得太急，请等一等灵魂。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浮躁、急功近利的现状来讲，这句话具有相当的警示作用。《等等灵魂》正是通过这个切口，绘制了云谲波诡的“第一商业帝国”兴衰史，因而被喻为是一份“中国商界病相报告”。
心系“土壤与植物的关系”
身为中国作协全委、河南作协副主席的李佩甫，在创作上态度十分严谨，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他做了长达20年的准备。可以说当商业大潮开始席卷全国的时候，他就在琢磨这部小说了。他的发现是，商业浪潮滚滚向前的同时，人的精神也随之出现了变化，道德生态告急，社会问题愈来愈多，也愈来愈复杂，这无疑是李佩甫运用文学形象揭密商业社会的重要原因。这些年来，李佩甫陆陆续续研究了上百个活生生的商场案例，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企业家，为这部长篇积累了深厚的基础。从“官场”转向“商场”，既表现为他所理解的社会的转型，同时也是他个人创作的转型。
《等等灵魂》以大都市商战为背景，描写了转业军人任秋风在情场失意之际，接手一个濒临倒闭的国营商场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凭借着大胆的创意、过人的公关能力和卓越的商业才能以及“商学院三枝花”的鼎力辅助，任秋风在商海中生死搏杀，令商场奇迹般崛起，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超市航母。随着事业抵达巅峰，各种利诱让他迷失了灵魂，在权力欲驱使下，盲目拓展，终令苦心经营的“第一商业帝国”全面崩塌，“商学院三枝花”亦分道扬镳……滚滚红尘，有人梦圆，有人梦碎……
对于《等等灵魂》这部小说，业界有这样一个评价：李佩甫从纯文学作家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这个评价讲的是现象，主要是指作品已被更多读者接受。但问题也是有的，这个“转型”是否以牺牲小说的文学性为代价？只有作品本身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将李佩甫的小说指认为“写官场、商场”，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对自己的写作取相，李佩甫形容为是“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在社会生活里，谁能逃避一层层的结构形态呢？人已经被社会生活符号化了，小说在展示一个个生命过程的时候，无法把人与符号剥离。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把人当做大地上的“植物”来写的。《等等灵魂》仍然是在表现“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只不过在“平原”上另开了一个窗口。这个“平原”是城市而不是乡村，是作家精神领域里的“平原”。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国人正在一步步地从物质生活的困顿中走出……当物质的压迫逐渐消失后，精神问题就上升为主要问题了。这对物质匮乏的年代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过去能够忍受的生活，现在却无法忍受了……人们正承受着金钱和欲望的双重压迫和冶炼！《等等灵魂》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特征。
对生活抱有一份真诚与豁达
李佩甫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哲学思考化作生动的人物和故事。他从来不满足于只讲一个故事，而是借助故事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性的发现与思索，这些发现却又是经常盘旋在我们的脑海边，常常使我们陷入苦恼的一些问题。他所塑造的人物，所讲述的故事，总是令我们有一下子撞到什么的感觉，那就是结结实实的现实生活。
李佩甫对人的精神现象充满了兴趣。他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童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的童年，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这是从性格方面来说的。人的性情是要环境来滋养的。尤其是童年，一个人在一个相对健康的、不受侵扰的环境里长大，那么他的心性会相对地健康一些；相反，一个人在倍受屈辱、食不果腹的环境中长大，他的心性很有可能是病态的、不健康的。这种病因是从小就种下的，到了一定的时机、气候，他的病症就会发作……所谓的“精神贫困”就是这样一种病态的、非物质的人生困境。
对于《等等灵魂》这部小说，他还有一些有趣的比喻，那就是：颜色、变量与沙盘。他用这三样东西来总结和归纳自己的创作感想。颜色。大街上流淌着很多的颜色，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或者说，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风尚。我在城市的、不断变幻中的颜色里泡了五十年，就想说一说这个时代的“颜色”。这颜色是很染人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是一种催化剂。它有着物质的外表，却透视着、影响着人的精神走向……所谓的“商业”也仅仅是我的一个“切口”，一种叙述的方法。我曾多次与那些在“一个时间段里”是千万或亿万富豪的人士们交谈，有时候，人已经疯了，可他自己并不知道……于是，在斑驳的时代大潮中，我想给自己，也给这个时代提一个醒儿：等等灵魂。变量。这是一个急速变化中的时代，社会生活多元了，丰富了，也复杂了。我觉得，我写的是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迷失状态。我所写的这些人物应该都算是生活中的“勇敢者”，或者叫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而，他（她）们的灵魂里是有“病灶”的，也许是童年，也许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他们的灵魂曾经受到过某种戕害，以至于在适当的气候中发作了……据此，我以为，一个人的精神贫困对人的戕害是大于物质贫困的。沙盘。文学是“沙盘”，不是“药方”。没有任何人敢于或者说可以给这个世界开药方。就是开了药方，也是不管用的。过程是不可超越的。我期望的，仅仅是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注意。况且，这些“病相”不是一次性的，它几乎是伴随人类终生的。
“病相”被发现了，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往往才是事情的开端，因为我们都在其中，都在扮演着某个角色。李佩甫不仅对创作是严谨的，对生活也常抱有一份真诚与豁达。
中原大地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李佩甫一直热衷于讲述中原大地的故事，致力于中原人格的开掘和塑造，他的小说根须深深扎根在这片泥土里，二十多年始终没有动摇过。他熟悉这片大地，关心这里的生命状态，并且诚实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在他心中，中原大地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李佩甫上文学之路应该说是很偶然的，也可以说是阴差阳错。他家三代赤贫，爷爷是给人扛长工的，到父亲这一代，也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到城里当学徒……等到他懂点事的时候，家中惟一有点文字的东西，就是半本黄历。所以，上小学的时候，他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东西特别亲近。小学三年级，班上的一个同学在无意间给他了极大的帮助。他的父亲是清华毕业的，右派，在街头打零工，常常被街道上的妇女们训得咧着嘴哭，可他家里有书！从九岁开始，这位右派的儿子，他的同学，就一次次地从家里把书偷出来交给李佩甫……那大部分是俄罗斯文学。看书当然是有代价的，不是一块橡皮，就是一块糖，或者是一个弹子，而且还限定时间。李佩甫不无感叹的表示，自己读书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的恶习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后来他有了四个借书证：文化宫图书馆的、市图书馆的、地区图书馆的、县图书馆的，书本成了他少年时期唯一的快乐之源，也是他最好的老师。
生活本身也是一本书，对于李佩甫来说，这本书就是乡村。少年时期，几乎每一个假期，他都是在姥姥的村庄里度过的。那时候，在姥姥的村庄里，乡人们曾给他一个准确的评价：这个孩子不像个城里人。因为他经常赤条条地在乡间的田野里跑来跑去，晒得黑黑的，和当地的孩子们一道蹲在粪堆上吃饭，甚至还能割草挣工分……关于田野的记忆太深刻了，使他终生受益。成年后李佩甫又下乡当知青，当生产队长，连自己都觉得是个乡下人了。这个心理逐渐沉淀下来，经过时间的浸泡熏染，经过一次次的修正和过滤，就像是磨豆腐或做酱一样，也是九蒸九晒、一遍遍在记忆中筛选、淘洗、凸现，认识再认识，终于化着一篇篇散发浓郁乡村气息的小说。
李佩甫早期作品最擅长的就是剖析当代农民的精神，因为他太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了。通过对农民成长过程的描述，李佩甫生动地表现出中原文化的独特生存环境。《羊的门》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中国的民性、民心得到深刻揭示，人性、人情、人欲也都得到淋漓尽致的批判和揭露，尤其是从底层爬到高位的农民的心态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正如小说《羊的门》的编者说的那样：《羊的门》很难复述，很难归结。读鲁迅的作品，也常常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你可以用你的观念复述或归结阿Q，但你不能说你所阐释的阿Q是唯一的阿Q。呼天成、呼国庆身上所蕴涵的社会学意义，也会见仁见智。是植物说明着土地还是土地说明着植物，即使在我们和作家的本意之间，也会产生认识上的差距。这样就对了。这说明《羊的门》进入到了“说出只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的境界。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继《羊的门》之后，李佩甫又写出了一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金屋》，在这部小说里，李佩甫再次展示出独特的发现——在对人的物欲的发掘上，没有停留在金钱给人带来的直接的负面效应上，而是探讨金钱引入后所造成的人与大地关系的变化。在李佩甫看来，房屋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它还反映了人在大地上的栖居方式；正是房屋，让人，这个大地上的流浪者，获得了一个扎到土地里的根，进而建立起自身存在与大地的关系。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平原”，这么一块土壤，不管怎么糟糕，那也是生生不灭的。下一步，他打算花五年时间，写完“平原三部曲”，也就是《羊的门》、《城的灯》后的第三部，给“平原”系列长篇划上一个句号。
肖克凡：人与机器的历史错位
《机器》是肖克凡历经五年增删三遍始成书稿的一部力作。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摒弃了时下流行的肤浅和粗糙的写作狂欢姿态，深入探索中华民族近半个世纪变迁革新的历史，体察建国后中国工人的追求和奋斗的心路历程，用一颗照亮了植根在国人心中却很少被提及的岁月。应该说，这是一部饱含了深刻思考的小说，是一次挑战难度的叙事。肖克凡的作品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机器》和《最后一座工厂》为代表的“工业题材小说”系列，另一部分是以《天津俗人》、《天津大雪》、《天津制造》、《都是人间城郭》等为代表的“津味小说”系列。
工业题材小说的新高度
《机器》有这样一个基本线索：华昌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