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世界与开放的思维
在将近30年的阅读经历中，有三本书令我难以忘怀，可以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打开了认识这个世界的一扇窗户。
如何认识历史，并把握历史的真实。这既是个学术专业问题，其中也包含人们很关心的社会性常识。然而，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切入，往往得到的结论差距很大。事物的局部和整体的不同逻辑关系，还常常使人们形成偏见，眼界模糊。1980年代以来多次重印的《万历十五年》，对于走出历史“沼泽”的国人来讲，不只是讲述四百年前的一本历史书籍，更重要的是它解放了人们的视阈，使人看到了走向历史的多种可能性。我曾经在笔记中写下这样的阅读心得：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将有可能掌握的历史资料进行综合性对比，揭示了当代与历史的新的逻辑关系。这部以公元1587年为轴心的书，面对的是辽阔的历史空间。黄仁宇先生大胆将这一年当做中国两千年历史的一个拐点，强调“将现代中国的底线往后移，事实上是移到鸦片战争前两百五十三年。历史显示，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早在当时就已存在了。”而“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平安。”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的危机处理方式，才是明朝走向败亡的直接原因。那么，现代中国应当汲取怎样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无疑，黄仁宇结论式的答案唤醒了一代人的独立思考意识与思想空间，这是这本书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当然，《万历十五年》优美的文笔，张弛有致的叙述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书写。
文学对中国30年变革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它既来自于民族的自我觉醒，也与外来文化的冲击密不可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作家，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百年孤独》以巨大的信息量和高超艺术表现力攀越了20世纪人类想象世界的新高峰。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要为我的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的文学归宿。”魔幻现实主义曾经对中国的先锋写作，包括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在内的一批作家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那段历史就会发现，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在于它对现实世界的民族化思考，而不是简单的艺术形式革新。其实，《百年孤独》是站在一定高度上，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对整个拉美的文化处境进行了反思。《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是个落后、封闭，被现代历史遗忘的边缘地域，是拉美殖民国家的象征或缩影。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其对现代文明的怀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我们所忽略，比如，他创造性的采用玻璃和镜子来比喻梦中城市，隐喻那是一个禁锢人的封闭世界等等。就小说的丰富性而言，《百年孤独》也可称为巨制，小说涉及战争、爱情、伦理、衰老和死亡，还有它不断被诠释的主题——孤独，而所有这些元素都和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有某种精神上的暗合之处。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作品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
1845年春天，美国自然主义（又称超验主义）作家梭罗在老家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边建起一座木屋，过起渔猎、耕耘、沉思、写作的“简朴生活”。他在后来出版的《瓦尔登湖》一书中提倡回归本心、亲近自然的人文观点。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透视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19世纪，西方社会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工业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尝到了现代文明的甜头，于是纷纷远离田野，奔向“充满梦想”的都市。田园风光不再，人类的精神状况日益恶化。梭罗作为一个清醒者发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作为一位彻底的超越论者，梭罗相信人有改善自己心灵的非凡能力，终究会做出对与错的判断。藉此他得出结论，如果人能专注于乐观，就能在人世间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世界。并且他深信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梭罗说自己是“大自然的挚爱者”，但是，他又说：“我绝不希望有任何人采取我的生活方式。”他更看重简单、自由、挚爱、独立的精神内核，而不仅仅是某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即使生活的大自然之中，如果缺乏“精神内核”，仍然远离生活的真谛。当年我在读这部书时，完全是将其作为一部新散文来欣赏的，并且被他朴素而简洁的文字所感染。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慢慢领悟到，这是一部思想之作，一部开拓人的视野，拓宽人的思维的“自然之书”。梭罗研究专家哈丁的概括或许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梭罗有所启发，他认为《瓦尔登湖》至少有五种读法：1.作为一部自然的书籍；2.作为一部自力更生、简单生活的指南；3.作为批评现代生活的一部讽刺作品；4.作为一部文学名着；5.作为一本神圣的书。
常在阅读，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好的读物总是鼓励和引导读者形成开放的思维，由此而清理自我的无序和杂乱，并从偏见和狭隘中解脱出来，以崭新的精神视野面对外部世界，作出接近客观的价值判断。
小说与影视的几种关系模式
谈到小说与影视的关系，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两个艺术形式之间的不同特性。高度个性化是小说创作的基本出发点，而现代影视则是一种集体创作行为，是一种产业化的艺术品集成。两者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对受众有不同的要求。小说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它运用语言承载思想和故事，对读者的要求会比较高，而影视是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它通过声光影直接输送给观众视觉形象，诉诸感官。问题是，自影视诞生之日起，这两种艺术形式始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到如今，更是密不可分，可谓成于斯亦败于斯。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快速进入影视时代，毫不夸张地说，影视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广泛的覆盖面、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和综合性的艺术韵味，完全取代了小说在文艺领域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前提下，部分小说被迫改变了自己的产生机制，以适应自己对影视的融合。影视文学这一新的概念由此产生。所谓影视文学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小说与影视的关系模式决定了它的性质和特征。从目前的状况看，小说与影视的关系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
小说的影视改编，是传统的关系模式。在1990年代之前，这一关系模式历经了数十年而未变，直到第五代导演仍然延续，他们的重要作品如《孩子王》、《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电视剧同样如此，《四世同堂》、《蹉跎岁月》、《新星》、《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以及历史剧《三国演义》、《雍正王朝》等均为小说改编。这些作品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和独特的思想光芒，保持对现实、历史、人性的思考和批判精神。自1990年代初期，王朔开启作家“触电”先河之后，作家逐渐投身影视，引发了这一关系模式的变迁。
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益的驱使难免促使人改弦易辙，“为影视艺术而小说”的作品，在新世纪的经济大潮中应运而生。紧接着，中间环节被取消，索性出现小说与影视“同期作品”，被称为影视同期小说，即剧本化小说。这一关系模式使小说丧失了独立性，转而成为影视作品的附庸。如《中国式离婚》、《绝对权力》、《深喉》、《我主沉浮》皆因考虑影视改编而过度戏剧化，淹没了小说本身的价值。作家都梁是个非常鲜明的例子，他的早期作品《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都是先小说后影视，而新作《荣宝斋》则是小说与影视同期推出。
在影视商业价值的推动下，近两年，还出现了小说创作于影视作品产生之后的现象，也就是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度创作，这一关系模式正好和小说的影视改编相反，可以说成是影视作品的小说改编。即所谓“电影——小说”、“电视——小说”如《刮痧》、《大腕》、《英雄》、《手机》等，都是影视走红之后才出版的小说。而电视剧翻拍、重拍热则是将以上三种关系模式进行杂糅，如《四世同堂》、《夜幕下的哈尔滨》、《敌营十八年》、《上海滩》、《一帘幽梦》等早年红火的电视剧被翻拍和重拍，2009年，还出现了李少红版《红楼梦》、吴子牛版《水浒传》、浙江卫视版《西游记》和高希希版《三国演义》等翻拍、重拍剧。
畅销小说作家海岩指出，“我们现在处于视觉的时代，而不是阅读的时代，看影视的人远远多于阅读的人，看影视的人再去阅读，其要求的阅读方式、阅读心理会被改造，对结构对人物对画面感会有要求，在影像时代，从事文本创作时应该考虑到读者的需求、欣赏、接受的习惯变化，所以作家在描写方式上很自然会改变，这是由和人物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代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决定的。”他的这一说法很好的解释了当下小说与影视关系模式的变迁。对此，有人担心小说精神空间的萎缩，也有人怀疑小说存在的价值。实际上，面对视觉文化或消费文化的冲击，现代以至后现代条件下文学性的消逝只是一种新的循环过程。文学和影视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永远不能互相替代。也就是说，世上只要有读者，只要人们还需要情感生活，文学就不会消失，小说自有它的成长环境和生长规律。
商业时代的文化重塑
一般意义上讲，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显明特色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最终会形成一种信仰，集中表现在对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归属的关注。文化自身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它的精神自救，它能够使一个民族在历经风雨后获得新生，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一个曾经贫弱、清瘦的少年，在蹉跎岁月的磨练、摔打中，会长成一个粗壮的汉子一样。随着社会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业时代的文化形态趋于复杂化，包容、妥协、合作、互动和双赢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这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多样性催生的花朵。
中国古代文化，在先秦时期即已经基本成熟，在后来漫长的封建社会，又获得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文化的发展如同河流的延伸，必定有其作为主流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它体现的是最朴素的平衡与和谐的观念，源于中国古人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和对自然界观察的总体结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依据的思想理论体系自然非常庞杂。到近代社会以前，为中国古代文化提供思想资源的主要是三大理论体系：儒、道和佛。儒、道学说，形成于先秦，是中国的本土文化，而佛教文化的形成则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一般认为自东汉以后传入中国。可见中国文化有接纳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在总体上看，中国文化不断沿袭，逐渐形成的精神实质，可以概括为“和谐统一”四个字。我们今天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和这一传统可谓一脉相承。
毋庸讳言，在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问题也存在不少。拿现代社会来说，自20世纪以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古老的中国面对宏大的社会变革图景，所涌动的政治浪潮、文化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对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虽也有诸多的肯定，但主要是对其负面因素的否定和清算。在迅速建立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的急躁情绪支配下，我们修葺了一座座理想化的梦中楼阁，绘制了一幅幅不切实际的发展蓝图，这些行为的失落，无不归咎于对文化传承的漠视。当20世纪即将过去，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共同价值体系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自我身份认同的疑问：我们将如何向世人阐释自己的身份，其标志是什么呢？在这之前，我们总得有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吧，数十年的阻断，决不是简单的一句“回归民族文化”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因此，文化重塑作为商业时代的重要课题渐渐浮出了水面。目前的社会文化热点已将这一课题推向了一个高潮。由此不难发现，大众传媒对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不遗余力——从电视百家讲坛的热播到各大书城的热买——正是源于国人对商业时代文化重塑的期盼。
然而，鉴于新伤旧痛的日积月累，近年来，“文化危机论”颇为流行。新儒派学者蒋庆在其《政治儒学》一书中说：“依中国人的历史观，亡国不可怕，亡国可以复国，社会生活依然存在；亡天下亦不可怕，亡天下亦可复天下，社会生活亦依然存在；中国人最怕的是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价值，亡价值则使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能，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以蒋的观点来看，中国现在是面临“亡文化”危机的，而且这个危机正在愈演愈烈。尽管以上观点有失偏激，但仍然值得有识之士产生警觉，亡羊补牢，或许正是时候。
而在西方社会则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声音。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塞缪尔在他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如果避开“中国威胁论”不提的话，亨廷顿的思考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正面看待他所提出的问题，“冲突”其实并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根筋式的排斥和抵制，没有“冲突”又哪来的“和谐”呢？所有问题都是相对的动态的，而不是孤立的静止的。
其实，国内国外、大大小小的感叹不足为怪，面临经济、文化的高速转轨，全球化以铺天盖地的气势滚滚而来，中国民族文化如何延续与发展，中国如何和平崛起，是个总体战略的问题，远比创造新的GDP棘手得多。严格来讲，它是一个民族寻找自我，重新确定发展方向的问题，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可犹豫不决，在这一点上，不妨以我们的民族思维作向导，秉持循序渐进的态度，以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
商业时代文化重塑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传承文化遗产。在现代商业社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家，文化遗产的商业化衍生，理所应当是商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够将文化遗产与现代商品、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文化遗产的优质转换，不仅有助于拓展文化遗产的内涵、增强文化遗产的传播力，还可以获得经济和文化的双丰收。但是，无序开发也将导致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和践踏，我们必须警惕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在商业化过程中的粗鄙化倾向，避免利益驱动下的断章取义和任意篡改，确保文化遗产或者自然遗产以真实面貌流传后世。
针对以上诸多问题，我们可以试着在理论上寻求一些解决方案。当然对于如此巨大的国家伦理和社会道德，绝无可能实行某个统一的标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实践中集思广益，逐步建立健全对民族文化新形式的认同和运用。在此仅表达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以博得更多有识之士的修正与校订。我的观点如下：
首先，必须打破对民族文化凝固和封闭的认知。中国民族文化中的部分思想内涵与精神理念出于对封建国家秩序的维护，至少从表面看来是与商业时代的游戏规则向背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文化都不是单一结构的，当我们真正进入它的哲学意识中，体会它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就会发现，其他方式无法替代它形成我们的精神力量。我们必须身在其中，才会有广阔的视野，才会认知和采纳新的价值观。简单一点说，只有当一滴水融于水中，它才成其为一滴水，这是水滴存在的理由。
其次，努力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应对不断变换的机遇和挑战。商业时代的高速流通，在客观上帮助我们梳理了民族文化的流变过程，使我们便于接受文化冲突与交融带来的积极成果。因此而形成的动态的思维方式，也有助于我们搭建反刍民族文化、比照域外文化的思想平台。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秉承自信、开放的心态，在汲取和借鉴异域优秀文明成果时，体现开放和包容的精神，主动吸取它们的积极成分，增强民族文化的韧性和广度。
再次，注重发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特别是树立创新意识，发挥民族团结和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结合形成的中华文化，色彩斑斓，绚丽多姿。最常见的民族文化景点旅游，已不能满足商业时代人们的多种需求。对民间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和开发必须以更加细致和耐心的态度对待。
最后，走出国门，积极主动参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争取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民族文化。这几年在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文化大国举办“中国文化节”以推介中国民族文化的做法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仅以中美文化交流为例，2005年10月，中国文化部同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联合在华盛顿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中国文化节”。在一个月时间里，中美两国900余名艺术家举办了30多个中国文化演、展项目，节目上座率平均为94％。无论是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茶馆》，还是中央芭蕾舞团的新创剧目《大红灯笼高高挂》，都在美国创造了“一票难求”的盛况。正如该中心总裁迈克·凯瑟所说，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中国文化艺术热”，近40万名观众亲历在华盛顿举办的艺术展演活动，另有100多万名美国观众通过电视转播和网络方式参与文化节。这种由民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充分体现了商业时代的人文精神，已经成为文化重塑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形式。
以上观点不及一一细致展开，民族文化共建本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充足的耐心与不断求索的精神，是实现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前提，也是我们抵达共同目标的动力。
票号：中国金融业的重要链条
两百年前，叱咤满清王朝商界的晋商，号称“海内最富”。他们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清朝中叶，晋商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随着清朝的没落、民国的衰败，那段辉煌的里程，已经从战乱的硝烟中渐渐淡去，而一部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拂去岁月的尘埃，将人们的视线重新吸引了过去。
中国现代金融业的摇篮
晋商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等战乱经常阻断运银道路，商业贸易现金交易的难度不断增加。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大掌柜雷履泰是个颇有头脑的生意人，他从大量的异地汇款需求中，发现了汇兑这个商机。经过一段时间筹备，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取义“如日初升，繁荣昌盛”的日升昌票号诞生了。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晋商纷纷效尤开办票号。清末数十年间光是山西平遥一地就产生票号22家（历史上共产生51家），几乎占了中国票号的半壁江山。因此，将这里称为中国金融业的摇篮或许并不为过。随后，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票号业务。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就是太谷人氏。
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雪岩）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
那么，上述现象说明了什么呢？换句话说，在激烈动荡的中国近代史上，本来并不富裕的山西，其商业票号为何能够拔得头筹，做大做强呢？首先，晋商在全国的整体实力强大，对商业资金周转的需求当然就比较旺盛。早在乾隆时，晋商中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晋商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其次，山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战乱。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当时的中部经济中心汉口、东部的苏州、杭州的工商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八国联军进北京，对于北京的银号、当铺等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票号尽管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票号业商人当时自己也称，八国联军对票号的损失不大，“庚子之乱，受伤者不过直鲁两省”，只是“肢体之伤”，而非“心腹之害”。19世纪80年代，中国电报事业兴起，票号又新设了电报汇兑业务。至此，中国票汇、信汇、电汇三大汇兑方式，都由票号继承和创新完善起来，大大便利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民间基本结束了运现清算的落后状态。
汇通天下，一度辉煌
山西票号的前身是明代产生的金融组织账局和钱庄，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重镇，经营者多为晋人。账局和钱庄的作用是为商人和居民兑换货币，经营范围和规模都相对窄小。票号之所以被社会上称为票号，缘于开始经营汇票业务。票号的牌号与其他工商业牌号没有多大区别，如日升昌票号的牌号为“日升昌记”，它沿袭了中国工商业命名习惯——经济组织的牌号上并不表明其经营业务的性质。
初始阶段，票号营业的重点在北方，逐渐向南方发展，陆续在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家。鼎盛时期，业务远达国外，在东京、莫斯科、加尔各答以及新加坡等地也设有分号。但是票号和现代金融机构银行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区别，银行的主要功能是融资，重在建立资本市场。而票号的钱，往往并不是直接借贷给工商业者，大多数都由钱庄转借出去，其建立的只是资金市场。票号要解决的问题和银行担负的责任也存在巨大差别。现金交易一直是中国工商业的贸易方式，历史上长期沿用镖局运现来处理。清代中期，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票号甫一出现，立即得到各地晋商的呼应，其业务如星火燎原，迅速扩大，但仍然是民间资金的流动。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又使得南方各省向京城的运银道路被切断，票号因此轻易得到了汇兑官款大笔生意的机会。不言而喻，此时中国商界对票号的依赖愈来愈重了。尽管清政府一度强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但这道圣旨犹如白条。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政府为解《辛丑条约》赔款的燃眉之急，已经顾不上原来的禁令。事实上，正是在封建政权的特许之下——由于赔款所需的大宗汇兑，票号的生意才得以走向高峰。“日升昌”的后院里，悬挂着光绪年间，皇帝亲赐的匾额，气吞万里的四个大字：汇通天下。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也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似乎是中了物极必反的法则，高峰的到来也就是末日的开端。随着列强的入侵，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上既不能与外商相抗衡，商业场所又遭到大面积破坏，财富更是被大肆掠夺，以脆弱的民族资本对抗大举进入的外国资本，无异于以卵击石，金融危机、商业危机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把票号视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并不为过。
内忧外患，引爆行业危机
开始的时候，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存款、放贷还在其次，可见其功能着重于贸易过程中流动资金的筹集。汇兑的主要收入为汇费，称汇水，收费标准根据各地银两平色高低、路途远近和银根松紧而定。票号在收付款项时，往往借口银色不足或压低份量，取得额外利润。票号汇兑的利润是比较丰厚的。一般情况下，每100两银子，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如此高的利润是今天的金融业难以想象的。如果说，票号发展前期的盈利主要来自汇费收入的话，其中后期的盈利则主要来自放贷利息收入，并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资本的雏形，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末在华从事金融投资的外资银行，一般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经营业务。票号普遍采用的则是信用贷款，这种方式利润丰厚，但风险极大，表面的繁荣往往隐藏了黑洞似的危机。一旦遇到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票号根本无法应对如潮的挤兑，从脆弱的钢丝绳上坠入深渊。看似经营活络的票号在另一方面却十分保守，他们几乎不与外界资本发生关系。这也给他们在遭遇风险时借助外力化解危机设置了障碍。为了实施有力的控制，票号高度自闭、控制严密，内部等级森严。大掌柜一言九鼎，已经产生了某种“黑社会化”倾向。
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账数十万，倒账，意味亏损或亏空。挤兑终于发生了，一旦发生就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挡。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率先倒闭，引发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整个金融业一片恐慌。山西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20世纪初，各票号的北京分号，终于抵挡不住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纷纷出现危机，曾经“富甲天下”的票号，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倒闭的命运。山西票号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是复杂的，虽然，在历史的转折点国家的内忧外患不可避免，但金融机构的风险运作所埋藏的行业危机，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大车店：黑土地商业变迁的见证者
一辆胶皮轱辘大车，在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上匆匆赶路，车上四周堆满货物，中间挤着三五个面色凝滞、卷缩着身子的旅客。向晚时分，透过暮霭，穿越稀疏的林木，终于发现压着厚厚积雪的柴草垛之间，依稀闪烁着微弱的红光……风中摇晃的灯笼，透露出来的温煦，仿佛友人的手，赶走了车老板一天的劳累和疲乏。于是，鞭声和着吆喝，以及牛皮兀拉踏着积雪发出的欢快节奏响彻了原野；马儿嗅到散发在空气中的烟火气味，立刻昂头挺胸，喷着响鼻奋起四蹄；旅客也跟着翻动僵硬的身躯，一切都在瞬间猛然复苏……大车店，风雪旅途的驿站，火红的灯笼照亮了旅客的脸庞。
浓浓的乡情，多彩的氛围
常见的大车店一排八间正房，青瓦，磨砖到顶，由于年久，砖面子有些脱落，山墙根石基的缝隙也在残雪中长出藓苔。房子前后两面窗，下扇镶着玻璃，上扇花格子上糊着高丽纸。房檐下吊着红辣椒辣和关东烟叶。正房西三间自己住着，东五间做了店，中间隔开，各有一灶。前院三间西下屋，一个碾子一架扇车，囤子里放粮食和牲口料，墙上挂着修理车辆的工具。院子里有一个草垛和一个柴垛。在后院南半靠着东西墙是两排牲口棚，柱子磨得精光，牲口啃过的马槽梆子片片断断钉了些洋铁皮。北面是一个菜园子，中间隔一条树枝编的篱笆。
赶大车的驭手，俗称“车老板”、“车把式”。千万别小瞧了他们，赶大车可是个技术“工种”，那年头，他们都是农村里的“杰出人物”。一挂车少则一匹马，多则连驾辕带拉套得三四头牲口。从套车到装车、修车手上没有一定的活儿，就歇菜了。常年赶车拉货载人，走南闯北，加上大车店里与南来北往客人的闲拉八扯，世界上的事儿也就了解了个大概。那还了得！旧时的什么“张大帅被炸啦”、“小日本快不行啦”、“解放军过长江啦”，到后来的“大寨经验”、“铁人精神”，十里八乡的，都是他们在传播。可以这么说，“车老板”、“车把式”个个都是唠嗑的行家里手，几句就能掌握客人心理需求，把买卖做得顺顺利利。所以，乡里乡亲的都把他们视为能人，对他们十分信任和尊重。
顾名思义，大车店就是为车老板们而开，车老板们也把那里当作自己的临时家庭。那里总是洋溢着一种天下兄弟般的融洽气氛。车老板们吃罢饭，抹抹嘴，就打开了话匣子，辛辣的旱烟味呛得人透不过气来。他们会为某个话题争论不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而每一种见解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或许，这个大车店已经存在了二三百年了，当年他们的祖先坐在这里时，不也就是这种气氛和这些话题吗？时间似乎停滞了……
除了车老板以外，农民们半夜从家里出发，或拉着农产品进城贩卖，或采购，或串亲戚，经遥远旅途的跋涉，也会在天蒙蒙亮时赶到大车店，在这里歇歇脚，马要休息、吃草，人要吃饭睡一觉。第二天，方能以饱满的精神继续赶路，实现人生的某个小小梦想。
大车店不仅方便了过往旅客富了店家，也带动了一些相关的买卖。通常，有大车店的地方，就有小饭馆、戏园子，钉马掌的、卖草料的、卖车具的行当也会随之兴旺，若是到了市镇集散地，说书的、唱曲的、卖药的也常常光顾大车店，既给车老板带来欢乐，商家自己也赚了银两。尽管大车店算不上什么高雅舒适的住所，但是，那份浓浓的乡情，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也使车老板们身心愉悦。这样的文化环境，还催生了如今红遍大江南北的东北地方曲艺“二人转”。
大车店也曾有过老字号
任何事情都讲个典型，位于吉林九台的“宝隆昌”便是大车店的典型。几经变迁，红火了七十年的“宝隆昌”，是东北名副其实的大车店老字号。二十世纪初，“宝隆昌”建成营业，生意逐渐起。春夏两季，客人不断；秋冬两季，天天爆满，应接不暇。“宝隆昌”为何如此兴旺？道理很简单，它临近远东铁路线，成了典型的仓储转运中心。
“宝隆昌”占地面积不小，有一座东西长100多米，南北宽80多米的大院子。南靠铁路线，东南角有一排铁路员工住宅，东邻民居10多家，再过去是一大片空地，空地东边是二道壕。店大、位置好、知名度高、服务周到，使“宝隆昌”声誉鹊起。大车一进大门口，掌柜的率人笑脸相迎，有人把大车领到院内深处的一排马槽前，还有人过来卸掉马匹喂上，另有人微笑接过老板子或者掌包的提携之物，领进客房。
屋内脸盆、毛巾、香皂一应俱全，炕上的八仙桌，筷子、碟子、酒盅已经摆好。只等车客们坐上热炕。滚烫的烧酒、喷香的白肉血肠，还有凉拌和热炒，想吃什么上什么，炕头的大铁锅中，满锅热腾腾的面条，随便你吃。喝酒的同时，就有小伙计前来报上当日的粮价、物价，并介绍各粮栈的收购付款特点。如果哪位今天不卖粮，还打算去游玩购物，可由柜上暂借现款，也可由经理开条过去，先购物，后付钱。即便顾客遭遇诉讼事项，宝隆昌也可出面斡旋。宝隆昌的“小社会”模式，给生意人提供的便利，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大车店的服务范畴，就是在今天看来，它的运作、管理也不乏可取之处。这样产业，哪有不火的道理呢？
商业老字号的形成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大车店也不例外。宝隆昌兴起于民国初期，兴盛于上个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解放初期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依旧兴旺，“文化大革命”前夕，生意也很好。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修建东广场之后才完全消失。至少可以这样认为，宝隆昌的发展、兴盛和衰败，见证了东北商业的变迁。用辨证的观点看，不是宝隆昌退步了，而实在是时代进步了。在改革开放，新的经济、文化发展起来之后，不惟宝隆昌，东北的大车店业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历史不容更改，大车店作为一个商业符号，将永久的与黑土地的变迁联系在一起。
农耕年代的信息、物流中心
大车店作为一项曾经繁荣如今消亡的产业，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看待它呢？如果认为大车店只是个旅店，那就低估了它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评估，它的确只是个住店，但在信息闭塞的时代，它的功能是多样化的，除了住宿、吃饭之外，它还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其实，细想一想就会明白，大车店作为一种混合经济形式，实际上扮演了农耕时代信息、物流中心的角色，说句玩笑话，它比崇尚时髦的美国人喜爱的汽车旅馆功能要强大得多，当然，从总整体的社会发展角度出发，它们具有不可比性。
换句话说，大车店是符合中国北方城市特点的特色行业。如今，东北的老胡同，有许多都是以大车店命名的，那些以“XX店”命名的地名，也基本都是由当地的某家着名的大车店名沿袭而来。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大车店在东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大车店文化本身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淳朴的内容，也有糟粕的东西。王水泊根据金河小说《大车店一夜》编绘的连环画，曾经是东北乡村风靡一时的普及读物，小说通过对大车店一夜的描写，将四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活灵活现，里面充满了人情、人性的光辉。大车店里培育的民俗文化则是典型的底层文化，比如“荤戏班子”经常演出的《蓝桥》、《寒窑》、《马寡妇开店》和《王二姐思夫》，以及《臊西厢》等，虽不高雅，却也反映了当时的乡俗民情。关于大车店，文字记载并不少。但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多数来自那些曾经生活在乡村的城里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二十年时间，大车店记录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巨大的城乡差别，足够他们品尝人生五味。那些山清水秀里的往事，那些古朴安宁中的故人，已经沉淀在他们的血液里、骨骼里，和他们的生命共在。
远去的大车店是一部中国北方乡村商业史，也是一部文化史。
用心灵才能听到的民谣——电影《三峡好人》观后
一个敢于用长江为背景展示影像的故事片导演，要说他没有野心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支撑这个野心的艺术行为是否鲜活，是否有血有肉。我们曾经看过类似的制作：场面花哨、喧闹，伪造的激情四处乱飞，但掩藏不住精神的苍白。所有艺术都是生命对生命的唤起。电影借助影像将虚构的生命注入我们的感官之中，并力求流动起来，因此它必须是充盈着张力的，真切而饱满的，具有一定生命流量的洪涛。《三峡好人》取材于宏大的三峡工程，却着力对微观事物进行挖掘，“两千年的古城在两年间就要完成拆迁移民”，在这样动荡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关注凡人的命运，体现了贾樟柯的道德良知和艺术追求，以及他认识世界、揭示生活的基本态度。
影片有两条主线，一条是韩三明寻妻，一条是沈红寻夫，两个外来者为了寻找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不由自主闯入了拆迁中的三峡现场，现代社会所导致的人生不确定性由此拉开了帷幕。
神情木讷的山西挖煤工韩三明铁了心要见到自己的妻女，在遭到亲家冷遇的时候一再重复“我就是想看看孩子嘛”。对于这样的要求，任何反驳都是无力的。韩三明毅然加入了拆迁者的队伍，在和工友们初次见面、相互自我介绍时，各自掏出人民币，借助十元和五十元纸币背面的夔门和壶口瀑布图案，指认自己的故乡。在他们憨厚、朴素的笑容里藏着说不出的忧伤，故乡与金钱形成的纽带关系，使得丧失传统意义的故乡，再难成为人的精神依托。“谁想离开自己的家呢？”影片还借助老房东的自言自语，寄托了中国人对故乡的朴素情感。正在告别故乡的三峡人的命运无疑折射着我们的内心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三峡人。而韩三明这个人，如果能够幸免于难的话，一年之后他将带着自己从山西煤矿用性命换来的钱赎回媳妇，生活的全部意义对他来说简化成了一个字：家。
沈红寻夫的现实意义就更加突出了，一个妻子两年没有了丈夫的音信，背后所隐藏的辛酸是可想而知的。她愁绪显而易见，寻找之前在她心里恐怕早有了答案，不过她还是坚持要见丈夫一面，得到一个切实的回复。这是一个简单的回复，也是一个复杂的回复。沈红和丈夫在路边分手时的舞步，虽然显得有些突兀，却也揭示了他们对曾有过的一段美好婚姻的感恩，继而隐射了他们各自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他们其实都是好人。“小马哥”、“老房东”、“麻老大”、“幺妹子”、“斌斌”，这些小人物，哪一个不是善良的人呢？
韩三明和沈红在寻找亲人的过程中经常驻足远眺，他们看到了什么呢？悠远的眼神和内心的起伏，不断敲击着我的心扉……远处是氤氲的长江和远山，近处是布满钢筋水泥的废墟，一张张流着汗水的黝黑的面孔，一阵阵大锤与墙体的撞击声……在看似江山依旧的现实中，蕴藏着巨大的未知。面对这个现实，我相信，每个人的心头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那些丢失的东西，还能找回来吗？中国日新月异却不免杂乱的现代化进程，难道不是一个艺术家值得关注的吗？影片的英文名“StillLife”意思是“静物”，在我看来，它不仅包含了对现实静心思考的理念，还指涉贾樟柯对生命的关怀和悲悯。两个主角的寻找，一个以失败告终，一个在对未来的期盼中离去。影片对诗性的顽强追求，使“寻找”主题具有了浓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批判精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在寻找呢？那个喜欢模仿周润发的小伙子，用“小马哥”的语气说出了我们内心的真实：“这个社会不适合我们了，因为我们太怀旧。”《三峡好人》用民谣的方式讲述寻找的价值，只有用心灵去回应，才能够听到它的旋律。《三峡好人》始终贯穿着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在置身散发着热浪的生活场景的同时，时刻不忘对东方文化传统的回望。长江本是中华母亲河，三峡又是长江最具代表性的流域，这个意象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发生在这里的重大事件和个人命运，自然定格了一个民族的选择。
尼采说，艺术家不应该按照事物的原貌去看待事物，而是要注意事物更充实、更简单、更强大的一面……《三峡好人》的许多细节正是这样出现的，比如，“摩的”斩客，这个原本在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在特殊的诠释下具有了荒诞意味；彩虹桥点亮的虚拟意义超过了它的现实意义；烟、酒、茶、糖这几样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简单物质，被巧妙地上升为具有鲜明民族特性和传统内涵的象征物，等等。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实准确地传递给世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商业时代，在艺术良知和艺术表现力的双重考验下，《三峡好人》作出了勇敢的选择，它直指中国电影长期以来或粉饰生活或流于概念的症结，并诚恳地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诗意理解。这本是一个值得人欣喜的新的开端，但是更大的问题依然存在，贾樟柯在北大百年讲堂泪流满面的道出：在这个崇拜“黄金”的年代，又有多少人去关心“好人”？这既是一个暗喻，也是对残酷现实的无奈表达。面对不容乐观的文化生态，中国电影的道路将会漫长而又坎坷。
反思全人类的巨大灾难——纪录片《南京》观后绝大部分西方人闻所未闻出品人、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说：2005年初，他在一张旧的《纽约时报》上看到旅美华裔张纯如自杀身亡的讣告，随后他买了张纯如的《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一书阅读，“我当时完全惊呆了，我觉得张纯如的眼睛在告诉我，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所以拍摄了这部电影。”
这是一部纪录片，毫无疑问，拍摄它的目的就是真实的再现历史。《南京》（Nanking）纪录的是发生在70年前的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片子由曾获得奥斯卡纪录短片奖的导演比尔·古登塔格和丹·斯塔曼联合执导，从筹备到完成用了两年时间，其中15个月在准备素材。出品人泰德称：“拍摄前，摄制组派遣35名特派员辗转到中国、日本、美国、德国等访问近80位大屠杀的受害者家属以及幸存者。最终在日本找到了很多影像资料，是一些侵略者当年拍摄的镜头。”导演们极力避免典型的纪录片手法——一个又一个专家讲述、展示大量照片等等，而希望通过表演以及情感力量的传达，带给观众深入心灵的震撼。该片曾于今年1月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首映，获最佳纪录片剪辑奖，4月在香港国际电影节获最佳人道主义影片。
《南京》是外国导演拍摄的第一部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当我和其他几十位中国观众同时观看这部由片子时，听到的除了胶片转动声，就是满场观众的抽泣声。很显然，两位导演付出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我所知，南京大屠杀也曾殃及到我的家乡，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市（下辖的句容县），为此我曾经详细查看过资料，对那段历史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但在观看片子时仍然觉得无比震撼。片子中有几组这样的镜头令人久久难忘——
幸存者常志强老人回忆称，当年他经历这场浩劫时刚满9岁，亲眼目睹自己出生不久的弟弟爬过遍野横尸，还希望死去的母亲能为其哺乳。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一个叫约翰·马吉的西方人用16毫米的小摄影机冒死拍摄的40分钟镜头，成为《南京》中最让人脊背发凉的片段。在这段胶片中，受到日本兵残暴摧残的善良中国人满身伤痕：有的被烧得面目全非，在病床上苟延残喘；有的头颅未被砍断，颈椎处白骨森森……
《南京》中还出现了1937年日本拍摄的庆贺占领南京的战争宣传片，挥舞大旗的日本兵兴高采烈，歌舞升平。与此对比的，是南京人尸横遍野……多年后，当纪录历史的镜头对准当年的日本老兵时，他们苍老的脸孔上，依然看不出是忏悔还是激动。
战争到底让人变成了什么？
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之所以决定投资这部片子，也许首先是出于一种道德关怀，但在一定程度是缘于绝大部分西方人对那段悲痛历史的无知，事实上，大部分西方人对发生在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闻所未闻。因此，《南京》的播出令西方人震惊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不少美国观众在圣丹斯电影节上看过该片后，都流着泪陷入深思。我想，它还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样一个疑问：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痛恨战争。
每个中国人都该看的片子
导演、曾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比尔·古登塔格说：这部电影中最震撼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南京大屠杀目击者在摄像机前的陈述，那些幸存者现在还有少数人健在。“这不是一部剧情片，所以不可以进行艺术上的再加工，我们必须保持它的真实性，才可以把真相告诉全世界的人。”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以后就可能再也不会有幸存者了。”
《南京》主要改编自张纯如作品中的第五章《南京安全区》，讲述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女教士明妮·沃特林等人拯救南京市民的英雄主义故事。他们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所谓的超级英雄，他们就是普通人。当时他们完全可以离开南京，保护自身安全，但是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保护他人。因此，《南京》在反映真实历史的同时，其主体意识还是在表达西方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曾以《辛德勒名单》一片树立了二战电影的标高，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战争的新的认识。在总结二战历史时，西方有学者提出过一个说法，叫“平民之恶”，它实际上是超出战争概念的对人性的批判。《辛德勒名单》这部影片，恰恰是发现了“平民之善”。也就是说，那些做出丰功伟绩的人们，并不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伟人，他们有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南京》虽然是纪录片，但在这一点上和《辛德勒名单》异曲同工。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最终是战争的胜利者，他们在诠释二战时，采取了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姿态：尽管讲述的是一出让人痛彻心扉惨剧，也不忘给人以灵感和激励。
《南京》在拍摄方式也有自己的突破，相对于动辄投资上亿美元的拍摄费用，这部片子仅投资200万美元，可以说是低成本制作。然而，导演却在好莱坞请到了几位腕级演员，加入这部纪录片的演出——让他们朗读那些文字资料。这显然很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是又一次成功展现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那些大牌明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具有相当的观众人缘，他们以半公益演出方式向全世界观众证明：他们在用自己的心去回顾那段历史。
《南京》当然是一部了不起的片子，但那毕竟不是中国人的记忆方式。如果说《辛德勒的名单》承载起了人类关于奥斯维辛的记忆，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承载关于南京的记忆呢？其实，拉贝营救中国难民的故事十多年前就已经为世人所知，但至今仍停留在一部《拉贝日记》上，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很复杂的困境当中，一方面对那段历史痛彻心肺，另一方面又没能拿出真正表现自己民族感情的、获得世界大多数民族认可的好作品来。因此我们暂时还必须承认，在“怎样记住历史”这个问题上，我们远远没能让世人信服。对于那些屈辱和苦难，满足于一般性的纪念、肤浅的活动、简单而又不断的重复的口号，实在是一种智慧缺失的表现。我们需要的是有重量的记忆方式。乏味的传播历史的方式，不仅消解了历史的深沉与厚重，而且会逐渐使人生厌甚至淡忘。只有那些生动的、有震撼力的作品，才能发出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响。现在《南京》来了，它的成功能否成为一种动力呢？能否对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呢？无论怎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去看一看这部片子，我们应该了解其他民族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
拍出我们自己的《南京》
制片人麦克·雅各布斯说：曾有中国制片人想入股拍摄该片，但他认为如果这个故事由第三方来讲述可信度会更高。只有89分钟的《南京》的宣传口号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依然有光明存在”。
像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女教士明妮·沃特林一样，中国人也曾经在二战期间救助过其他民族，当时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领事何凤山，在整个世界都非常冷酷对犹太人关闭了大门的时候，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打开了中国上海的一扇小门……何凤山免费给犹太人发放中国签证，在短时间内有三万犹太人逃到了上海来避难。二战结束以后，这三万人基本上全都撤离中国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后来成了以色列复国之后的开国功臣，一直对中国深怀感激。同时，有一位叫杉原千亩的日本女士也在二战期间救助过很多犹太人。这些故事都很生动，完全可以拍出我们自己的《南京》。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形式来反思战争，来审视战争给人性带来的扭曲，给人类心灵施加的巨大伤害。并且说明一个问题，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血泪史，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巨大的灾难。
如果拿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做了个对比：这两个民族受到的迫害与虐待几乎不相上下，但犹太人受纳粹压迫的历史被全世界所知晓，相关题材的电影就有上百部，而南京大屠杀却“像是不曾发生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也许是犹太人善于利用全球尤其是美国的媒体，而中国与全球媒体的合作却缺少创意。除了吴子牛执导的《1937南京大屠杀》，我们几乎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影片。中国影视界乃至文化界对揭示这一历史真相做得远远不够。
其实现在日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了战争的危害性，在不同程度上反省日本的侵华战争。2001年，日本的一家电影公司就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日本鬼子》，他们在这个纪录片当中也采访了很多日本老兵，这些老兵大多数对当年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忏悔。日本老兵东史郎所着的《东史郎日记》也一度成为历史的见证。所有这些，对构成我们拍出自己的《南京》应该说是条件充裕的。
焦虑：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突围
胡纪泽先生是一位文化学者，同时又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他长期居住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哨阵地深圳，对经济文化全球化态势下的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有着独到的理解和发现。透过他的新着《中国人的焦虑》，可以看到了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新生事物的特殊认知方式。
在这部着作中，胡先生观点非常明确，在他看来，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焦虑，最根本的是人格焦虑。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由于国人未能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因而引发相互敌意、恐惧、孤独感、软弱感、不安全感等等心理问题。为了对抗或消除焦虑，人不得不拼命去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追求财富，追求一切能追求到的东西。但由于这些追求没有更高层次的依托，本身就建立在恐惧和焦虑的基础上，于是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恐惧和焦虑妨碍人去追求事业，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使他成功的几率大大降低，他为了获取成功必须加倍地努力；另一方面，人为了更有安全感、更少恐惧感、更少焦虑感，对追求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必须投入下一轮竞争中去。加倍的努力和不断的竞争，两方面的结果都促使人的焦虑感加重，内心冲突无休无止。如此往复，形成恶性循环。在某种程度上说，焦虑人格是现代社会人性最深刻的悲剧。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局面的呢？我们必须看到，它的本质是文化模式的被动变更。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我们被迫、被动地去迎合西方文化模式，但在心理上又难以弥合这一模式与自身的距离。
其实，传统的中国人本来是较少焦虑甚至是不焦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以“理性不足，情理有余”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并不具备特别的产生焦虑的功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以道家文化为补充，以释家文化为点缀，它们之间相互包容，相互补充，共同支撑起传统中国人的人格大厦。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中国人，即便产生了焦虑，也容易得到化解。第二个原因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国人，以及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化采取了顺应的态度。中国人的生活，无论是以伦理为轴心的世俗生活，还是以“天人合一”为依归的心灵的生活，都深深地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人，从来就是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上述状况，从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到公元1840年，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胡先生大胆提出，正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新的文化模式无情取代了旧有的文化模式，才导致了中国人在焦虑的泥潭里愈陷愈深。在中国国门大开、社会发生转型的这一百多年来，传统中国文化遭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整个民族出现了强烈的文化挫折感、文化失落感和文化危机感。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纠缠着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打压、排斥和中国人对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的羡慕，使得这种焦虑上升为集体焦虑，更增添了屈辱、自卑和羞耻的自我意识，进而出现强烈的集体文化反弹。
中国人的集体焦虑和集体文化反弹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强烈的义化自卑感和文化羞耻感，主张彻底地“全盘西化”，把自己的文化进一步“矮化”。这种心理的过程在文化比较学上称为“弱者政策”。“弱者政策”就是用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是更加突出了自己文化的劣根性。集体文化焦虑和集体文化反弹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在自我意识上整体排斥西方文化。这种转变则通过比较文化学上所谓“强人政策”来推行，也就是以自己文化的精华和对立文化的糟粕进行比较，突出自己文化的优越性，使自己的文化转变为“强势文化”。无论哪种心态，“强人政策”或“弱者政策”，都执于一端，不仅不能解决现代中国的文化危机，而是加重加深了中国文化的危机。其结果，不是缓解了，而是加重了现代中国人的集体焦虑。现代中国人的集体焦虑弥漫于“中国现代文化”所涵盖的全部社会生活中。
我们知道，物质文化或物质文明，是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它是人类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方面的成果，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和保存的物质成果。中国传统社会从来不是一个重视物质文化的社会。这既是我们所了解到的中国文化历史的事实，也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儒家文化的本体，就是人心灵修养、对伦理社会、对道德情感的追求。
因此，面对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中国人表现出了高度“理智”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典型的两分法心态，即所谓“西方有先进的物质文明，中国有优秀的精神文明”。然而，这是一种十分恼人的心态。中国近一二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就是在这种恼人的折磨中，时而进一步，退两步，时而进两步，退一步，趔趔趄趄、踉踉跄跄、跌跌撞撞一路走来。面对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中国人是如此自卑，乃至于猥琐；如此脆弱，乃至于不堪一击；如此羡慕，乃至于嫉妒万分。但一想到自己拥有最先进的精神文化，拥有文明的伦理价值，再想想老祖宗有过“四大发明”，在科学技术上也曾经一度风光过，领先过，中国人又变得底气十足，昂首挺胸，傲视群雄。这种心态颇似于焦虑时的强迫与反强迫的心理冲突。这种心理冲突的典型特征是自相矛盾，是“两个声音，两种人格，两条战线，两面作战”。当人陷入到这样的心理冲突后，就陷入了两难的陷院，难以自拔。
《中国人的焦虑》这部着作帮助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实际上是一项复杂人类工程，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先进的精神文化，就必定产生先进的物质文化”，同时也不能武断的认为“落后的物质文化，其精神文化也必定落后”。如何跳出这样的两极判断，恐怕是解决中国人焦虑心态必须经历的精神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