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平元年（前74）六月，昌邑王刘贺废黜，朝廷再次无主，拥立新君以安宗庙，则成为霍光诸大臣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另一棘手的问题立刻出现，武帝在世的直系子孙中，燕剌王刘旦谋反事败自杀，其子孙当然不在议中，广陵王刘胥在迎立刘贺之前已经被排除了即位可能，是时唯有戾太子之孙刘询尚在，霍光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只能拥立刘询为帝。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从此却开启了一个备受史家称颂的“昭宣中兴”时代。
但从宣帝即位的过程看，霍光此举似乎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在内。从昌邑王刘贺六月癸巳被废，到宣帝七月庚申入主未央宫即位，“汉朝无君二十七日”这与昭帝去世后，霍光遣大鸿胪事少府乐成等人急赴昌邑（今山东巨野南）迎刘贺即位，同样是定策安宗庙之大计，两者迟速似不相同。除霍光当时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之外，亦与宣帝当时特殊的处境不无关系。
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祸爆发后，卫氏家族几遭灭顶之祸。卫太子孙宣帝方生数月，也不免牢狱之灾，“坐收系郡邸狱。”丙吉“为廷尉监，治巫蛊于郡邸，怜曾孙之亡辜，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私给衣食发，视遇甚有恩。”宣帝幼年似乎多灾多难，不仅因病“几不全者数焉”，亦因巫蛊事连年不决而死于狱中，史载：
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曾孙赖吉得全。
是条记录颇多故事色彩，是否可信，现在无其他史料可以佐证。身为治狱小吏的丙吉，是否有力量阻止奉君命屠狱的内谒者令，本身亦十分可疑。实际上后元二年（前87），巫蛊之祸已近尾声，已非“连年不决”之势。早在征和三年（前90）九月，高寝郎田千秋上书讼太子冤，武帝已从巫蛊之祸最初的冲动中清醒过来，“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征和四年，武帝又颁布著名的“轮台诏”，改弦易辙，以“与民休息”为时务。进入后元年间，因治巫蛊之狱有功封侯者，如重合侯马通、邘侯商丘成、德侯景建、题侯张富昌、邗侯李寿五人，均以各罪被杀或自杀。其中既有武帝为“卫太子昭雪”之意图，亦有“为转变政策扫清道路之需要”。显然在这种局势下，武帝似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大治巫蛊之狱。不过，尽管是条记载不尽可靠，尚在幼年的宣帝是在吉丙的庇护下安然度过狱中生活则是事实。
昭帝在位期间，宣帝虽“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但由于卫太子作为“得罪先帝，亡不即死”的“罪人”，卫太子后裔的刘询能属籍宗正，承认其皇室血统，养于掖庭，在当时的情况下已是较为圆满的结局。事实也是如此，除廷尉监丙吉、掖庭令张贺等寥寥数人外，对于这位养在掖庭、生活于民间的皇曾孙，群臣基本上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甚或带有一些轻蔑的目光，作为霍光副贰的车骑将军张安世的态度就十分典型。当张安世兄长掖庭令张贺“数赞皇曾孙”，欲将女儿嫁与刘询时，张安世认为“今幼主在，不宜赞之”，怒止其兄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于是刘贺放弃这一念头，改劝暴室啬夫许广汉将女嫁与刘询，“时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者令欧侯氏子妇。临当入，欧侯氏子死。其母将行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然而，刘贺的劝说过程也颇具戏剧性：
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为介，遂与曾孙。
由张贺所谓“体近”、“下人”、“关内侯”诸语可见，刘询因为具有皇家血统，身份特殊，即便是才能低下，最终也能封为关内侯。但是，关内侯并不是许广汉妻择婿的标准，关内侯确实也称不上“大贵”。如果不是“广汉重令为介”，许女不可能嫁与刘询为妻。同时亦表明，如果不是朝廷突然如此重大的事变，刘询即便能摆脱以“庶人”身份“衣食县官”的命运，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以关内侯终其一生。然而，昭帝之死，昌邑王刘贺被废，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不仅彻底改变了刘询的命运，也改变了西汉王朝中后期的历史。
据《汉书·丙吉传》，最初提议拥立宣帝的是光禄大夫丙吉。他在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及诸大臣议所立未定的情况下，奏记霍光曰：
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壹举。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览其议，遂尊立皇曾孙，遣宗正刘德与吉迎曾孙于掖庭。
丙吉的“奏记”非常巧妙，在明知在位诸侯、宗室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方建议要“有所闻于民间”；在盛赞皇曾孙刘询“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诸美德之后，建议“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又不失持重谨慎之举。在丙吉和另一位大臣杜延年的共同劝说下，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决心迎立刘询为帝。
值得注意的是，昭帝在位期间，所谓当有“匹夫”崛起于民间的传闻一直没有止息过。昭帝元凤三年（前78），泰山莱芜“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上林苑枯断柳复生，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等奇异现象出现，眭孟以《春秋》之意推之：“石柳皆下民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数，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枯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于是眭弘上书曰：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其实，当眭孟上书之时，对于所谓将崛起于民间“匹夫”，实际上也“不知其所在”，只是要求汉帝广泛“求索贤人”而已，并没有刻意附会刘询之意。结果，眭孟以“大逆无道，妖言惑众”的罪名被诛。
眭孟首次提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妖言”，实际上与武帝晚年激烈动荡的政治局势息息相关。巫蛊之祸的爆发，卫太子兵败自杀，卫氏集团悉灭，致使嗣位之争陡趋白热化，燕王刘旦谋取太子之位，遭到武帝严厉的惩处。征和三年（前90），另一著名外戚李氏集团的首要人物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丞相刘屈氂因谋立昌邑王刘髆氂，被告发“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以与卫氏集团相似的罪名族诛。武帝临终前始定幼子昭帝为嗣，更引起朝野诸多猜疑，正如《史记·三王世家》司马贞“索隐”所云：“昭帝，钩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时，年才七八岁，胥、旦早封在外，实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于内宠，诛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权臣辅政，贪立幼主之利，遂得钩弋子当阳。”
但是在五年之后（即元平元年），眭孟这些“妖言”果然都逐一“兑现”：所谓“昌邑枯社木复生”，王先谦《汉书补注》以为是“此则昌邑嗣立之应”；而所谓“公孙病已立”，此处的“公孙”，虽然连眭孟“亦不知其所在”，然而宣帝本名“病已”，果然又以“匹夫”兴起民间，与此倒也吻合得丝丝入扣。难怪宣帝即位之后，立即征眭孟子为郎，其中未必没有对眭孟所谓“妖言”的酬谢之意在内。
昌邑王刘贺的废黜，二百多名昌邑臣被杀，不仅显示出霍光赫赫的权势与统治手段的冷酷，对于继立的宣帝不啻是一严重的告诫。况且宣帝是以“庶人”之身一登“九五”之尊，在朝中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势力，较之以诸侯王身份入主长安、有众多昌邑旧臣辅助的刘贺更显得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政事壹听之”大将军霍光，“垂拱南面”，只能是初即帝位刘询的唯一抉择。史载“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正是宣帝初即帝位时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