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帝“中兴”的背后，善纳谏言无疑是一重要的前提条件。然而，在君主“善纳”与群臣“谏言”之间，君主的态度无疑起着主导作用。元帝时，刘向上“变事”，为“忤于贵戚尚书”的前将军萧望之辩护时，曾引高祖赦免季布之罪，“以为将军，高后、孝文之间卒为名臣。”武帝时宽贳兒宽、董仲舒之失，“（宽）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在论及宣帝时事，刘向则引夏侯胜事为例曰：“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免为庶人。宣帝复用胜，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
所谓夏侯胜诽谤事发生在本始二年（前72），“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议武帝庙乐，群臣皆曰：“宜如诏书”。而长信少府夏侯胜独持异议曰：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
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标准，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丞相长史黄霸以为武帝“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并非没有依据。在宣帝议立武帝庙号之前，高、惠、文、景、武、昭诸帝，只有高、文两帝，于景帝元年（前156）上庙号太祖与太宗，其余均无庙号，符合“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在夏侯胜看来，武帝虽有开疆拓土之功，却“亡德泽于民”，所以“不宜为立庙乐”。
然而，夏侯胜的行为确实给即位不久的宣帝出了一道难题。“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按汉制是为重罪，“系狱当死”，于法有据。不过，夏侯胜又是废除刘贺、拥立宣帝的功臣之一，且与宣帝信任的大臣丙吉相交颇深；而与夏侯胜同时下狱的黄霸，则是宣帝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也，闻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刚刚擢升的守丞相长史。因此，宣帝有意搁置此案，本始四年（前70），两人遇赦出狱，“胜出为谏大夫给事中，霸为扬州刺史”，复得宣帝信任。为鼓励夏侯胜继续直谏，“朝廷每有大议，上知胜素直，谓曰：‘先生通正言，无惩前事’。”至于黄霸，任扬州刺史三年后擢为颍川太守，并特意制诏御史：“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有德。”
对于“有道”君主而言，善纳谏言固然是值得称道的“美行”；而于众多谏言中选择合乎时务者并付诸实施，择善而从，则是善纳谏言的最高层次。至于择善而从，于宣帝一朝堪称典范者，当数排除众议，起用老将赵充国平羌事。
西汉时期，羌人主要散居于今四川北部、甘肃西部及青海一带。当匈奴势力强大时，羌人依附匈奴，联合与汉为敌。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发动河西战役，于河西地区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除开通西域之外，另一战略目的就是隔断羌人与匈奴的联系，严禁诸羌居住湟中（泛指今青海湟水两岸），并设护羌校尉监护诸羌。
宣帝时期，羌地形势发生变化，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牧地，逐渐渡湟水北岸汉地定居，“郡县不能禁”。元康三年（前63）先零羌与诸羌种豪两百余人解仇结盟，终于酿成边患。羌侯狼何又使至匈奴，欲借匈奴兵袭击鄯善、敦煌，隔绝汉朝西域通道。神爵元年（前61），宣帝诏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义渠安国却召斩先零羌豪三十余人，又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终于酿成动乱，诸降羌和归义羌侯杨玉等联络小种举兵反抗，“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败退令居。在这种形势下，宣帝起用谙熟边事的老将赵充国平复羌乱。
赵充国至西部都尉府后，采取持重方针，“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坚持破解羌人联盟，先平定“首为畔逆”的先零羌，以威信招降罕、开羌。而急于平息羌乱的宣帝，采纳酒泉太守辛武贤的建议，出兵六万余人，准备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在鲜水（今青海湖）一带的罕、干诸羌。赵充国上书反对这一建议，认为大兵一出，转运烦费，徭役复发，匈奴、乌桓可能乘机骚扰北边，而且罕、干羌只是胁从先零羌，所以应“捐罕、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俯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宣帝令群臣议其书，“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罕、开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也。”于是宣帝以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出兵击罕、开羌，并书敕责让赵充国，令其助击罕、开羌。然而赵充国不为所动，“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继续上书“陈兵利害”，坚持己见。宣帝最终采纳赵充国的建议。先零羌被击溃后，罕、开羌果然不烦兵而服。随后赵充国又条陈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神爵二年（前59）秋，若零、离留等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帅诸羌四千余人降，汉始置金城属国安顿降羌，赵充国“振旅而还”。
在平羌之役中，赵充国的主张始终受到宣帝与群臣的质疑，史称“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足见赵充国说服宣帝与群臣之艰难。然而赵充国反复上书陈述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终于为宣帝和大多数朝臣所接受。在赵充国与宣帝争议平羌策略最为激烈之时，宣帝曾以玺书令赵充国进兵击罕、开羌，甚至有“今诏破羌将军（指辛武贤）诣屯所，为将军副，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即疾剧（时赵充国病），留屯毋行，独遣破羌、强弩将军”这样的威胁性语言。在宣帝的严斥与督促之下，赵充国子中郎将赵卬十分恐惧，又不敢独劝其父，于是使客谏充国曰：
“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
宣帝的斥责不可谓不严厉，赵卬的担忧不可谓无由，然而赵充国还是固执己见，不惜“以死守之”，正是相信宣帝是可纳“忠言”的“明主”。就是在宣帝“两从其计”，即从赵充国不出兵屯田之议，又从破羌将军辛武贤出击罕、开羌，多有斩获的情况下，与赵充国往来甚密的浩星赐虽然认为“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多斩首获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必自服矣。”还是劝赵充国晋见宣帝时，“归功于二将军出击，非愚臣所及。如此，将军计未失也。”赵充国慨然表示：“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壹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仍然坚持“以其意对”。最终得到宣帝的认同。紬绎《赵充国传》所载宣帝与赵充国往来之书及辛武贤之议，赵氏不避利害以进“忠言”，宣帝博纳众议，择善而从，君臣相知甚深之情景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