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实行宗王分封与出镇制度，于是宗室贵族得以分封并出镇各地为王。河西走廊水草丰盛，适宜放牧，不仅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优越，又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蒙古灭西夏后，便不断将宗室贵族分封在这一地区，其中以阔端系与出伯系诸王分封较早，势力强大。巩昌汪氏家族称雄陇右，世袭其地，也成为陇右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在甘肃历史上有重要影响。
一、阔端系诸王
系出窝阔台的阔端家族及其封地，即后来的永昌王（后封荆王），分封较早，势力最大，对河西地区影响深远。
在蒙古攻灭西夏的进程中，成吉思汗便将夏国领地分封给大汗与诸王。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沙州被术赤之子拔都（即八都）攻破后，“其城以隶八都大王”。删丹州（治今甘肃山丹县），元初为察合台之孙阿只吉大王封地。据《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所载，肃州则成为大汗派驻的达鲁花赤辖区。宋绍定二年（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后，又将以西凉为中心的西夏故地分封给次子阔端，据拉施特《史集》所载，窝阔台又把“唐古惕地区分给他作封地，并把他和军队一起派遣到了那里”。宋端平二年（1235年），阔端率兵攻四川，不久即出镇凉州，形成了自己的封地（兀鲁思）。据《逊都思氏世勋碑》记载：“太宗皇帝时命太子阔端镇河西。”逊都思部赤老温之后锁兀都随同前往，此后其家族世领王府怯薛官及所属军匠保马诸民。《安多政教史》记载，今华热地区（今甘肃天祝县及青海乐都、互助北山一带）的“吉家、李家、鲁家、杨家等等许多小土官”都是“阔端汗部下后裔”。
阔端封地以凉州为其统治中心，但并不局限于河西，原西夏故地（唐古惕）以及故金陇右、京兆等地也均为其势力范围。阔端位高势重，世守巩昌的汪氏、临洮赵氏都纳质于阔端帐中。他还遣军入藏，迎请萨迦班智达赴凉州会晤，将西藏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与西藏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窝阔台将阔端分封于河西地区，目的是让他与分封于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南）的窝阔台长子贵由、与窝阔台系联姻的高昌畏吾儿亦都护遥相呼应，加强窝阔台系的总体实力，以便与强大的托雷系抗衡。而阔端获得经略四川、吐蕃的重任，更使其封地发展潜力无限。
宋开定元年（1259年），蒙哥汗死后，蒙古贵族上层因汗位之争再次分裂。次年，以塔察儿为首的东道诸王与合丹、阿只吉、阔端之子只必帖木儿等西道诸王支持忽必烈即汗位，只必帖木儿所在的河西地区成为双方争夺的一个主战场，致使河西人户大量逃亡，只必帖木儿“辎重皆空，就食秦雍”，损失惨重。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酬赏拥戴有功的诸王贵族，阔端家族得以继续在河西保持权势。为了恢复严重受损的大汗势力，加强对西道诸王的控制，削弱河西宗藩的独立性，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河西的行省化与内地化进程。
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在西夏故地设立中兴等路行中书省，开始将窝阔台以来阔端系诸王对西夏故地的部分统治权收归中央。至元元年（1264年），针对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路行中书省诸王驸马比较集中的特点，另颁条款，对诸王的权力加以限制。当时河西仍是“人地割畀诸王”的局面，以只必帖木儿为首的河西诸王，滥任官吏，毒虐百姓，凌暴官府，横征暴敛。针对这种情况，忽必烈采取了削弱宗藩的措施：
设立西夏行中书省，开始将河西地区置于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撤罢元初设置世官，削弱阔端系的影响；限制其领地的行政权，河西诸王投下私属人户也开始与系官民户一样应兵役站役，并且承担杂泛差役，不许自设官员征课，使阔端系权力范围局限到河西领地一隅。在削弱前朝诸王权力的同时，还分遣皇子皇孙出镇襟要，威慑制约旁系宗王。通过以藩制藩，以亲制疏的策略，进一步减弱了阔端系在河西地区的势力。
大约在1247-1250年，阔端去世，其后子孙世袭相承统治河西，至脱脱木儿身后绝嗣。至正三年（1343年）七月，中书省奏：“阔端阿哈所分地方，接连西番，自脱脱木儿即没之后，无人承嗣，达达人口头匹，时被西番劫夺杀伤，深为未便！遂定置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治之。”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设立，宣告了阔端系诸王位的终结，相继统治河西一百余年（1229-1343）的阔端家族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出伯系诸王
出伯（亦作术伯、术白）系诸王系出察合台汗国，是蒙古汗国时期活动在河西嘉峪关外的一个重要的游牧军事集团，肃州以西至瓜沙地区为出伯的封地。
出伯家族在河西崛起，是忽必烈争取察合台汗国归顺的结果。
蒙古汗国初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引发了蒙古汗国严重的政治分裂，术赤、察合台、旭烈兀等汗国均不同程度地走向独立。面临帝国的分裂，忽必烈一方面以皇子皇孙出镇制约诸王宗藩的分割；另一方面，试图恢复大汗对西道诸王的政治控制，远交近攻，并重点经略中亚的察合台汗国。至元七年（1270年），察合台汗国的木八剌沙死后，元朝乘机在中亚发展势力，至元八年（1271年），北平王那木罕在阿力麻力建幕庭，可失哈耳、忽炭等地也陆续被忽必烈收复。但当都哇巩固了自己察合台汗位后，便与海都结盟，合兵东进，与忽必烈的争夺日趋激化。在此重要时刻，从察合台汗国中分裂出来后投靠忽必烈的出伯兄弟在抗御海都、都哇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受到重视。
合班、出伯（术伯、术白）投奔忽必烈后，受到倚重。据《元史·世祖纪》、《元史·成宗纪》所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春正月，“海都犯边，敕驸马昌吉，诸王也只烈，察乞儿、合丹两千户，皆发兵从诸王术伯北征”。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正月，“章吉寇甘木里，诸王术白、拜答寒、亦怜真击走之”。元贞元年（1295年）二月，“命曷伯、撒里蛮、孛来将探马赤军万人出征，听诸王出伯节度”。元贞二年（1296年）九月，“诸王出伯言汪总帅等部贫乏，帝以其久戍，命留五千驻冬，余悉遣还，至明年四月赴军”。大德六年（1302年）十一月，籍“甘州军隶诸王出伯”。大德十年（1306年）四月，“命威武西宁王出伯领甘肃等地军站事”。
从上述史料所载，可知出伯是以诸王身份出任河西方面军事统帅，节制甘肃行省诸军、镇戍诸王军马以及军站仓库等事宜，位高权重。其家族始终活动在元朝西部疆域，直接与都哇系察合台汗国及海都交战，并且驻守在固定的防区。《史集》记载出伯的防区在哈喇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与吐蕃地区之间，在河西、哈密一带也有军事行动，设在塔里木盆地南北的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北庭都元帅府都归出伯节制。当时元朝廷宿重兵于和林（哈剌和林的简称。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哈林），以西陲军事委于出伯，并兼领瓜沙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儿地征戍事，陇右诸王驸马及兀丹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吐蕃乌思藏宣慰司、巩昌等处便宜总帅府并听节制。
由于出伯长期镇守以上地区，必然会产生由镇戍地向封地的转化。大德八年（1304年）十二月，元成宗“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大德十一年（1307年），又进封豳王。这意味着出伯已拥有王位下，出伯系镇戍地开始转化为封地。《元史》卷22《武宗纪一》载，大德十一年七月，“诸王出伯言：‘瓜州、沙州屯田逋户渐成丁者，乞拘隶所部。’中书省臣言：‘瓜州虽诸王分地，其民役于驿传，出伯言宜勿从。’”这条记载，清楚地表明瓜、沙一带已成为出伯的封地。在其领地内，部民不仅要承担站役、军役等各种封建义务，而且元政府还在其封地内立屯储总管万户府、征西都元帅府，驻军屯田，镇守要隘，进行控制，终元之世，这种格局不变。
总之，察合台后王出伯归顺元朝后，受到高度重视。后因元朝采取持重守边政策，出伯在河西方面的镇戍地转化为投下领地，并不断分蘖、扩展，出伯家族共拥有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肃王四个王号。至元末明初时，肃州以西至哈密一带，已明显成为出伯家族的一统天下。
三、巩昌汪氏家族
金元以来，汪氏家族世居陇西盐川（今甘肃漳县盐井乡），今漳县城南五里徐家坪，还完整地保存着汪家坟元墓群。金元之际，巩昌（治今甘肃陇西县）汪氏以武功起家，陇右称雄。入元后，仍世袭其地，势力显赫，子孙荫袭迄于元终，不仅是陇右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也是元代统治集团中的一个较重要的家族，在元代西北地区的统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汪氏家族的兴起
汪世显（1194-1243），字仲明，巩昌盐川镇人，系出汪古族。据姚燧《牧庵集》卷16《便宜副总帅汪公神道碑》载，金时有王彦忠者，世汪骨族，子孙因姓汪。其子汪世显以军功仕金，始显名于史。据《汪义武公神道碑》载，金贞祐二年（1214年），汪世显以战功擢千夫长，初隶属于巩州元帅田瑞麾下，后因随征而不断升迁，先入转领同知平凉事，正大四年（1227年），领陇州防御使，分治陕西西路，行六部郎中。
这十余年间，正是金夏关系交恶之时，平凉、巩、会间无岁不扰。在蒙古、西夏不断攻伐下，金人西路窘迫难支，于是汪世显等陇右地方酋豪，成为金朝在危难中依靠的地方主要势力。贞祐三年（1215年），金朝政府“诏陕西宣抚司及沿边诸将，降空名宣敕，临阵立功，五品以下并听迁授”。于是部落酋豪、地方大姓多被委以军职，组成武装。他们还从财力、物力上支持金朝的对夏战争。汪世显“发家赀率豪右助边，邻郡效之，军饷以之不绝”。因此，汪世显等地方酋豪亦积军功而步步高升，实力逐渐雄厚，为以后称雄奠定了基础。
正大四年（1227年、西夏宝义元年），蒙古攻灭西夏后，又进入金朝境内，攻破临洮府（治今甘肃临洮县）及洮（治今甘肃临潭县）、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西宁（治今甘肃会宁县东30里张城堡）、德顺（治今甘肃静宁县）、镇戎（治今宁夏固原市）等州，“所在残破，饥疫渐臻”，军民皆弃城郭而保山险。正大六年（1229年），金帅完颜仲德移知巩昌府，兼行总帅府事，于是招集散亡，得军数万，依山为栅，屯田积谷，人多归附，一方独得小康。此时，汪世显虽任巩昌府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但已具有地位与实力，受到完颜仲德的敬重与依赖。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汪世显得知蔡州失陷后，从地方、家族利益出发，“欲发矫诏事，因以兵图之”。
汪世显为确保成功，于是一方面与南宋联系，向守蜀宋将曹友闻赠送名马，在其战死后，又“盛礼祭之”；另一方面，屡次遣使约会州（治今甘肃靖远县东北）郭虾蟆合力破秦州，欲乘乱割据陇右，静观时变。在金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汪世显即攻破秦州，劫杀秦州元帅粘葛完展，从而阻断了金朝哀宗退路，加速了金朝灭亡。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分兵两路进攻南宋，西路军由皇子阔端、都元帅绀卜等率领，进取四川，年底，阔端兵临陇右。蒙古军采用抚柔策略，在答应保全阖城军民的许诺下，汪世显遂“率军民万家，为口十万来降”，使秦、巩二十余州皆为蒙古所有。汪世显归降后，仍为便宜都总帅，“凡其前所节度二十四城还受节度”，于是汪世显世官其地，专制一方。
（二）汪氏家族地位的确立及显赫
汪氏家族显赫地位是在征蜀战争中确立的。宋端平三年（1236年），阔端率军入蜀，汪世显因熟知山川道路、边备情况，遂率部充当前锋，为蒙古军作向导，在蒙古军入蜀作战中，汪世显受到蒙古统治者的赏识。宋嘉熙四年（1240年）秋，窝阔台汗召见汪世显，列举其功，并按照蒙古惯例赐金虎符，于是汪氏获得了万户总管兼领军民的特权。宋淳熙三年（1243年），又正式擢便宜都总帅，“手诏抚秦、巩、定西、金、兰、洮、会、环、陇、庆阳、平凉、德顺、镇戎、原、阶、成、岷、叠、西和等二十余州，事无巨细，惟公裁决”。汪氏遂成为蒙古汉地世侯，辖有今甘肃中东部。同年，汪世显病故，有子七人：忠臣、德臣、直臣、良臣、翰臣、佐臣、清臣。次子汪德臣（1221-1259），袭父爵，继续统领汪家军。汪德臣，字舜辅，又名田哥，从蒙哥汗征蜀，卒于军中。中统三年（1262年），追封陇西公，谥“忠烈”，再封陇右王。
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即汗位，汪德臣入觐，并献取蜀方略，蒙哥“见之喜甚，所陈利病，咸见嘉纳”。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宋宝祐元年），忽必烈率大军征大理，途经临洮，汪德臣兄弟又往见献策，亦悉被所纳。宋宝祐五年（1257年），蒙哥亲率大军攻蜀，汪德臣即为先锋。蒙哥至利州后，高度评价了汪德臣修治利州的战略意义，赞叹“四川领喉之地可必能岁月平哉”。此后利州一直成为汪家军屯田之地。宋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古军抵钓鱼山（宋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县东），攻围五月不克，汪德臣至城下说降，几被飞石击中，后病死。七月，蒙哥汗亦病死军中，蒙古军解围北返。
汪德臣死后，其兄汪忠臣（1219-1266），字汉辅，汪世显长子；弟良臣（1231-1281），汪世显四子；汪惟正（1242-1285），德臣子，字公理，由这三人统率巩昌总帅府军，分驻四川青居山（今四川南充县南35里）与巩昌等地。此时，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汗位之争，对汪氏家族的命运与前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蒙哥汗死后，蒙古贵族上层围绕汗位继承问题出现分裂，拖雷幼子阿里不哥与忽必烈进行争夺汗位的战争，双方首先在秦陇川蜀地区展开较量。忽必烈敕令，以汪惟正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遣其部将李庭玉、赵阿哥潘等还镇巩昌，以总帅汪良臣统陕西汉军“于沿河守隘”，与浑都海部相抗衡。
青居守将汪惟正、成都万户刘黑马皆分别诛杀了企图响应阿里不哥的蒙古将领东川乞台不花与西川密里火者，稳定了四川局势。汪良臣、李庭玉率秦巩诸军出击六盘山，迫使浑都海部西渡黄河，趋甘州。汪良臣以所统巩昌等二十七州兵为主力，西击叛军。九月，在山丹耀碑谷大破叛军，斩浑都海、阿蓝答儿，一举歼灭了阿里不哥在关陇方面的势力。在战胜阿里不哥西路军的过程中，巩昌汪氏起了重要作用。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忽必烈赏赐巩昌路总帅汪惟正将校斩浑都海功银二千五百两，马价银四千九百两，并特地褒奖汪良臣说“赖兹戮力歼厥渠魁”，允许他同汪惟正一样佩虎符，从而明确地将首功归于汪氏家族。
忽必烈汗位巩固后，汪氏家族因翊戴有功而获得器重，地位迅速攀升，逐步取得陕西、四川军政要职。青居南逼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县东），地位重要，蒙古在这里设置征南都元帅府，遣蒙古将领钦察以都元帅身份驻此监军，汪良臣副之，在东川诸将中，地位最为尊贵。
至元十年（1273年），元朝罢东西两川统军司，改立行枢密院，汪良臣部将李庭玉与察不花同掌省事。东川方面，先由合剌行枢密院事，后由汪惟正接替，于是汪氏家族数人同时担任行省要职，其地位、势力显赫。
宋端平三年（1236年）汪世显随阔端入蜀，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川平定的42年中，汪氏家族始终在征蜀战争中厮杀，除汪德臣死于钓鱼山之役外，汪德臣兄弟七人“殁于王事者半”，而“资粮甲兵之赋，终始毕给”，为平定四川功绩卓著。此时四川久经战乱，人心浮动，极需抚治，鉴于汪氏系西北土豪，谙民情，有人望，于是授汪良臣为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汪良臣上疏陈治蜀十五事，世祖喜纳。后汪良臣改授安西王相，又以汪惟正为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以利用汪氏在当地的势力声望与统治经验安辑秦蜀。此后，汪氏历代有人出任陕西、四川行省要职，子孙布列秦蜀诸郡，荣华富贵与国终始。
（三）汪氏家族的衰微
四川平定后不久，忽必烈借汪良臣病故、汪惟正升任陕西四川行省左丞之机，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罢汪惟正总帅，收其制命虎符，以巩昌路达鲁花赤别速帖木儿为巩昌平凉等处二十四处军前便宜都总帅府达鲁花赤，夺去汪氏军权。后虽以汪惟孝袭总帅，但位于别速帖木儿之下，有名无实。然而汪氏经营秦蜀已数十年，根柢深厚。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汪惟正上书为家族请命，要求“仍于秦、巩州置便宜都总帅府，仍用元帅印，即其兄弟四人择一人为总帅，总帅之下总管府令其兼之。汪氏二人西川典兵者，亦择其一为万户，余皆依例迁转”。鉴于汪氏家族功高势大，西北情况特殊复杂，忽必烈从其请，恢复了一度废罢的总帅府，汪德臣第三子汪惟和袭便宜都总帅兼巩昌路总管，四川方面则以汪世显之孙、汪直臣之子汪惟孝（1246-1297）为宣慰使兼万户。
元代中期，汪氏家族开始衰微。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泰定帝病故后，爆发了天顺天历之战，陕西四川等地都站在上都天顺帝一边，拒大都之命而不奉诏，甚至出兵攻克虎牢（今河南荥阳市西北36里汜水镇西）、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南丹江上）两要隘，中原告急。上都天顺帝失败投降后，陕西官员遭到严厉报复，曾参与起兵反对文宗的巩昌汪氏实力有所减弱。但是，军户的破产逃亡是汪氏衰弱的根源。早在至元十一年（1274年）五月，巩昌便宜都总帅府就曾告急，“本路军经今四十年间，或死或逃，无丁不能起补，见在军少，乞选择堪与不堪丁力，放罢贫乏无丁者，于民站内别选充役”。随着军事征调的日益频繁以及军户弊病的不断加深，这种情况日益恶化，巩昌军贫乏，不堪驱使。军户的破产与逃亡，是元代的普遍现象，最终导致军户制的瓦解与元朝的崩溃，而汪氏家族的衰微也是必然。
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年），红巾军李喜喜部攻入巩昌路，巩昌总帅府衰弱，无力抵抗。农民军李喜喜败退四川后，各路元军乘势瓜分势力范围，察罕帖木儿驻清湫（今陕西眉县东），李思齐驻斜坡（地址不详），张良弼驻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郭择善驻崇信（今甘肃崇信县），拜帖木儿等驻通渭（今甘肃通渭县），定住驻临洮（今甘肃临洮县），“各自除路府州县官，征纳军需”。巩昌总帅府地盘被瓜分殆尽，名存实亡。
明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徐达进兵陇右，巩昌便宜总帅汪庸（灵真保）以城归附，明太祖授汪庸为昭勇大将军、巩昌等处都总府都元帅，后罢元帅府，改授巩昌卫世袭指挥同知，从而结束了巩昌便宜都总帅府的历史。
元朝时期，河西的阔端系、出伯系诸王与巩昌汪氏家族，皆为甘肃历史上的显赫家族，他们的活动，对甘肃乃至陕西、四川的历史进程均有较大的影响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