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转轨的基本进程
俄罗斯联邦作为苏联的继承国，政治转轨实际上是从苏联剧变、瓦解过程中就开始了。如果从1987年底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与新思维，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确定转向政治体制改革算起就是近10年；如果从苏联政治制度的实际变化看，其起点应是1990年3月，至今就是7年多。我们按后者算，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90年初起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的近两年时间，是转轨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原苏联政治制度、体制全面瓦解，转轨开始，出现了多党制，确立总统制。
1990年3月苏联人大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六条，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建立了总统制。同年4~6月，民主俄罗斯、俄社会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民主党、俄共等先后成立，多党制出现。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当月他发表的13点纲领可视为俄政治转轨的全面纲领和宣言。6月，俄人代会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可以说是俄政治转轨的开始。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第一任民选总统。苏联1991年“8·19事件”是维护原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政治势力的最后一搏，其失败是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关键。12月，独联体产生，苏联瓦解，俄罗斯成为独立主权国家，成为苏联继承国，走上新的政治轨道。但此时原政治制度和体制尚未完全消失：1990年5~6月产生的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1041席中共产党员占912席）的苏维埃还存在；70年代产生的宪法也没有为新的宪法所代替。
2、从俄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起至1993年底杜马选举的两年时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原政治制度和体制完全瓦解，新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初步形成和确立起来。这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新宪法、选举产生同苏联瓦解后政治力量对比的新情况相适应的新议会。这两件事都是在叶利钦以武力解决了两个权力机关尖锐对抗、扫除了障碍之后进行和完成的。这两件事的完成表明了俄初步形成了有俄罗斯特点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和权力相互制衡的体制的框架。
3、从1994年春起至1997年底的3年多时间为转轨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政局趋于平稳，新的政治制度和体制经受了考验，得到一定的巩固。主要的考验是1995年底的杜马选举、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车臣战争和叶利钦病重。两次选举表明俄罗斯尚能在议会民主政治的秩序之下基本正常运转，表明了俄罗斯社会主要政治势力在政治上是有共识的。这个共识的基础是社会的共识政治。或者说社会的共识强制着政党的共识。因为参加竞选的政党要看着社会的“脸色”来说话。这也许是议会民主政治的一个特点，它与苏联的一党制那种机制是明显不同的。叶病重及其后重新正常工作表明权力体系内部尽管权力之争剧烈复杂，但并未打破和平政治斗争的常规。
二、俄罗斯当前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特点
从7年多政治转轨进程可以看到，就其提出的目标和改革的取向来说，俄罗斯的政治转轨的内容是：第一，从一党单独存在、独掌政权的那种一党制转向多党制；第二，从苏维埃民主制转向议会民主制；第三，从议行合一（实际上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党权高于一切）转向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体制；第四，从党章上规定的集体领导制，实际往往是总书记个人集权制转向总统制；第五，从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转向名实相符一些的联邦制。总的说是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体制转向（再重复一句：是从其提出的目标和改革的基本取向来说）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
然而，提出的目标和取向是一回事，实际上出现和形成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转轨过程中俄罗斯一千年来逐步形成的政治传统以及带有临时性质的政治形势和改革主持者的个人因素会产生影响，所以实际产生的新政治制度和体制同提出的目标和取向并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或者说，它不能不带上浓重的俄罗斯色彩。
具体来说，有下列几个特点：
1、行政、立法、司法各权之间存在某些制约关系，但还谈不上（如宪法所规定的）三权分立。可以说是总统集权（在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人事任免等方面，常常是总统个人说了算）、议会弱权、司法权更小；但议会尚能对政府和总统形成某种压力和制约。现今的俄国家杜马权力总的说还是大于十月革命前的杜马，也不同于原苏联体制下当表决机器、橡皮图章的苏维埃。有人认为现制度可称“总统集权制”，这是可以考虑的。
2、政党政治尚未形成（因为俄罗斯国家并不是完全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两党制也还说不上，可称为准政党政治，或说是政党政治的雏形，其中有明显的精英政治的因素。许多政党自身尚未定形，还会继续分化、重组、改组。经过多年的政治斗争，现在形成了多党两大派（即温和的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的政治格局。在未来不短的时间里，很可能大体保持这种政治格局。
3、两种社会思潮、两种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立和社会政治共识并存。1996年总统选举的情况既表明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选择，又表明社会在一系列重大制度问题上（如多党制、议会制、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市场经济等）存在政治共识，使社会没有出现剧烈的对抗、分裂、内战。
4、中央与地方关系尚未完全定型，仍在形成过程中，中央与各地方（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州、边疆区）的关系还要通过不断的协调、妥协来确定。但比原苏联巳有进步，如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的完整性、领土统一性’不允许地方单方面宣布退出联邦，这比苏联宪法规定而实际并不存在的“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要实际一些、有利一些。
5、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公民享有更多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权利，如信仰自由、结社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等，这些并非纸上的东西。如在选举制度方面，尤其是公民直选总统，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这里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生活中通常发生的丑恶现象，但选举并不是不受监督的。自然，在转轨过程中，在经济滑坡、社会动荡的情况下，百姓面临失业的危险、黑社会的威胁等，这种自由民主权利到底有多大实际意义，是不能估计过高的。
三、俄罗斯能够转上新的政治轨道的原因
这里不是谈制度剧变的各方面根源，而主要从变革主持者的主观因素来谈俄国比较快地实现转轨的原因。
1、在俄国，政治转轨是其经济改制的前提和保障；但是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为西方式民主政治、多元政治奠定了越来越宽厚的社会基础。1993年4月的全民公决，叶利钦的支持率为58%。1996年6月，在总统选举第一轮中，叶得2666万张选票，占总票数35%左右。不能说投票支持叶的都属私有者阶层，但总的可以说，这些选票与1991年6月选举总统时叶所得的4554万张选票含义是有不同的。剧变前叶利钦主要是以坚决的改革家，特别是反特权英雄的政治面貌出现的，而后两次则是以全面推行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并且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深重的危机这样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面目出现的。没有在剧变中，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造成的暴发户阶层、私有者阶层作为社会基础，上述投票结果是很难设想的。
2、叶利钦在关键时刻往往举反共的旗帜是重要原因。解散议会以及炮打白宫之后，叶利钦的主要打击目标就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1996年总统选举更是大张旗鼓地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重现30年代大清洗情景，制造恐共气氛，置俄共于难以争辩的被动地位。作为苏联共产党的反叛者，叶利钦这一手是很厉害的，是实现其制度转轨的重要手段。
3、以东方的方式、手段推行西方化政治。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马克思曾评价彼得一世是“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列宁在谈到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也曾说要仿效当年的彼得，不排除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势力，“以促使野鸾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学西方是自觉的，采用东方的方式、手段也许是不自觉的，不得已的，或是传统习惯使然。俄国的政治现实使叶利钦似乎需要采用专制手段，但是又不能抛弃自己举起的民主的旗帜。叶利钦炮打白宫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硝烟消失之后，还是全民公决，还是“自由选举”杜马。至于在平常的政务活动中常常出现的总统独裁倾向，无疑带着鲜明的东方色彩，如1997年5月对国防部长罗季奥诺夫和参谋长萨姆索诺夫的罢免竟是叶利钦在盛怒之下随意作出的决定，事先并无计划。
4、明确、坚定的目标和多变灵活的策略相结合。私有化、市场经济、政治多元化、维护个人的权力地位等等，这些目标几年来没有看到叶利钦动摇过。这里表现了叶的顽强的个人性格。但其达到目标的手段、策略却是十分灵活的。1992年以后放弃休克疗法，1993年上半年开始改变亲西方的外交方针，几年来不断撤换昔日的战友、伙伴、亲信（到1996年6月总统选举前几乎撤得一个不剩。这既是维护新体制的需要，也是叶利钦总统强有力的表现），总统选举前公开声明不言“主义”和“道路”，总统选举第一轮之后同列别德的结盟，都说明叶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政治家，而手段、策略的多变正是实现政治转轨的极为重要的保证。这是不必多加论证的。
四、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前景
1994年以来，人们常说俄国政治框架已大体定下来，不易改变；现在似乎更可以说，俄的政治格局、政治制度和体制巳难以逆转。这里只是说“难以”，而不是说“不可”逆转。何故？毕竟这个政治框架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常说的“中产阶级”）仍不强大，不十分稳固；毕竟现政权仍面临着一个政治主张不同的并不弱小的反对派，它能在任何形势下都当“建设性反对派”？！似不可能；毕竟经济的回升只是刚刚看到数缕曙光，其复苏不能不是较长期和曲折的；毕竟叶利钦是一位多病的总统，目前正常工作并非因为其痼疾得到根治，不测风云随时都可能产生；目前难度甚大的军事改革也可能成为政局生变的因素。总的说，目前俄政治法律制度是不完善、不成熟、有相当脆弱性的。它有一个长期的成长成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是西方政治文化和俄的传统政治文化不断在摩擦和冲突中融合，妥协，逐步形成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为楷模、深深打上俄国烙印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
原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欧亚社会发展研究》
第20期（1997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