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陷落前夕，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门地库中还存有2900余箱文物未及运出，落入日寇之手。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政府为了表示与汪伪政权的“亲善”，决定将掠夺的部分文物交还伪文物保管委员会。汪伪政权对于日本方面的伪善姿态自然也投桃报李，不吝溢美之词：“（日军）于烽烟弹雨之中，挺身前往……凡南京上海及杭州等地之文物，悉经调查接收，并从事整理、归类保存，日本政府因吾国文物乏人保管，特设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暂为代管，……国民政府还都以后，鉴于友邦此项措置之热诚，甚表谢意，嗣经双方数度接洽……开诚协议，对文物交还意见已形一致。”引自汪伪《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年刊》1941年第1期。1941年3月，日本方面正式将“事变以来日本方面苦心整理保存之史迹文物，移管于中华民国政府”。所移交的文物及古迹主要包括“（日军）在南京集中保管之古物”、南京革命纪念塔、南京明孝陵、杭州前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之建筑物等。汪伪政权将日本方面移交的重要馆藏文物集中到设于原国立中央研究院旧址的伪博物专门委员会贮藏，古籍图书则分藏于汪伪中央图书馆、竺桥地质调查研究所等处。孟国祥著：《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第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汪伪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接收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后，经过修缮改造和陈列布展，于1942年初对汪伪高层试开放，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接待参观。展览分为两大部分，一号馆为地质动物标本陈列室，内设16个展室；二号馆为美术品考古学标本陈列室，内设13个展室。据统计，1942—1943年，共接待观众45693人次。引自汪伪《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年刊》1942年第2期。除汪伪官方创办的文物收藏机构外，汪伪沦陷区博物馆事业领域值得一提的还有1938年7月在上海创建的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其馆址设在上海中华医学会总会内，为中国最早的医学史专科博物馆，由伍连德和王吉民两位西医师倡议创办，王吉民任馆长。陈列室为中华医学会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陈列内容分绘画、名医肖像、处方墨迹、医药工具等四大类，展品有明代炼丹炉、明末傅青主行书立轴和清代叶天士处方笺等400余件。
随着日军全面入侵中国，日本考古学家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他们的足迹又踏向长江以南。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第79页。齐鲁书社，2005年。如梅原末治等在南京陷落后，很快就以“宣抚”名义赴江浙一带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193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先后派出3支学术旅行队赴华考察，6月，以松本信广、西冈秀雄等为首的学术旅行队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开展所谓学校调查活动，大肆搜集中国历史文物，并发掘了一批遗址墓葬。
在文物学术研究领域，1938年，杭州西湖博物馆出版了施昕更编写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40年春，由丁福保、罗伯昭等以“研究古今泉币，沟通中外学界，交换知识，联络同志为宗旨”，发起恢复重建中国古泉学会。在日伪统治时期，古泉界人士以“以身居非地，骨鲠在喉，聊事雕虫，藉消积磊”，继续开展泉币研究活动，自1940年8月至1945年10月，举办“泉友谈话会”共计170次，或传观藏品，或切磋心得，或交换泉币。中国古泉学会还办有社刊《泉币》（双月刊），1940年7月创刊，1945年9月停刊，共出32期，以研究中国古今泉币为主体“补史志食货之遗，纠历代谱录之谬”，分考据、撰述、杂著、出品、鉴别、通讯六门，汇集了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古泉收藏家研究的精辟论文，对研究中国钱币，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引自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汪伪政权主要头目对搜集文物古籍有着特殊癖好。汪精卫自己就收藏有珍贵文物上千件，其藏书中包括全套的《大清实录》和《古今图书集成》；陈群在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均设有私人图书馆，收藏古籍近70万册，其中以南京的“泽存书库”规模最大，收藏有珍贵善本10余万册。此外，汪伪政权还十分热衷于以文物为媒介与日本开展所谓文化交流和亲善活动，专门成立了伪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经常征集中日两国之文化资料、书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举行展览，“一以提高艺术水准，增进研究兴趣；一以给中日人士，互资观摩，而达文化交流之目的”。1941年，该协会举办中日文化交流资料展览3天，伪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内政部、教育部、宣传部等部门及亲日收藏家选送各类展品1600余件，日本独立美术协会亦挑选展品40余件运来南京助兴，有观摩者3000余人。1942年，该协会又举办所谓“大东亚战争摄影展览”，历时3天；同年，配合所谓“东亚文艺复兴运动周”，征集名人书画数百件及唐、宋、明、清历代古画百余件举办名人书画展，历时3天；举办名家书画金石展览，历时一星期，等等。一些日本学者还利用汪伪政权创办的所谓文化交流机构，举办各类学术讲座，披着文物学术研究的外衣，宣扬文化侵略的谬论。如日本文部省美术研究所所长矢代幸雄曾做过题为《从美术上观中日两国之关系》的讲座；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长尾巧曾做题为《古代生物之兴亡》的讲座；日本“驻华大使馆”情报部部长好富氏曾做题为《从社会史观亚洲复兴之意义》的讲座；日本东方联盟理事长佐多爱彦曾做题为《中日文化亲善之使命》的讲座。此外，1941年春，日本名古屋市还以11尊观音像赠与“友好城市”南京市，汪伪控制下的南京市亦以千手观音像等珍贵文物答赠之。伪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编：《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两周年纪念特刊》，1942年。
汪伪时期，“中日亲善”在文物事业领域最为虚伪作秀的一幕发生于1943年2月，其时，侵华日军驻南京中华门外的高森部队在报恩寺（原金陵制造局）旧址上建筑所谓“稻荷神社”时，发现了唐代玄奘法师的遗骨、石棺、石函、佛像等珍贵文物，日军惺惺作态，表示要将文物移交汪伪当局。在日军铁蹄四处践踏中国文化遗产时，劫掠中国文物犹惟恐不及之时，在汪伪首都却破天荒地发生了“友邦部队”在基本建设热潮中发现珍贵文物，拾金不昧的特大新闻，日伪双方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宣扬一番。2月23日上午，在发掘现场举行了隆重的文物移交仪式，日本大使和汪伪外长及一干日伪高级官员出席。与此同时，伪南京电台还邀请日本考古学家在电台发表讲演，大谈此次发掘的重要意义及所谓中日文化交流融合之类的谬论，大肆宣传造势。伪唐玄奘法师骨塔发掘奉移委员会：《唐玄奘法师骨塔发掘奉移经过专册》，1943年。但喧嚣过后，玄奘遗骨却被日军悄悄运回日本，入藏寺院作为圣物供奉。
三、内蒙古西部伪政权统治地区的文物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除将内蒙古东部地区纳入伪满洲国版图外，还加大了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侵略和渗透活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占领了内蒙古西部地区，并先后扶持成立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蒙古自治邦政府等傀儡政权，确立了日本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殖民统治。为了强化殖民统治，当局对包括文物事业在内的文化教育事业采取了一定的鼓励措施。
1934年1月，由日本陆军省、外务省要人和三井、三菱、住友等财团及“满铁”的支持下，成立了善邻协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下属机构遍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其业务范围包括在蒙古各地经营文化设施，发表有关蒙古的调查研究成果等。善邻协会成立后，在蒙古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及出版相关图书资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下属的调查部先后定期油印出版过《善邻协会调查旬报》、《善邻协会调查月报》和学术刊物《蒙古》、《蒙古学报》、《内陆亚细亚》等。金海：《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第117—11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1938年3月，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厚和豪特成立“蒙古文化馆筹备处”，接收了原绥远省立图书馆、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绥远通志馆等文化机构，6月1日蒙古文化馆正式成立，隶属于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民政部管辖。截至1939年上半年，该馆共有图书41005册，铜器、陶器、瓷器等古物609件。1039年11月，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将该馆改名为蒙古文化研究所，该馆事业主要分为编纂和调查，其中调查事业包括：从寺庙及王府搜集古写本、古书；调查保护古迹和天然纪念物；附设教育博物馆，搜集历史资料、搜集动植物矿物标本、搜集蒙古风俗资料、陈列蒙古人生产用品、陈列特殊古文书、书画、陈列各种模型标本、搜集有关蒙古文化资料等。金海：《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第120—12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日本学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还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1938年，江上波夫、饭田须贺斯在百灵庙北姥弄苏木地方古城附近发掘，获取叙利亚文、突厥文墓石和景教文物，从古城寺院遗迹中获取了藏文、蒙文、汉文经典。1940年，江上波夫等又发掘了元汪古特人遗址，出土了残损壁画等文物。1940年和1941年，和岛诚一、后藤寿一等考察了浑善达克沙漠，采集了许多细石器及陶器碎片；1943年，驹井和爱、和岛诚一、岛田正郎等组成的考察团，在呼和浩特以南地方调查发掘了汉、北魏和唐时代城址，获取了许多北魏时期遗物及汉砖、云纹瓦当、兽面莲花纹瓦当等文物。
曾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除政治的、经济的之外，还有一个方式是文化的侵略。政治与经济的侵略很容易为被侵略的民族所察觉，独文化侵略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刃。”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第368页，奋斗报社，1931年。作为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及其扶持之伪政权在沦陷区内开展的文物事业，就如同这杀人不见血的利刃，一方面将许多珍贵的中国文物和考古发掘、文物调查资料从中华文化的母体上剥下，充实了日本近代考古学的资料基础；一方面以其把持的文物博物馆事业，宣扬种种谬论，以体现日本在文物事业方面较之中国的领先地位，推行奴化教育，妄图将沦陷区的文化与中国文化人为地割裂开，从而达到从文化层面分裂中国的险恶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