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国民粹主义在传入过程中发生的变异无政府主义从辛亥革命前传入中国并开始传播后，这一时期在国内得到了初步发展和进一步扩散。辛亥革命前的老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蜕变。以江亢虎为首的中国社会党（包括后来的“新”社会党）虽然影响颇大，但组织过于松散和庞杂。在师复主义形成之前，无政府主义思潮处于混乱粗放状态，怨怒与消沉，愤激与稳健常常交织在一起，由于各人的处境和思想情况不同，虽然同样是打着无政府主义的旗号，但其主张却有颇大的差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他们都可以说是师复主义形成的前奏和准备阶段。直到师复主义出现，无政府主义才从理论上趋于系统化并完备起来，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形式和成熟的典型形态。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和形成，成了辛亥革命后时期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表征。
正如前文所说，俄国民粹主义在这一时期主要是通过无政府主义的形态在中国传播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传播状况也反映了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状况，就史实层面看，这是没有争议的。应该看到，俄国民粹主义包含着无政府主义的基因和思想成分，它们二者在其发展历程中也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根据俄罗斯资深史学家、研究俄国民粹主义的著名专家И.Ф.安东诺夫在苏联解体后出版的最新著作，俄国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成分；而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也都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者。所以作为一个总的思想潮流来说，俄国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难以分割的，尽管在其思想支派中，纲领主张的侧重点和思想色彩有所不同。由于在其思想源头就是如此，中国在接受分别经由法国和日本而传入的俄国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时，它们二者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其间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分。但事实上在俄国民粹主义传入中国的途程中，一方面经由日本和法国的传入，不能不染上日、法和欧洲无政府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中国人在接受的过程中，从中国社会现实和需要出发，并与中国文化传统因素相结合，也进一步加重了无政府主义等多种思想色彩，因而表现出了某种变异性，结果呈现出了庞杂性和多样性。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笔者拟从以下两个视角对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若干解析。
1.民粹主义基本思想的传播
“绕过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俄国民粹主义在社会政治纲领方面的一大特征，它不仅仅是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土壤这一观点出发的，而且还有着农民和小资产者对于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恐惧的思想特征。民粹主义是来自后进农民国度的、主要反映农民思想观念的思想体系，其代表人物——民粹派，在面对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血污和罪恶，看到西欧农民的破产，工人的赤贫，资产者的贪婪，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的极端虚伪性后，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鄙弃。在他们看来，只有避免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使俄国人民幸免于难。他们认为：“我们是迟到的民族，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我们不曾有过欧洲的生活。欧洲的不幸，欧洲的绝境对我们是个教训。”还说：“我们研究了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况并不妙，我们明白，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当代欧洲的可怜命运。”《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从对民粹派思想的研究中，别尔嘉耶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民粹派“所有的人都指望俄罗斯避免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罪恶，绕过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时期变成更好的社会制度。甚至所有人都想：俄罗斯的落后状态恰恰是它的优势”。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0页。各种色彩、各种派别的民粹主义，在企图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上，有着最具本质、最为突出的共性。参见马龙闪：《俄国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的主要特征》，载《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2期。
俄国民粹主义这一核心思想在中国得到了深深的共鸣。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之前，关于反资本主义的主题还只能被称为“民粹情结”的话，辛亥革命后，这种情结则以庞大的声势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辛亥革命前，从西学泰斗到国学大师，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国粹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从风云人物到名不见经传的文人士子，对资本主义都带有深层的心理抗拒和伦理上的拒斥，他们为阻止资本主义或避免其祸害而作了种种设想和探索。康有为认为，资本主义不过是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因而只能“倾人身家，坏人心术”见康有为：《大同书》，转引自敖光旭：《略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整合》，载《学术研究》1998年第12期。；章太炎则指出“议院者，受贿之奸府；富民者，盗国之渠魁”，表示了他对资本主义最尖锐的质疑。而留学海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亲见资本主义制度之弊病后，在其反对一切权威的思想的指导下，成了这一时期最激烈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贫富不均、政治虚伪、侵略强权。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视为“残民之政府”、“舞弊之政府”；《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则是“专尚争利，不顾社会公益，能先行垄断，便成为大资本家。而一个大资本家的财产，值数万人的财产。无财产者，劳而苦，有财产者，逸而乐，不平等，无人道，乏人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载《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总而言之，认为“西人之政治无一可采。惟望中国革命以后，即行无政府”《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辛亥革命后，伴随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民粹主义关于反对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主张也就深入到了社会思想的中心，并与欧洲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威的要求相结合，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回应与发展。
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名领袖和理论家刘师复说：“资本制度，平民第一之仇敌，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也。”“吾人之反对资本制度，乃主张废除资本之私有，非但反对大资本家而止，故中国尚无大资本家，社会革命非所急务之说亦不足以阻吾人之前进也。”《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306页。在他这里，“资本制度”实际上指向了更为广泛的私有财产制度。师复主张废除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一切财产的私有，“凡一切生产机关，今日操之少数人之手者（土地工厂及一切制造生产之器械等等），悉数取回，归之社会公有，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无所限制”。同上。“大衣服店之衣服，均吾人之衣服也，可往取之；大粮食店之粮食，均吾人之粮食也，可纵食之。”同上，第306页。
民声派声称：“无政府主义既然以排斥强权为根本，强权之害于社会最显而最大者即是资本制度，无政府主义反对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载《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无政府党则以推翻政府及资本制度为目的，凡从事于此目的者，即为无政府党，而不必再问其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页。民声派对现实强权的尖锐抨击，集中对准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成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共识。至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俄国民粹主义派别众多，特别是改革派、自由派民粹主义支脉的复杂性，以及受到欧洲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原因，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思想主张，而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在历次论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江亢虎在其主持的《社会党月刊》上，曾发表《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之派别比较表》一文，对社会主义大体归纳为三类：
一、世界社会主义（本府及多数支部主张此主义）。
二、无政府主义（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党人及心社同人多主张此主义）。
三、国家社会主义（孙中山、殷仁等人少数支部主张此主义）。《社会党月刊》编辑部：《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之派别比较表》，《社会党月刊》第3期，1912年9月。
刘师复针对江亢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孙、江的主张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是冒牌社会主义，用以“饰说欺人”，如果让这些观点流行，“实社会主义前途之大祸”。《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载《民声》第6号。他还着重批判了中国社会党和社会党人的一些其他主义，如“纯粹社会主义”、“真正社会主义、”“极端社会主义”、“无治主义”、“无政治主义”等等。此外，他还批评了所谓“三无主义”、“五无主义”、“反家族主义”、“反宗教主义”、“无祖国主义”、“无军备主义”、“无国会主义”，以及以无奇不有的名目称谓的一些思想主张。《民声》通过对社会党人的质疑和师复答辩的形式，明确揭露社会党人在概念上的种种谬误。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师复与乐无（太虚）之间的论争。在一来一往的多次论争中，刘师复提出了颇能反映“自己根本主张”的社会主义概念，试图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正名。他将社会主义分为“共产社会主义”和“集产社会主义”两大派，明确“无政府党的主张者为共产主义”。因此，以他为代表的民声派认为：“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名之‘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从事此主义者曰‘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页。
由此不难看出，在这个问题上，刘师复深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他曾不止一次指出：“克鲁泡特金，吾党之泰斗。”“克氏之学说，实不愧为吾党之经典。”他极力赞扬克鲁泡特金的科学主义，并介绍其各种学说。
将“集产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进行区分，是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导师克鲁泡特金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集产主义”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同其他无政府主义一样，巴枯宁的无政府状态是由各个个人自由联合的组织。但不同的是，巴枯宁为无政府状态另设一个前提，即“必须把各种形式的土地和资本变成集体财产”。克鲁泡特金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巴枯宁所主张的集产主义原则，虽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相比有根本的不同，但还是保持着一个集体和另一个集体之间争夺财富的可能性，而且个人占有生活资料也可能引起新的不平等而最后导致新的“强权”的出现。所以，集产主义的所有制最多只能被看作是向未来社会过渡的一种形式，而不是革命的最高理想。“集产主义的那种缓和的个人主义决不能和部分的共产主义同时并存。财产的新形式也需要报酬的新形式。生产的新方法不能与消费的旧形式并存，犹如它不适合于旧的政治制度一样”。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而这个观点和分析的思路，在刘师复的《为共产主义释名》一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影子。
在提出“灭资本，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上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主要是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这并不是俄国民粹主义的题中之义；从其思想来源来看，这应主要来自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无政府主义的祖师施蒂纳声称，只有“唯一者”即“我”，才是世界的核心，世界历史的动力，甚至是世界历史的本身。他反复强调，“我是造物主和唯一的创造物”，“我是核心”，“除我之外一无所有”，“个人本身就是历史”。“唯一者”最后宣布：“打倒一切完全不是自己的东西，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我更高的了。”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6—78页。按照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只有利己主义的“我”才是唯一实在的、合理的存在物。除了“我”之外，一切都是虚幻的。“我”的行为是绝对自由的，不受任何束缚，任何压制，不要任何服从，否定一切权威。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说：“无政府主义的妙理，就是自由两个字。”《告非难无政府主义者》，载《民声》第30号，1921年3月15日。刘师复说：无政府主义“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统治”。师复：《无政府主义释名》，载《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4号。黄凌霜进一步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另一方面，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出发，无政府主义者们同样证明了“绝对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认为，人类进步全靠“自由意志”，没有个人的绝对自由，社会就不能进步。“自由”成为其全部理论的根本出发点。
从实际活动看，这一时期的无政府党也是主张绝对自由的。他们认为；“无政府党之所以不取党制行动者，其意若曰‘吾人行事依于自由为原则，吾人惟当各视己力所能为者为之，不必借全党之力，为规则之组织’而已，非曰‘无政府党不当有团体’也，无政府党之团体，视犹各个人之集合体，各个人均有自由自主之权。”《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告同志书》，《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因此，无政府党没有领袖，开会没有主席，个人自由发言，谈完了事，不受任何约束。正如刘师复所说：“去年与同志发起心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结合。”《师复启事》，载《晦鸣录》第2期，1913年8月27日。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自由也。无自由而束缚于人者，牛马不若也。故有侵犯我之自由者，我必处死力以争之。我虽死而自由不死，故曰不自由，毋宁死。”《普及革命》，载《新世纪》第15期，1920年2月24日。可见，自由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要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