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粹主义的著名俄罗斯学者В.Ф.安东诺夫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社会自治和“公社联盟”的主张。据此，他经多年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俄国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其思想理论中就包含着某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因素。他在苏联解体后发表的两部著作中集中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В.Ф.安东诺夫：《赫尔岑的社会理想》（АнтоновВ.Ф. А.И.Герце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идеал），莫斯科2000年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理想》（АнтоновВ.Ф. 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идеал），莫斯科2000年版。由此可以说，俄国民粹主义从其创始人那里开始，就同无政府主义有着解不开的密切关系。加上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重要代表，对俄国民粹主义运动有深刻影响，所以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始终纠结在一起。民粹主义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无政府主义，但清末民初中国人所称谓的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名称，在俄国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均是冠以“民粹主义”的总名而被称谓的。故当它们在清末民初从日本和法国传入中国之后，同样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十月革命以后，各种社会主义风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泛滥。此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尽管掺杂了其他空想社会主义成分（普鲁东学说、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但其主流仍然是与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深深打着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及托尔斯泰等人思想的烙印。
（一）无政府主义的盛行
无政府主义尽管在清末民初已经开始传播，但其影响力主要在海外及广州等地，接受者并不多。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得到了空前的传播，不仅出现了众多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而且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踪迹遍布全国各地。据初步统计，五四前后全国各地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达50多个，其中有具体活动记载，并有社章社约的团体达22个。存在时间较久、成员较多、影响较大的小社团，主要有实社、进化社、奋斗社、互助社和民钟社（进化社由北京的实社、南京的群社、山西的平社及原民声社合并而成）等。这些无政府主义团体编辑出版的刊物和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就多达80余种。其中有影响的刊物，就有《劳动》、《实社自由录》、《工人宝鉴》、《进化》、《奋斗》、《民钟》、《学汇》、《互助》、《工余》等。除了在北京、广州、上海、南京、天津、杭州、长沙、重庆、成都等大中城市无政府主义团体进行宣传活动之外，比较偏僻的山西闻喜县，也出现了无政府组织——平社。1917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较深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鼓励各种学说在北大传播，并聘请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任北大学监，李石曾任北大生物学教授。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北大学生，如太侔、震瀛（袁振英）、超海（黄凌霜）、区声白等人，也积极鼓吹无政府主义。霎时，这一思潮为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
民国初年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刘师复在1916年去世后，他的学生赵太侔、黄凌霜、区声白、梁冰弦、刘心石等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组织，继续传播无政府主义，与李石曾、吴稚晖、匡互生、朱谦之等人一起，成为五四时期非常活跃的无政府主义传播者。他们继承西方古典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主张废除一切强权，鼓吹绝对自由，倡导劳动主义，力图建立一个既超越资本主义，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从总体上说，五四时期介绍的无政府主义，在内容上与刘师复等人所宣传的相似，主要集中在四方面：第一，主张废除一切强权。无政府主义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威权所附丽之机关，认为“政府实为强权之巨擘，亦为强权之渊薮，凡百强权，靡不由政府发生之而保护之，故名曰‘无政府’，则‘无强权’主义亦自在其中”。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师复文存》，革新书局（广州）1928年版，第14页。《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他们认为，强权的种类有国家、宗教、资本制度、法律、家族等等多种，提倡以社会革命、经济革命和平民革命，来“摧陷而廓清”政府机关，由平民多数之觉悟，或则单独进行，或则联合举动，“誓必杀尽皇帝、总统、官吏、资本家之怪物而后已”。声白：《平民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6页。第二，主张建立无政府的新社会。他们认为，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是“真平等、真自由、真博爱之无政府共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科学家可发明种种之技艺，何愁用器之缺乏？天下一家，更无所用其战争”。无婚姻和家庭制度，“男女交际、绝对自由，则家庭废、私心灭、人人均可专心一致，以尽力于社会”。同上，第357页。第三，主张个人绝对的自由。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原则对于个人来说，就是“绝对的自由”。无政府主义“是要打破一切虚伪的、人为的、不自然的、拘束我们的自由”。无政府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绝对的自由主义”，那种“自由”是在“德谟克拉西”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里得不到的。遗恨：《安那其与自由》，《自由》第1期，1920年12月。第四，重视个人道德的修养。他们认为，自由本来就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道德原则之一，但同时还须有“劳动”的道德，“互助”的道德。“无政府之世，道德高尚，人人皆以作工为荣，无业为耻。”他们确信，“世界是‘爱’组成的，不是‘杀’组成的，即世界是互助的，不是竞争的”，要“用各个人真实的‘爱力’去实现”。《均社宣言》，《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页。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最初曾引起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觉。他们误以为，俄国革命的成功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因此不无欢欣地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地做起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劳动》第1卷第2号，1918年4月20日。然而，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不断扩大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逐渐意识到，十月革命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实现，恰恰相反，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信条恰恰体现出马克思“集产社会主义”的特点，而不是巴枯宁或克鲁泡特金主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他们意识到，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大危险，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这样，他们开始区分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并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
黄凌霜继承了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政治理念，将社会主义分成两大派，即“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前者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后者为马克思的学说。1919年5月，黄凌霜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肆攻击。他指出：“马克思的集产主义，现在已不为多数社会党所信仰。近来万国社会党所取决的，实为共产主义。”故而他表示信仰“共产社会主义”而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进化》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20日。他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上，极力主张个人自由，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加以检讨。他说：“且社会主义，不应当压制个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指苏维埃政权）又要设立什么工兵农兵，这不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吗？此外还有他们所主张的分配问题，也有可批评之点。社会是对个人而言，即称为社会主义。那么，社会的物，概当属诸公有，不要为个人所私有，这才对的。马氏的集产说，以衣食房屋之类，可以私有，是明明尚有个人财产，根本上已和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对。况且同一房屋，牛马的圈厩，即为公有，人居的房舍，则为私有，在理论上也说不过去。还有一层，他们主张按各人劳动的多寡，来给酬报。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能力微弱的缘故，或关乎生理，非其懒惰的罪，而结果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无政府共产党想将国家的组织改变，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会社，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由单存以趋于复杂，以办理社会所应需的事，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他们所主张的劳动原则，就是‘各尽所能’四个大字，他们所主张的分配原则，就是‘各取所需’四个大字。无政府党和马克思派争论的焦点，就在这个了。”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五四时期另一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朱谦之，把黑格尔辩证法、叔本华厌世主义、柏格森直觉主义、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以及中国佛老思想融为一炉，流露出明显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碎一切的思想倾向。他认为：“宇宙”原是“情”的表现。“情”本是“真心本觉”，但情“化为理知”，理知即为妄念，妄念乃生宇宙。故此，宇宙已“不是真情的本体，实为一种占有冲动的世界”，而人们所能做的，“也只是要脱去这虚伪的世界，到达那本原的究竟的真实的本体去”。这就需要进行“宇宙革命”，“把宇宙的存在物，都一概消灭他”。直到“虚空平沉，大地破碎”。他认为这种虚无主义符合近世以来科学与哲学新发展的趋向，比之任何“主义”都更加彻底。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朱谦之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观察，提出了中国不能走上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三个基本理由：（一）抹杀个人。朱谦之认为，无个人当无社会，无社会决无个人。但布尔什维克把个人所能做的事一概干涉，叫国家来治理。于是个人自吃饭穿衣以至著书立说，都要仰赖国家。文明是从参差里生出来，学术界有独一的思想，就不能进步。今布尔什维克是要以国家的权力来干涉个人，是要从物质上干涉个人到精神上，因为什么印刷、教育都在国家手里。这样子，岂不是抹杀个人，而社会退步吗？（二）滥用强权。朱谦之指出，强权本来就不好，因为它同个人自由立于反对地位。布尔什维克却事事用强权。这样子势必弄得个人不能生存。因为无论什么人，一有强权，势必横行。布尔什维克却滥用它。这就是摧残个人，这就是非人道。（三）独裁专制。朱谦之说：“我们人类的性情个个不同，刻刻变换，所以我们的事最好由我自处置。无论什么政府，怎样的好，他所做的事总不如我们小民的愿，因为他人虽聪明，但总不明白我们的心，而我的心又是常常变换，布尔什维克不顾此处，却把人类当作一律，事事都由他处管，这时候的人民差不多就是机械，连他自身的事都不能由他自家决定。我们德谟克拉西的精神就在使人民能决定自家的事，布尔什维克则刚刚相反，所以是独裁，是专制。”A.F（朱谦之）：《为什么反对布尔什维克？》，《奋斗》第8—9号，1920年4月30日。
因此，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内部派别林立，主张各不相同，但在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上却是一致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攻击，引发了1920—1922年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持反对态度，以为无政府主义无法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他说：“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的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词》，《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4页。陈独秀以为无政府主义无法解决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显然基于“经典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而忽视了克鲁泡特金等“新派无政府主义”的建设性意见。故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区声白的激烈反对。他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自由确可以联合，有联合就不能自由一言之不足信。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区声白致陈独秀书》，《无政府主义批判》（下），第254—255页。在区声白看来，陈独秀批评的只是“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弱点，并没有真正触及到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新派无政府主义”的要害。因此，五四时期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除了蒲鲁东、巴枯宁等人倡导的以社会革命论及私产制度论为主要内容的“经典无政府主义”外，还有更重要的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基础的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
（二）“互助论”的流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人把战争的思想原因归结为社会进化论，开始放弃对社会竞争的推崇。李大钊指出：“近自世局大辟，学说争鸣，影响所及，有足以助战祸之昌炽者。人口论倡导于前，天演论继兴于后。”《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80页。故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反过去对“竞争”、“进化”的崇拜，转而主张“互助”与“合作”，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给予高度关注。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虽然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把生物进化的规律引用来考察人类的社会生活，但他不同意把“生存竞争”看作是进化的主要因素，而是提出了相反的论点，认为“互助”才是一切生物进化的真正因素。这种“互助论”既是阐释动物与人类互助本能的理论，又描述了从动物到人类社会互助胜迹的历史。他认为，“以互助和互援的办法”，一定可以“消除竞争”，所以结论是：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毋须借助权威和强制；而没有权威、没有强制的社会，才是保障人人自由的完美的社会。
克鲁泡特金除了撰写《互助论》外，还先后撰写了《一个反抗者的话》（1884）、《面包与自由》（1886）、《面包的掠夺》（1888）、《田园、工厂、手工场》（1899）和《一个革命者的回忆》（1899）等著，提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他在《面包与自由》中，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代议制、法律、强权等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消灭国家，取消政府，废除法律，由各种自由联合的社团代替强权的国家，由社团成员的自由意志，代替法律的力量，以互助的形式和科学的方法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等。克鲁泡特金把建立在互助论基础上的主张，称为“自由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