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民族过程理论认为，民族发展的历史可以被区分为民族分化和民族聚合两种过程；民族分化是前阶级社会民族过程的主要内容，而从原始社会解体开始，民族聚合过程便占了主导地位。这是一种颇具启发意义的论点。国家起源是可被多种视角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杨堃先生曾把国家产生的物质条件归结为四种：1．有利的地理环境；2．相当多的人口数量；3．阶级斗争的尖锐化；4．民族关系。其中第4种是一个独特的见解，却未引起足够注意。但当我们把这种见解结合民族过程考察时，却发现国家是一个民族聚合过程的产物。应该说，这个发展是有意义的。本章旨在陈述这个发现，以期丰富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
一、国家产生的一般机理
在找出国家起源与民族聚合过程的关系之前，首先需要依据已有的研究对国家起源的一般机理作出概括。
国家起源研究，若从最早留下有关论述的柏拉图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真正把这一研究纳入科学轨道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们的研究基于两个基础：一是由他们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二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进化论所支配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出现。前者保证了整体研究方法的科学，后者为研究找到了可资论证的依据。正是这两点使他们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臆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家起源的研究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后行文中简称《起源》）为代表，其论点已为人们所熟知。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家起源的研究并不标示这一问题研究的终结，相反，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和世界整体科学水平的提高，《起源》发表100多年以来，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更大发展。这些研究视野宽泛、层次深入，且学说众多、观点纷呈。国家起源虽然只是社会政治系统的演化变迁，但人们的研究已触及到了有关的经济过程、政治技术、社会规范、心理模式和地理环境等各个领域。与之相应，所谓“征服论”、“战争论”、“进化论”“冲突论”、“融合论”等各种学说也纷纷涌现。我国学者自80年代以来也依据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许多新鲜见解。
既有研究是继续研究的基础，国家产生机理的概括也必须从已有的成果作出。
（一）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标志
“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这是恩格斯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这里，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出现。但当代的有关研究表明，用“社会分层”来概括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似乎更准确。“社会分层”指的是“根据财产、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垄断把社会集团区分为不同的种姓、阶级和阶层。”社会分层的意义在于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隐伏着社会冲突的根源。所以只有存在社会分层才会对既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威胁，才有在政治上建立国家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社会分层的主要内容是阶级分化，但又不限于阶级分化。因为种族、民族、宗教、职业和种姓等也都可以成为社会分层的内容，这些分层的存在同样也是社会动荡的原因。如恩格斯在《起源》中谈到罗马国家的形成时提到的“平民”和“罗马人民”（PopulusRomanus），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但却是对立的社会分层，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不同的社会地位，而正是他们之间的斗争导致了国家的建立。
其实，把社会分层看作国家产生的基础也是当代国家起源研究中较为普遍的观点。如“冲突论”的代表人物莫顿·弗里德认为，国家是为了通过运用强制性的机构来维持经济分层而出现的，一旦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出现了社会分层，这个社会内部就存在不稳定。因此，分化了的社会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必须大大加强以前就已存在的统治机构，这个强有力的机构就是国家。此外，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
将社会分层作为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恩格斯的阶级斗争说并不矛盾，因为社会分层也包括着阶级对立和冲突的内容，且在国家产生前的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对立已是社会分层的主要内容。用社会分层表述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是对阶级斗争说的补充，而不是对它的取代。
国家是前国家社会的政治机构演进的结果，但演进到哪一步才算出现国家了呢？这就是一个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提出了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准：“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现在看来，“第二个不同点”是正确的，而“第一点”则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一点中外学者的看法几近一致。因为更多的事实证明，氏族组织和国家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包括氏族组织在内的血缘团体在国家社会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作为国家组织的不同层次长久地存在。所不同者仅在于氏族部落已不是独立的社会实体，而是包容在国家之内，成为国家的不同组织了。按地区划分国民是在国家社会内部逐渐完成的过程。实际上，即使恩格斯本人也更看重“公共权力”这个标准，说：“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关于“公共权力”的具体涵义，恩格斯讲：“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也即“公共权力”是一个实施强制行为的暴力机关。此外，“公共权力”还应是一个能有效行使管理职能的专门机构，这是近年来人们较多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不少学者在其国家定义的表述中也突出了这一点。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哈斯把国家定义为“管理机构集中化、专门化的社会。”魏特福称国家为“专职人员的政体。”我国也有学者把酋邦和国家在政治技术上的区别看作是否“形式化”或“专门化”。所以，完整地看，国家形成的标志在于是否出现了“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而这个公共权力则具有强制性和专门化两个特点。
（二）国家形成的途径
国家形成的标志虽一样，但形成的途径则不同，这是必然的。大干世界，人类所居之处自然环境不同，人文环境不同，形成国家的途径也必然不一样。然而下述几种国家形成模式却被普遍认为具有代表性。这即是恩格斯所讲的三种模式加上灌溉（或治水）模式和贸易模式。
恩格斯所讲的三种模式分别是指雅典模式、罗马模式和德意志模式。他对这三种模式的总结是：“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氏族制度是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的。”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观点中，有一些是与这三种模式契合或比较契合的。如以弗里德和怀特等为代表的“冲突论”或“进化论”主张，国家最初是作为解决社会内部由经济分层引起的冲突的强制性机构而发展起来的。这显然与雅典模式一致，也贴近罗马模式。而奥本海默和冈普洛维茨的“征服论”则认为，征服者在被征服地区强加统治是国家的开端，阶级分化和国家产生于一个社会被另一个社会所征服。这显然又是德意志模式的不同表述。
灌溉模式以美国人魏特福的论述最为典型。他认为在东方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大规模的灌溉起了主导作用，因为这种灌溉要求一个特殊的管理集团来组织大批的劳动力。这个管理集团要具有监督、管理、计划、防务等各种功能，因此必须是专职的，而且是专制的。国家即由此建立起来。这个观点因被用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激烈批判，但其所叙理论和西亚、埃及等早期国家的形成的确有相合之处。此外，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夏朝国家的建立直接导源于大禹治水。从尧时开始的大洪水要求中原地区的各部落必须联合，并服从统一的调动指挥。禹作为统一治水的指挥者而成为王朝领袖，因治水而形成的部落联盟机构也因此发展成为国家。可见，国家作为一种最高社会管理机构，从某些早期社会最迫切的灌溉或治水的统一管理和协调开始，进入国家是完全可能的。
同样出于社会统一管理而进入国家的另一渠道是贸易。哈斯曾把贸易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亨利·赖特和格雷戈理·约翰逊提出的地区内部贸易途径：由于人口和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日用品和食物量的不断增长，促进了劳动的专业分工和交换。在解决这种地区内部的贸易管理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管理阶层。这个阶层不断分化后，社会在组织方面就达到了国家水平。这是对伊朗西南部国家形成的概括。另一种是威廉·拉思杰揭示的地区之间的贸易途径：由于相邻地区生活资料的不同，出现了一个中心贸易系统。控制了这个贸易系统的管理人员由于掌握了基本的生活资料而实现了对民众的统治，并支撑起一个国家水平的权力机构。这是对中美洲低地国家形成的概括。从贸易途径进入国家的事例不多。
二、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三种共有现象
上述国家形成的一般机理表明，世界各地形成国家的途径是不一样的，但在步人这些不同途径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共同之处。其中，下述三点是至为明显的：
（一）最早的国家都出现在自然条件良好的经济发达地区
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已被公认是世界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根据最早的文字材料和其它考古发现，苏美尔建国之时已有了犁耕，有了大麦和小麦的种植，有山羊、绵羊、牛、驴等家畜的饲养和以冶金（金、银、铜）及制陶业为主的手工业。反映埃及城邦国家产生时期的涅伽达文化说明，当时的尼罗河谷地的居民已开始在河谷两岸挖渠道，筑堤坝，从事人工灌溉农业。我国夏朝的建立约在公元前21世纪，但远在建国之前的龙山文化，甚至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了成熟的锄耕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论语·宪问》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正说明了夏国建立与农业的关系。此外，印度、地中海沿岸和美洲早期文明地区的历史也都反映出国家形成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国家起源期间都有频繁的民族流动
这一点因研究国家起源者鲜少提出，故需把最早出现国家的几个地区的情况一一列出。
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地区的河流平原地形决定了这里容易形成民族聚集和流动。创造这一地区最早文明的苏美尔人并非土著，而他们却也未能成为这里永久的居民。“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来自北面的人侵者印欧人与来自南面的人侵者闪米特人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而展开长达数千年斗争的历史。”③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段话已把问题说清了。
古埃及：古代埃及三面沙漠，一面临海，有着良好的自然保护屏障。但优良的环境也并没能使这里的民族保持纯一。直接导出埃及文明的巴达里文化说明，建立国家前夕的埃及人已有“不同来源的混种”。古埃及人文化具有古代非洲民族文化的特征，也有古代西亚文化来源的特点。
黄河流域：我国夏朝建立之前的黄河流域曾是一个不同部落集团你来我往、流动频繁的地区。黄帝、炎帝、蚩尤、太吴、少吴等部落的长期征伐，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最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古代印度：标示古印度跨人最早文明行列的是“哈拉巴文化”，这种起自公元前2500年持续700年左右的文化的兴衰已无法得到说明。而能够得到清楚说明的下一阶段的印度文明则是由来自西北方向的雅利安民族所建。这个外来民族经过长期战争征服了原有居民，在几个世纪之内，先后使他们成为印度河流域和恒河上游地区的统治者，并于公元前9世纪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椎典：雅典国家处于爱琴海文明区域，恩格斯所论述的雅典远不是这一区域最早的国家。爱琴海地区最早的国家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克里特群岛。而正是在此之前的200年左右时间里，这一地区出现了一次移民运动。新来者是来自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一批印欧人。稍晚于此的从迈锡尼文明中产生的国家也是另一部分新移民所建。更晚于此的雅典国家的建立也是经过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冲洗的。因为在此之前所经历的“荷马时代”，即各部落大规模征战的时代，与公元前12世纪由多利亚人南移推动的另一次民族迁徙有直接的关系。
罗马：罗马国家建立之前的民族流动更为明显。从公元前20世纪初直到公元前6世纪这里就经历了4次大规模的民族流动：1．公元前20世纪初，包括拉丁人在内的一批印欧人由东北方向移人。2．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第二批印欧人移入，包括萨宾人、萨莫奈人等部落。3．公元前11世纪，来自小亚细亚的伊达拉里亚人渡河而入。4．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包括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内的地中海先进国家民族的移人。频繁的民族流动，使这一地区有了相当程度的民族融合。所以“王政时期”的七个王中才既可以有拉丁人、萨宾人，又可以有伊达拉里亚人。罗马国家实际上建立在民族聚合正在完成但又尚未完成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纠合在一起。“平民”和“罗马人民”的冲突既含有阶级冲突，又含有氏族部落成员同被征服但尚未被溶合于内的其它社会成员的民族冲突。罗马国家的建立正是这种民族冲突和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
德意志：在恩格斯所讲的三个模式中，德意志国家的建立就是民族征服的结果。这已是最激烈的民族流动的表现，在此无须赘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