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愧意不遮掩
——蔡中田奔波“谢罪”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信阳事件的第一次批示下达后，信阳地区的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先后被关押，罪名都是“残害人民”，定性皆为“反革命”，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也在其中。遂平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眼见自己的搭档被抓走，自己也做好了被关押的准备。他的判断是：每个县都饿死了不少群众，既然中央要追究罪责，所有县委第一书记的罪责都一样，一个也跑不掉。
而蔡中田没有等来这一天，他非但未被关押，还继续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省委主要领导对蔡中田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反革命，不抓不足以平民愤；而你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做出了极大贡献，是我们河南的有功之臣。
的确，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遂平县诞生，“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面旗帜，身为县委第一书记的蔡中田曾荣幸地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谁敢视若无睹，这正是蔡中田免遭牢狱之祸的原因所在。
然而蔡中田面对这样的幸运，心情极为复杂。未戴“反革命”的帽子自然值得庆幸，因为这顶帽子能把大象压成老鼠，谁也不愿戴；但同样是县委领导，同样是饿死了群众，其他人都被冠以“残害人民”的罪名，自己却成了“有功之臣”，不符合逻辑啊。蔡中田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信阳地区县委书记队伍中的“少数人”，成为这样的“少数人”并不光彩，因为它绝不代表“真理”与“正确”，只是省委主要领导大耍政治手腕的产物。
蔡中田苦思苦想一夜，终于下了决心：老子不当“少数人”！
一大早，他来到县委招待所，敲开省委主要领导的房间，说：“遂平县也饿死不少人，既然县长被抓了，我这个县委第一书记也该抓，您还是把我抓了吧。”
省委主要领导以万分惊奇的眼神凝视蔡中田许久，而后说：“常言说趋安避祸是本性，我还没见过你这种人，完全倒过来。我一来就说过，你不是反革命，抓你干什么？”
蔡中田说：“我和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都是执行上级指示，也都是害自家县饿死了不少群众，没有不一样啊。如果我不是反革命，他们也不该是反革命；如果不抓我，也应该放了他们。”
省委主要领导严肃地说：“这种大是大非如何定夺是省委的权力，抓不抓你、放不放他们不是你一个县委书记决定的事，你好自为之！”
省委主要领导在遂平县住了三天，数百名县、社领导和基层干部被送进“民主革命补课”学习班、“特训班”。全县各级干部几乎被抓光了，这让仍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的蔡中田更增添了几分“孤家寡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搞得他心神不安。
那天，蔡中田专门来到学习班，把几十名公社书记、社长和局（委）领导集中在一起，讲了如下一番话：
我犯回“自由主义”，对大家讲讲心里话。这次“民主革命补课”，是中央的决定，但规模搞得这么大，气氛搞得这么紧张，未必是中央的意图。我打听了，不单是咱县，其他县的干部也基本抓光了，既然大家都一样，怕他娘个啥？我就不信共产党把信阳地区90％的干部都培养成了反革命。大家肯定有个疑问，我为啥“漏网”没被抓？我告诉大家，我是别人玩的一张牌，娘个×，毁了老子半辈子清白，弄得老子孤家寡人似的。我也想了，不抓老子，正好可以给大家“看家护院”，所以大家尽管安心在这里，外面的事有我。我还想，老百姓遭了那么大的祸，我这个“漏网”的县委第一书记得趁机为共产党补过啊……
蔡中田有个习惯，不愿待在办公室，喜欢下乡。“民主革命补课”初期，他转了五个公社，感觉和以前大不一样。过去下乡，身前身后都是熟面孔，想讲什么话，想骂哪个人，都痛痛快快。而眼下不同了，全县各级干部几乎都被抓去接受“民主革命补课”，取而代之的是大批来自北京、省城和地委机关的干部。面对这些生面孔，他不敢多讲话，更不敢口吐粗言，实在憋得难受。
蔡中田下乡数天找不到往昔的感觉，那天晚上打道回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看到桌上成堆的报纸，忍不住大骂一声：×你妈，怎么这么多！
跑得又饿又渴，顺手拿起暖水瓶倒水喝，却是空的，于是又大骂：×你妈，水呢？！
放下暖水瓶，刚落座翻下报纸，又站起，来回踱步，几步一骂“×你妈”、“娘个×”！
县委通信员看到书记办公室亮起灯，便提着开水走来，到门口听到书记在里面骂声不止，还以为是在训斥哪个倒霉蛋，便驻足不入。骂声终于停了，许久无动静，通信员这才敲门而入，并未发现其他人。通信员不解地问：“书记，没别人呀，您刚才骂个不停，吓得我不敢进来。”
蔡中田笑起来，说：“你怕你娘个×呀，我随便骂几句。你可不知道，这几天下乡憋得慌，回办公室对着墙大骂一阵舒服多了。出去不能乱讲，记住了。”
县委通信员对蔡中田说，两天前，常庄公社原副社长王海清的家里人来找过书记，不知啥事。蔡中田听后沉思片刻，立即打电话叫来县公安局局长，说王海清同志是受了委屈的，尽快放了，要恢复他的工作。
公安局局长说，王海清尽管只是被拘留，但地区公安处已经备案，所以放人这事还需要请示地区公安处。
蔡中田大骂：“请示你妈个×！你不知道他冤枉吗？明天上午就放人，你亲自把他送到我的办公室，剩下的事你想办法！”
蔡中田逼公安局局长放人，是打内心觉得王海清冤枉。当初王海清的“罪名”是鼓动群众私存粮食，破坏“反瞒产”。决定抓人时，尽管蔡中田心里明白王海清的行为纯属保护群众，可不得不点头，因为当时“反瞒产”风头正盛，王海清不幸撞到枪口上了，他这个县委第一书记也不得不顺风使舵。而眼下形势不同，中央工作组驻扎信阳后反复强调“纠正轻视群众生活的错误”，释放王海清合情合理。
县公安局局长仍显犹豫，说：“按说放人的确应该，只是觉得抓人时是您点的头，放人又是您发话，这不是自己给自己难堪吗？我担心这事会影响书记的权威呀。能不能换个方式把事办了？”
蔡中田说：“什么权威不权威的，做错事就得改，抓错人就要放，你要我保自己的面子，那不是丢共产党的面子吗？执行吧，别啰唆。”
王海清如期被释放，继续担任常庄公社副社长。蔡中田对王海清说：“知道吗？大大小小几百个干部被带进学习班，我已经是光杆司令。眼下急需你这种好干部，你出来了，得一个当十个用。记住，群众生活是最大的事，一定要安排好，别让老子失望。”
王海清自然不会让蔡中田失望，他回到自己的岗位后，背着行李挨村转，把政策救助和群众自救紧密结合，确保了本社群众的生命安全。
放出王海清，蔡中田搬掉了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但仍没有轻松的感觉。因为这些天他时常反省，觉得这几年自己办的错事太多，心中积压的“石块”太多。
的确，在政治生活极不正常，脱离实际、不讲科学，“假大空”盛行的大环境下，各级领导干部都面临这样的情况——不跟风就会挨批，一跟风就会做错事。讲究实际不跟风自然难能可贵，但“思想右倾”的帽子谁也没有勇气戴，这顶帽子足以危及政治前途。相比之下，跟风是自保的最好选择，即便做错了事，也是大家共同错了，没有多大风险。蔡中田自然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已做了一些错事，心中石块太多也不足为奇。
可悲的是，决策层脱离实际、不讲科学和各级跟风的代价空前惨重，使得蔡中田这样的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心灵出现极大震颤，对百姓满含负罪感。他必须重理自己的思路，以求得心灵的安宁。
既然自己还是县委第一书记，就有机会纠正自己所做的错事，心中的石块必须一一搬掉！蔡中田下定了决心。
蔡中田来到嵖岈山公社。这块土地“奇迹”层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全国第一块“共产主义试验田”、全国第一颗粮食“高产卫星”……这些“奇迹”让遂平县乃至河南省在全国出尽了风头，自然，作为县委第一书记的蔡中田也曾因此而光环缠身。但并非所有的光环都令蔡中田感到荣耀，比如全国第一颗粮食“高产卫星”从他的地盘上腾空而起后，他曾长期寝食不安。
这颗“高产卫星”的产生过程的确荒唐。自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嵖岈山成立后，河南省委、信阳地委都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地委秘书长受命蹲点嵖岈山，亲自指导工作，目的是“尽快展现人民公社的风采”。
地委秘书长把“展现风采”的光荣任务交给公社社长钟德清，钟德清跑遍全社所有村庄，终于发现韩楼大队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等人种的2亩9分地的小麦试验田长势不错，于是对陈世俊、曹玉娥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我看这个艰巨、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吧。”
当时遂平最好的地块再多也不过亩产两三百斤，这个数字显然体现不出人民公社的“风采”，而说多了又怕太离谱，几个人左右为难，意见难以一致。最终，大家还是把思想统一到“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上，决定选多亩最好地块，打多少是多少，都算成2亩9分地的产量。
“为党争光”的热情促使他们连夜突击收割麦子，过完秤，总共11178斤，按29亩算，平均亩产3854斤，扣除点麦余籽，按3530斤上报。第二天（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徨的报道：卫星公社2亩9分小麦亩产3530斤。
当天，县委大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竟不知为何。当地委秘书长把《人民日报》举到蔡中田眼前，他才恍然大悟，于是极不高兴地骂道：×你妈，我是县委第一书记，怎么从没听说过此事？这样高的亩产，不是哄骗人吗？！
而地委秘书长说，这是“政治产量”；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说，这是献给人民公社的一份“厚礼”。蔡中田只好“向政治靠拢”，不再作声。但他背地里还是给嵖岈山公社书记打去电话，说：哄鬼的事，谁会真信？以后别再干了。
蔡中田最初只是把自己地盘上放出的这颗“卫星”视为假货，虽觉脸红并未过分在意。意外的是，这颗“卫星”竟引来全国“星光灿烂”，各地的“卫星”越飞越高。更意外的是，虚报粮食产量引发粮食高征购，高征购引来“反瞒产”运动，“反瞒产”造成百姓家中粒米不存，最终导致大荒之年成千上万的人在饥饿中死去……他不得不觉得，自己领导的遂平县在全国起了个坏头，自己作为县委第一书记实在难辞其咎。
的确，嵖岈山的“光彩”在蔡中田心中已渐渐淡去，随之而来的是乱石填胸般的痛苦。他此次前来，就是想做几件“搬石头”的事情，以遣心头之愧。
蔡中田此次最想见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生产队长朱遂平，另一个是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因为他在“反瞒产”运动中到此“挖粮”，让这两人受了不小的折磨。
1959年冬天，嵖岈山人民公社粮食已被征购一空。蔡中田极为发愁，给地委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希望地委能够减轻粮食征购任务，但地委领导大吼：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组织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反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平心而论，蔡中田对地委领导的“瞒产论”极不服气，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家县的家底，高征购后粮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程度，哪还有得可挖？何来“瞒产”之说？眼下连口粮都告急了，地委领导却要他“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蔡中田对此极为反感。但他又不得不落实指示，因为“以违反党的组织原则论处”那句话令他不敢轻视。
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人民公社“挖粮”。他把全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都集中起来，严厉地讲：“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看得出，那时的蔡中田也“左”得可以。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听了蔡中田这番话，当场栽倒地上，昏迷之中还不停地念叨：“没粮食，真没粮食了……”在前不久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大会上，高德已经被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没想到又受惊吓。
有人举报生产队长朱遂平藏粮500斤，朱遂平不认账，立即遭到一阵拳打脚踢。朱遂平倒在地上，还是不招，又被一根细麻绳捆了个结实，吊在空中……
那次“挖粮”的成果只是一组空数字，并没得到一粒粮食，这也在蔡中田的意料之中。而蔡中田自身得到的却是“负罪感”——当场看到一些群众遭受无情打击，心中隐隐作痛，却没有制止，因此只觉得自己对群众犯有“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