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检察长办公室撤销了对五名指控不足10款者的起诉，只将佩姬和雷蒙德母子俩留在监狱里。
9月，助理检察长戈伦·史蒂汶生宣布退出公诉方。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不希望在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将两名无辜者打入大牢。”他还说，首席公诉人拉伊儿明知秋迪神经不正常，“没有秋迪·约翰逊的报告，就不会有曼哈顿海滩警署致家长们的调查信函，也就不会有儿童医院的性骚扰诊断……我们曾进行过很多搜寻，却没有任何发现。我们曾得到过很多线索，却没有任何结果……本案可说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公诉方的另一名成员克里斯丁·乔斯顿也要求退出，但他选择了保持沉默。
这年12月，“麦克马丁七人案”的始作俑者秋迪·约翰逊被发现死在家里的地板上，周围全是她自己呕吐的秽物。秋迪的死因为慢性酒精中毒及长期酗酒引起的肝硬化。
1987年1月初，雷蒙德和佩姬·布克的两名律师丹尼尔·戴维斯和迪恩·R·格茨向法庭提交了《关于撤销本案全部指控的动议》。文中说，鉴于秋迪·约翰逊的非正常精神状态，可以肯定，对被告的不少指控皆出于她的妄想或偏执。
1月5日，关于该动议的听证在洛杉矶地区最高法院威廉·邦德尔法官的法庭举行。公诉方认为，秋迪的精神病源于本案的刺激和压力，而被告方却告诉法庭，有资料表明，早在本案之前，秋迪就已经发生了精神病变。
原公诉方成员戈伦·史蒂汶生和曼哈顿海滩警署侦探简·霍亚格等出庭作证说，公诉方曾有意隐瞒和扣留一些表明秋迪神经有毛病的资料，比如在那份马休说他看见老师们“切开一个婴儿的头”的警方报告上曾附着一张字条：“绝密。接检察长办公室拉伊儿·卢宾指示，不得将此报告透露给‘麦克马丁七人案’之被告方。”
公诉方矢口否认，并转而攻击戈伦等人“作伪证”。又有前麦克马丁的家长们联名上书加州律师资格评定委员会，要求吊销戈伦·史蒂汶生的律师执照。六周后，威廉·邦德尔法官驳回了被告方的动议。
那天从法庭里出来，丹尼尔·戴维斯和迪恩·格茨对记者们说，检察长办公室执意要将雷蒙德和佩姬推上被告席，是因为这件“大案”已经耗费了500万美元，如若撤诉，势必酿成政治丑闻。
从麦克马丁幼儿园刮起的“清查儿童性骚扰犯罪”的风暴似乎只在顷刻之间便席卷了整个美国。
洛杉矶以北约两小时车程，翻过圣盖勃瑞尔群山，是科恩地区的贝克菲尔德，一个地处加州中部圣奥昆峡谷的山间小镇。
1984年春天，麦克马丁案的七名被告刚刚被捕时，贝克菲尔德一个5岁小男孩波比·梅亭因为对同班一位小姑娘有些“行为不轨”，被老师叫进了办公室。几句话问下来，老师发现，波比的“性知识”远远超出了一般学龄前儿童所应该知道的，于是找来了家长——波比的继母简妮思·梅亭。
波比的生母蒙赛拉不久前刚与她的新婚丈夫里克·彼兹搬去了俄克拉何马州。此前，波比和他的两个哥哥，梯摩瑟和季米，每隔一星期都会去母亲家度周末。
简妮思·梅亭和老师谈完话回到家里，立即开始追问三个孩子。那时候，“麦克马丁七人案”被媒体炒得正热，关于案情的新闻每天都会出现在各地的报纸和电视上，加之像贝克菲尔德这样的小地方，人们向来以能够摹仿大都市的无论什么为荣，所以，简妮思几乎连想都不用想，就认定孩子们是被彼兹夫妇性骚扰了。多年后，梅亭兄弟三人还记得，简妮思当时一边追问，一边叫骂，如果有谁说出半个“不”字，就会挨打、关禁闭或不让吃饭。等到孩子们终于给出了她想听到的答案，简妮思便拨通了911。
在警方笔录的第一次谈话中，11岁的季米实际上什么也没承认，8岁的梯摩瑟说，里克·彼兹有一次摸过他的屁股，波比则说，他的继父曾鸡奸过他。几天后的另一次谈话中，波比改口说里克其实从来没有碰过他，倒是他的母亲蒙赛拉“亲过他的小鸡鸡”，但是只有一次。
显然是受到了麦克马丁案的启发，简妮思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她一面煞有介事地领着小哥儿仨满世界瞧大夫，一面不断地给警方打电话，要求重新对孩子们进行盘查。
终于，经过了几个星期的近10次面谈后，季米·梅亭对贝克菲尔德警署受虐儿童处的巴勃·费尔茨警官宣布说，他准备都“招了”。季米详细地讲述了在彼兹家的“狂欢夜宴”，参加者几乎囊括了他所认识的全部成年人，“受害者”除了梅亭兄弟三人，还有蒙赛拉的三个侄女，5岁的安贝儿·布鲁穆、9岁的婉达·邦契和10岁的卡瑟琳·霍根，以及里克·彼兹与前妻的两个女儿，7岁的萝琳·彼兹和11岁的科蕾丽莎·彼兹。
办案人员找来五位小姑娘，但科蕾丽莎、萝琳和婉达矢口否认，最小的安贝儿根本就不明白警察们在讲些什么，卡瑟琳则说，这些故事都是季米·梅亭信口胡诌的“鬼话”。
即便如此，6月份，当蒙赛拉和里克·彼兹从俄克拉何马回到贝克菲尔德参加一个关于梅亭三兄弟抚养权的法庭听证时，警方以“儿童性骚扰罪”逮捕了这对夫妇。
不久，梯摩瑟和波比开始附和季米的“鬼话”，将“狂欢夜宴”的内容扩展到了吸毒、色情录像及暴力肉体虐待等等。他们眉飞色舞地描述说，有将近30个大人孩子挤在一间10乘12英尺（不足12平米）的卧室，里面有摄影机、摄像机和摄影棚用的照明设备等等。孩子们被迫喝威士忌及各种啤酒，从一根18英寸长的管子吸可卡因和海洛因，用针筒在胳膊上注射毒品。“是那种很大的针筒，”梯摩瑟向办案人员比划着，“每扎一次都会留下青肿。”男女孩子们还被绑在一块板子上任由在场的成年人轮奸，有时达10余次之多。而且，所有的这些犯罪活动都同时被摄影摄像，并强迫孩子们事后观看。
搞定了三个男孩子后，贝克菲尔德警方再次转向五位小姑娘。他们派出警署最富审讯经验的重案组侦探杰克·卢特雷协助儿童处办案，并将小女孩们送到洛杉矶国际儿童医院曾经为麦克马丁的孩子们作过诊断的布鲁斯·武德林博士那里。正如警察们所预期的，五位小姑娘全都被诊断出了“性骚扰”。
1984年8月，“麦克马丁七人案”的预审在100英里外的洛杉矶开庭时，贝克菲尔德警方又逮捕了蒙赛拉的弟弟维恩·狄尔，她的母亲格蕾丝·狄尔，她的妹妹、婉达和安贝儿的母亲科琳·布鲁穆，她的姐姐、卡瑟琳的母亲克萝薇蒂·霍根，以及蒙赛拉的朋友静娜·米勒。加上彼兹夫妇二人，正好凑成了和麦克马丁案相映的七名被告。
然而，贝克菲尔德警署的行动并没有到此为止。两个月后，科琳·布鲁穆的男朋友韦因·弗塞瑟也因同罪被捕。
梅亭兄弟的故事也没有到此为止，他们又说，在刚刚过去的暑假中，某星期六下午，兄弟三人在一个公共游泳池同时遭到了“道格”和“史迪文”的性骚扰。两个男人先是在一间人来人往的更衣室里、后来又在由一个女人驾驶着的车上鸡奸了他们。警方后来查出，那两个人根本就不叫“道格”和“史迪文”，但还是逮捕了他们。
简妮思·梅亭学着麦克马丁幼儿园家长们的样儿，开车带着三个男孩子在贝克菲尔德的大街小巷认人，先后认出了一名银行职员、一位在路上行走的妇人和一个法庭大楼过道里的陌生人。最有收获的是在一次体操比赛中，梅亭三兄弟从观众席上一连指认出好几名“案犯”。孩子们认出一个，警方就抓一个，很有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意思。
和麦克马丁案一样，除了孩子们的说辞，警方自始至终没有发现相关的证据——没有任何家长或学校的老师同学看出在那些“狂欢夜宴”之后，这些孩子们的身上有被虐待的伤痕，或他们自己说的，注射器造成的青紫。没有任何“受虐待”的孩子向人们讲起过他们的不幸遭遇，或表示不愿再去彼兹家。事实上，有一个周末梯摩瑟病了，被简妮思强留在家里，小男孩后来还偷偷摸摸地跑了去。而且，警方也从不曾查抄到那些色情录像带，或摄影摄像设备，或板子、绳子、手铐、吸毒管等孩子们提到过的作案工具。
最令警方头痛的，是10岁的卡瑟琳·霍根。小姑娘坚持否认所有的这一切曾经真实地发生过。倒不是说没有卡瑟琳的证词就不能立案，其实单凭梅亭兄弟们的“鬼话”，警方就已经顺利地取得了不止一张“逮捕令”。公诉方的顾虑是，卡瑟琳可能成为被告方的证人。因为第一，小姑娘始终坚持她的否认，自有她能够令人信服的道理。第二，小姑娘了解警方在办案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包括对孩子们的诱供逼供套供。
于是，科恩地区检察长安德鲁·靳兹亲自上阵使出了一招杀手锏。卡瑟琳的母亲克萝薇蒂·霍根被捕后越狱逃走去向不明，小姑娘一直和她的继父比尔·霍根住在一起。但是这位“霍根先生”在与克萝薇蒂结婚之前，曾经是“霍根女士”，明白地说，他是一个“变性人”，通过手术从女人变过来的男人。霍根夫妇对此事一向守口如瓶，不光街坊邻居中无人知晓，连卡瑟琳也被瞒得严严实实。不过，检察长办公室却有办法从比尔·霍根的原籍获得了此项“绝密材料”。
安德鲁·靳兹对霍根先生说，只要你如此这般地与我们合作，就不必担心秘密会被泄露。那年秋天，警方和公诉方前后找卡瑟琳谈话20余次。终于，11月底，在“彼兹-狄尔儿童性骚扰团伙案”正式开庭之前，卡瑟琳·霍根转变了态度。
庭审期间，被告们纷纷走上证人席，试图向法庭证明自己的无辜。科琳·布鲁穆当众宣读了她的日记，说明在某些“狂欢夜宴”举行时，她根本就不在犯罪现场。韦因·弗塞瑟向陪审员们披露了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说他的阴茎上纹有“操这玩意儿”的刺青字样，但孩子们从未向警方提及此点，可见他们并没有看见过。格蕾丝·狄尔也说，她的大腿内侧两边各刺有一颗鲜红的樱桃，倘若真有性骚扰发生，孩子们不会看不见的。
对于孩子们证词中的不合情理及前后不一致之处，首席公诉人安德鲁·靳兹在总结性发言中说，这正表明了这些性骚扰对孩子们的心理造成了多么可怕的伤害。
“彼兹-狄尔性骚扰团伙案”的陪审团甚至没有重读1.3万页法庭记录中的任何一个字便作出了裁决：所有被告被控之共计400余项罪名全部成立。法官伽瑞·弗莱德曼判处各被告有期徒刑273年至405年不等，其中女犯们的判刑期限成为加利福尼亚历史上最长者。
当一名报纸记者问及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判时，弗莱德曼法官答曰，因为他看到了案犯们残害孩子们的照片，令他触目惊心。而事实上，贝克菲尔德警署根本就没有查抄到任何与案情相关的照片，这样的照片也从未在法庭上呈交陪审团。
这就是小地方的好处。没有那么多的记者，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质疑或反面意见，警方、检察长办公室和法院执起“法”来，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可以一手遮天。更不用说，从邻近大都市每天传过来的关于“麦克马丁七人案”的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不用说，与麦克马丁案不同的是，本案的被告们全都是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蓝领阶层，清洁工、装修工、餐馆招待等等，其中不少人有过犯罪记录。
“彼兹-狄尔性骚扰案”始于麦克马丁之后，却赶在麦克马丁之前结了案。但贝克菲尔德的清查并没有就此落下帷幕。
1985年春，就在“彼兹-狄尔性骚扰团伙案”的被告们被送往各地监狱服刑时，贝克菲尔德又有6起“儿童性骚扰团伙案”相继开庭，还有一起正在调查中。也就是说，在这个人口不足13万的小城里，至少存在着8个儿童性骚扰团伙。不久，有关人士宣布说，这些团伙并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关联，并且同属于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当地的《贝克菲尔德加州人》报称：“这只是一座巨大冰山的一角。”
和麦克马丁的孩子们一样，贝克菲尔德的小“受害者”们揭露出的犯罪事实越来越不着边际，他们开始谈论宰杀动物、虐杀婴儿、喝血、祭祀等等，他们除了告发自己的父母亲戚，邻居熟人，又将矛头指向了某些办案人员。一个孩子说，检察长办公室的莎拉·莱奥斯也是性骚扰者之一，还参与了杀害婴儿和鬼魔祭祀。另一些孩子指出了负责审讯的警署侦探杰克·卢特雷和一位民政部工作人员科瑞·泰勒。自然，这三个人都没有被传讯调查，也没有被逮捕法办。从此，贝克菲尔德的警察们方知，不能太把小孩子们的话当真。
然而，损失业已造成。别的不论，仅是地区民政部门需要安置的孩子就有100多。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或者是被自己的孩子告发，或者是被别的孩子指认，皆被疑为性骚扰罪犯，甚至抓进了拘留所或监狱。贝克菲尔德的居民们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一位妇女告诉记者，她甚至不敢替三岁的儿子洗澡，因为邻家的小女孩看见母亲给小弟弟换尿布，也出去跟人讲她妈妈怎样怎样，引得周围的人说三道四。
1985年仲夏，科恩地区律师资格评委会主任上书州检察长，要求“调查本案的调查过程”。不久，即有州有关部门会同联邦调查局派出联合调查小组，总算在一年以后平息了这场风波，但一些已被判刑者却迟迟难以平反。据不久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专题节目《48小时》报道，至今仍有人因此案关押狱中。
距洛杉矶3000多英里，美国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州墨尔敦市。
1966年，时年42岁的薇俄莉特·亚美罗特与10多年前的弗吉妮雅·麦克马丁一样，白手起家，创办了自己的幼儿园。不同的是，一开始，薇俄莉特的“费尔萨科日托中心”开在自家的地下室里，而且，在此之前，自从被前夫抛弃后，薇俄莉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吃了十几年的社会救济。
费尔萨科日托中心办得相当成功，很快便占据了整栋房子。孩子最多时达70余人。到本案发生的1984年，共计已有上千名孩子从这里走向各个小学。
费尔萨科日托中心也是一所“家庭作坊”。薇俄莉特自任园长，儿媳蓓蒂和女儿西璐儿当老师，儿子季拉德管后勤。
4月的一天，一个4岁的新小朋友尿了裤子。应当班老师的请求，季拉德替小男孩换了衣服，又将尿湿的裤子等用塑料袋装好，让孩子回家时带走。新小朋友每周只来两三天，前前后后也就在费尔萨科呆了不到10个星期，加起来一共20多天，到六月份学校放暑假时就退了学。
偏巧这孩子还有一些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尿床、说谎、自言自语、易发脾气等等，家里便利用暑假定期带他到儿童医院心理科门诊。9月初，美国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小男孩对妈妈说，幼儿园的季拉德扒过他的裤子，还把他关进一间“秘密屋子”，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摆满奖杯的书架”。当时正值“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轰动全国，墨尔敦市各有关部门联合设立了“儿童性骚扰咨询及举报热线”。孩子的母亲往热线打了一个电话，就招来了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