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兰州城南的兰州制造局，共有厂房10多间，购进德国造的6英尺车床和手摇钻等机器。主要工匠都是从浙江、福建、广东招募来的。
兰州制造局的任务是，生产兵器，培训使用兵器的士兵。总办赖长要亲自到战场上指导兵器的使用。还要制造和改造一些简单的兵器机械，并承担本局所造兵器及进口兵器的维修。
赖长在福州时就成功地仿造出西洋式枪炮，来到兰州更是大显身手。他指导工匠造出各种枪炮，最得意的产品，一种是仿造德国七响后膛和后膛进子螺丝大炮；一种是将中国旧有的劈山炮改制成鸡脚式炮架的合膛开花子，以前需要13人放，今只需5人；还把当时广东新造的一种无壳抬枪进行改造，使之性能有很大改进，以前3个人管放两杆，今一个人放一杆。
制造局还采用中西优点，加强兵丁演习，使制器的人知道用器的方法，用器的人懂得制器的原理。
左宗棠对兰州制造局的产品很满意。他让赖长亲自到肃州（今酒泉）前线测准施放兰州制造局造的仿德开花螺丝后膛大炮，一下子轰坍城楼的几处城垣，打死约数百人。
左宗棠夸奖赖长“夙有巧思，仿造西洋枪炮，制作灵妙，临阵胆力均优，战功屡著。在兰州制造局监造新式枪炮尤为出力”。
同治十二年（1873年）秋天，左宗棠的老部下德克碑专程从福州来甘拜访左大人，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法国人，穿戴中国衣帽，说一口古怪的汉语，走在兰州街头引得路人围观稀罕。
德克碑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总督左大人请来的客人。而他也的确是左宗棠的老相识老朋友了。自同治三年在杭州造小火轮起，又到福州办马尾船厂，他们已打交道9年了。德克碑进得总督府，一见左宗棠就说：“你们这个国家真大，从东南到西北不知走了多少天呢！”
二人相见。第一件事就是左宗棠引德克碑去参观兰州制造局。好在德克碑与赖长曾在福州共事，彼此也很熟。他兴致勃勃地看过厂房机器和所造的各种火器，对赖长的才干和业绩十分佩服，也充分肯定了广东、浙江、福州工匠们的功劳。德克碑对左宗棠说：“中华多好手，制作驾驶均可放手自为。”
不久，左宗棠写信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信中说：兰州制造局能自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德国）螺丝大炮及七响炮。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二十三日，俄国使节索思诺夫斯基一行来甘参观，在兰州制造局看到中国所造的这些大洋炮和小车轮炮、三脚劈山炮时，索氏目瞪口呆。
俄国人的毛手抚摸着兰州制造局的火器，赞不绝口。俄国人一向认为只有英法与德国才能造出这样的枪炮，眼下中国能仿法德造得如此精良，简直不可思议。索思诺夫斯基不禁感叹：“这些武器，我们国家没有的。”在参观过程中，左宗棠对索思诺夫斯基说，这些枪炮都是我们这个局制造的，与贵国及布洛斯（德国）相近。索氏笑而不答。左氏让人给俄国人导视解说。
参观回来后，问他们有何感想？索使及其同伴齐声赞好。只是他们觉得铁质精莹，一定是从西洋买来的。当告知铁是本土产的，俄国人大为惊奇。
其实，兰州早期的铜铁器手工业也有值得骄傲的“青铜辉煌时代”的一页。永登蒋家坪遗址出土的铜刀，距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现存榆中县文化馆的铜簋是商周礼器中的一种食器，圆口圆腹、双耳。高8厘米，口径8厘米，底座圆径6厘米，耳长6厘米。铜簋通身饰上中下三层花纹，呈浮雕状。兰州白云观出土的铜卣是商周时期盛酒的一种方形酒器，口小腹大，高63.27厘米，圆径148厘米，口径29.97厘米，款识镌于盖内。上述造型优美的铜簋、铜卣，说明早在东周时期（公元前221年）兰州就有了铁铜器手工业出现。
在兰州的一些古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汉代铁铧、铁犁、铁斧及铸有各种花纹和铭文的铜镜、铜“编钟”、铜弩机、铜刀等物，都表现了当时很高的铜模铸造水平。
原本悬在兰州普照寺钟鼓楼内，现存五泉山万源阁东边四角亭内的“泰和铁钟”传递了古信息：早在公元1202年兰州已出现大型铸造。这口“古刹晨钟”造于金代章宗泰和二年，钟高9尺，直径6尺，口呈八角，重约万斤。钟的上层铸有佛号颂辞，下层铸布施者姓名，中有铭文150字，首句为“青山崇崇”，末句为“永震西峰”。铭文中还有如下字句：音荡太空，上摇玄府，下撼阴宫，仙闻生喜，鬼闻停凶，击破地狱，救苦无穷。
原在兰州东关接引寺，现存五泉山金刚殿的铜接引佛，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铸成的，身高一丈六尺，身围八尺，重约万斤，铜佛面部丰腴，衣褶飘逸，一副悲天悯人接引众生的样子。取名“佛陀丈六金身”。体现了古代工匠精湛的铸造工艺。明洪武九年铸造的兰州黄河镇远浮桥的大铁柱，则反映了当时铁铜器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现存兰州白塔山公园白塔内的康熙铜钟，铸造于公元1718年，重153.5公斤，造型瘦削，声音清亮，铸造精致，钟面有铭文：“慈恩寺青铜钟，康熙五十七年，岁次戊戌孟冬月吉旦敬铸洪钟一口于兰州。”由此足见当时兰州手工冶炼业之发达。
自兰州制造局成立至光绪元、二年，被认为精妙无比的德国后膛进子螺丝大炮，已成功地仿造出大小20余尊。又造出200多斤的重炮，用车轮架放。制造出七响枪数十杆，不比洋枪差。制造出快响子2万多，连俄国官员乌史漫达米洛夫也赞好不绝，说是这种子弹，俄国也不多有。
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又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新疆军务源于自清同治三年（1865年）初，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受浩罕国摄政王的派遣与喀噶尔封建势力的勾引，入侵南疆，并于1868年建立了所谓的“哲得沙尔汗国”。1871年5月，沙俄“执持枪炮，长驱直进，强占了新疆伊犁地区，奸淫烧杀。为害酷烈”。当地将领虽起抵抗，却遭失败。
当时朝廷产生了“海防”与“塞防”的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主张专务海防，放弃新疆，封阿古柏为“外藩”，反对西征。但左宗棠坚持海防塞防并重，“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
左宗棠临危受命，率近10万兵骑进军新疆，去打击侵略者。在出任钦差大臣的第二年，他把大本营由兰州移至肃州（今酒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左宗棠动员组织了官方和商家的大车5000辆，骆驼2.9万峰，骡马6000多头。动用这么多的车马，别说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具体运作中，采取分途采运，分地积存，分段分批转运交替的方法，先把粮草运存肃州，又由肃州出关运到玉门，在玉门用私人的骆驼转运安西，腾出官驮官车去转运后面的军粮。然后再从安西运进哈密。如此科学安排，层递衔接，仅用三个多月就把1980万斤军粮由河西运往新疆巴里坤等地。
左宗棠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加上军队高昂的士气，迅速攻占了乌鲁木齐、玛纳斯。
1877年春天，左宗棠下令进攻南疆。清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百姓拥护。此次西征，用兰州仿造的洋枪洋炮很快收复南疆诸城，把阿古柏政权打得粉碎。阿古柏畏罪自杀。
到1878年元月，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外的全部失地。举国振奋。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京城里一些人此时还在争议不休。有人说，新疆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国家，南接英属印度，中国目前的力量来不及兼顾西域，不必急图进取。也有人说，应全力注重西征。
1880年5月，年近古稀的左宗棠让士兵抬着棺材出关，踏上了决心收复伊犁的悲壮征程，成为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第一爱国将领。左宗棠之所以有此壮举，是因为他早年在长沙见到林则徐时，林氏曾对他讲了西边国土的重要性，要他重视边防，务求西北一隅之长治久安。林氏还将自己在陕甘、新疆一带的见闻录赠于左。
左宗棠一心要承担起林文忠公未完成的事业。他忘不了，当年63岁的林则徐特为时年37岁的左宗棠写下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避趋之。”希望他能担当强固大西北的重任。
伊犁，是在大军压境的势态下通过谈判收复的。
左宗棠率领大军受尽苦难，平定新疆，阻遏了俄英长期对我西北边疆的侵略，打破了英俄按照“长城以内是中国”来划分世界的企图。
说来说去，值得称颂的是，兰州制造局所造的枪炮子弹，其技术与火力已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平。这些出自兰州的先进武器，在扫平阿古柏政权，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中大显神威。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用中国近代工业生产的武器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