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一位朋友来谈起朗诵诗。他说朗诵诗该是特别为朗诵而作的诗。一般的诗有些或许也能朗诵，但是多数只为了阅读，朗诵起来人家听不懂；将原诗写出来或印出来，让人家一面看一面听，有些人可以懂，但大众还是不成。而朗诵诗原是要诉诸大众的，所以得特别写作——题材，语汇，声调，都得经过一番特别的选择。近来读到《纽约时报·书评》（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里多那德·亚丹的《书话》，论及广播诗剧的发展，说这种诗剧总要教广大的听众听得懂；这也许会影响一般印刷的诗，教作者多注重声调，少注重形象。他说形象往往太复杂，并且往往太个人的，而听的时候耳朵是不能停下细想的。但他并不主张消灭印刷的诗，他觉得两者可以并存。广播自然是朗诵，在我国也试过多次。合看这两段话，可以明了朗诵诗的发展是一般趋势，也可以明了朗诵诗发展的道路。
亚丹的话不错，罗素·惠勒·达文鲍特（ＲusselＷ.Ｄavenport）的长诗《我的国家》便是证据。这篇印刷的诗是准备朗诵的。据美国《时代周刊》（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的记载，去年九月间一个晚上纽约曼哈顿地方有一个读诗盛会，到场的四十人都是出版家，编辑人，批评家，诗人，以及一些爱诗的人，他们听达文鲍特第一次正式读他多少年来的第一篇诗《我的国家》这篇六十二面的长诗。达文鲍特始终能够抓住他的听众，他的诗无疑的对这些第一回的听者发生了效用。大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觉得这篇诗是企图用美国民众的普通语言，将诗带回给民众，让他们懂。——《生活》杂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说这诗集出版是在十月。
达文鲍特今年四十五岁，是一家钢铁公司副经理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得过两回十字勋章。他作过十年诗；后来加入新闻界，却十四年没有作诗。所以说《我的国家》是他多少年来的第一篇诗。他做过《幸运》杂志跟《生活》杂志的编辑，现在离开了新闻界，做一个自由作家。他是故威尔基先生的最热心的信徒之一，一九四○年曾帮助他竞选总统。《纽约时报·书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有《美国使命的一篇诗》一文，是评《我的国家》的，其中说到威尔基先生相信民主应该负起世界的责任，不然民主便会死亡，相信自由的体系和奴隶的体系不能并存；而达文鲍特将这些观念翻译成诗。
文中说人们在这时代正热烈的想着过去的遗产，现在的悲剧，将来的战斗；在这重要关头正需要一种高贵的情感的鼓舞。
达文鲍特见到了这里，他的诗“叫我们一面想一面感，叫我们放眼众山顶上，探求心的深处，听取永存的命运的脉搏”。
《我的国家》原书这里还没有见到，只从上文提过的《生活》杂志，《时代周刊》，《纽约时报·书评》里读到一部分，《生活》杂志里是选录，不是引证，最详。下文成段的翻译除一段外，都取材于这里。这里说“本诗是作来朗诵的”。诗中大部分有韵，一部分无韵，一部分用口语。《时代周刊》说本诗谐和易诵，就是口语部分，也有严肃味。下文的翻译用韵与否，全依原诗。全诗开篇称颂美国是自由的家：
美国不是安逸的地方。
我们不停的从动作产生英雄的壁画和英雄的歌唱。
我们还未将精神帝国造成，还没有在坟墓里发射光辉：
但我们这冒险的出汗的子孙，尊敬迅速、强健、自由和勇气——这种心，它的思想跟着手走——这些人，暴怒着解放了奴隶，征服那处女地，教命运低头。
我们是动的物件的建筑家，继成那“沙马堪”尖塔的成就——锅炉，钢条，螺旋桨，轮翼，其他，用来奔，飞，俯冲，听我们命令；从这当中自由的烈风灌哗。
美国不是休息的国境。
美国人“是动作的，愿望的人”。
然而自由不是那般秀丽而优雅的情调；它的发育像战斗一样难，那么粗鲁，又那么烦躁，为的参加这时代的实际斗争。
自由，它只是思想高深，血肉却是“不和”与械斗所造；这民族心肠硬，本领大：
欺诈，劳工暴动，性，罪行，大家的意志明敲暗打——波涛的冲突毁灭了自己；诡计斜睨低声的图谋眨眨眼架子上手枪一枝；这些事现眼怕人人相杀……自由神可以引起恐惧与怨恨。它产生种种物品（“光亮的机器，可爱的，光亮的，教人难信的机器”），却说不出为什么来。于是乎引起了“否定”的信仰：
我们看见了“无有”：
我们见了它，见了“无有”——它的面……听见了它宣布“怨恨”的新秩序，那没有神的新秩序。
（本段见《纽约时报·书评》）人们原来假定进步无穷，而且无苦无难，这一混乱可丧了气。“现在我们知道坏了事，自由害了人。”
说到这里，诗人就问为什么美国伟大的成就不能给她的人民带来精神的和平呢？他于是将美国跟她的战死者对照，要发见他们是为了什么死的？这一章用的是流利的口语。《纽约时报·书评》以为更有诗意。这儿战死者拉里的老师说道：
“我不知道他怎么死的；但是我想他是冲上前去，像在我们纪念球场上一样，我想他是凭着他那惊人的信心冲上前去；我想一定是这样，拿出了他所有的一切：
他是个很大方的孩子。
在我这方面我要说我相信拉里为一个道理，为一个原因而死，我相信他为自由而死。
不信他除了敌人还会想到别的。
我准知道他若在狐穴里曾想到自由，那决不是我们这儿从书里知道的自由。
他想到自由的时候，他想到你们这班朋友坐在这儿；他想到我们这城市，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游戏，我们吃的好东西，我们大家共有的光明的希望；我不是说他曾想到自由——我我准知道这是拉里的自由的观念。”
这位老师告诉他那些学生，这种自由生活是经过多少艰苦才得来的。他说：
拉里将球传给你们了，别让他吃亏！
接了它！抱紧它！向前进！带着跑！
这就暗示新的信仰的产生了。
于是达文鲍特指出美国战士在世界上各处都是为了人类自由的理想而死。他要美国利用那伟大的资源和伟大的才力来达成自由民主的民族的世界集团，所谓“四海一家”。这是替代了那“否定的信仰”的新信仰，从战死者产生：
海岸上僵直的白十字架画出永恒的图案。
睡眠的队伍永远安排在静默里，人们的生命只剩下些号码，异国的风吹到海滩上，抚摸着倒下的远国的人们的儿孙：
这儿，自由的意义和真理终于开了封，现在各国人的眼前；这儿，死掩没了种种记忆：
迈恩，奈勃拉斯加，沙漠中红印度人的火，有胡子的活橡树，德克色斯州的风吹草动，到学校和教堂去的灰土道。
还有，这些也都掩没了，像溪流一般——牧场，果园，法院，银行，店铺，铁路，工厂，记忆中的人面，跟分别时热烈的嘴唇，跟像阳光照在神经上似的手，跟隔着重洋的人垂在肩上的头发。
这儿，凭着自由的名字一切聚集起来，种种不联合的目的成功圆满的一家——一切人都是弟兄，在死的怀抱里；这些人活着时决没有晓得他们是弟兄。
愿望自由的人们请读这开了封的消息——你们彼此斗争着的千百万人请打开坟墓看看从土中挖起来的自由的秘密：
在血肉的幕后，十字架的底下，有一个一切人的弟兄；一切人是一个人。
接着是较多的形象化的一段，强调上一段的意思。
就像在夜里，美国众山上吹起一阵清风，土地的气味从秘密的地方放出，雾气罩在山谷上，严肃的群星聚会着，好像选出的代表在我们头上代表自由的思想：
就像这样，那些青年人出了坟墓，回到我们的心里，犹如我们自己的影子；他们又成了形，有了生命，好像月光靠着那虬枝怪干的白橡林成了形——靠着那些小河变了色，像白银一般，他们重新住到他们不能住的土地上。
这样我们就能在死者的弟兄情分里看见一切熟悉这土地，爱好这土地的人……这种团结的愿望的象征是美国国旗，“这面旗表出美国是自由的纪念碑”。而这种愿望的根苗是那简单的，和平的美国人家：
美国活在她的简单的家屋：
风吹日晒的门扇，古老的紫藤，雄鸡游走的晒谷场，灰尘仆仆，榆，橡，松，这些树都习见习闻；家具为的舒服，不为的好看，人名无非里克，彼得，加罗林，靠得住的街坊，靠得住的书刊，还有，和平，希望，跟机会。
美国将妈妈当做命，她做饭，透亮的炉子，做她的拿手菜，和果酱，蛋糕，无数的苹果饼。
美国爸爸是家长，用倦眼来读星期日的报纸，十分详尽；美国爱狗，爱孩子们呼啸着从学校回家；学校是一面镜，历史上金字塔的影隐约着。
美国总活在这些事物当中，即使在黑夜，暗香吹着，虫叫着，平原像漆黑可怕的湖水溶溶，让美国灯光的明窗围护，那时人家里的枫树趁着风耙似的推着明星越夜空西去。
美国孩子不论远向何方冒险，去死，在她眼不见的地步，这些无名的照耀着的小窗总照耀着这不相信的人类；要教地上一切人民都在想自由的目的地，那强固的堡垒——不是和平，不是休息，不是优游——只是胆敢面对民主的真理：
自由不可限制，要大家都有，此处的自由就是各处的自由。
“此处的自由就是各处的自由”，是世界主义者的歌。《纽约时报·书评》所谓“美国的使命”也是这意思。
《书评》里说诗人“要将美国的高大的影子，那先锋的影子，林肯的影子，投射到边界外，领海外去”。——说“他明白若不勇敢而大方的鼓吹人们都是弟兄，他自己的地上会长不成花草，他自己的榆树和枫树会遭遇永久的秋天，他自己的屋顶会教最近一次大风雪吹了去，他的炉边会只剩一堆碎石，教他再做不成好梦”。——说这篇诗出现得正是时候，比顿巴吞橡树的建议要美丽些，热烈些。“我们需要战车和重炮，也一样需要诗歌与信仰。一种情感教人的脉跳得像打鼓，教人的眼花得像起雾，也许并不是妇人之仁——也许倒是世界上最有力，最有用的东西。”另一期《周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却嫌诗里有过火的地方。那儿说《我的国家》已经印了三万本，就诗集而论，实在是惊人的数目。
《时与潮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