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翻译
毛主席的首任英文老师、新中国著名的外交家——章含之女士晚年曾说起一件令她终生难忘的事。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由于中方的坚持，所以当时用的全是中方翻译，尼克松带来的美国翻译只能坐在后面旁听。有次谈判的时候，尼克松讲了一句话，拿中文来说就是：“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是parallel（平行的）。”当时的中方翻译没怎么想就按一般的套路翻译为：“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是平行的。”
按照英文翻译的文法，这样翻译其实没错。可是，尼克松的翻译弗里曼却突然对总理说，他想就刚才中方的翻译发表点个人意见。总理很奇怪：“好啊，你有什么评论？”弗里曼说：“我认为贵方的翻译刚才翻得不够确切。”
总理也懂英文就问：“怎么不确切？”弗里曼解释：“贵国翻译把我们总统的话翻译成‘我们两国的利益是平行的’，‘平行’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永不相交，就像两条平行线。可总统的意思是，我们虽然有不同的目标，但是最终还有很多共同点，所以用‘平行’这个词不合适。”总理听了很有兴趣：“那应该怎么翻？”“如果我来翻的话，我会说我们两国的利益是殊途同归的。我们就像从不同山谷出发的溪流，经过的路程可能不一样，但最终还是要汇集到一起的。”
这件事让当时在场的中方翻译很尴尬。事隔多年之后，章含之还感叹，美国翻译给我们上了一课。
其实，不管是“平行”还是“殊途同归”，恐怕都不能完全表达出尼克松想要表达的意思。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注定了在翻译领域永远只能无限接近而无法达到。这就牵扯到翻译和感觉之间不同的思维问题。
翻译和感觉不一样，感觉是随心所欲的原创；而翻译则是在一定信息量摄入的前提下，经过理性思维进行再加工的过程。也就是说，翻译的过程有三步，首先是信息的摄入，其次是信息的再加工，最后就是加工的语言化。感觉大约相当于翻译过程中的第一步，但翻译的关键却在第二步——信息的再加工。
感觉、理性无法一致
信息的再加工是通过理性思维对信息的再处理过程。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经过翻译人员加工出来的东西也不可能完全契合说话者的意图，甚至翻译人员之间也常常存在分歧，难以统一。
要解释清楚这一问题，还必须借用到西方美学领域的一个学说——直觉说！该学说认为：理性思维有时候很难真正把握事物，当我们企图对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词语进行论述和解释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逐步远离问题和词语本身了。因为运用的修饰辞藻越多，描述越接近真实，我们离问题和词语本身也将越加遥远。
直觉说的集大成者、法国思想家柏格森曾举过一个照相的例子：我们用一架照相机从一切可能的点，对一座城市拍照，而且照片同照片之间允许无限重复、补充，确保能把整个城市丝毫不漏地描摹出来。但是尽管这样，我们摹写出来的城市跟那个我们平常在其中来往穿梭的城市还是有分别的。他们之间不能画等号！这不只是平面和立体的原因。拍出来的照片跟人凭直觉所感知的城市不可能完全一样。他们就好像两个世界的事物，虽然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完整的，但是这两个完整之间却不能完全等同。
中国有句很玄妙的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一句话，翻译们听得真切，他们也完全能领会说话者的意图。但是，如果要他们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意图表达出来，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即使说出来了，也常常走形变味。因为，依赖于直觉的理解和经过理性思维分析后的摹写，在人的大脑中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就注定了翻译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计。
那么，什么样的翻译才算成功呢？或许真正成功的翻译应该像东坡先生说的那样“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心中有万千沟壑，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但问题是假如都“相顾无言”了，这个翻译还是翻译吗？
§§第三部分 想清——切记做事一定多想想
好心做了坏事，让我们常常觉得很冤，其实不管你有多冤，都是你自找的，死了也就死了，没人同情，如果一定要怪，那么你就怪你自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