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留着两条大辫子的女孩子，是我。我那时正好二十岁，在华东师大念书，胸前别着的，不就是校徽吗？
请注意我的装束。在这张相片上，除了那校徽是真正属于我的之外，我穿的、戴的，全都是我妈的——我妈为了我的二十岁生日，特意用她的服饰精心打扮了我：那是一件白底紫花儿的短袖衬衣，府绸布的，是我妈的出客衣服。因为实在太大，我穿上了后，从偌大的袖口可以直视肚腹，太不雅观，所以我妈让我把裤腰系在上衣外，以此掩饰住那衬衣的极不合身；扎住了两根大辫子的，也并非蝴蝶结，而只是一块花手绢儿，薄麻纱，因为镶了白花边，我妈平时从来也不舍得用来擦鼻涕，总藏在口袋里。我被我妈很巧妙地打扮了一番后，就留下了这么一帧玉照，记录下了我青春年少时在生活上的艰苦、随和、漫不经心，还有我妈对我的一片爱意。
家庭经济的拮据，从客观上迫使我从小就失去了与别的女孩子比吃比穿比打扮的条件。我们姐弟四个念书，基本上都是全免费，而那时候申请全免的标准，是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足8元。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60年的那个冬天，国家困难，我家困难，整整一冬我们只吃讨有数的几顿干饭，平时餐餐都喝稀的，几个正长身体的孩子，得轮流排班分食粥锅底下的那层稠一点的锅巴！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不知怎么的迷上了吹横笛，为了能拥有一支音质好一点的竹笛（这支笛子定价三毛六分钱），我向弄堂里的一个女孩子借了钱，这笔外债压得我足足半年无颜见她，后来还是向母亲坦白交代后挨了一顿痛骂，才子债母还了却了此事。我有许多年都是单裤过的冬，进了大学后方蒙受特别优待，得了一条用杂货铺里的粗纺线编织而成的毛裤。大学期间我总为我那床千疮百孔的被子犯愁，那些补不胜补的窟窿和裂缝不但要我到处找布片儿，而且还逼迫我三天两头地干我最不爱干的穿针引线的女红，后来还是一位农村来的同学看我实在太忙，送了我一大块家织的土布，那种白底蓝花的极牢实的粗布，才算让我从勤奋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可是，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中，我似乎从来也没有因为这贫困的物质生活而怨天尤人过。我在家里是长女。我很早就意识到了家庭的处境和自身的责任。我懂得我没必要去奢望那一时里难以得到的东西，使自己倍增不平、怨怼、羡慕和嫉妒的痛苦。其结果是，尽管在我就读的女子中学里，穿缎着呢的各式小姐比比皆是，但我却麻木地自得其乐得很，并未因为在比吃比穿上比不过人家而滋生过什么屈辱的自卑。现在回想起来，恐怕倒也不是我生来就是个淡泊于物欲的人，而实在只是因为物质的匮乏，强迫着萎缩了我的需求神经而已。
而后天的教育，包括我那当教师的母亲和一字不识却安贫乐道的外婆的言传身教，我那些文化素养极好的老师们年年月月日日的训导，在那五六十年代里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的教育，还有那些一点都不会因为我穿戴得不漂亮而嫌弃我的、伴随了我长大成人的书本们的潜移默化，又从各个角度锻造我，使我从主观上日渐养成不看重、或者说是尽量少看重物质生活，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精神追求上来的习惯乃至品格。几乎与家庭经济陷入困顿同时，我成了个书迷。说得精确些，应该说是个文学迷。先是看童话、民间故事，格林的、安徒生的，中国的、立陶宛的；再就是儿童小说，张天翼的、冰心的、盖达尔的、任大星的；不久便捧起了《浮沉》、《青春之歌》乃至于《高老头》、《复活》。在中学里念书的那六年里，我朋友很少。并不完全是因为别人瞧不起我的贫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自己过于内向和疏离了大家——除了上课，除了帮母亲干手工活挣钱贴补家用，我几乎将所有的课余工余时间统统耗进了“青年宫”的图书馆里。那时候的“青年宫”还在江西路上，第六层楼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凭学生证就可借书来读。我在这里觅得了浩瀚的大海，在这洋面上我不必耗一个子儿就可以尽情地遨游；我在这一方土地上拥有了许多许多朋友，他们不会计较我每天喝的是稀饭而只会把他们已经占有的知识无私地赐予我。六年中学生活结束之后，我成了我们那一届二百余毕业生中考入重点大学中文专业的惟一的一个。
生活的磨砺虽然是残酷的，但常常又是造就人的完善的人格、丰富的精神世界、坚强的意志、能屈能伸的应变能力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还得庆幸我青少年时代摊上了那么一段艰难时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