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含太古云水气，坠地金石自有声。——集唐诗句
人类的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从有意识地制造和使用工具开始的。文化的起源、发展与扩散，是相对于人的生理演化的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意义的演化。恩格斯说过，“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可以说，人类从制造第一把“石刀”开始，就真正地拉开了与动物世界的鸿沟，开始了其征服世界、改变世界的漫漫旅程。这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其意义远非蒸汽机的发明、电脑的问世、飞船的上天、克隆技术的出现等可比拟。也可以说，没有人类制造的第一件粗糙、简陋的石头或骨头工具，就没有人类社会所拥有的一切现代文明。
迄今所发现的人类制造的最早工具，是南非330万年前左右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原pithecus africanus）制造的骨器，以及埃塞俄比亚高纳（Gona）地区260-250万年前左右某种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制造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砍砸器等）。在非洲发现的时代早于200万年前的考古遗址迄今已有13处，其中，在埃塞俄比亚的保里（Bouri）地区发现的有人工切割痕迹的骨头年代距今250万年。著名古人类学家路·利基（L。Leaky）于1932年报道了在东非奥杜威大峡谷发现的190-160万年前以简单的石制砍砸器、刮削器为特征的旧石器工业，将奥杜威第一层（BedⅠ）上部堆积物中的人工制品命名为奥杜威文化（O ldowan），其上的第二层（BedⅡ）的地质时代也超过100万年前，其中出土的以两面打制的手斧为主要特色的旧石器工业命名为阿舍利文化（A cheulean）。这两个含早期人工制品的层位成为了研究非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经典层位。
欧洲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和旧石器遗址是格鲁吉亚的D m anisi遗址，该遗址除出土直立人头骨和下颌骨外，还有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和刮削器等），其时代为距今180万年左右。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制品，在长江以南是安徽省繁昌县人字洞旧石器遗址出土的240-200万年前的骨制品及石制品，在长江以北则是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东方奥杜威”的泥河湾盆地中的马圈沟旧石器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出土的166万年前的石制品。
繁昌人字洞中新世含古猿化石裂隙堆积
1.石器的制作与分类
狭义的旧（新）石器是指旧（新）石器时代人类制作、加工的各种石质工具，广义的旧（新）石器除石质工具外，还包括骨器和角器。本书仅涉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所以新石器不在考虑之列。目前已知的骨器至少有六种：骨锥、骨铲、骨针、骨刀、一端带关节的尖骨器和无刃骨棒。常见的角器包括角铲、鱼叉两种。旧石器的制作，一般分为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打击石片，第二道工序是挑选毛坯，经多样化修理加工成器。我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曾使用六种直接打片方法，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少数遗址采用了新的打击石片技术——间接打片法。
在进行第一道工序之前，往往还有对原料的选择。
直接打片法是用石头敲石头，用石锤击打另一块石头，使从被打击的石块上剥下石片来。依我国现有旧石器资料，已知有六种方法被使用过：锤击法、碰砧法、砸击法、投击法、锐棱砸击法、摔击法。打片工序主要是生产石片，常见的人工石片通常都具有台面、打击点、半锥体、放射线、瘢痕和同心波等特征。用锤击法打下来的石片就叫锤击石片，生产锤击石片后，剩下来的或打过石片的石块就叫锤击石核，如果是单方向进行打片就叫做单台面石核，若是从两个方向以上打片的石核就叫做多台面石核。用锤击法生产的石片和遗留下来的石核是最常见的，只要是较重要的旧石器地点或遗址都有这类标本，而且大多数遗址以它作为主要打片方法。直接打片法是贯穿旧石器时代始终的，间接打片法仅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发展起来的新方法。用间接打片法，由于对石核进行认真细致的修理，所以生产的石片大体一致。
经过挑选准备进一步加工成各类工具的石片、石核和砾石称为工具的毛坯。已知的毛坯类型有锤击石片、砸击石片、碰砧石片、锐棱砸击石片、断石片、锤击石核、砸击石核、锐棱砸击石核和砾石等九种。前五种合称“片状毛坯”，后四种合称“块状毛坯”，以前者为主，后者居次。在片状毛坯中常见的是锤击石片和断片，在块状毛坯中比较多的是锤击石核和各种大小的砾石。
毛坯经进一步加工修理，即为工具。石制工具的修理技术也与打片方法一样，曾用多种方法：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其中的锤击法还采用不同的六种方式（向背面、向破裂面、错向、复向、对向和交互打击）进行加工，是贯穿旧石器时代始终的最基本的方法。除上述直接修理技术外，还有压制修理。石制工具从功能、形态上考虑，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工具，即制作石器的工具；第二类工具，即以加工生活资料为主的石制工具。第一类工具基本上是自然物，如砾石、鹅卵石等。它们在用于打石片或修理工具中使自身也发生破损，由于使用方式的不同，其上留下的痕迹也不同，常见的有石砧（包括碰击石砧和砸击石砧）、砸击石锤、锐棱砸击石锤和锤击石锤等四种。
第二类工具即石器，依功能和形状可分为七个常见类别：
（1）刮削器：一类小型工具，一般长在30-50毫米，重在100克以下，主要是用石片做的，少数是用小石块或石核做的。每件标本至少有一个以上的边经修理成不同形状的刃口，可供切割、刮削之用。刮削器或因刃口多寡或因加工部位的特殊，通常把它再分成四组：单刃组、两刃组、端刃组和复刃组。刮削器在使用时偏重于水平方向的运动，是用于加工猎获物的重要工具之一。刮削器是一个遗址出土的主要工具类型，也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任何遗址和绝大多数地点出土的数量最多、类型多样的工具。
（2）尖状器：一类小型工具，大多数是用石片做的。裴文中通俗地将其定义为“两边夹一角”，即毛坯相邻的两个边经修理并使其相交，生成一个尖刃的标本。而一侧边修理过，前端有一个自然尖的标本只能叫单刃刮削器，不能称为尖状器。尖状器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工具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它的功能与刮削器有相同之处，可起切割作用，但更偏重于锥割的作用。尖状器在使用时偏重于垂直方向的运动，以尖扎入加工的物体，而后割裂它。尖状器是割裂猎获物和采集所得的植物块根的重要工具。
（3）石锥：这是从尖状器中派生出来的一类石工具，器体很小，常见者长度为20-30毫米，多用断片做成。其加工方法与尖状器相似，也是两侧经加工并相交于一端生成一个尖刃，但其尖刃与尖状器的尖刃稍有不同，其尖刃总是在标本顶端的中部，未见有尖角的；另外其尖刃较壮或相当短而扁，不像正尖状器那样，尖刃修长扁锐。
（4）雕刻器：多数是用石片或断片做的小的石工具。其具体做法是：垂直打击一侧或顶面，转而再打击顶面或一侧，使其在一角上生成一个凿子形的刃口。可分为三种类型：角雕刻器、平刃雕刻器、屋脊形或笛嘴形雕刻器。雕刻器顾名思义做雕刻用，也就是制作艺术品的工具。
（5）砍砸器：一种大型工具，长度多在80毫米以上，重量原则上应超过250克。已知这类石制工具的重量多在500克左右。多数是用石核和砾石制成的，少数是用大石片做的。砍砸器以其钝厚曲折的刃口和厚重的器身，可起到砍劈、锤砸和挖掘等多种用途，因之它除加工生活资料外，还用于制造工具（如砍树、做木棒等）和用于取得生活资料，如挖掘块根、砸坚果等。砍砸器的分类与刮削器相仿，可分五组：单刃组，两刃组、多刃组、端刃组和尖刃组。前三组从刃口形态上看与刮削器一样。端刃组的主刃在毛坯相对的一端，都属宽刃型，即标本的最宽度就是刃口的宽度，从形态上可分两类：普通端刃砍砸器和锛形砍砸器，后者在国外文献中叫手锛。尖刃组从形态上和加工特点上看，是尖状器的增大，也有正尖和角尖之别。
我国常把手斧归入尖刃砍砸器。砍砸器基本上是用锤击法修理成的，只有极少数是用碰砧法修理成的。
（6）石球：通体呈球形，器身遗满小石片疤，两小片石疤之间的夹角超过90毅，其上基本上见不到打片的台面。做石球的原料常常是质软的。石球的用途大概是两种，一种是用于锤砸，加工食物；另一种是被用做投索球。
（7）镞：用石片制作成，或呈椭圆形，或呈不规则的梭形。它是压制成的，两面遗满小石片疤，尖端锐利，分为尖底和圆底两类。
人类最早掌握的是石核——砍砸器技术，最早于250万年前左右出现在东非。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工制品，与某些自然动力“造出”的天然标本往往鱼目混珠，难以区分。总体而言，要判断一个遗址出土的材料是否为人工制品，应该从以下几种因素进行考虑。
（1）原材料的多样性。人类利用自然界的石料制造工具，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一般就地取材，选择硬度较大、具有耐用性的石料（如石英、石英岩、燧石）进行加工。一个遗址中，人类所利用的原材料具有多样性，或者偏重于某种石料作为主要原料来制造工具，这往往由当地的石料性质所决定，完全单一地使用某一种原料的情况极为少见。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附近没有质硬的石料，也会用质地相对较软的石料，如石灰岩等加工石制品。
（2）工具的多样性。一个遗址中，石制品应包括石片、石核、石器。如果缺少石片、石核这一类组合，则需慎重考虑自然环境的因素，分析有无自然作用形成假石器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一个遗址中石制品的组合具有多样性。根据生产需要，人类不可能就制造一种单一的工具，工具的多样性反映人类生产中需求的多样性。
（3）人工石制品的形、向、位等特征。一般说来，人工石制品应具备上述三个特征，否则即为假石器。形，指石制品应具备一定的类型或形状，以满足一定的生产需求；向，指石制品应有一定的加工或打击方向；位，指石制品应有一定的加工或打击部位。尤其是有无转向打击，即对一块石块从不同方向，旋转90度或180度等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次剥片或修理，是鉴别真假石制品的一条重要标准。自然作用形成的假石器往往不具有转向打击的特征。
只要掌握了上述三个标准，对于一个遗址中出土的石头材料的人工属性的判断就不是太难的事了。
2.旧石器时代的划分
旧石器考古学与第四纪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关系十分密切。第四纪是人类演化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也是地球历史上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个时间单位，它隶属于新生代，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两个阶段。第四纪与新近纪的界限问题一直是国际地层学界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对于第四纪的下限年代，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标准。中国学者通常将距今258万年作为第四纪的开始。本书采用2002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颁布的国际上通用标准，将距今181万年定为新近纪与第四纪的年代界限。新近纪末至第四纪初是地史上一次最重要的全球环境发生转变的时期。在此期间，哺乳动物界曾发生过几次重要的进化事件，如人属（Homo）、真象（Archidiskodon）、真马（Equus）和真牛（Leptobos）的首次出现。这些事件与全球性重大的环境事件，如三趾马红土转变为黄土、青藏高原迅速隆起、东亚季风形成等，在时间上较为一致。
第四纪时期形成的一套地层称为第四系，包括更新统和全新统两个早晚衔接的地层单位。1948年，地质学家杨钟健曾把中国第四纪沉积物分成4大类，即洞穴堆积、砾石及山麓堆积、河湖堆积和土状堆积。第四纪的沉积物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同一时期，在不同的自然环境里和不同的地貌单元上，可以形成各不相同的地层。由于早期人类的生存几乎完全趋附于自然环境，因此，早期人类的遗迹在地层中的分布是有一定规律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野外调查，需要应用第四纪地质知识，比如恢复更新世古地理环境，确定在适合于古人类生存的条件下形成的第四纪地层等。调查、发掘工作只有在充分认识第四纪地层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进行，特别是对于埋藏在河湖相沉积层里的古人类文化地点，只有采取第四纪地质的工作方法才是有意义的。对古人类文化遗物时代的确定，第四纪地层的划分、对比和对哺乳动物的分析判断在目前仍然是主要的方法。当然，古人类文化遗物也是第四纪地层划分的一项重要依据，因为人类本身就是地质历史的产物，早期人类的遗迹通常作为地质现象被埋藏在地层之中。
在人类的文化或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先后经历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考古学上，将258万年前到距今1万年前的地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 Age），是以使用打制石器和骨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旧石器时代的分期，基本上是依据石器文化的发展阶段，并参照地质时代的划分标准与人类的演化阶段来划分的。国际上，通常将旧石器时代划分为早（258-20万年前）、中（20-4万年前）和晚（4-1万年前）三期，分别对应晚上新世-中更新世晚期，中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早期，晚更新世晚期。其中，旧石器时代早期又被进一步划分成两个阶段：早期阶段，258-78万年前，地质时代上属晚上新世-中更新世；晚期阶段，78-20万年前，地质时代上属中更新世早期。人属（Homo）的出现代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开始，早期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的出现代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开始，而晚期智人（m odern Homo sapiens）的出现则代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由于地域和时代不同，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区的文化面貌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早在19世纪中叶，非洲就发现了史前时期的石器。到20世纪初叶，已初步建立起更新世时期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非洲在古人类和旧石器方面又有一系列重要发现，从而使这一大陆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不仅发现了迄今最早的人类化石，还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石器文化。欧洲最早的旧石器发现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其时代都为距今80万年左右。欧洲是世界上对旧石器研究最早和最深入的地方，其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分期的序列常常成为世界许多地方考古文化分期的标尺。
欧洲旧石器时代根据文化发展的阶段性通常也被划分成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被进一步划分成阿布维利时期（A bbevillian，380-40万年前）和阿舍利时期（Acheulian，40-20万年前）；中期被进一步划分成勒瓦娄哇时期（Levalloisian）和莫斯特时期（M ousterian，20-4万年前）；晚期被进一步划分成夏特佩龙时期（Chatelperronian，3.2-2.85万年前）、奥瑞纳时期/佩里戈尔时期（Aurignacian /Perigordian，2.85-2.2万年前）、格拉维特时期（Gravettian，2.2-1.8万年前）、索鲁特时期（Solutrean，1.8-1.5万年前）和马格德林时期（M agdalenian，1.5-0.5万年前）。
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是手斧文化系统，包括阿布维利文化和阿舍利文化；一是没有手斧的石片石器文化系统，如克拉克当文化。两者大体是平行发展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以莫斯特文化为代表，其主要特征是修理石核技术（勒瓦娄哇技术和盘状石核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典型器物是比较精致的尖状器、刮削器、勒瓦娄哇石片和三角形手斧的复合体。
3.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简史
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H uton。Edgar）是中国旧石器考古调查的先驱，也是三峡地区史前考古的拓荒人。1913年，他在湖北宜昌到重庆的长江沿岸采集到了5件打制石器，这是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石制品。这批材料因缺乏地点及地层记录，其性质及年代尚存争议。1925-1926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纳尔逊（N。C。Nelson）在宜昌和万县（现重庆万州区）之间进行了史前考古调查，除了在长江沿岸采集外，还考察了367个石灰岩洞穴。他采集了大约20000件石制品，并且把最好的约1000件标本带回纽约存放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他标本送给了后来合并于北京大学的前燕京大学和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前身菲尔得自然历史博物馆。193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原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先生和法国传教士德日进（P。Teihard de Chardin）等在万县南大约10公里处长江右岸阶地上采集到1件石制器。研究者当时虽然已经注意到石制品在形态上不同于长江两岸通常看到的新石器，而且其表面附着胶结物，但是依然没有肯定它就是旧石器。
1920年，法国神父、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Licent）在甘肃庆阳县城北35公里处的赵家岔和55公里处的辛家沟（今属华池县），在黄土层及其下的砂砾层中发现了一块人工打击的石核和两件石片。这是中国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在1920年到1949年的30年间，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工作仅仅局限于华北、西北地区几个地点，参与工作的人员也很有限。然而这一阶段发现与研究成果的意义却非常重大，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的基础，成为本学科发展的良好开端。西北地区旧石器的发现，打破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的认识。
70多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的发现则证明早在直立人阶段，早期人类即已生活在中国大陆，为人类认识自己发展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科学证据，在人类进化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曾经在世界古人类学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也为研究早期人类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努力，在我国境内找到的旧石器文化地点不下1000处。尤其是近年来，在长江沿岸地区发现的大量不同时代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更是大大加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世界史前史研究中的地位，使中国在这个学术领域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地区之一，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4.中国的石器工业类型
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森水经过深入研究，认为根据类型和技术，中国旧石器时代北方与南方各有一个主工业类型，同时并存若干区域性工业。这些区域性工业类型包括：庙后山工业类型（辽宁本溪）、丁村文化B组工业类型（山西襄汾）、水洞沟工业类型（宁夏灵武）、清水河工业类型（内蒙古清水河）、下川工业类型（山西沁县）、孟家泉工业类型（河北玉田）、观音洞工业类型（贵州黔西）、猫猫洞工业类型（贵州兴义）、铜梁工业类型（重庆铜梁）等9种。
我国诸多的工业类型虽各具特色，但如果把细石器工业及与其相关的长石片工业制品暂且排除在外，它们之间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如用硬锤打片和修理石器，至少有9个工业类型是如此。与之相关的有石核不预制，基本上不修理台面，故使石核与石片缺乏相对稳定的形态，石器形态不甚归整，刃缘曲折，常呈波纹形，修疤单层者多，且以深宽型为主，以及石制品向着长宽等比方向发展。这些共同特点大体贯穿旧石器时代始终。若以此为考虑的出发点，则它与非洲、欧洲和西亚的主体旧石器工业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其重要特点之一是总趋势向着长宽不等比小型化方向发展，应属不同的工业传统，可以把这些共同点看做是中国旧石器工业大区域连续发展的证据。这与中国大地上古人类演化以区域进化为主，与周围地区基因交流为辅的模式互为印证。区域连续演化的人所使用的制造石器的一些技术代代相传，一直被应用，形成主要技术上和类型上的共同性。
5.攀登计划
1998年，在原国家科委主任宋键同志的关怀下，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科技部资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邱占祥研究员（现为中科院院士）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研究》”正式启动。该专项分成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四个课题组（云南课题组、安徽课题组、鄂西课题组及泥河湾课题组），其主要目标是试图在我国境内寻找20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化石或文化遗物。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云南课题组在云南发现了大量中新世古猿化石，泥河湾课题组在河北省泥河湾盆地发现了数处年代超过1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鄂西课题组在湖北建始龙骨洞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的建始人化石及大量的骨制品和石制品（详见本书第四章）。安徽课题组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安徽省繁昌县人字洞发现了上百件240-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制造、使用过的旧石器和骨器，并采集到9000多件门类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在所采集到的大型哺乳动物肢骨碎片中还发现了若干有人工砍砸痕迹的管状骨头。目前，对于这些重要发现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中。
这里，我们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安徽省繁昌县人字洞旧石器遗址作一简单介绍。对人字洞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表明，这里出土的石制品和骨制品是目前在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制品，其年代与非洲最早的旧石器大致相当。人字洞的石制品原料多样化，包括铁矿石、燧石、石英砂岩、片麻岩、硅质泥岩和硅质灰岩等六种。这些石制品具有明显的人工打击痕迹，石制品打片方法主要是锤击法，从石片或石核均可见到转向打法的特点。石制品的种类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和几件有雕刻器打法的标本。刮削器是石器的主要类型，特点是加工粗糙，方式多样，用硬锤修理，以向背面修理为主，单层修疤，以深宽型的居多。在打击骨器中，以一件犀牛下颌骨和一件骨片加工最为清楚。从类型和制作技术上看，繁昌发现的石制品都比中国境内其他的晚上新世石制品显得粗糙、简单而原始。
除人字洞旧石器遗址出土的人工制品外，安徽课题组还在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原黄狒（Procynocephalus）化石，同时在该遗址附近的一处中新世中期的裂隙堆积物中发现了上百颗小型古猿牙齿化石，并在安徽淮南大居山上新世中期（约300万年前）的裂隙堆积中发现了古猿、猕猴等三种灵长类化石。安徽课题组近年在淮河和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灵长类化石不仅种类较多而且标本数量多，这为研究高等灵长类系统分类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人字洞动物群也是中国上新世晚期的代表性动物群。人字洞动物群门类丰富（71属75种），有乳齿象、剑齿虎、犀、马、貘、鹿、模鼠、竹鼠、豪猪、兔、蝙蝠等多种哺乳动物。
从现已发现的动物化石判断，其地质时代和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的时代大体相当，甚至可能稍早，其年代可能为距今240-200万年之间。
攀登专项首席科学家邱占祥先生指出：人字洞可能是亚洲地区目前已知的人类最早的活动遗址之一，这对于寻找亚洲早期人类活动线索，揭开亚洲人类起源之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先生也认为，人字洞出土的人工制品是至今所知欧亚大陆最古老的文化遗物，把人类在中国生活的历史（相对于元谋人）至少再向前延伸了30多万年，这批材料的发现，对石、骨器的起源以及人类对不同材料的应用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安徽课题组组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金昌柱指出，这里出土的众多哺乳动物化石表明，该地当时的自然环境很适合于人类生存，人字洞出土的石制品和骨制品表明我国长江流域在上新世晚期已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因此，发现石制品和骨器的主人——远古人类的化石的可能性非常大。
截至目前，人字洞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尚未结束，厚达近30米的剖面中，尚有底部的10多米原生堆积物需进一步发掘。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繁昌县人字洞旧石器遗址进行进一步发掘与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即将展开。我们期待着在将来的发掘工作中，会有更重要的发现与惊喜出现。我们也期待着，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人字洞旧石器遗址会随着石器的主人——远古人类的化石的发现而更名为人字洞古人类遗址。
6.北纬30°线上的奇迹
地球的北纬30毅线附近（更精确地讲，是北纬29毅至31毅之间）的区域，是地球远古自然奇观和人类史前文明遗迹最为集中，也最为神秘的地区。在这条纬度线上，分布着许多自然之谜、文明之谜。地球陆地上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世界上最著名的几条河流（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长江和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古埃及的金字塔群、狮身人面像，古代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中美洲的玛雅文明遗址，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复活节岛上的巨石人像，百慕大三角区，以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印度教这几个大宗教的发祥地等，都位于北纬30毅线附近。
从最东端的钱塘江大潮、河姆渡遗址，到中部的黄山、庐山，再到西部的长江三峡、峨眉山、自贡的恐龙化石、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布达拉宫、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中国在这条纬线上同样也有许多自然之谜、文明之谜。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将要详细介绍的一些古人类遗址和旧石器遗址，如，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古人类遗址——重庆巫山人遗址和湖北建始人遗址，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艺术发源地——重庆奉节兴隆洞遗址，中国典型的南方旧石器遗址——丰都高家镇、烟墩堡、冉家路口、井水湾、枣子坪等，以及重庆巫山河梁人遗址等，都位于北纬30毅线附近。同样，中国乃至欧亚大陆最早的旧石器遗址——安徽繁昌人字洞旧石器遗址，也位于北纬30毅线稍向北的区域里（北纬31°）。
总体而言，北纬30毅线是亚热带和北温带的过渡地带，是南北植物种类的过渡区域和众多动物繁衍生息的交叉地带，降水相对丰沛，温度也最适于人的生存，所以早期人类可以比较容易地生存于此，同时，早期文明和社会就容易在这个地带发展起来。
鉴于近年来在地处长江上、中游的重庆、湖北地区所取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要考古发现，尤其是我国学者在这个地区相继发现的大约200万年前（甚至更早）以及10-4万年前这两个人类演化最关键时段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将把寻找我们祖先踪迹的目光投向大巴山、巫山、七曜山、武陵山、长江三峡以及重庆市（简称渝）东部的长江沿岸。这片区域分布在北纬28毅至32毅之间，神秘的北纬30毅线从中间横穿而过。或许，这本身就注定了鄂西、渝东地区将笼罩上一片神秘的色彩。
远古人类在至少200万年前就在此繁衍生息，将一条不绝的人类演化脉络延续至今。这里遍布着大自然的神来之笔，造化的不朽之作。这里有许多古老、特有且珍稀的动植物，如银杏、鹅掌楸、岩柏、桫椤、珙桐、铁坚杉、水杉、冷杉、红豆杉，金丝猴、金雕、苏门羚、大鲵等。这里是露天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有历次造山运动留下的自然痕迹，有千姿百态的喀斯特地貌、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有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各地质时期的地层和动、植物石化群。这里是巴、楚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有古朴神秘的巫文化与世人皆知的丰都鬼文化；这里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和汉民族的神话史诗《黑暗传》等。
下面，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长江三峡地区，从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古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看我们远古的祖先，曾走过怎样的演化轨迹、进化历程；从地质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看我们远古的祖先曾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山山水水，曾经历过怎样的沧海桑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