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甫洛夫是一个热情洋溢、活跃、善于交际的人。为了约束自己，他必须有一种精确的工作节律，恪守自己亲手制定的制度。
而且科学工作本身对他来说也不仅仅是一种必须尽到的义务。这是他的热情、爱好和终身的事业。
一个跟随巴甫洛夫多年的女助手彼得罗娃写道：“他一生中最爱自己的科学，自己的生理学。”巴甫洛夫最亲近的学生之一斯佩兰斯基院士同意她的话，他说：“他用不着再找别的什么消遣。因为科学不仅满足了他智慧上的需要，还满足了他情感上的需求。他轻易不动感情，因为这都会干扰他的最大乐事——清晰的思维。”
但他不仅只是以冷静的理智来认识科学真理。离开他去搞“物理生理学”的萨莫伊洛夫回忆道：“他的直观才能，他那在复杂的反应与机体对比领域中摸索和认识真理的才能，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对科学家起作用的永远只是逻辑，而诗人只是直观吗·要知道，伟大诗人哥德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说出了科学思想的萌芽，后来被达尔文详尽地发展了。而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法拉第，他所发现的定律是以直观的形式找到的，因为他对物理现象的理解主要不是靠书本知识，而是靠直接对现象的“观察”。
情感和理智不能用一堵墙隔开。科学家也像艺术家一样需要幻想和直观。巴甫洛夫的这种“诗人的”气质特别明显。他，就像法拉第一样，能够抛弃一切偏见，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能够抛开已被公认的通用的学说去观察，用自己锐利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世界，同时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吸取盎然的大自然的启发。
巴甫洛夫着迷地、甚至可说是兴高采烈地研究科学，与此同时，他使实验室的气氛异常活跃起来。比如说，等待实验结果出来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于是巴甫洛夫就想出个消遣的办法：给每个人发一张纸。每一个人都必须在纸上写出自己所猜想的实验结果，并交20戈比。结果比赛场面有意思极了，就连别的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也被吸引过来了。
巴甫洛夫本来就很喜欢各类比赛。对于他来说，没有比一次又一次超过自己年轻的对手更为满意的事了。采蘑菇时也不是一般地采采而已，而是比赛谁采得多。巴甫洛夫在多年和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法明岑教授的比赛中总是胜利者。有一次，在去彼得堡的前夕，法明岑到他那里说，昨天他最后一次采的蘑菇打破了纪录。巴甫洛夫难道能轻易这么认输吗？
他们退了火车票，改变了行期。于是巴甫洛夫教授就去森林采他那“101”个蘑菇了。直到所采的蘑菇数量打破了法明岑的纪录，他才心安理得，于是这才放心地去了彼得堡。
甚至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他也能想出办法举行比赛。他当了科学院院士之后，曾和接送他的“福特”牌汽车司机比赛：看谁掌握时间更准。条件是到达的时间不早不晚，丝毫不差。他的司机波将金被拉入了这场热烈的比赛。他把车开到研究所的时间略微提前一点，把庞大的小轿车“隐蔽”在墙角，以便在需要的时刻驶向门口。巴甫洛夫手里总是拿着手表，提前一分钟在那里等他。看到司机准时到来后，他才用手指弹了弹表盖，满意地笑着坐进汽车。
巴甫洛夫对于休息也像做工作时一样专心。有一年的夏天，他一连三个月没干什么事，说：“应当叫‘条件反射’在夏天休息休息。”
巴甫洛夫常从海边陡岸上拾来新鲜的沙子撒在花园的小路上。谢拉菲玛·瓦西里耶夫娜说：“他热爱一切工作，并以极大的兴趣来做。在旁人看来，觉得工作对他来说是最愉快的事，能使他高兴和快乐。他生活的幸福就在于此。”
而巴甫洛夫自己说过：“在我的一生中，从来就热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但是，对后一种更爱。特别是感到体力劳动干出点成绩的时候，也就是说，大脑和手结合起来的时候。”
巴甫洛夫由于“不断地思考”而感到疲乏的时候，他对自己没有一点绘画才能而感到遗憾。不然就可以用绘画来摆脱“脑子里一锅粥”，得到片刻休息。对他来讲，光有科学家的天赋还不够，还需要有艺术家的才能！巴甫洛夫的渊博知识和广泛的爱好简直令人感到惊讶。
自他开始从事收集蝴蝶之后，逐渐地，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昆虫学家，经常亲自利用蝶蛹孵出蝴蝶。
巴甫洛夫想拿笔作画的强烈愿望表现在他对名画的收集癖好上，科学院的大厅墙上从地面到天花板都是名家的画：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马科夫斯基、谢罗夫、瓦斯涅佐夫和其他著名画家的画。多数是原作，或是原作的临摹品。巴甫洛夫喜欢长时间认真地欣赏大师们的画。当他生病的时候请人把某一幅画摘下来放在床边的椅子上，以便能在近处欣赏所熟悉的作品。他非常喜欢列宾的《金色的晚秋》，列维坦的《在永恒的宁静下》和列宾的《没有料到》，并结识了列宾。“列宾是绘画方面的托尔斯泰，他理解人的巨大心灵感受。”巴甫洛夫肯定地说。
如果说巴甫洛夫在科学方面表现出艺术才能的话，那么他在领悟绘画方面就更是表现出智慧。他焦急地等待着每一次画展的开幕，每次展览都要看好几回，似乎他不单单是欣赏，而是在研究每幅作品，也不回避对新出现的作品的争论。
当他成为著名人物的时候，人们开始给他画像、塑像。当时居住在美国的雕塑家科年科夫多次在那里见到过巴甫洛夫，并给他塑半身像。后来，科年科夫回到了祖国，他回忆道：“伊凡·彼得罗维奇从不掩饰自己对巡回展览派艺术家和古典俄罗斯圣像画家的强烈的好感，同时他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大鉴赏家，他赞扬蒂齐亚诺是个人类艺术的大师，热情地断言文艺复兴的神圣精神永远不会熄灭，同时，他带着素有的幽默抨击了艺术中的一切污点和颓废派的作品。”
画家涅斯捷罗夫创造了一系列巴甫洛夫的写生画像，事实上他是由于巴甫洛夫才成为肖像画家的。涅斯捷罗夫并不是一下子就下决心画他的，但他终于“鼓足勇气”去列宁格勒找巴甫洛夫。开门的是谢拉菲玛·瓦西里耶夫娜。画家还没有来得及问好，巴甫洛夫就大声说着欢迎的话，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刚刚开始兴建的著名的科尔图什，即列宁格勒郊外的科学城里，画家在巴甫洛夫喜爱的凉台上为他画像。而要使“这位非常好动的86岁高龄的老人安静地坐会儿”是非常困难的。只好安排他坐在桌旁和助手谈话。助手向他汇报，教授一边听一边提问题。但是这样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谈话自然地变得越来越活跃。巴甫洛夫在谈话中常常习惯地用拳头敲桌子。
画家就是这样鲜明生动地塑造出了巴甫洛夫的形象：巴甫洛夫打着独特的手势正在向一名看不见的交谈者论证着什么。桌子上的花正好把他们隔开。本来想摆上巴甫洛夫所喜爱的雪青色的紫罗兰，但这株花实在太高，挡住了他的脸，因此就放了一株比较低矮的、洁白朴素的花，这种花自古以来就称为“新娘服”。
这是人们所公认的一幅巴甫洛夫的最成功的肖像，它活生生地反映了这个“好吵好动的老人”的气质。简直不可想象这是在巴甫洛夫逝世前一年画的。他并没有变成一个老头子，任何一个青年都会羡慕他的精力、他的热情。他在75岁的时候，作为他们研究所击木队的常任队长，他从助手那里得到了“击木游戏健将”证书。十年之后，尽管由于大腿骨折有点瘸，但他腿脚仍然非常矫健，眼神很准，击木时左手用力很有劲。
这位多才多艺的人的激烈性格是够惊人的。半个世纪以来，谢拉菲玛·瓦西里耶夫娜和他日夜相处，对他的性情了解得比所有人都更为真切。她把他这种非凡的性格称为“一团火”。
皇家军事医学科学院有一条不容更改、必须绝对执行的规定：教授们工作25年后，因超过服役年限要被解职。在例外的情况下这个期限可以延长五年。1905年巴甫洛夫同样遭到了这个厄运。但是“对于俄罗斯土地上伟大的生理学家”做出了从未有过的例外决定。科学院会议提出了“关于保留巴甫洛夫教授的申请”，允许巴甫洛夫自己决定任职期限。
这样，巴甫洛夫就成了“终身教授”。他的研究工作变得更加深入、广泛。科学院为他的研究室造了新楼。这是座落在罗曼斯基胡同的一所漂亮的二层楼房。有宽敞的前厅、宽阔的楼梯和朝南的窗户，二楼是实验室和手术室。巴甫洛夫的办公室和讲课用的教室也设在二楼。手术室的两面墙上几乎全部镶满了玻璃。院子里建造了大饲养室。一切都是以现代科学的方式建造的，气势非凡。而巴甫洛夫的办公室里最好的装饰是他妻子送的一张“俄罗斯生理学之父”谢切诺夫的大肖像。这确确实实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品。
新改建的生理研究室堪称欧洲之冠。不论是工作水平，还是装备，都很先进。这一点欧洲科学家们都承认。然而，巴甫洛夫的思想是超越现实的。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巴甫洛夫教授想建立一个完全独特的实验室，在这里使实验用的动物完全隔离，分散它们的注意力和不利于形成条件反射的音响、噪音和无关的气味。但是，皇家国库不打算为这项工程投资。而奥尔登堡斯基公爵又担心这项工程会破坏他的研究所周围的风景。
最后，这个督学公爵终于被说服了，但是钱呢？仍然没有。于是巴甫洛夫决定向促进科学实验成果慈善会请求物质帮助，这个组织是用列坚佐夫商人的遗产建立的。要知道，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所爱的科学，巴甫洛夫不顾一切，采取了行动。他参加了促进科学实验成果慈善会的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阐明了建立这样新型实验室的必要性。经费拨了下来。被人们称作“静塔”的实验室工程尽管进展缓慢，但是终于开工了。
这是巴甫洛夫的骄傲。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三层正方形楼层的四周有一条深深的壕沟，为的是使房屋的墙不受“来往的车马、汽车”引起地面震动的影响。内部十字形的楼道把每一层都分成四个独立的房间。主楼两侧是两个对称的拐角塔楼，里面是通向院子的出口和通向每一层的楼梯。每一个独立的房间都与塔楼相通，同时也和十字形的楼道相连。这样，每一个房间入口都是独立的。中间的一层没有工作室，只是把楼房的上层和下层隔开。
这座楼共有十一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的一个角落里都有用特殊的隔音材料建成的小房间。实验的时候动物就放在这里。在外面的房间里观察它们的活动情况。实验员从一个专门的操纵台向动物发出声音和光的信号，并从小窗口观察狗的活动，而狗却看不到实验员，因为狗不仅要与无关的干扰完全隔离，而且要与观察者本身隔离。
“静塔”只是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才顺利落成。商人的钱免强够盖三个隔音室之用。
这时，巴甫洛夫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由于巴甫洛夫被选为科学院院士，成为我们队伍中的一员，我们的科学院完全可以为之自豪。”在院士委员会的推荐书中这样写道。科学院全体会议一致同意院士委员会推荐巴甫洛夫教授的意见。但很少有人知道，巴甫洛夫向科学院提出了先决条件：给“天才的年轻的工作人员”泽列内支付工资补贴。这个人是他吸收参加科学院实验室工作的。实验室当时的经济条件非常紧张，以至于没有补贴就根本无法生存。
巴甫洛夫被选为科学院院士，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生活方式。和往常一样，他经常步行或乘铁轨马车到他现在负责的三个工作地点去上班。铁轨马车后来被有轨电车所取代。铁轨马车把巴甫洛夫送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再换乘另一路铁轨马车经石乌大街去实验医学研究所。而去土奇科沃滨河街则是步行。
只要有事，任何一位同事或大学生都可以到他家找他。平时如果仅仅是串门，就不要到巴甫洛夫家去。他只在节日里才接待客人。因事去找他的客人都会受到热情欢迎，他会请你喝茶，吃黑面包和乌克兰脂油。
巴甫洛夫家里除了美术作品外没有任何贵重财产：只有一张早已过时的老式橡木橱柜和一个书架及几张笨重铁床。教授本身穿着十分朴素，丝毫不讲究。他讨厌那种讲排场，比阔气的贵族作风。他始终保持着从梁赞到彼得格勒来时那种非贵族知识分子的模样。他对所有物质困难几乎都无动于衷。战争造成的破坏给他的影响也只不过是使他感到没有人来作实验，因为大批的工作人员被动员去前线打仗了。实验用的狗现在也根本不够用，这多么令人懊丧啊！有多少事要做，怎么来得及呢？
没有木柴，实验室无法取暖，他就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工作。没有电，他就借助月光来做手术。家里没有粮食，他就和所有的同事一样，在实验医学研究所拨给自己的小块土地上开荒自己种。他亲手种了土豆、白菜，还有一些新鲜品种。不用说，在这场开荒竞赛中夺魁的还是他。巴甫洛夫院士的菜园是种得最好的：“亲爱的先生们，不靠自力更生种菜是可耻的。”
甚至后来苏维埃政府提出让他在苏联任选一个地方建造别墅的时候，他也拒绝说：“要别墅干什么·我在自己的村子里很好。”给他从美国订购了一辆漂亮的福特牌小轿车，后来又建议给他换一辆更加现代化的新式林肯牌轿车。他非常惊讶：“小汽车我已经有了，我从来都不追求豪华。这又何必呢？不要，坚决不要。”
他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什么东西，谢拉菲玛·瓦西里耶夫娜不得不强行给他买了些必不可少的衣物。甚至他的衣袋里从来不带一分钱。有一次，他的进口小轿车在路上抛了锚，巴甫洛夫只好改乘公共汽车，而他身上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他非常不高兴，向来接他的儿子生气地说：“快替我补一张车票，我是蹭车来的。”
完全可以想象出，当不贪财的巴甫洛夫过去的一个朋友向他建议“把诺贝尔奖金的一部分拿到商品交易所做生意”时，他是何等地愤怒。据说，巴甫洛夫气得真想在这个不走运的商人身上踩上几脚。他说：“这些钱是我用不懈的科研劳动挣来的。而当科学家和做生意从来就是两码事！”科学事业在不断地发展。实验医学研究所在郊外离科尔图什村不远的地方得到了一块为狗建立繁殖场的场地。这里有一个马厩和一座破旧的木板结构的二层楼房。巴甫洛夫从实验室的预算中拨出一笔经费给繁殖场，十分细致地研究了繁殖场的各项行政管理，但他还没有亲自去过那里。当时他的工作已经是非常紧张了，显然，他已很疲劳，应该暂时换一下环境。他身边的助手们都劝他去科尔图什住几天。
七月的一天早晨，三个旅伴在火车站会面了。巴甫洛夫是乘有轨电车来的，当然他是准时到达。根据他的要求，外出没有通知任何人，就连繁殖场场长也没有告诉。他们坐的列车非常拥挤。因此，只好站了一路，下车后他们又开始步行。
最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一天的长途跋涉之后休息一下，真是再美不过了。巴甫洛夫还在路上时就想着玩击木游戏，并急忙地准备了圆柱和木棒。
这是1924年7月，巴甫洛夫院士已满了75周岁。他非常喜欢科尔图什这个地方。决定在这里成立一个郊外科学研究站，这个科研站后来变成了一座科学城，人们称为“条件反射实验中心”。巴甫洛夫的科尔图什是现代莫斯科郊外的杜布纳、谢尔普霍夫郊区的普拉特温、奥卡河岸上的布辛以及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原型。当时这是一个新生事物。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要建设这样的科学中心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在遭到战争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年代里，政府拨给巴甫洛夫的一百万卢布的科研经费，是多么珍贵啊！他还为科尔图什的科研工作者建造了舒适的单独住宅和实验大楼。巴甫洛夫亲自关心工程的进展情况，督促设计师、管理人员要尽量考虑到未来科学工作的所有特点。
他本人和全家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巴甫洛夫住在一座旧木头房子的上层，不太大的阳台三面装有玻璃，这就已经使他完全满足了。他喜欢休息的地方是坐起来不大舒服的、又矮又硬的木扶手小沙发，而他喜欢工作的地方是放着火红金莲花的阳台。
正是在这里，画家涅斯捷罗夫给他画了第一张肖像。而就是这个别墅，巴甫洛夫认为比人民政府为他提供的所有的别墅都好。后来为他在这里建了一所宽敞的住宅。但他最为赞赏的是附近的小花园、菜园和养蜂场。直到他85岁高龄，每天都在早饭和午饭前干两个小时的活。自己还在宅旁种了些灌木。
他越来越热爱他的“中心”，这是已经成为现实的理想。他的一个助手科利佐夫写道：“我曾激动地看到，85岁高龄的科学家是以什么样的激情投入工作，而工作的成果可能要经过十年才能获得。”
但是巴甫洛夫并不感到自己老了。他已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了事业。新的计划一个接一个。然而，如果在国家经济恢复的困难时期巴甫洛夫院士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那就另当别论了。那几年是处在人生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并非所有的人都顺利地挺过来了。巴甫洛夫一如既往，以特有的果断精神向未来迈进，而要做到这一点远非易事。
1921年寒冷的冬天，一个“援助巴甫洛夫教授委员会”来到了彼得堡实验医学研究所，想了解一下著名科学家需要什么。
“狗，最需要的是狗！”他非常激动地说：“是这么回事，哪怕是我自己上大街去抓也行！我非常怀疑；我的助手们是不是正在这样做。”科学家还认真地念叨着：“好的马需要干草，还需要燕麦，这里的三匹马，瘸的瘸，伤的伤，但这关系倒不大，只要能从它们的血液里提取血清就行。”
房间里非常冷，和大街上一样。巴甫洛夫穿着厚大衣、毡靴和带护耳的棉帽。他们没有柴火。
巴甫洛夫院士笑了笑，眼睛里闪烁着青春的火焰。“人们说，现在不是用炉子给房子采暖，而是用房子给炉子采暖。遗憾的是，这里附近没有木房子。如果有可能的话，请给一些木柴。”
政府的代表们非常奇怪，当谈到有关科研工作的事情时，院士提出了要求，并且态度非常坚决。把对他个人的帮助一概拒绝，而且斩钉截铁。而当时的情况是，每天只能供给每人50至100克面包，甚至还常常有些是不能吃的。而食堂的伙食大部分都是野菜汤和青鱼，或者是黍子粥。因而，他的许多同事在科学家们的饭厅里面对着缺乏营养的汤和无味的稀粥叹气，摇头，愁眉不展。巴甫洛夫不属于愁眉苦脸者之列，70多岁高龄的老科学家担心的只是继续工作的条件：只要是能不停止科学探索，不中断研究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
一年前，英国作家威尔斯来到了巴甫洛夫的实验室。英国作家对俄罗斯当时的现状感到很可怕。因为他没有看到一丝光明的前景，他觉得整个国家“一片黑暗”。但是见到那些为工作呕心沥血和被贫困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科学家们，他深为震惊。他说：“他们向我提出了大量有关外国最新科研成果的问题，而为自己在这方面可怕的无知感到羞愧……他们没有新的仪器，纸张不足，实验室里没有取暖设备，惊人的是，他们全都在忙碌着。而且他们全在卓有成效地工作着……这种科学研究的精神是真正令人佩服的。如果在这个冬天彼得格勒由于饥饿而死亡，那么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也同样要死亡……然而，他们几乎从未向我提出关于能否给他们寄送一些粮食的问题……他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科学文献；在他们看来，知识比面包更加珍贵……巴甫洛夫依然穿着旧大衣，在装满自己在业余时间种植的土豆、胡罗卜的办公室里，进行着杰出的研究。”
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的科学院纷纷邀请巴甫洛夫到他们的国家去工作，答应给他优厚的物质待遇，为他提供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可口的佳肴，安逸的生活，没有“变革和革命”来诱惑他，叫他出国。
巴甫洛夫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他完全沉醉于自己的科学研究。然而，他把自己从事的科学同国家大事隔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就是他的性格也不容许对所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1914年，战争严重地影响了科研工作，大多数科学工作者都上了前线，没有人进行实验。巴甫洛夫焦急不安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密切地注视着战争的发展，不断地在地图上移动着自己亲手制作的小旗，如果情况不好的话，他就会骂街。他坚信，“必须停止这场腐朽的战争，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俄罗斯。必须推翻丧权辱国的腐败政府，而除了革命之外，别无他途！”1917年2月他迎来了一场风暴，这场风暴洗刷了“自由的、正在改革的、力求改善各阶层生活的祖国”。新的生活制度使他有理由“把自己的工作精力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但是，情况变得复杂了，在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发生了冲突，成立了临时政府，由克伦斯基任主席。
巴甫洛夫把自己称为“彻头彻尾”的科学家，因此，他一时还不能立刻对这一切作出正确的评价。克伦斯基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使巴甫洛夫感到绝望。当十月事件爆发后，巴甫洛夫认为，俄国坚持不住了，军事大国会把她完全肢解瓜分。
但是，年轻的共和国挺过来了，粉碎了白匪军，打退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开始建设新的国家。巴甫洛夫教授曾以挑剔的眼光观察所发生的事情：在科学上他只习惯于相信事实。而生活的事实使他很快乐。
他这个不知疲倦的勤奋者非常希望和拥护“消灭贫富差别”的提法，现在社会财富已经实行了公正的按劳分配了。在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平等和兄弟般的友谊，作为从俄罗斯中部来的巴甫洛夫教授非常满意，因为正是俄罗斯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如此民主和正确的方式，解决了多少世纪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使他格外高兴的是，人民政府非常重视群众性的普及教育，关心艺术的提高和科学的发展。这个非凡的“社会性的实验”唤起了巴甫洛夫的极大热情，尽管他非常喜欢说：“我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员。”
他认真地观察了列宁的活动。最后他得出了结论，列宁是一个最伟大的学者，杰出的政治家和最实事求是的人。巴甫洛夫认为，一个英明伟大人物的标准是能够在极其复杂和混乱的局势中摆脱出来，并相机行事。
巴甫洛夫认为，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严峻关头判明了方向，并不顾许多人的疯狂反对，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巴甫洛夫认为，列宁对遭到世界大战、外国武装干涉、国内战争破坏的国家经济状况分析十分正确。
在巴甫洛夫教授的心目中，列宁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尽管他从事的是“某种社会结构学”。巴甫洛夫深信，如果有谁了解他的科学需要的话，那就是列宁。于是巴甫洛夫写信给列宁，谈了自己实验室的困难。
这是1921年1月，列宁邀请了高尔基到克里姆林宫谈这件事。高尔基这时在苏维埃成立的改善科学家生活的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按照高尔基的话说，“工人阶级、国家的主人有权在欧洲人面前为这个机关自豪。”
二月初，《消息报》刊登了人民委员会关于为保障巴甫洛夫的科研工作创造优越条件的决定，这个文件是列宁亲自签署的，它“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来说，具有无比巨大的意义。”高尔基率领委员会到实验室来视察。在年轻共和国困难的年代里从国家预算中为巴甫洛夫的科研工作拨出了一笔很大的经费。
两年后，巴甫洛夫在给国外的朋友们的信中写道：“我的工作正向更大的规模发展。在我身边有许多助手，而我根本无法把所有的志愿者都吸收进来。”科学家又重新充满了精力：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了，政府给他大力支持，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科学之中，以不辜负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和期望。
外国的著名科学家们经常不断地前来参观巴甫洛夫的实验室，了解他的工作情况。
巴甫洛夫和高尔基又见面时，是在列宁格勒市中心科学院的宽敞住宅里。
当高尔基已经起身站在前厅，仔细地系他的皮大衣扣子的时候，82岁的老科学家看了他一眼，突然笑了起来：“您可是个小伙子呀！咱们俩年龄相差20岁。而我一年四季都穿这个。”他指了指身上的夹大衣。
他的整个工作周和每天的时间都是严格安排好的，每天和每一个钟头的时间不容侵犯。无论积存了多少事，无论这些事情有多么急，每个星期二午饭后的时间任何事都不能干。只要一临近星期二，巴甫洛夫的心情就兴奋不已，这是他享受“肌肉乐趣”的时间。
巴甫洛夫组织了“体操爱好者小组和自行车运动小组”，并在几十年里都是这个组织的最积极活跃的一员。在巴甫洛夫的孩子们还在中学低年级时，他就经常带着他们一起活动。活动初期是在皇宫桥畔的海军司令部练马场，后是转移到马戏团的练马场，最后是在基洛奇大街的德国中学礼堂。巴甫洛夫根据每个成员参加锻炼的勤奋程度随意给他们起个“名字”。把最勤奋、最努力的称为光荣的“台柱子”，而把懒散的称之为“木屑”或是“废物”。
晚上这种体操变成了具有无限趣味的休息、娱乐晚会，这个主意当然又是最重要的“台柱子”巴甫洛夫教授本人想出来的。如果有谁在高秋千上坚持一会都做不到，或者有谁在双杠上双腿不敢向后摆的时候，巴甫洛夫总是笑得前仰后合。但是谁也不会因他的直爽和孩子般的纯真的笑而生气。
他自己就是一个极好的体操运动员，具有非凡的臂力，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能双手抓着大厅中悬挂的吊杠，身体悬空，来回倒着手穿过整个大厅。但跳高时却有时“碰杆”。这时就会引起“大家的喧哗和口哨声”。小组成员们从不放过报复他们“台柱子”的机会。这样，在体育活动中他们得到的就不仅仅是“肌肉的快乐”了。
巴甫洛夫在每星期二的体育活动中还注意自己的身体，观察它的变化。巴甫洛夫把自己的身体也列入了科研范围。
他那双眼睛很尖，无论对什么东西都要研究一番。在“星期三讨论会”上和自己的助手们讨论这样或那样的心理学问题和神经系统的活动时，他总喜欢从自己的实验中举例说明。
巴甫洛夫的青少年时代赋予了他无穷无尽的生活素材，使他能进行比较分析。巴甫洛夫喜欢回忆自己的年轻时代，并常常绘声绘色叙述旧事。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巴甫洛夫很不服老。他认为，衰老是大自然的错误。他常说：“我一定要争取活到一百岁！我要为此而斗争。”
尽管巴甫洛夫过分地贬低自己的记忆、反应和灵活性，但在这段时间里所有和他交往过的人都一致对他那无穷无尽的精力和那特殊的聪明才智确信不疑。为了给80岁高龄的巴甫洛夫画像，画家涅斯捷罗夫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到科尔图什来。每当早晨喝茶的时候他俩聊得可热闹啦！他回忆说：“巴甫洛夫的智慧火花一点也没有变得暗淡：他一谈起生物学、文学和所有学科、生活的话题时，总是那么条理清楚、生动并令人确信不疑……他非常激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像青年人一样热情地坚持这些观点。”
当巴甫洛夫85周岁时，画家把以前画好的肖象送给了他，巴甫洛夫对于涅斯捷罗夫的热情问候和礼物非常感谢。他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在年老的时候，当然是指垂暮之年，自己仍能得到这些生动友好的情谊，实在是幸福。愿上帝保佑你在你的艺术创作中得到快乐，如同我在科研工作中感受到的无限的生活乐趣一样。”
此后，巴甫洛夫仅仅活了一年多。但他仍同以前一样，积极地度过了这最后宝贵的时光。他怀着对生活的“无限情趣”，仍在继续工作。他甚至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死亡也变为科学研究的来源。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非凡的人物仍然是一位科学家：他口述自己对大脑活动衰竭时的感受，并急不可待地和神经病理学家们讨论自己的感觉，他向走进来的护士喊到：“请别打扰！巴甫洛夫已经没有时间啦！巴甫洛夫就要死啦……”虽然巴甫洛夫去世时已享有86岁的高龄，但认识他的人都很难相信他的死亡。因为，他的身体是那样的健康，生活是那么充实。疾病从来都是绕着他走，在他年近高龄的时候，倒确实有过两次不愉快的事情。一次，他急着去研究所，他不愿意像别人那样，绕过罗布欣斯基大街上的水沟，只是简单地一跳，想跳过去，结果滑了一下，跌倒了，并把腿骨摔断了。他非常艰难地从沟里爬上来，用双手把身体撑起来，他练的体操这时可真发挥了作用，他悬空，抓着沟边栅栏上的横杠。就这样他等“急救”马车等了大约有一个小时。然而，首先帮助他的是他自己，他把伤腿抬起来，进行了牵引。
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大腿骨折可不是一件小事。许多人在这以后会终身残废。然而巴甫洛夫痊愈了，甚至没有停止继续玩击木游戏，只是在打得不好时，生气地叫：“哎，这条该死的腿！”另一次生病是在岁数更大的时候，情况更加严重，不得不住院做手术。医生会诊时建议请著名的德国外科医生给他治疗。巴甫洛夫很生气地说：“俄罗斯的外科医生哪点比德国人差·”他对莫斯科的一位教授说：“我自己特别不愿意给我非常熟悉的狗做手术，我和您，马尔蒂诺夫教授，是一生中初次相见，因此，我请您帮助我摆脱我身上的病魔。”
手术前后，巴甫洛夫细心地注意着自己的自我感觉和“自己机体生理的外部现象。”他叫研究所的一位老科研人员彼得洛娃来帮助他。和她一起分析在自己机体上观察到的变化，甚至还做一些可行的实验。彼得洛娃发表的一篇论文名字就叫作《手术后的心脏神经官能症》，其中一部分是患者——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本人的分析。四年后，当大手术落到了他的学生阿诺欣身上时，巴甫洛夫用自己非常独特的方式来“安慰”他：“阿诺欣，请你努力想想，注意一下你将感觉到什么，麻醉将怎样产生，个人有什么感觉，外界刺激因素会起什么作用。”
巴甫洛夫被从“暗藏的敌人”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他原来得的是胆道结石。病情迅速好转，巴甫洛夫觉得自己精力旺盛，非常健康。
即将出院的时候，他请求召集全体医务人员和病友和他相见。当大家到来的时候，都以为巴甫洛夫院士想和他们告别，哪知他站了起来，并……开始讲课。因为对他来说，被迫无事可做的生活已经太久了，而巴甫洛夫那极其活跃的性格无法忍受工作的中断。
由于一个来看望巴甫洛夫的助手记录了这篇即席讲话，这篇讲话充满人道主义，它偶然地保存了下来。
在这次不同一般的讲演中，巴甫洛夫的自我剖析起了辅助作用。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以他非凡的淳朴，对人们由衷的感激、热爱、善良之情表达得如此鲜明。
他说：“五个星期前给我做了手术。在进行麻醉后外科医生打开了我的腹腔，找出了一样东西，是一个很小、很硬、很轻的球形物，就像一个干枯粗糙的大豆粒。一经发现，医生们便从腹腔中取了出来。然后医生们关心的是怎样治疗我的伤口了……”手术十天之后，在医院里我觉得我的病已彻底治愈了，我又能活下去了。每当我一想起这些，就不由得会想到，我应当把新的生命献给谁，谁是我的救命恩人·在得到这种特殊的帮助时，人自然会有知恩图报的想法。
就我所想到的，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如果更深入地来看这件事，告诉大家，我的生命究竟属于谁，这话可就长了，这是一段连续了几千年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听明白，我得先把我的病情向大家介绍一下，因此，首先应简单地说一说我们的身体结构，并专门讲一下消化道……在消化道里食物被消化变为液体，其中一部分通过肠壁被吸入机体进入血液。另一部分物质去修复我的机体，从中建成新的组织和器官。这些物质一部分作为我们运动和进行工作的热量和能源。
为了使需要的物质溶解，需要在食物中加一种液体，这就是消化液。这种汁液来源于胃和肠。其中部分来自消化道以外的器官，一个是肝脏，另一个是胰腺。胰腺分泌胰液，而肝脏则分泌胆汁，胆汁通过一个细小的管道，胆管，流入肠道，在那里对食物起作用。胆汁对于消化食物十分重要。许多物质，例如脂肪，如果没有胆汁的话，就无法被人体吸收，而白白地被排出。
“我的病就是在供胆汁流向肠道的胆管里长了一块结石。这块结石在胆管里运动，堵塞了胆汁流向肠道的通路……”我的医生们根据种种病症诊断出了我的病。我经常有突发性的疼痛，发生皮肤黄染的现象，这是因为胆汁没有流入肠道，而是渗入了血液，引起皮肤变黄。他们给我打开了腹腔，找到了胆管，看到有一处不正常地膨大，隔着管壁一摸是一个坚硬的东西，切开后，就取出了一块结石。事情似乎非常简单。大概我的病多亏全体医务人员才得以治愈。
但我想首先要谈一谈其他的恩人，他们大多被人遗忘，尽管直到目前他们还在帮助所有的病人。
首先应该是发现我得这种病的人。这种病是古希腊的一名医生发现的。在种类繁多的疾病中他发现了这种病。这种病开始是在右肋下部疼痛，有时令人无法忍受，接着是消化功能失调，然而要认识这种病的实质，必须搞清我们的身体结构和它是如何工作的。
“这个认识过程持续了2500多年。因为有时某个伟大的科学家在已知的知识基础上又补充某些新的东西要经过数百年之久。至于对我得病的这个器官的研究，开始是人们先知道肝脏可以分泌胆汁……接着，另一个医生又发现从肝脏中长出一个小管道，胆汁沿着它流入肠道。后来，在最近300——400年前发现在这个小管子里可以找到结石。又经过了100年，发现这些结石是有害的，它能使这条管道堵塞。”
为了取出这些小石头，当时做了许多实验。在100年的过程中只是些专门的人可以做这样的手术，而到了最近，才成为那些被称为外科医师们的共同财富。
因此，你们可以看到，为了使我幸免于难保全生命，需要经过二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年代里，医生们以极大的努力不断地获得有关人体结构、消化道器官的工作及其疾病和治疗方面的知识。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包括在我的救命恩人之列，我应该感谢他们。
“这一切都千真万确，但还有下文。原来，只有现在的医生才有勇气给我做这样的手术。要是在我78岁的时候，外科医生们还像200年前那样做手术，那我早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光知道我的这种病还不够，还必须找到给病人做手术时所用的药品，以便在动手术打开腹腔时，病人不会痛得受不了。否则的话，所有的病人未必都能挺得住这样的大手术。因此，我还应该感谢发明了麻醉药品的人们。这种药是在90——100年前才发现的……”但这仍然不够……有多少次最高明的外科医生手术倒是做得很漂亮，但到头来仍然失败。他们以为该做的都做了，该想的也想到了，但哪知道仍然有不少病人在术后死亡……你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周围布满了看不见的敌人——细菌。这些细菌小到我们用肉眼都无法看到，但它们确实在侵袭着我们，当我们的身体被割破、形成伤口的时候，它们就会趁机而入，在伤口内大量繁殖，一部分形成有害的气体，一部分形成有毒的物质，而由此产生的毒素最后致人于死地。
为了消灭这一敌人，有两位杰出的科学家巴斯德和李斯特进行了特殊的研究工作。法国人巴斯德发现了这些用普通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而外科医生李斯特则阐明了这一发现的意义并设法把它运用于外科医学。他把消灭这些看不见的敌人，不让其在伤口中孳生泛滥作为己任。
……现在我要说的是我这里的恩人，说说这里的医生和全体医务工作者做了哪些工作。医生首先要搜集各种有关疾病的信息，加以分析研究，区分各种不同的疾病。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任务。然后应该研究我们机体的构造及其各个器官的功能。还要掌握外科技能，做到通常所说的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以便做手术时有条不紊，刀口不能超过所要求的长度等等。
外科医生做手术当然不是一个人，而是有许多人参加，他必须有辅助人员配合才行。必须使辅助人员知道外科医生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说，辅助人员也应该是具有丰富知识的外科医生。用麻醉药进行麻醉，这件事干系重大。如果不按规定的数量和浓度进行麻醉，也会死人。因此，其在旁协助的医生应该随时注意麻醉的进展，病人的呼吸以及病人的心脏跳动等情况。
进行麻醉的药品必须是高质量的，而药剂师在药房发这种药品时必须检查其质量并保证麻醉剂的纯净，使其不能有害于人体。
下面谈一谈护士。我的生命和她们的工作同样有关。如果不按要求对手术器械进行消毒，不情愿做这些事，同样会发生危险。她们必须完成所有的医嘱，密切注视我的体温变化。
关于助理护士和清洁工，她们对我的帮助也很重要。手术后，我有时需要躺着，有时又要坐起来，而我自己是无法做到这些的。这就需要她们的帮助，同时还要使我不做危险的动作，不能使伤口扩大。最后还要使我的病房保持清洁。
“你们看，我有多少恩人，我的痊愈应该归功于他们。因此，救死扶伤，这该是多么复杂、多么崇高的一件事啊！想起我的所有恩人，在向他们表达我的无限感激之情的同时，我今后要努力完成自然赋予我的使命……”最后，巴甫洛夫院士向所有的参加者深深地鞠了一躬。
巴甫洛夫这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不可能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他超出了一般的和传统的界限。在他生命的最后十至十五年里，他已经闻名遐迩，在科学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知道他的名字的不只是科学家。
他那出类拔萃、独具一格的性格和特有的行为方式引起了许多的传说和话题。
每一个杰出的人物都有传奇。而有关巴甫洛夫的传奇尤其多。有些他知道了只是一笑置之，有时开个玩笑了之，或者就根本不置可否。
1921年，巴甫洛夫的一个学生去荷兰，带去了他写给荷兰生理学家茨瓦尔杰、马克尔和艾因特戈文教授的信，巴甫洛夫和他们十分熟悉。这件事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荷兰大家都以为巴甫洛夫院士早已……逝世了。许多家报纸都曾经刊载过悼念文章。
原来却是一个和巴甫洛夫同姓的人。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人曾和巴甫洛夫在同一个科学机关工作，在国外没有分清这些细小的差别，便匆匆忙忙地把璺锓巴甫洛夫院士列入另一世界的名册。
在当时召开的全荷兰生物学家的大会上，宣读了巴甫洛夫给他的外国同行们的信，为了使人们确信不疑，又在会议大厅放了幻灯片。人们向巴甫洛夫的学生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他的导师巴甫洛夫的身体健康和他的工作、生活情况。报刊澄清了所谓巴甫洛夫逝世的说法。
巴甫洛夫听到他已经死了的传闻以后哈哈大笑。1935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会议上，巴甫洛夫见到了荷兰代表团，他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大概以为我早就死了，而我却还活着，并感到自己非常健康，尽管我得过多种疾病！”另一个传闻更加活灵活现。这是在巴甫洛夫真正去世以后的事。有些人莫明其妙地传开了这样一种新闻，说巴甫洛夫院士……相信上帝。有许多人似乎还亲眼看见过巴甫洛夫去教堂。还说，他曾为修建教堂捐款，而这个教堂就在他的研究所所在地科尔图什。
但要知道，巴甫洛夫对于宗教的态度非常清楚。他不止一次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自己对宗教的看法。有一次，他的一个女助手在一个宗教的节日里没来上班，第二天巴甫洛夫对她说，这个忏悔日对于我们生理学家来说，和其他日子不应该有任何区别。
另一次，他急急忙忙地去实验室，一路上总是碰到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这个人一会在小礼拜堂前，一会在大教堂前停下来，恭恭敬敬地在胸前划着十字。碰巧那天是星期二，巴甫洛夫就在讨论会上提出了宗教问题。他批评说：“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医学系的大学生，却像养老院里的老太婆那样祈祷！”一次他收到一个牧师的来信，问他在科学家中间是否也有信教的人·巴甫洛夫答道，他本人不信教，但在科学家中间，甚至在大科学家中间都会遇到信教的人。有一件事使他相信这一点。为庆祝伦敦皇家学会即英国科学院成立200周年。他曾和著名化学家拉姆宰一起参加了在威斯敏尔斯特大学教堂举行的盛大祈祷仪式，并且和他并排站在一起。他说那天，“大主教对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作了非常精彩的发言。我们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的发言。在做礼拜的时候，我开始对教堂的构造及其陈设发生了兴趣。因为当时拉姆宰和我站在一起，我就问他，这是什么·他告诉了我。一会儿我又对另一件东西发生了兴趣，当我再次问他，他在回答的时候已经显出有些不耐烦。当我第三次问他的时候，他便一直沉默不语。于是我问旁边的另一个人：拉姆宰怎么这么傲慢，连问题都不肯回答。他笑了笑说：你们这些俄国人真怪，因为他是在祈祷，全心全意在作祚祷告，而您老打岔。这就是要对您说的，请看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唯物论者，化学家，也同样有自己的信仰和休息方式……”巴甫洛夫在童年的时候曾经信过教，但后来不信了。他特别喜欢自然科学，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个事业。他一生都在和物质打交道……人类用自己的智慧探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原因，在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之前，就把一切归于上帝。
巴甫洛夫自己的痛苦经历使他十分清楚，剥夺他人的信仰意味着什么。还是在宗教学校的时候，他有个朋友叫博戈亚夫连斯基。他在日后没有成为神甫，而是当了医生。一次他到彼得堡来找巴甫洛夫。
“伊凡·彼得罗维奇，你已经登上了科学高峰，你最了解人的大脑和灵魂。请告诉我，在那边，到底有些什么没有·我们死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你是一个医生，一个自然科学家，怎么能说这样的蠢话！我们死后，遗骸会腐烂，分解为构成我们身躯的那些因素。你在阴间哪还会有什么生命·”巴甫洛夫的朋友一句话没有说就离开了。第二天，他就自杀了。巴甫洛夫痛苦地说：“是我夺去了他的信仰，他过去的信仰。而他却没有别的信仰……”巴甫洛夫为纪念这位朋友，写了《关于主要消化腺的工作的讲义》。大概是由于这件悲惨的事件，使他对待别人的信仰非常委婉和小心。就是对自己的妻子，他也从不劝她改变信仰，使她相信没有上帝，不阻止她去教堂。其实，他偶尔也亲自去光顾一下教堂，因为在那里，“第一，可以欣赏美妙的歌声；第二，这是对童年的回忆。”
在巴甫洛夫逝世之后，有一次他的小儿媳来到这里，当她突然看到一个人拿着一大本宗教书从教堂的唱诗班席位上走下来时，非常惊讶。这个人和巴甫洛夫长得一模一样。区别只在于巴甫洛夫大腿骨折后，走路有点瘸，而这个人的步伐平稳而已。顿时她明白了，传闻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了。
巴甫洛夫有关大脑研究的专著在国外扬名远比在俄国晚得多。1902年他在马德里生理学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没有得到同行的赞赏，因为这比他们的研究水平要高一截。不论巴甫洛夫在伦敦所作《高级动物的心理活动》的演讲有多大的成绩，在1913年那届哥罗宁根的国际会议上关于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的报道多么轰动一时，这些都没有使科学家们真正地理解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
只是在1927年至1928年间巴甫洛夫的著作被译成英文，并在英、美出版，这时世界上科学家才详细地了解了巴甫洛夫所讲的科学实验，同时给了他应有的评价和赞扬。但是外国科学家们在第一次见到巴甫洛夫本人后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客人们怀着尊敬的心情络绎不绝地前来会见这位俄国来的远客，同时巴甫洛夫的诙谐幽默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2年巴甫洛夫到剑桥大学接受了名誉博士称号。授予博士称号的仪式是按照中世纪的传统方式举行的：隆重的队列慢慢地沿着大学广场走过，走在前列的是即将被授予博士的人们，他们身穿黑色学士袍，头戴镶着金带的黑色绒帽；还有穿着金丝长袍的教育大臣也在队列里庄严地行进。一名专门的礼仪官手持银质权杖，后面有少年侍卫官护送。根据权杖的指挥信号队列走到教育大臣的座席前，接着便响起了用拉丁文宣读的赞美词。后来巴甫洛夫回忆说：“虽然我学了一辈子拉丁文，但一句也没有听懂说的是什么。”
巴甫洛夫领到学位证书后，穿过谢纳特大厅时，人们从观众走廊里把一只插了许多胶皮管和玻璃管的玩具小狗递给了他，这很像巴甫洛夫做实验的狗。这是生理系的大学生们用开玩笑的方式献给巴甫洛夫的象征性礼物，我们预先在走廊的两侧拉一根长绳把玩具吊了起来。巴甫洛夫满心喜欢，并把这件礼品收藏在列宁格勒的办公室。
巴甫洛夫的声誉一天比一天高，俄国的科学家没有谁像巴甫洛夫在西方享有那么高的威望。
1929年在波士顿召开国际会议的时候，巴甫洛夫已年满80岁高龄。在这个大规模的会议上人们像对待最杰出的人物那样庆祝了他的寿辰。从苏联发来了许多贺电，其中有科学院的和一位著名舞台导演梅耶尔霍里德的。在他的电报中说：“您关于条件反射的伟大学说对于我们做舞台表演研究的人员来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您所分析的神经活动现象对舞台是非常重要的。它同时闪耀着您抛弃偶象的英勇精神。”
在会议上巴甫洛夫的鲜明发言引起了大厅里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但是，伟大的生理学家并不为之感动，对此反而有些不以为然，有时他还举起拳头想把掌声压下去，认为这是对“工作的干扰”。巴甫洛夫院士不仅无意沽名钓誉，而且对声名大噪感到苦恼不堪。
巴甫洛夫院士从美国返国途中访问了英国，在伦敦受到了皇家医学会的接待。该学会主席与他是同行，他说：“请诸位注意这喜庆日子里最重要的一件事。世界各国的杰出人物被一个共同的感情所激动。一致宣布巴甫洛夫为他们的英雄……”五年后，当巴甫洛夫院士去伦敦参加神经学家国际会议时，记者们在多佛尔市迎接他，并在去伦敦的途中进行了初次采访。在维多利亚火车站又有许多摄影师和报刊记者等待着这位年迈的科学家。据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说，巴甫洛夫的到达“不仅对于国际会议，而且对于英国报刊和各界都是一件引起巨大轰动的事。”
第二天早晨巴甫洛夫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有声有色地向记者们阐明了他的学说的实质。巴甫洛夫简直使听众着了迷。伦敦一位有名的记者走到苏联大使面前极为赞叹地说：“你们是怎样保护这样的人才的·他86岁高龄了，但要知道这不单单是一个人，这是智慧的化身！”巴甫洛夫在国外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崇拜者。美国生理学家金特在医学院毕业不久，到俄国来实习四个月。在这里他结识了巴甫洛夫并在巴甫洛夫的实验室里整整呆了七年！金特完全不懂俄语，据他自己讲，他甚至连俄文字母表都不会。他为了阅读巴甫洛夫的著作学会了俄文。他在启程返国时说：“巴甫洛夫的学说是一种风，这种风吹起了我希望之舟的帆。这种风刮得如此强烈，它带我穿过了错误哲学的汹涌海洋到达了码头，在这里，科学的方法演化出事实。”金特对条件反射学说入迷后把巴甫洛夫的著作《研究高级神经活动对象的二十年经验》译成了英文。他回到美国后，1930年在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织了以巴甫洛夫命名的实验室。1952年又组织了美国“巴甫洛夫学会”，这个学会直到目前还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探讨条件反射学说。在美国，他成了一位巴甫洛夫思想的最积极的宣扬者。金特后来又两次去苏联，在科尔图什拜访了巴甫洛夫。卫国战争期间他成了援苏组织的副主席。
美国心理学家约尔克斯和巴甫洛夫长期有书信来往。多年来在他的写字台上方一直挂着巴甫洛夫的肖像。在巴甫洛夫75岁时在波士顿国际会议上他初次见到了伟大的生理学家。他在回忆中写道：“我以为，我认出他是由于这张照片和他的文章。我对他高尚的个人品德内心钦佩不已。与巴甫洛夫的相识是对自己的一次激励和振奋，如沐春风。不管是受到赞扬还是听到建设性的批评。他都是那么悠然自得、那么高尚优雅。他对一切都感兴趣。这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因为他是一名无私无畏的真正的忠实探索者。”
加尔瓦尔德大学教授、控制论创始人之一肯农是巴甫洛夫的好友。巴甫洛夫院士去美国的时候常常到这位同行家里作客，他也和巴甫洛夫一样，长期负责生理考古室的工作。在肯农家里曾为庆祝巴甫洛夫80寿辰举行了盛典。巴甫洛夫最后一次去美国受到了特别隆重的欢迎。当局派出了许多快艇出海很远去迎接，巴甫洛夫就在护航舰队的伴送下登上了美国国土。
甚至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巴甫洛夫不仅是由于他个人的优秀品质和卓越的科学著作才受到特殊的关注。在巴甫洛夫的所有言行中都可以真正地感觉到他把对俄罗斯的热爱和这些功绩结合了起来。
雕塑家科年科夫在纽约会见了“这个乐天知命的人”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憾。巴甫洛夫自豪地讲到了列宁格勒，讲到了瓦西里耶夫岛和夏园。他在纽约的摩天大厦里怀念着故乡梁赞的大平原和奥卡河浸湿的草地。这也触动了雕塑家的乡思，使他也想起了心爱的斯摩棱希纳，想起了“自己的”捷斯纳河……后来他说：“巴甫洛夫非常熟悉俄罗斯童话，知道童话、民间故事和俏皮话……他的语言是非常地道的俄语，每句话都恰到好处。看来他精通俄国的民间谚语。”
巴甫洛夫首次在西方人面前生动而鲜明地展现了真正俄罗斯人的形象——聪明、睿智、机敏、正直，对祖国大地的依恋，流露出他那心胸豁达和纯朴的独特气质。
英国生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希尔写道：“巴甫洛夫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为他而工作，特别是，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的国家。”
巴甫洛夫自己不止一次说过，为俄罗斯人的光荣服务是他工作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不论我做什么，我一直在想，不管我有多少力量，首先我要用这些力量为祖国服务。”这是多么巨大的爱国主义感情的力量啊！这种力量打掉了西方科学家对俄国同行那种一贯的倨傲态度。西方科学家曾认为俄国学者如果不出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名人。
1931年巴甫洛夫在瑞士期间，外国科学们出于对他的特别尊敬，提出了同时把俄语、英语、法语、德语作为国际会议和讨论会的语言问题。
巴甫洛夫对此很高兴，但总的来说他不喜欢出国。他的出差报告写得非常简短，只用几句话就概括了整个过程：“科学院院士伊·彼·巴甫洛夫于8月24日至9月10日出差。在此期间直接前往伯尔尼参加国际神经学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神经机能病实验的报告。此外，还和众多代表就神经系统的生理和病理问题进行了交谈。下余一半时间在柏林度过。在书店的一个单独房里翻阅了生理学、神经病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新书……”巴甫洛夫不喜欢外国的秩序。巴甫洛夫在第一次访问美国时，几乎打消了他再到那里去的兴趣。巴甫洛夫在纽约度过的那几天里，在儿子的随同下去了一趟纽黑文和波士顿。在大中心火车站他们上了一辆空荡荡的列车。有三个可疑的男子尾随着他们。一个站在门边，另外两个当巴甫洛夫的儿子放箱子的时候，抓住了74岁高龄的巴甫洛夫，搜遍了他的全身，抢了钱夹子就逃走了。
他们不得不返回去。巴甫洛夫教授非常气愤，他感到自己受了污辱。他的计划被破坏了。当别人问他这个问题时他气愤地回答说，本来打算去波士顿的霍尔生物实验室。而现在他准备回国，在国内他有安全感！当然，美国人为巴甫洛夫提供了条件，使他完成了他的计划，但确实留下了不快之感。在罗马的第十四届国际会议上也并非事事如意。
为什么这届生理学会议非得由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亲自宣布开幕·况且，当巴甫洛夫和儿子开完会走到街上时，到处都被封锁了，因为领袖要通过。他们被迫在一个警卫人员的护送下穿过一些穿堂院回到饭店。
后来，参加会议的人被邀请去晋见罗马教皇。同时入门证上定着男子必须怎样穿着，而对于妇女甚至还附上了一张服装图。真是莫明其妙！巴甫洛夫当然不肯去觐见，因此未能目睹教徒们怎样走近教皇去为他祝福和吻他的鞋，不然他开起玩笑来又有话题了。
在罗马会议上决定下一次，即第十五届会议在列宁格勒举行，由巴甫洛夫主持。巴甫洛夫心满意足地回国了，他又成功地“为俄罗斯人民的荣誉尽了一份心力。”
1935年11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会议上特别赞扬了巴甫洛夫的科学活动。这时他已是86岁的高龄了！苏联已经摆脱国内战争和破坏状态，恢复了元气，正在满怀信心地加速前进。巴甫洛夫的科尔图什正兴旺。
巴甫洛夫借助于他所发现的现象，详细地研究了高级神经活动。所有关于大脑的现代科学几乎可说都是以条件反射为基础的。
巴甫洛夫不仅尽量用条件反射作为研究大脑的方法，他还多方研究反射本身的过程和在各种动物身上的发展程序，从低级动物到类人猿。为此，在穆尔曼斯克建立了专门的比较生理学实验室，根据巴甫洛夫的推荐，这个实验室由他的学生克列普斯领导。
当时在科尔图什有两只类人猿，罗扎和拉裴利，巴甫洛夫亲自拿它们做实验。对于狗的条件反射的主要机理已经研究出来了，需要确定的是在人的高级神经活动中，在正常的和病变的心理中，条件反射如何发生。
猴子是过渡环节。那时，不论是科学家、医生还是教育家，都已经认识了巴甫洛夫学说对于认识人的心理活动的意义。1931年开办了两所专门的医院。位于瓦西里耶夫岛是一所神经科学医院，离它不远的另一所则用于观察精神病人。
巴甫洛夫院士就在这里进行观察：“我打算从高级大脑活动失调中找到分析这些活动的资料。同时，我力求站在纯生理学的观点上来进行这项研究，不断地用生理学原理来解释心理现象。”这是从研究动物的高级神经活动到研究人的心理的一种过渡，这在巴甫洛夫院士的科研工作后期才形成。通过这一期间的研究，获得了极为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当时的条件反射。
巴甫洛夫说：“我的寿命似乎够长的了，但我还想多活几年……哪怕是到100岁……或是再长些！为什么我想活那么长呢？首先是为了我那珍贵的宝物——科学。我想一定要我自己来完成条件反射方面的工作，巩固从生理学到临床学和心理学这座桥梁，这座桥梁已经可以说是基本上架了起来……”但是，巴甫洛夫所开创的事业只得由他的学生们继续完成。然而“生命的最新秘密”：意识、思维之谜是那么的复杂，要彻底猜透这个谜，连他学生的寿命搭上也不够。当然，现在对大脑工作的认识较之巴甫洛夫时代已跨进一大步。巴甫洛夫的关于大脑具有机器性能的设想是非常正确的。的确，那时还没有谈到受控制的机器，因为这个想法提出来还不久。
关于控制论的一场大争论平息下去了，它带来了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认为大脑的工作就是计算机控制指令，就像现代技术之神电子计算机那样工作。
然而，活的、会思考问题的大脑，比高速运转的电子计算机的能耐更大。但是，人们为什么能够有思维能力，思维是怎么具体产生的，这些问题还不清楚。
关于思维过程如何进行，神经系统中的哪些现象符合这些过程并提供其产生条件，研究大脑活动的学者已掌握了大量的知识，甚至包括这个心理密码的一般知识。
“生命的主要秘密”还有待于发现。全世界最优秀的专家都全力以赴对其进行猜测。在科尔图什首先建成了思维形成过程研究站。需要研究神经系统的先天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高级的心理活动中如何表现。因为，在巴甫洛夫的实验室里就早已发现，不同的狗按照不同的程序形成条件反射。巴甫洛夫把各种狗的行为及其先天特性的区别和动物所属的某种神经心理类型联系了起来。这种说法需要验证。因此，建立了实验遗传实验室。
巴甫洛夫认为这种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在实验室的楼前除了条件反射的奠基人杰尔特和谢切诺夫的塑像外，还为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建造了纪念碑。
巴甫洛夫与遗传学有一段渊源。1935年他的小儿子和助手弗谢活洛德死了。巴甫洛夫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二儿子维克多在革命后最初几年死于斑疹伤寒。现在，白发苍苍的父亲又埋葬了还非常年轻又是他最喜爱的儿子。弗谢活洛德死于胰腺癌。巴甫洛夫认为这种病是有遗传性的。他在儿子的灵柩前说：“弗谢活洛德，我向你保证，你的生命是不会白白夭折的。我在年轻人中间还有一些发言权，我将来讲述你得的那致命的疾病。这将再一次地敦促人们去关心一个已知的重要科学领域，那就是孟德尔的遗传学定律。如果这个真理能够得到具体表现，并成为生活的法则，这个真理就将免除人类大量的不幸和痛苦，并保障人们健康和快乐地生存。”
1935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会议，是第一次在苏维埃国家举行的规模宏大的科学会议，因而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大会之所以具有权威性，还因为它的主持人享有极高威望的科学家巴甫洛夫院士。
大会组织得非常成功，在道利达宫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会场大厅装饰得如同节日一般。
美国生理学家富尔敦回忆说：“出席大会的人非常高兴，他们见到巴甫洛夫还活着，并且还主持了这次令人难忘的会议。他病过几次，这次会议之前的四个月他得了威胁生命的肺炎，但是，似乎命运决定他应该活到大会召开。他非常生动地主持了开幕式，参加了以后的各次会议，在早餐和中餐的时候和许多代表交谈，并又一次在儿童村主持了官方宴会……这次大会令人难以忘怀，它开得很隆重，表现了伟大科学家完美的一生。”
巴甫洛夫的朋友肯农作了纲领性的报告，而巴甫洛夫的开幕词不仅仅是谈科学成就的。著名的大科学家们从来都不是对政治不闻不问的。1935年从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法西斯主义猖獗起来，“褐色瘟疫”有席卷整个欧洲之势。
“战争实质上是解决极大困境的一种凶残的方法，是有害于人类和其丰富资源的一种方法。”
巴甫洛夫的一些朋友不远万里来自美国。他们认真细致地准备了自己的报告。为那些正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国家伸张正义。肯农说，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言论自由十分重要。德国纳粹分子代表完全明白这是在批判纳粹主义，所以他们要求这位美国生理学家公开道歉。但是，大会的其他代表们对希特勒主义的追随者给予了应有的反击。
大会的闭幕式在莫斯科大音乐厅举行。正是在这里，来自苏格兰的别尔杰尔教授在告别中以全体代表的名义授予巴甫洛夫以世界第一位生理学家的尊称。没有哪一个科学家享受过这种殊荣。
在克里姆林宫为招待大会执行代表而举行的晚会上，生理学家们的“元老”致了答词：“正如你们所知，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实验者，我的全部生命都是由实验构成的。我们的国家也是一个实验者，只不过实验的范畴要大得多，我非常希望着看见这一历史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胜利完成。”
第十五届生理学家国际会议与巴甫洛夫谢世的哀痛时刻相隔不过半年。就在不久前科学学术会议开幕的道利达宫停放着巴甫洛夫院士的灵柩。炮车把灵柩运到了沃尔科夫公墓。列宁格勒的机关、企业都举行了追悼会，街道悬旗志哀。数以千计的列宁格勒人护送灵车，悼念的群众夹道肃立，目送灵车远去。
巴甫洛夫逝世后，在列宁格勒有一所生理学研究所和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他那心血的结晶，可爱的科尔图什，后来改名叫巴夫洛沃。在医学院还为学生设立了巴甫洛夫奖学金。巴甫洛夫在列宁格勒和梁赞老家的住所都已辟为纪念馆。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内也设有一处巴甫洛夫纪念馆。巴甫洛夫的肖像载入了教科书。
巴甫洛夫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从梁赞神甫的儿子走向科学，走入了科学最先进的行列。这种动力就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热情，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