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风云人物——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
梁启超祖上世代为农。祖父梁维清生于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卒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系嫡出之仲子，人称镜泉先生。他虽家境贫寒，两岁丧母，但喜爱书法，笃好学问，幻想通过读书举业跻身官场，摆脱梁家十世为农的困境。然而科举道路并非一番风顺，他“矢志于学”，奋斗十年，也仅是考中秀才，成为学府生员，最后做了一个地位卑微的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八品官——教谕。但不管怎样他毕竟为梁家打开了一条通向官场的道路，使梁家从“十世为农”走向“亦官亦儒”，并真正过上了“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乡绅生活。梁维清身为秀才，在茶坑村也算得上是一呼百应的头面人物。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生于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卒于1916年（民国五年）。宝瑛为幼子，最受其父钟爱。梁维清将家学传于他，对他严加训练，满心希望他能沿着科举的道路走下去，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岂料，宝瑛苦读一生，却终与仕途无缘，虽努力拼搏，屡屡应试，结果连个秀才也没有捞到，最后只能是青衣一领，在乡里做了一个私塾先生。
梁启超的母亲赵氏，生于1852年（清咸丰二年），卒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赵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识礼，以“贤孝”闻名乡里。赵氏一生共生四子二女，长子启超，次子启勋，三子五岁而夭，四子启业，赵氏即因生他难产而亡。两个女儿名字不详。另外，梁启超还有继母吴氏，生一子数月即殇；又有庶母叶氏，生子女各二人，长子启文，次子启雄。
对于这个肩负着光宗耀祖之大任的小孙子，梁维清非常看好，亲自为他取名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因为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曾用“饮冰室主人”的笔名发表文章，故梁启超又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出生在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他的出生地新会县不远的广东香山县有孙中山，南海县有康有为，花县有洪秀全。梁启超出生的时候李鸿章51岁，张之洞37岁，康有为16岁，孙中山8岁。
梁启超生在这样一个家教谨严的书香门第，又处在一个“尊师务学问”的社会环境里，这就决定了他有一个良好的启蒙教育。10岁以前，梁启超的启蒙教育主要是在家庭内开展，由祖父、和父母直接教授。梁启超幼年时代最受祖父梁维清提携教诲。为了便于梁启超学习祖父还特意在屋后盖了一间小书斋，取名“留余“，祖孙二人同吃同住，形影不离。祖父对梁启超的启蒙教育是多方面的，除读书识字以外，还对他进行了伦理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这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很大。
也许真是上天开眼，梁启超果然是天资聪慧。四岁即开始认字。五岁学习《四子书》和《诗经》。六岁便已读完《五经》。七岁开始学写文章。八岁已能写出洋洋千言、文理通顺的文章。1882年，九岁的梁启超便在祖父梁维清的陪同下带着全家人的希望，第一次远离家乡，前往省城广州参加童子试。但是这次的考试结果却是名落孙山。虽然梁启超没能考中秀才，但对他来说，收获还是很大的。首先，这次考试让他走出了偏僻闭塞的乡村，初次领略了外面的大千世界，见识了繁华热闹的省城；其次，这次应试也为他下一步“少年登第”提供了演习，奠定了基础。归来的时候梁启超又在书市上购的《輶轩语》和《书目问答》二书，读后眼界大开。
两年后，11岁的梁启超再赴广州应试。这次，他没有让家人失望，如愿以偿的考中秀才，并补博士弟子员。11岁考中秀才这不仅在新会县是绝无仅有，就是在整个的中国科举考试史上也是少见的。梁启超以十一岁之龄，便达到了祖父的功名，实现了他父亲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的愿望。1885年，考中秀才的梁启超按照惯例，来到当时广州五大书院之一的学海堂就学。学海堂是原两广总督阮元开设的，名重一时。阮元精通古诗词，尤其对词章训诂兴趣甚浓，他本人在文人学士中享有盛名，写过不少书，他开办学海堂的目的在于为地方士子提供一个训诂词章的地方，同时也好让大家在一起讨论学问，互相激励。当时学海堂规定，凡考试成绩优异者可获奖赏，名曰“膏火”。梁启超学习刻苦，天资又好，“季课大考，四季第一”，是学海堂有名的高材生。所谓“自有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一人而已”。好读书的梁启超每拿到奖学金后总是去卖书，每年放假回家都要带上好多书。梁启超在这里一呆就是四年，四年里他还到菊坡、粤秀、粤华等书院旁听课程。梁启超在广州的四年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而且大大的开阔了视野眼界，使他知道除了帖括之外，还有许多深奥的学问，这使他的知识结构不再单一“纯粹”，也初步动摇了他对八股文章的固执追求，这为他日后见到康有为舍力学习今文经学，打下了思想基础。同时，这段学习也开阔了他的视野，启迪了他思想解放的胸怀。
1889年9月，十六岁的梁启超在饱读了经史子集之后，踏上了正式的科举之路，参加了三年一次的广东乡试，考中举人第八名。这还不算更幸运的是，主持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李端棻（贵州人，字必园，同治癸亥进士，历任云南学政、刑部侍郎）见梁启超品貌才学俱佳便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这正应了古人的一句话“书中自有颜如玉”。
1891年冬梁启超赴京与李蕙仙完婚。李蕙仙原籍贵州，1869年（同治八年）生于永定河署。她是京兆公李朝威的幼女，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由于父兄在京城做官，李蕙仙自幼生活在北京，讲一口漂亮的普通话。李蕙仙大梁启超四岁，但属大家闺秀举止端庄、知书达理。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同夫人李氏南归故里。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蕙仙很不适应，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蕙仙大两岁，李蕙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李蕙仙自23岁嫁给梁启超，至56岁病逝，33年间，“仰事父母，俯育儿女”，尽心尽责，任劳任怨，成为梁启超的贤内助，事业上的好帮手，被梁启超称为“闺中良友”。梁启超一生奔走于国事，或忙于著述立说，或忙于四处演讲，与夫人聚少离多，难得有时间顾及家庭。作为妻子，李蕙仙十分理解丈夫，主动承担了家庭的重任。在事业方面，李蕙仙也竭尽全力支持丈夫。梁启超早年因“家贫无书可读”，李蕙仙便将嫁妆卖了为他购的一套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梁启超生于广东，官话说不好，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噪京华，与康有为并称，光绪帝久闻其名。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结果，只赏了个小小的六品衔。这也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蕙仙自幼长在京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自她来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夫妻二人，妇唱夫随，不消多时，梁启超的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也就得心应手了。“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以十万两银子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及其家人，面对此李蕙仙毫不畏惧，“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率全家老小避难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此时李蕙仙便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静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由此可见，梁启超事业上的成功是与李蕙仙的无私奉献分不开的，在梁启超的身后站着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女性，她默默地用她的心血和汗水浇灌着梁启超这棵时代的参天大树。对于夫人为他所做的一切，梁启超感激不尽，认为他俩是“美满婚姻，百年相爱”。梁启超与李蕙仙一向敬爱有加，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梁启超却为此悔恨终生。在李蕙仙弥留之际，他对大女儿梁思顺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乳癌），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乳癌去世。梁启超悲痛欲绝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千古名文——《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双影彷徨。”
1890年春，18岁的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入京参加会试。落第，归途经上海，在书市上购得《瀛环志略》一书，又看到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洋书籍多种。这时他才方知世界有五大洲乃至各国，禁不住掩卷长叹“世界之大，真非吾辈所能想象。”回到广州后，梁启超继续学海堂的学业。生活依然是艰苦而有充满着乐趣。他满怀信心的等待着下一次的会试。可是人生就是这样常常充满着偶然。
这年八月的一天，经陈千秋引见，梁启超认识了南海康有为先生，并一见面就做了康有为的拜门弟子。当时梁启超因16岁中举且自以为饱学了训诂词章学，颇有点沾沾自喜，见到康有为他慷慨陈词，显得洋洋得意。谁知康有为对他所学旧学逐条加以批驳，使梁启超十分惊讶，他没料到被世人推崇万分的学问在康有为看来，简直如同秕糠，他感到自己如同“冷水交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或到“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回到学馆，和陈千秋谈到自己见到康有为的感受竟“竟夕不能寐”。于是第二天梁启超再次拜见康有为，请教做学问的问题，康有为谈了自己的教学内容。他并非以当时通行的四书五经、陈腐的八股文为内容，而是以孔孟之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主体，兼及史学和西洋学说，重点研究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进行辨析批判。聆听了康有为的这番话梁启超当即决定抛弃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以程朱之学教授于乡，提倡后进，有“醇儒”之称。康有为主要是在祖父的教育下长大的，少年时代就接受了理学思想的系统教育，所谓“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圣人，闭口圣人，以至于大家都称他“康圣人”。康有为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遭受列强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年代，在内忧外患、图存救亡的时代里，富有爱国热情的康有为逐渐形成了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改良主义思想。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1891年至1894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梁启超在万木草堂这样一个汇集新思想、新学问、新风气的地方，在循循善诱、爱生如子的康有为的直接启发和教导下，进入了他一生第二个紧张的学习时期。万木草堂有一个图书馆，名曰“书藏”。康有为将自家数代藏书全部运来，又从上海制造局购买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类书籍3000余册。求知欲旺盛的梁启超在这里如鱼得水，恣意涉猎，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各科知识。此时康有为本着“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的教旨，著《长兴学记》作为学规，提出教育应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康有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原则，并对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万木草堂成为一所不同于流俗的新式学堂。
在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学习的四年为梁启超一生的学术和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康有为年长梁启超十六岁，在最初的几年里两人一唱一和无论是思想还是实践目标，均高度一致，简直如出一人，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二人却日渐分离，并最终分道扬镳，以至于结下了说不尽的恩恩怨怨。
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演变是颇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各自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的。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
1890年春，年仅18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拜访了当时已34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学问。经过一番痛彻心腑的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在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这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言必称师，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
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梁启超受到了康有为的严厉批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修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化，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是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擂鼓诸位。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针锋相对，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这会破坏康梁师生之间的友谊，但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
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为其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也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显然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梁启超这种“吾爱吾师，但吾尤爱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1895年春，梁启超结束了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活与康有为一起再次赴京参加三年一次的举人会试。会试揭榜，康有为中了进士，授官工部主事，梁启超则名落孙山。据说，试前为了不让康有为考中进士，负责此次考试的主考官徐桐定下准则：凡是思想乖戾、文笔狂放的卷子一律不取。不仅如此诸位考官还专门找来康有为的作品反复阅读以熟悉其风格。然而，使人好笑的是康有为此次作文无论是立论还是行文都比较平和，结果成了漏网之鱼，高中进士第八名。相反倒是梁启超的试卷因纵论宏议而被认为是康有为之作，故未被录取。就这样梁启超不明不白地做了老师康有为的替罪羊。然而落了榜的梁启超并没有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也没有生不逢时的感慨，他丝毫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大丈夫志不在此，“此行本不为会试，第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个人富贵功名早已不是梁启超关心的了，他关注的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1895年3月，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天朝大国竟然被一衣带水的东邻弹丸小国打败，而且败的是一塌糊涂。李鸿章惨淡经营了10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于是，李鸿章不得不和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不仅要赔偿日本白银2万万两，还要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澎湖列岛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严酷的现实使得康有为、梁启超明白，民族危机已迫在眉睫，要挽救时局，避免国土被瓜分，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上书清帝，请求拒签《马关条约》，实行变法，以图自强。4月28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粤湘两省举人率先向朝廷递交了拒和请愿书。在他们的带动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泪而请命，莫不哀之。”
康有为、梁启超看到群情激愤“士气可用”，便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活动。经过康有为、梁启超奔走联络，18省的举人共计1300余人终于在松筠庵集会。康有为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由梁启超、麦孟华誊抄，各省举人签名，于5月2日投递都察院，向清政府公开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
对于5月2日的“上书”都察院以清廷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公车上书”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承受数千年封建专制高压下所采取的一次非常之举，这场运动规模宏伟、声势浩大，签名的举子多达1300多人，范围遍及18个省份，引起了社会各界、朝野上下的巨大震动，上书传单遍传天下，变法思想远播全国。“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觉醒，显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舆论上的巨大力量，同时也预兆着中国革命时代的到来。在整个“公车上书”运动中，康有为是发起人，但主要宣传鼓动者、组织实施者则是梁启超。梁启超在短短几天内就把各省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发动起来，除此外，他还参与起草上书，并亲赴都察院递交上书，处处抛头露面、时时走在运动前列，表现出非凡的宣传鼓动能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1895年的“公车上书”它既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同时也是梁启超走上政治舞台的起点。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深感新政暂不能实行，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另图良谋。为了打开局面康、梁决定在北京组织学会，创办报纸，以开启民智，为变法维新运动作好舆论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1895年8月17日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正式发刊。报纸为双月刊，每期印1000多份，附《京报》发行，“分送朝士，不收报费”。该报以介绍西学，提倡变法，宣传维新思想为宗旨。《万国公报》共发行45期，历时3个月，所登文章，除转载外，大多出自梁启超之手。《万国公报》是梁启超参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896年4月应黄遵宪、汪康年邀请，梁启超从北京来到上海筹划创办《时务报》。同年8月，《时务报》正式创刊，报馆设在上海四马路，该报为旬报，每期20多页，约3万字，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城外报译”等栏目。汪康年经理馆事，梁启超专任撰述。梁启超后来在《三十自述》中说：“报馆生涯自兹始”。《时务报》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喉舌，它的创办“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帝国。”
《时务报》能取得如此辉煌成绩，梁启超功不可没。他主持报纸笔政，几乎担负了所有的文字工作，“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他以超人的天才和非凡的毅力，在“洋蜡皆变流质”的严夏酷暑，独居小楼之上，挥汗执笔，废寝忘食，一个人干了七、八个人干的事，真无愧于《时务报》的挑大梁者。《时务报》自1896年8月9日刊行，到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据统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共发表文章60多篇，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主笔。这些文章内容新颖，思想深刻，感情充沛，文笔优美，具有振聋发聩的政治宣传效应，使《时务报》一下之风靡全国，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
1897年春，25岁的梁启超南归探亲，经武昌时，专门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想争取这位掌握实权的洋务大臣来支持变法维新活动。早在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报时，张之洞便看出梁启超是个难得之才，于是他不惜以湖广总督之尊，写信给梁启超“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堂堂湖广总督竟对年仅24岁的梁启超称“卓老”，其求才之心切昭然若见。梁启超拜见张之洞那天恰逢张之洞的侄儿结婚，迎来送往，应接不暇。但张之洞一听梁启超来访，他立马撇下所有来客。到了晚上张之洞又设专宴宴请梁启超。席间，张频频劝酒，并声称“有一事相求”。原来，张之洞想邀请梁启超到他湖北任“两湖时务院”院长，在总督署办事，并许以“千二百金相待”。面对此功名诱惑，梁启超不为所动。他有感于张的知遇之恩，但终以《时务报》为由，固辞。透过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胸襟与骨气。
1895年的“公车上书”揭开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经过三年多的宣传准备，1998年终于迎来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潮——“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的上谕，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
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命梁呈上《变法通议》。《变法通译》是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上使其蛮声中国的大作，与康有为的几次上书一起构成了康、梁变法的理论基础。光绪帝读后大加叹赏，谓左右曰：“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可就是那广东官话太难听了。”按清朝旧制，举人召见便赐入翰林，起码得是内阁中书。梁启超当时已经赫赫有名与老师康有为并称康、梁，但召见后却只授以六品卿衔，令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据说是因为梁启超的北京话说得太差，光绪帝听得十分吃力仍不明白。对于梁启超未受重用一事，其师康有为一直耿耿于怀，他曾不止一次感慨万端地说：“卓如至今无地位，我心难安。”其实梁启超不被重用，不过是因为光绪帝迫于后党保守势力的压力罢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再出“训政”，幽禁光绪皇帝于瀛台，“百日维新”宣告结束。是日，梁启超往访谭嗣同，忽闻政变和查抄南海会馆的消息。谭嗣同知道维新运动大势已去，但内心却十分平静。他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他劝梁启超到日本使馆去避难，并设法营救康有为。与此同时，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决心以死报国，而要求梁启超务必要活下来，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他生于一封建官僚家庭，父亲谭继询官湖北巡抚。谭嗣同青少年时期，他爱读王夫之、龚自珍、魏源等人的书，喜谈名理和经济，曾云游天下，广结名士，结交梁启超后，受梁启超影响喜欢今文经学，盛言大同，积极投身变法维新运动。被捕前曾有日本志士多次劝其东逃日本，但谭嗣同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
被捕入狱后，他又在狱中的墙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狂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又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以自己的生命演示了变法维新运动中悲壮的一幕。
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不经审讯即被杀于北京菜市口。“百日维新”至此结束。戊戌变法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种种软弱与局限而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意义和历史作用却不容忽视。康、梁等维新志士以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宝贵生命，给万马齐喑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线生机。维新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近代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激起了国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同时也培育了一批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的骨干力量，这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
梁启超听取谭嗣同意见，逃到了日本大使馆。当时使馆也不安全，时任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决定把梁启超交给在京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并让梁启超化装成猎人的模样，背着猎枪，乘火车去了天津。在天津车站月台上，梁启超被人认出，梁不得不迅速隐匿于人群中。9月25日，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的精心安排和帮助下，乘快马号小艇由海河驶向塘沽，后又在那里改乘日本军舰大岛号逃往日本。“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梁启超怀着悲壮激越的心情带着“君恩友仇两未报”的遗憾，去国离家，踏上了东去日本的征程，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尽管是流亡，但梁启超并不沮丧，当他稳定下来后，反省变法运动的失败，他不悲观，而是平静如水。军舰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之中，梁启超身边无书，感到无所事事，于是军舰长给他找了一本《佳人之奇遇》，让他翻书解闷，谁知梁启超竟做起翻译来，后来译文刊登在《清议报》上。离难之中仍能心平气和地读书作文，这种精神境界实在令人钦佩。
梁启超在经历了一番险象环生的追捕逃离和漫漫的海上旅程后，终于于10月16日抵达日本东京。初抵日本，衣食起居均由日本进步党提供，加之梁启超逃离时随身带有不少钱两，因此生活倒也方便，尚无困苦之虞。要说不如意之处，主要是语言不通，无法与人交流沟通，常感寂寞。不久，康有为经英国人帮助也来到日本。师徒二人劫后重逢，不禁热泪盈眶。在日期间，梁启超自修日文，并给自己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为了更好的安心读书，到日本的第二年春天，梁启超便携罗孝高到了日本著名的风景区箱根。这里春光明媚、环境幽雅，有温泉、瀑布、火山、雪峰，景色宜人。梁启超在此度过了一段极其愉快的读书生活。知识的汲取填补了羁旅的空虚，也带来了日文的飞快进步。半年后他就能读日本书报，并且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日文学习方法，并最终与罗孝高合作写了一本《和文汉读法》。
梁启超的一生与报刊有着不解之缘。1898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清议报》为旬刊，每期40页。资金主要由旅日华商冯镜如提供。《清议报》历时3年，共出100期。在中国报业史上，《清议报》乃沧海一粟，在世界报业史上，《清议报》更是大千一尘，但在梁启超的生命中《清议报》却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梁启超一直视《清议报》为一生的骄傲，他曾不止一次激动地称那个时期为“清议报时代”。《清议报》不仅集中体现了当时梁启超的思想风貌，而且也是维新派人士的精神家园。“清议报时代”时代的梁启超思想激进，对顽固派更是恨之入骨，他时时撰文，旗帜鲜明，大肆攻击顽固派。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孙中山。
梁启超在日期间广泛涉猎日本书籍，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思想为之一变，逐渐由主张改良转向赞成革命，并开始谋求与孙中山合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梁启超是两颗耀眼的明星。孙中山与梁启超都是广东人。梁启超比孙中山少6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时孙中山已经是多年的老革命了。梁启超一度曾与孙中山来往密切，关系甚好。后来由于康有为的极力反对才日趋疏远，直至断交。
1899年12月20日，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由日本横滨乘船，赴美国檀香山。他此行是受保皇派委托，为“武装勤王”筹款，并发展自己的组织。经过长达十几天的海上航行后，梁启超到达檀香山，下榻在爱林斯顿旅馆，受到当地爱国华侨的热情接待，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梁启超此行的原本目的地是北美，只在途径檀香山时稍作短暂停留。但是当他到达檀香山后，该岛流行淋巴腺鼠疫，地方当局为防止传染病的扩散，便实行强制检疫，致使非白色人种的外国人很难离开该岛前往美洲。这样，梁启超便被迫在檀香山滞留达半年之久。
梁启超在檀香山的那段岁月中还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夏威夷之恋”。檀香山当地有一侨商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四年，英文极好，主动担任梁启超的英文翻译。一日，何家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并邀请了美国名士当地名流数十人作陪。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少女特有的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一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却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了如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显然梁启超此时已意乱情迷、坠入情网，几近痴迷。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作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况余今日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动，皆为万国人所观瞻，今有此事，旁人岂能谅哉？”梁启超的此番话可谓振振有辞，金石之音。
又过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倒是何蕙珍大大方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赤裸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叙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吟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1900年5月24日，一封家书，把檀岛奇遇说与李蕙仙。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着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蕙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过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李蕙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骂矣；即不捱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此时已全然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女士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再后来李夫人病逝后，何女士再次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不近人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1900年7月下旬，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
（武装勤王），梁启超接国内函电，便由檀香山急速回国，当到达日本时，已闻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等到达上海时，又闻自立军已被镇压，唐才常等人遇害，便暂时隐居上海。十日后南下，经香港前往新加坡，会见康有为。见面后，康有为不由分说，对梁启超“击之以椅”一顿好打，并大骂梁“荒淫无道”。梁启超被打伤，跪在地上苦苦求饶，康有为方才罢手。
1901年冬季，《清议报》停刊。但梁启超的报业生涯并没有停止。1902年2月8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从报》。11月又创办《新小说报》作为《新民从报》的补充。这两份报纸的创刊令梁启超声誉大增。《新民从报》、《新小说报》的创办标志着梁启超人生征途中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是梁启超最辉煌、最灿烂的一页，“舆论骄子”“宣传界执牛耳者”、“天纵文豪”等美誉，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令这位30岁左右的青年目不暇接，倍感振奋与鼓舞。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形成的“新文体”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吴宓、毛泽东、林伯渠等。
梁启超一生曾有过几次大的长途旅行，1903年的美洲之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因为它在梁启超斑斓多姿的人生经历中，带来了他的又一次思想转折。梁启超蓄志游美已有数年。1899年冬，路经檀香山是恰遇鼠疫，美洲之途暂停；1900年夏他准备从檀香山赴美洲，又遇上海急电，他只好为勤王之事返回上海，这次美洲之梦未圆。直到1903年春，梁启超始续旧游。1903年2月20日，梁启超离开日本横滨，乘印度皇后号船驶进了太平洋。23日，他在海上度过了31岁生日。经过半个月的颠簸于3月4日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在参观了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城市之后于5月12日到达美国纽约。当地华人得知梁启超到来均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热情，梁启超所到之处，“观者如潮”，人们甚至为他的到来停工停业，以示欢迎。梁启超在美期间先后拜见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等各界名流。梁启超在美国停留了半年，他由东向西，先后考察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费城、匹兹堡、辛辛那提、新奥尔良、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洛杉矶等二十多个城市之后，又返回到美洲之行的起点：加拿大温哥华。10月31日梁启超在温哥华登上轮船“中国皇后号”踏上返回日本横滨的旅程。从美洲回来后，梁启超宗旨大改、言论骤变，从礼赞革命又回归改良营垒。完全放弃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革命排满”以及“两党合作”的主张。人们对照他数年前的言论，很难相信同样出自一位曾经自命为“思想界陈涉”的梁任公之手。这变化之大，连梁启超本人自己都感到诧异，他说：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以锐退如此其疾也。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了多次这样的变化。“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在变”是梁启超始终如一的思想主张，他不仅主张社会要变，而且主张治学方法、治学观念等等都应变。为此他“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1906年冬，梁启超离开横滨《新民丛报》住处，来到了距离神户月80里的须磨怡和别庄。此处虽为一荒村，但有临海小楼，长松千株，风景尤佳。然而梁启超来此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他在酝酿着一个大计划，——组建政党。组建政党一直是梁启超心里的一件大事。此前他尽管参与组织了强学会、各种报社、保皇会等组织，但是他们或是社团组织或是经济组织，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自清廷宣布立宪以来，海内外的立宪派人士立即掀起了一股建立公开立宪团体或政党党派的热潮。在此情况下，1907年，梁启超在得到康有为首肯后联合杨度、熊希龄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政闻社”，并创办机关刊物《政论》以宣传立宪。10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的神户区锦辉馆举行成立大会，近两千人出席。梁启超特地从横滨乡下赶到会场，并发表演讲。然而就在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十分意想不到的事。正当梁启超滔滔不绝演讲，畅言他的改良立宪主张，说到“今朝廷下诏，到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时，同盟会的张继、陶成章率数百人冲进会场，大骂梁启超为“马鹿”。继而冲向演讲台，高喊痛打“梁卓如”。梁启超刚想规劝几句，话还没出口，台下已扭打成一片。混乱中几只草鞋突然向他袭来，不偏不正正好打中脸颊，吃了一个“草鞋巴掌”。后来多亏日本警察感到，事态才得到控制。东京警事厅派人调查，确定是否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梁启超当即派人告之日本警方；“会场之稍稍纷扰，纯系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请贵厅勿介意此事。”事端由此平息。事后，政闻社的同道问及梁启超：“公何故如此宽容？”梁启超反问：“有比宪政事更大乎？”对于梁启超的忍让之举，“日本名流及报纸颇赞美梁先生之有政治德量”。他们那里知道梁启超心想：粗暴的举止与宪政主张相距甚远，在异国之境国人同室操戈，岂不让外人耻笑？何况革命党中也不乏忠诚爱国之士，何忍拔拳相向？
随着梁启超不惑之年的临近，他的海外流亡生涯也到了最后的阶段。他不仅感慨万分，过去的那些历史岁月就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幕的在他的眼前掠过；由主张革命到保皇立宪，由初学日语到漫游新大陆、成为世界人，由相识何蕙珍到论战革命党……十几年的海外生活，一直忙忙碌碌，并没有虚度光阴，而且赢得了世人的瞩目，许多美誉称号戴到了他的头上。但是，平心而论，梁启超毕竟过着“羁臣”的流亡生活，他一生中最年富力强、最风华正茂的大好岁月就这样流逝了。而且，令梁启超伤心和不安的是，自与革命党论战失败后，整个保皇派事业面临危机，梁启超的个人事业也一度滑坡，陷入低谷，多项活动连连受挫：《新民从报》停刊后，拟创办一份专言法律政治经济的报纸，受阻未能实现，积极策划的江汉公学失败，政闻社成立仅一年就被迫解散，心中的圣主光绪帝不幸仙逝，新的摄政王载沣并不重视他，清廷假立宪的真面目逐渐暴露，国民常识会的计划泡汤，振华公司案的牵累，还有一直谋救党禁之事，结果清廷宽待了许多人，惟独不放过他和康有为……可以说，这种种事情无不令梁启超心寒，他是百无聊赖、忧思苦虑中度日。加之，这一时期，梁启超的身体也一直欠佳，小病不断，生活困窘，只好卖文为生，甚至借钱还债。这样，梁启超一方面事业受挫、身体欠佳、生活窘迫，另一方面救国心愿、实现理想的动机又时刻不停地困扰着他。可以说，梁启超是在生理与精神双重痛苦、双重压力下度过了他在海外的最后光阴。
1911年3月24日，梁启超偕汤觉顿及长女梁令娴称船游台湾。此次台湾之行，梁启超目的有二：一是筹款，二是调查。然而一个月的旅行除了一点调查外，梁启超一无所获。他再也感受不到当年美洲之行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一路上除了几个遗老相伴杯酒相待外，再也没有别的活动，这深深地刺激了梁启超，使他不免要流露出萧瑟失望。失望归失望，梁启超台湾之行结束回到日本后，他仍然没有改变他的改良主张，他又一次重新为开放“党禁”而奔波，他希望清廷能解去羁臣的枷锁，允许他回国自由的从事救国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晚（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暴发。革命风暴由此席卷全国，截止1911年11月，全国的绝大部分省份都已相继宣告独立。12月29日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不久，具有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也由大总统孙中山明令颁布。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面对此形势清政府下诏罪己，并谕令改组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戴了13年的“通缉国犯”帽子的梁启超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回国了，他悲喜交加，心中一阵阵颤抖。
1911年11月6日，梁启超乘日轮“天草丸”号起程回国。11月9日，“天草丸”号顺利抵达大连港。梁启超受到了当地民政部门的热情接待，熊希龄先派人去码头迎接，自己也马上从北京赶回奉天。此时此刻梁启超雄心勃勃准备在故土大干一场，以实践自己的宪政理想。然而，梁启超很快就发现实际情形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乐观。整个国家满目萧条、一派肃杀，政局扑朔迷离，无从做起。由于因种种原因，十天后梁启超又折归日本，再次继续他的流亡。他的理想再一次幻灭。
1911年11月1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垮台，袁世凯继任内阁总理大臣，16日，袁世凯新内阁组成，内阁成员20人，其中任命梁启超为法务部次官。袁世凯为了显示他“不遗贤才，共济时艰”的诚意，在内阁中也给了立宪党人（如梁启超、张謇、杨度）几个徒有虚名的位子，那些重要的军政、外交、财务等部门都由他的死党把持。当这份内阁名单送到梁启超案头时，梁正在潜心写作《新中国建设问题》。他随即给袁世凯致电：“阅东报，见新内阁员以朝滥竽，且疑且骇，超庸负雅意，何足赞鸿猷，备员伴食，于国于公，两无所裨，谨请辞。”尽管梁启超一再坚持不就。但袁世凯摆出一副求贤若渴、不计前嫌的架式，接连催促，函电不断，一谓：“公抱天下才，负天下望，简命既下，中外欢腾。务祈念神州之陆沉，悯生灵之涂炭，即日脂北上，商定大计，同扶宗邦。”又云：“十余年来，执事含忠吐谟，奔走海外，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每读所著文字，未尝不拊掌神往也。……执事热心匡时，万流仰镜。现值国事羹沸之际，民生涂炭之秋，必不忍独善其身，高蹈远行，不思同舟之急难，坐视大厦之倾。”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人称“中国民国第一华盛顿”。3月10日，在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下袁世凯宣誓就职。至此，梁启超以前所有的幻想顿成泡影，此时此刻除了联合袁世凯外，已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于是，梁启超致电袁世凯表示祝贺，继而又书长信一封，向袁世凯发出归国合作的信号。如何写这封信，却让梁启超颇伤脑筋，既要表达自己希望与之合作，免不了要把对方吹捧一番。梁启超再三斟酌，违心写道：“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也。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揄扬盛美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为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信发出后，梁启超的心情十分沉重，与曾经的政敌握手言欢，说一些言不由衷之语，尽管有许多理由为之解释，但总觉得于心不安。
1912年11月16日梁启超再次回到了他阔别14年的祖国。与1898年仓皇出逃的情形迥然不同，梁启超这次回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礼遇之隆就像欢迎一位凯旋归来的将军一样。船靠天津港时，北洋军政大员张锡銮、唐绍仪等人专程到码头隆重迎候，赵秉军、段祺瑞也派代表前来问候。三天之中，“无一刻断宾客”，登门拜访者超过200人。与此同时，“各省欢迎电报络绎不绝”。梁启超激动地说：“此次生光之壮，真始料不及也。”这种风光的场面预示着美好的前途，所以他“虽终日劳累，而精神逾健，亦因诸事顺遂，故神气旺耶。”除了接待纷纷登门来访的贵宾，他还要应邀出席地方长官的宴请，参加立宪党人举办的欢迎宴和演说会。11月28日，梁启超离开天津前往京师，受到各界欢迎的场面更是盛况空前。袁世凯为了笼络梁启超，对他这次回国“致敬尽礼”，将梁启超在京的馆舍安排在贤良寺。贤良寺那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做封疆大吏时入京住的地方。梁启超在北京小住十二日，一直被热烈的欢迎气氛所包围，“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这使得梁启超洋洋自得，感觉良好，以至于他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不无得意的说：“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院自赵总理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20分钟谈话为约，自余则5分钟，自余则旅见而已。在京十二日，可谓极人生之至快，……盖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犹为快意者，则旧日之立宪党也。……”梁启超在北京逗留不足半月，备尝应酬之苦。“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密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姓名，不知得罪几许人也。”特别是他的嘴皮子，“日日自晨九时至晚十二时，未尝停口，铁石人亦受不住。”梁启超的回国，大长了立宪党人和一批旧官僚的气焰，他们把梁启超当作是救星一样膜拜、吹捧。在北京的12天里，社会各界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就多大20起之多。而梁启超则好大喜功，乐此不疲。他一面自鸣得意地沉浸在欢迎的潮流中，尽情享受胜利的喜悦；一面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场合，慷慨陈辞，即席演讲。梁启超是个喜欢炫耀自己的人，他的演说无不自我吹擂、夸大其辞。在这些演说中，梁启超对革命、对共和、对民国，极尽颂扬之能事，俨然以“革命功臣”自居。
1913年，宋教仁案后，袁世凯迫于各种压力改组内阁。在总理人选问题上，经再三考虑最后选定自己的老关系熊希龄。熊希龄曾是唐绍仪当总理时的财政总长，唐绍仪被袁世凯逼走，熊希龄也被打发到热河人都统。时过境迁，他仍不忘袁世凯的手段。因此，1913年7月，当熊希龄得知袁世凯要他出任内阁总理时，吓得大热天出了一身冷汗。他深知这个总理不好做，忙递上辞呈：“自揣能力，与现在之暴烈分子、腐败官僚绝不相容”，所以总理一职，“万难从命”。接着，熊希龄便入京找梁启超商议对策。梁启超认为这是扩大党势、推行宪政的大好时机，因此极力怂恿熊希龄“泰然赴任”，并表示自己愿入内阁做财政总长。于是，熊希龄便兴冲冲地去找袁世凯商议各部总长名单。熊希龄还未开口，袁世凯便已拿出早已拟好的内阁各部总长名单。熊希龄一看，所有重要部门皆为北洋系占据，仅剩农商、司法、教育三个闲差。熊希龄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良久，才道：“财政总长可否让梁启超出任？其余悉听大总统安排。”
袁世凯听后，呵呵一笑，“不可，梁启超乃一介书生，提笔做文章是行家，国家重任恐怕有所不胜，当然，做个教育总长还是可以的。”
熊希龄无奈只好如实告诉梁启超。梁启超一向对理财之道怀有浓厚兴趣，希望有机会实践这方面的宏大抱负，因此对教育总长一职表示坚决不就，非财政总长不做。熊希龄再次斡旋，袁世凯仍不松口。后来，经双方反复磋商妥协，终于达成一致，梁启超退让了，袁世凯也让出一步，财政总长由熊希龄兼任。9月11日，国务总理熊希龄发表内阁名单，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实与熊希龄共定国务大计。事实上梁启超不仅是熊希龄内阁的灵魂，也是实际的指挥者。梁启超本人对他们九人组成的这个所谓“第一流人才和第一流经验”的内阁寄以厚望，他曾亲自为内阁制定《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经过国会通过发表，作为内阁的施政方针。
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后，极力希望在司法方面有所建树，于是他便从“司法独立”这一关键处入手，试图对中国的旧法制体系进行改造。尽管梁启超一再宣传、多方启蒙“司法独立之真精神，惟在使审判之际、专凭法律为准绳，不受他方之牵制”，但在袁世凯的眼中，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就是金科玉律。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国会议员职务，每人发给旅费着即离开京师回原籍。在此情况下熊希龄、梁启超递上辞呈。仅存5个月的“人才内阁”就这样带着无限的失望匆匆下台。既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在辞职之时还不忘向袁世凯上《呈请改良司法文》，提出改革司法的十条建议，希望袁世凯采纳实施。但是袁世凯对此不予理睬，他只是在梁启超的辞呈上大笔一挥：照准。梁启超辞去了司法总长后，对袁世凯仍抱有某些幻想。袁世凯考虑到梁启超的威望和影响，对梁也是格外开恩、优礼有加。2月19日，袁世凯任命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尽管这是一个闲职，但梁启超还是欣然接受。谁知当了不到半年梁启超便彻底失望，于是又辞去了币制局总裁。
辞去币制局总裁后，梁启超带着女儿梁思顺、女婿周国贤住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完成了《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恬静幽雅的清华与险恶龌龊的官场形成了鲜明的发差，以至梁启超旺盛的从政热情为之骤减。他想远离政坛，潜心学术研究，致力文化教育。这年年底梁启超离开京城，举家搬到天津意租界的三马路去了。
梁启超是怀着一腔热血、满腹雄心回到祖国的。然而，两载涉身政坛，却让他心灰意冷，消沉沮丧。1915年1月，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创刊号发表文章《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宣布脱离政界：“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平生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磋，学义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梁启超选择脱离政界来摆脱袁世凯，退回言论界，在天津主持《庸言》报，并出任中华书局创办的《大中华》杂志主编。从此他不再鼓吹”国权主义”、“开明专制”和“社会教育”的救国思想，而是几乎谢绝一切宾客，不谈现实政治，埋头著述。
梁启超是否能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脱离政治？非也！1915年，当袁世凯蠢蠢欲动准备称帝时，梁启超连夜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开历史倒车。袁世凯曾以20万巨款做交换，希望梁启超收回文章。梁启超断然谢绝，他不仅如数归还20万元，而且又抄录了一份《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寄给袁世凯，以示光明正大。袁世凯见利诱不成，又派人加以威逼，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谈笑自如，大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疾风知劲草，国乱辩忠臣。在这关键时刻，梁启超再次显示了他的铮铮铁骨。
1916年5月5日，为了说服广东将军龙济光加入反袁武装（此前的4月6日，龙济光宣布独立，但这是一次得到袁世凯许可的假独立）梁启超与李根源、张鸣岐、黄孟曦及日本领事太田赴广州，与龙济光长谈了10多个小时，促龙北伐。行前，部属和友人，均反对梁的广州之行，认为危险太大，难保安全，但梁启超坚持前往。5月7日，晚上，龙济光以开欢迎会为名设宴，梁启超应邀出席。走进宴会厅，只见龙的几十名不奖部将佩枪端坐，显然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鸿门宴”。果不然，酒过三巡，龙的悍将胡令萱开始发难，他先是对护国军出言不逊，继尔破口大骂，并拔出手枪，凶相毕露。面对此，梁启超突然拍案而起，怒目而视，指着龙济光大吼：“龙都督，我昨夜和你讲的什么话？你到底跟他们说过没有？我所为何来？我在珠海事变发生后过来，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这千军万马里头，我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取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边说边愤怒的拍着桌子，玻璃杯叮当乱响。龙的部下顿时都被梁启超的浩然正气所震慑，就连胡令萱本人也吓得悄然离席溜走。
1917年底，梁启超辞去了向往已久的财政总长一职，回到自己的书斋，开始埋头著述。1918年春夏，梁启超屏弃百事，专心致力于撰写《中国通史》。这一年梁启超四十六岁。这年的8、9月间，梁启超由于著述过勤，疲劳过度，以至发烧、呕血，家人令其休息。但梁在病中仍坚持写书和演讲。后忽吐血半碗始求医。西医诊断为肋膜炎，且带肺炎。通史之著述不得已暂停。11月20日，胡适来信，谈论墨学，并希望趁到天津南开学校讲演之机会，前来拜见梁启超。11月22日，在天津寓所，梁与胡适第一次见面。12月初，梁启超决定前往欧洲游历，故到北京会见大总统徐世昌，并与各国驻京外交使商洽一切事宜，收集经费10万元，其中北洋政府提供6万，朋友资助4万。12月23日，梁启超由北京起程，经天津往上海。28日早晨，梁启超偕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张君劢、徐振飞、杨鼎甫乘日本邮船“横滨丸”号，取道印度洋、地中海前往欧洲。
在这次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游历中，梁启超以巴黎为中心（住在巴黎附近白鲁威地方），频频远足别国，先后考察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所到之处，梁启超出席了当地政府官员及社会团体为他举行的各种欢迎仪式和宴会，访问了著名高等学府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瞻仰了卢梭、莎士比亚等名人故居，参观工厂，游览名胜，考察一战战场，广泛会见各界人士。作为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充满历史睿智，政治意识强烈的思想家，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考察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梁启超是属于世界的，他思考的是整个人类的前途；梁启超更属于中国，他放眼世界，想以西方文明作参照系，目的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梁启超分析，造成欧洲历史大悲剧的原因与西方近代文明有直接关系，至少部分原因在于过分相信了科学万能，把科学与物质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他说：“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以前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而来许多灾难。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望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凄失望。影子是谁呢？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的一个大关键了。”梁启超的这段话是说，以物质文明为特征的科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梁启超看到了一个以科学万能为主旨的社会所导致出的虚弱和混乱，他认为，在科学昌明技术发达的时代及社会，人类所缺乏的，往往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精神的饥荒。他接着写道：“救济饥荒的办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梁启超在巴黎期间拜见了伯格森的老师、大哲学家蒲陀罗。蒲陀罗的一席话令梁启超茅塞顿开且倍感责任重大：“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于是梁启超更加坚信他的中西融合文化观，他说，中国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这个责任就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总之，欧游后的梁启超成为了一位世界主义者，他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重新审视了中、西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既有别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不同于“全盘西化”，他希望融合中西文化中优秀的特质，再造中国新文化。他希望借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为促进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这种思想被美国当代学者勒文森称之为“新的综合主义”。与此同时，梁启超本人也较以前有了较大变化。他多了一份冷静沉着，少了一份盲目执着；多了一份客观与体验，少了一份臆测与空乏。
1920年3月，从欧洲回国后梁启超信守诺言，不直接参与政治，不涉足官场，潜心讲学、著书和文化交流。1920年10月下旬，应梁启超之邀英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家罗素偕情人陶娜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近一年的学术访问。
罗素的思想与学说在20年代的欧洲颇具影响，代表了英国的思辩水平，其声威如日中天。罗素在中国讲数理逻辑、物的分析、心的分析、唯心论、因果律、相对论等，从而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一股罗素热。罗素认为，中国应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兴办农业，重视教育。同时罗素还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无须进行阶级斗争。一直陪同罗素讲学的张东荪，深以罗素观点为同调，先后撰写了《大家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现在与将来》等文，大肆鼓吹、发挥罗素的看法，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那场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在此情况下梁启超发表了《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表明自己对社会主义运动思潮的态度和主张。梁启超在文中重点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基于社会发展的程序以及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梁启超的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24年4月，梁启超再次邀请来了印度国宝、世界级大诗人泰戈尔。为了迎接这位60多岁的长髯诗翁梁启超亲自安排过问泰戈尔的生活起居。4月12日泰戈尔到达上海，下旬抵达北京。是日，梁启超和蒋百里等在北海静心斋热烈欢迎泰氏。胡适等四十余人作陪。梁启超在欢迎会上大谈中印文化之交流，颇得泰戈尔高兴。鬓发班白的泰戈尔由徐志摩和林徽音搀扶着上台演说。他谈中国与世界文明、文明与进步，以及什么是真理，对于中国泰戈尔如数家珍。1924年5月18日，泰戈尔64岁生日。这天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为泰戈尔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祝寿大会，梁启超致辞并赠泰戈尔一中国名：竺震旦。泰戈尔欣然接受。
1924年，51岁的梁启超开始撰写中国诗歌发展史。然而此时夫人李蕙仙患乳腺癌，病势沉重，梁启超不得不停止写作。半年后，即1924年9月李蕙仙去世。李蕙仙病故后梁启超的生活主要依靠小妾王桂荃照顾。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曾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对王夫人，梁启超虽不像对结发夫人李惠仙那样恩爱有加，但也是尊重的。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夫人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称“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的几乎所有孩子都对王桂荃的感情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鸡毛掸子捆上铁丝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进入晚年的梁启超在情感问题上日趋保守和古典。据说，这缘于他对徐志摩婚姻选择的态度。徐志摩，这位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才子诗人，因对梁启超仰慕，便拜其为师，成为梁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梁启超向来惜才、爱才，故对徐志摩是呵护有加。但惟独在一件事上梁启超对徐志摩非常不满，那就是徐志摩的婚姻。徐志摩先与张幼仪结婚，感情也不错，但遇见陆小曼之后，遂坠入爱河不能自拔。陆小曼父亲乃前清举人，曾任参事。由于从小家教好陆小曼本人文化修养极高、善诗文、多情趣，且高雅不俗、风度翩翩，虽已与参谋长王赓婚配，但并不如意，结识徐志摩后爱火迸发不能自持。后经周旋徐志摩与张幼仪协议离婚，陆小曼与王赓也解除婚约。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陆小曼举行婚礼。此前胡适曾受徐志摩之托前往梁启超处为其说情，请梁启超作证婚人。梁启超起初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因为在梁看来，徐志摩抛弃结发妻本已是大逆不道，而又去爱朋友之妻更是不成体统。为此他多次批评告诫徐志摩。但梁启超毕竟经不住胡适的再三说情最后只得应允。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婚礼上当主持人请梁启超宣读证婚辞时，他竟指着徐志摩和陆小曼大骂道：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你们都是离过婚的人，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祝你们这次是最后的一次结婚。梁启超话一出口举座皆惊，胡适是大惊失色，天下哪有这样的证婚辞？徐志摩、陆小曼羞愧难当，以至徐志摩再三请求老师给他留点面子，梁启超长叹：“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梁启超何故如此？还是听听他自己的表白吧。次日，梁启超在给海外的梁思成、林徽音的心中说：“我昨天做了一件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徐志摩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怕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也。今把训词稿子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入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那个人当头一棒，盼他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瞧瞧，这就是梁任公的与众不同。
晚年的梁启超归宗学术、一心治学，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达到了辉煌的颠峰。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甚丰，内容涉及人类文明的众多领域：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图书馆文献学、新闻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科技史、国际关系、中外交流等，古今中外，政经文理无所不包，这在同时代人中很难找到第二个。在和顽固派论战时，他奋笔疾书，每日写政论文章近万言。梁启超的文章热情奔放而辞彩飞扬，旁征博引而平易流畅，既观点独特，又富于感染力和鼓动性，深得广大读者喜爱。梁启超自称“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少。”据徐佛苏先生估计“先生生平之文字，合‘著’与‘述’两项目之，约在一千四百万字以内。”
特别是他的《饮冰室合集》40册，148卷，900万字，简直就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再加上三大厚本的《饮冰室集外集》，其著述超千万言矣！用“贯通古今、囊括中外”来形容梁启超丝毫不为过。
时光流逝，晚年的梁启超越发的忙碌：著述、讲学、家事、国事……然而他的身体却已大不如前，一天天的衰弱下来。其实早在1922年的11月，当时正在南京讲学的梁启超就因与几位数年未见面的朋友相逢，开怀大饮，醉酒后感染风寒，促使心脏染疾。1923年2月17日，梁启超去车站迎接杜里舒博士来津演讲，结果他乘坐的马车在马路的交叉处被迎面而来的电车撞到，致使他擦破头皮，受到惊吓。紧接着，这年的11月多年的痔疮又再次复发，令他坐立不宁。更重要的是晚年的梁启超接连痛失亲友。1924年4月18日梁启超旧友、少年时代最有力的导师夏僧佑去世。9月13日夫人李蕙贤因乳腺癌辞世。1927年3月31日，恩师康有为去世。6月，王国维投湖自杀。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得梁启超格外的悲哀忧郁。
1926年2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由英美两国的五个教会和伦敦医学会于1906年在北京合办的，代表着当时的最高医疗水平。梁启超住进医院后，经医生诊断确定为“肾脏肿疡”，须得手术治疗。然而当腹部剖开后，并未发现肿胀或其它毛病。在此情况下，梁启超还是被割去右肾一枚。术后尿血现象仍然存在。大夫又说病因在牙内，于是梁启超又被一连拔去七颗牙，可是尿血症依然没有好。不久，又诊断说病可能在胃，饿瘪试试，于是又把梁启超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因为查不出病因病势日益加重。后经柏格兰教授亲自检查发现梁启超痰中含菌极多，遂断定梁感染了一种不知名的病毒。
1929年1月15日，梁启超的病势垂危他预感到自己将一病不起遂嘱咐家人：在病源未发现前，如其病不治，则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源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一代伟人梁启超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享年56岁。当晚10时许，胡适从上海抵北京，前来探望，可惜梁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梁启超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震惊。一时间，唁电、唁函、挽联、挽诗从祖国四面八方，从海外雪片般飞来。梁启超仙逝意味着一颗文化巨星的陨落。逝世当日国内外各大报纸均刊登了消息，随后各类评述纪念文章更是铺天盖地，天津《益世报》特设“梁任公纪念专号”，上海《申报》特辟专栏纪念梁启超，美国《史学界消息》也作了长篇报道。2月17日，京、沪两地同时开追悼会，文化界、军政界，各界要人纷至沓来。大量的祭帐、挽联、哀章都在颂扬梁启超一生对国家、对民族作出的卓越贡献，表达了人们对这位伟人的无限怀念，其中冯玉祥挽联曰：“矢志移山亦艰苦，大才如海更纵横”可谓是对梁启超一生的真实刻画。
梁启超一生虽然仅仅只有56个春秋，然纵观其一生，其对当时、后代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丰富宝贵的精神财富。梁启超在其绝笔之作《辛稼轩年谱》曾中写下这样四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尤生”。这几句话与其说是评价朱熹，毋宁说是揭示自己。1943年1月，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给予了中肯且富有启示性的介绍和评价：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间并不甚长，像是他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民国六年），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之后……放弃政治，组织“新学会”。
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评价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慧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锦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应，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