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有几个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到伦敦，其中我最先认识的是徐志摩。有一天，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遇见志摩，他说，他同来的老刘认识我，他在饭厅里看见我的时候，说道，“那不是小陈吗？”我问老刘是谁，志摩告诉我他名光一，字叔和，南通州人，北大法科毕业，在美国研究经济学，他们两人同船去美，现在又同船到英国。我听了还是茫然，想不起刘光一是谁来。
大约过了一两天，我才同叔和相遇，他说起我们在上海南洋公学的附属小学曾经同过半年学，那时他的名字叫光颐。我渐渐的想起一个常常穿白竹布大褂，脑后拖一根小辫子的瘦弱的人来。他这时还很瘦弱，不过那时他比我高半个头，现在我比他高半个头了。此外我能够想起的，只是他是老学生，比我高二级，我入校半年他便升学了。他自己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很懒怠，不大爱读书，所以毕业的时候是末一名，并且几乎不及格。
他在南洋公学毕业之后，就考进北大法科。那时他求学的兴趣已经很浓，毕业的时候，小学校考末一名的居然一变而为第一人。此后他在北大研究了一年，就自己备了资斧到美国去了。
他在伦敦，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经济学，尤其注意经济原理和经济史。可是他在经济学外，同时还研究许多东西。他又非常健谈，无论什么问题，从文艺科学以至极微细的事物，一经说到，叔和便有他的意见和结论，一开口便滔滔不绝。后来他同傅孟真和我都住在一条街上，往来极密。孟真也于学无所不窥，而又健谈。我们三个人每次相遇，叔和同孟真必争，叔和所是的孟真必定要说它非，孟真所非的叔和必定要说它是，旁证博引，奇趣横生。我素来呐呐不多言，然而也喜欢弄些野狐禅，遇到有趣的争论，免不了常常加入他们的战队；争端一开，往往历两三点钟不休。
叔和家中还富有，可是他日用非常的节俭。他住一间小屋，不能坐家中读书，每天清早挟书到学校图书室，或附近的图书馆去攻读。除了上课的时候，他整天总在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回家。那时我同孟真等也穷极，我住在屋顶一小屋中，更加狭窄，所以也不得不上图书馆读书。中饭的时候，我们三人大都会集于附近一个极便宜的小饭馆中，吃那永不变更的煮牛肉，讨论种种色色的问题。饭后到附近的Clapham Common散步片时，自然又小不了争论，又各回图书馆。除了星期日我们有时到郊外游息或作长时间的争论外，日常生活，大都如此。
一九二一年的年底，我到德国，在Dresden住了半年，六月到柏林，孟真叔和已先在。那时中国学生从他国到德国的很多，大多因为马克价落，前去游历。叔和仍旧闭门读书，所以不到三个月，他已经可以勉强看德国书和谈话。我不久便去法国，又从法回中国，风传以后叔和在德也曾经有过些浪漫生活，可是这一段历史我就不知道了。
叔和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回中国。因为他只身没有家属——他曾经结过婚、没有子息，他在美国时候他的夫人便去世了——他就同我们几个人同住。这也许是叔和的不幸。因为叔和为人虽极随和，对于主张及操守却很固执。他同寓和往来的人，都不懂得酬世的方法，不知道怎样的迎合潮流，怎样的观风转舵，怎样的敷衍所有交往的人。他们相信什么是对的，便觉得应当做什么，不知道在中国做事必须用手段，必须有交换的条件。因此他们在中国社会里总觉得格格不入；他们想做的事常常失败。他们的朋友们总说他们的洋气太深，书呆子气太重，劝他们圆活些，反对他们的人只觉得他们可厌，是应常用种种的方法扫除掉的障碍物。他们自己也觉得什么事都做不好，非常的无聊。叔和处身其中，自然更加不能与流俗相合了。
叔和在北大所教的课，最重要的是欧洲经济史。经济史是他专门研究的学问，然而他并不对于自己所已经知道的认为满足，还是非常刻苦的预备。往往因一小点，遍翻所有的英德法三国参考书，必定要毫无疑窦才罢。他对于所有的功课，都这样的认真，所以常常到夜间二三点钟才睡。有时他发见了自己以前演讲的错误，无论怎样的微小，他一定要在讲堂上认错更正。这种欧美学者酷爱真理的精神，在中国也许免不了受一般学生的轻视。
我知道有几个优秀学主实在非常敬爱叔和，然而大部分也许不见得能识叔和的真价值，要不然叔和也不至于脱离北大了。
去年学期考试的时候，某班学生要自己选择坐位，叔和却固执非依他排的号数坐不可，因此许多学生说他污辱他们的人格，拒不受试。经了这次风潮，叔和已经非常的灰心。下一学期忽然他接到所教的选读班学生用全体名义写的一封信，攻击他很厉害，说他的教课是“了草敷衍”。用别种罪名骂叔和，他也许还可以忍受，把“了草敷衍”四字来责备一个教课最认真，最不肯半点将就的人，使他觉得他的心血是白用的了。加之他对于学校种种的不满意，就决意辞职。后来他的别班学生竭力的挽留他，学校方面也不肯准他辞职，朋友们苦苦的劝告他，就是写信的那班学生也有人表示后悔，可是叔和无论怎样不肯再回北大了。
他因为教了一年半书，只是预备功课，没有时候去研究新的学问，所以他脱离北大后不愿就别的事，只想自己读书，恢复以前在欧美时的求学的兴趣。正在这个时候，现代评论出版了，同人中只有他没有固定的职务，就推他为经理。为了这个报，他奔走了好几个月，费了不少的心血，报酬自然是没有的，非但没有报酬，他还贴了不少的车钱和邮费。他自己相信很有办事的能力，其实他始终还是一个学者，所以这个担子压在他的背上，使他很感觉负担的沉重。
近二三月来，报纸的事务已经上了轨道，他也渐渐的回复到以前求学时代的生活。除了为了沪案他非常热心的做了许多切实的研究之外，几乎只是关了门读他想读的书。不意他忽然病了。
他身体极弱，自己的起居又没有一定的时刻，饮食又不当心，所以常常有病。八月中旬他又觉发烧很重。我们起初以为他的病不过旧病复发，并不在意。可是请中医医治两三天非但不好，并且加重。一天，适之去看他，他说“My days are numbered”。他虽然说的是笑话，我们很替他着急，劝他搬入医院，因为医院里看护总得周到些。他自己为节省计，决意搬入德国医院。他去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个医院简直没有什么叫看护，要招呼还得自己带人去。可是他的病是重伤寒，病势极重，不便再搬。在医院住了十天，我们看见他一天一天的瘦弱，目光一天一天的呆钝，耳朵一天一天的不灵，可是他的热度却渐渐的减少，医生说他的病很有起色。
九月一日下午我同钱乙藜到医院。觉得他虽然瘦得可怕，然而精神却好些。看护妇说，危险的时期已经过了，以后只要不吃东西，便慢慢的好了。我们听了很高兴。
第二天中午，医院忽来电话，叫我们派人速去。我们到时约在下午一时半，该院医生克利与友人周振禹医生都说他的病没有希望了，克利医士说病人直至前一日，日有起色，昨晚忽变卦，不知吃了什么没有。叔和此时尚清醒，看见多人忽至，目光灼灼从此人转至那人，额角汗珠迸发，问道“没有希望了么？”我们只好忍止眼泪，安慰他，同他说病已加重，但不是无望，不过须有人在旁服侍才好，请他把家中住址告诉我们吧。他说“不用通知他们了，没有用的”。我们催了几次才说了。我们问他昨晚吃什么没有，他说没有。他又说“昨天晚上闹得天翻地覆，如果今晚也这样，我就不能活了”。我们一面去打电报给他家族，一面到协和医院另请医生，希望再有回生之术。二时半他又嘱我发一电给他长兄。我三时回医院，他已经不言语了。三时二十分协和医生到，略审视，即告束手，并且说恐怕只有几点或几分钟的事了。医生去后，朋友们恐环立室中，扰乱病者神思，都退出门外。房中只有我同看护妇一人及侍者一人。果然不到几分钟，叔和已与世长辞了。
叔和死的日期是九月二日，便是阴历的七月半。先四五天，钱乙藜去看他，他问将到八月半未，乙藜说离七月半还有多少天，叔和说“七月半要出院去逛逛了”不意竟在这一天弃了他的躯壳去了。
我们同医院交涉叔和身后事完毕出院，在门口遇信差，有一信是志摩给叔和的。我拆开一看，是志摩南下时告辞的信，信里说道“盼兄耐心静养，早日安复为慰。南中逗留约十日至十五日，归时再见”。今志摩已归，叔和却永远不能再见了。
叔和的病不是不能救的，并且在医院多少天，一天一天的热度已减轻。死的前一天，他精神也略好，夜间忽然变卦，一定有特别原因。医生说也许他前晚吃了东西或动了，他既说并没有吃东西，那么想来是动了。他所说“昨晚闹得天翻地覆”的话，恐怕与他的死有关吧。前一天我们在医院时，壁间某室忽发哭声，可是叔和那时并没有听见。也许晚间那死者的家族都来号啕大哭，叔和听见了，因为非常不安而动了也未可知。其实举哀痛哭这些事，在医院是应当禁止的，就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德国医院的随便了。
叔和性情平易，待人和婉，可是常常喜欢说抱怨的话。请他办事，强之常达目的，可是开始总自捶其胸道：“办不了，办不了”。大约因此及因他说话极多的缘故，朋友们称他为“刘老老”。许多散处欧美中国的朋友听见刘老老忽然死了，一定大家会感觉极沉痛的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