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1946），著名的爱国诗人、学者、英勇的民主战士，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40年冬天，一贯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又丧心病狂地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罪恶的行为使闻一多震惊。
闻一多先生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更加反动，更加贪污腐化，因此使得象闻一多先生这样依靠薪水维持生活的人们，普遍陷入了艰苦的阶段。物价越来越高，薪水越来越少。
在这种艰苦的时期，有的教授专家经不住艰苦的考验，为了追求一点物质享受，改行去干赚钱的事；还有的脚踏两支船，挂着教授的招牌，不时来往于渝昆道上，到重庆去乞求蒋政府一点施舍……
“这都是可耻的行为！只能享受国家的优待，不能分担国家的苦难！”闻一多依然坚持着抗战胜利的信念，凭着天真的爱国热情和贫贱不移的品质，严厉地谴责了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屹立在物价的重压下，继续从事着自己的工作。
万恶的日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失败之后，又加紧军事进攻，继续对后方城市实行“疲劳轰炸”。昆明人民跑警报，成了每天例行的而且几乎是定时的“任务”了。闻一多在城里租不起房子，夫人身体多病，孩子又小，跑警报担心害怕，在城外找房子住也不容易，后来总算在昆明西北郊的普吉镇，同闻家驷教授，弟兄两家十多口人租到两间破楼，勉强住下，楼下前面是栈店，后面是豢养牲口的地方，风吹或日晒都会卷来冲天的臭气；碰上雨天，雨点就从瓦缝里滴到室内；白天黑夜吵吵嚷嚷，赌博吃酒的吆喝，打架咒骂的声音，使得他们不能好好工作，也不能好好休息。
房子太小，便都睡在楼板上。每天，闻一多都起得很早，趁这安静的时刻，抓紧做点工作。等孩子们都起来了，他就把被单拉直叠起，然后就轻轻扫地。像他在从长沙到昆明三千多里步行中得到了步行经验一样，现在又有了扫地的经验了。孩子们常常抢着干活，热情很高，可常常扫得灰尘四起。他就接过扫帚，对他们说，扫地也要好好学学，不能洒水，因为水把灰尘凝成了泥块，扫不干净；扫地又不能乱用力，否则会使灰尘飞扬起来。
住的水准是无法再降了，因为他已住到贫民窟里去了。食的水准也在不断地变化。原来每天还能维持三餐，照例是腌菜、腌豆腐和一锅白水煮的白菜米粉；还有被他誉为“白肉”的豆腐，诗人给这个菜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一锅燉”。而且感到十分满意的是，他喜欢苦菜和咸辣，在喜欢吃辣味而又出产浓茶的云南，还比较容易满足。“一锅燉”沾着盐巴辣椒，吃起来也很津津有味。
昆明虽然四季如春，缺乏阳光的破楼上却阴暗得难受。冬天来了，他常常抱着毯子，领着夫人孩子们到镇外河滩边的草地上晒太阳。他解嘲地说：“不是营养差了吗，就让我们向阳光找补偿！”
日子一天比一天恶化，但他紧一紧肚皮，仍然坚持下来。他应付第二期艰苦的办法，便是和饥饿作战，三顿干饭改成两顿，两顿还不行就吃一顿干饭一顿稀饭。那特制的“一锅燉”早有了变化：油花越来越少，白菜粉条也被淘汰，“白肉”也代之以豆渣。
有时他领着孩子到田里扑捉害农的蝗虫，拿回来炸一炸，加点盐，当大虾咀嚼。但是，炸“大虾”，太费油，不能常吃。后来，便到河沟里去捉田鸡，放在锅里燉，他管这叫做“鸡汤”。每次吃“鸡汤”总是很风趣地说：“这不花钱，还很有营养，味道也很鲜哩！”
柴炭太贵了，烧热水不经济，早上总是带着孩子到村边小河里去洗冷水脸。
村子到昆明有二十多里路，坐马车要费钱，就提着手杖，背着书包，步行进城，在城里住一宿，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连着把课上完，又步行回去。刚到昆明还常常穿的那件很体面的黑缎马褂，早就送到拍卖行去了，长衫也渐渐陈旧了。步伐还算健快，但两颊却日益消瘦了。
生活如此困难，他不祈求别人同情，不要求亲友帮助，也从无怨言。有一个年轻时候的“好友”，抗战前就投靠国民党政府，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等高官，多次想拉闻一多到官场去。一次，因公来到昆明，专门来看望他。一见闻一多清贫如洗的处境，又一次提出旧建议——何苦如此刻苦自己嘛！至少也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这位老友负责接待。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不嫌清贫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问他为什么？他说得很简单：“你那儿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饥饿、贫困、疲劳地步行，并没有使他放松所承担的工作。在学校里一直是最受尊敬的教授之一。从不因私事耽误学生的学业，从不浪费上课的时间。虽然每次上课来回要走几十里路，还是准时走进课堂，拍一拍身上的尘土，便翻开书卷和手稿，开始那充满风趣的讲课，从那和悦的脸上，很难感到他正在受着多么艰苦的折磨。
节俭可以给人生存的机会，而奢侈会让人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