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初步形成并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时期，在这个需要思想巨人并且产生了思想巨人的时期，出现了伟大的百家争鸣的盛世景观。
这些思想伟人们站在这个独特历史的舞台上，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自由而畅快地宣传着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学术主张，而且和其他流派的诸子们互相辩驳又互相启发，就是在这种辩驳和互相提高中，中国思想文化得到了极大的繁荣。
在百家争鸣的的过程种，诸子们为了更好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就必须培养大量的弟子来实现传承本家的学说，因此，百家无一不重视创办私学收生授徒。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百家们招徒授课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贵族享有教育的特权进行了冲击，私学开始兴起并得到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在这一时期，还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这个以知识为生的阶层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诸子百家中，在教育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墨家，据记载，孔子所创办的私学，规模宏大，有“弟子三千，能者七十二”之说，儒家的思想经过子夏、曾参、子思、孟子的一代代传承，绵延不绝，并最终达到了“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地位。而墨家在当时也是“显学”，墨家也是从者甚众，是极具影响力的一个大的学术团体和流派。两家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教育思想体系，丰富了古代教育理论的宝库，而且也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并称为“世之显学”的儒墨两家，各自的教育思想体系有什么异同呢？下面我们就从教育的主要方面来进行一下比较。
教育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落，诸侯纷争，战乱不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瓦解了西周以来的社会伦理制度和道德准则，在这种情况下，诸子们举起了教育的旗帜，希望通过教育的方式，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并以此重建社会伦理道德、民众的信仰标准。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孔墨私学，他们的教育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培养自己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推行者和继承者，通过他们的活动来实现用自己思想治理国家的目的。可以说，在通过教育救世的主张上，儒墨两家的观点是相同的。
然而两家的目的相同并不意味着具体标准的相同，儒墨两家在培养人才上提出了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但对于“德”和“才”的具体标准却给出了不同的要求。
儒家以培养"君子"为目的，孔子对君子的标准作出了这样的要求：首先是有德的仁爱之人。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而优则仕”的“君子”，当这些具备了德和仁的君子成为施政者后，就能够做到"节用而爱人"，对上能分忧解难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对下则推行仁爱、安抚百姓。其次是有才的懂礼之人，在对君子行为的约束上，孔子主张用“礼”作为规范。关于礼的具体定义，孔子并没有各处确切的答案，一般说来，礼指的就是礼仪、礼制、礼法，是对人内在道德规范的约束。儒家的学说中，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仁是礼的内在含义，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在儒家看来，有德有才之人应该知礼、守礼、行礼。这样才能算是君子。
墨家以培养“贤士”为目的，墨子对贤士提出的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方面的要求中，墨子也把德放在了最先的位置。然而墨家的“德”和儒家的“德”的具体含义并不相同。孔子讲仁爱，主张爱有差等应该以孝悌为本；而墨子讲兼爱，主张爱无等差没有亲疏贵贱之别，可以说，儒家讲究的是别爱而墨家提倡的是兼爱。墨子也把“才”看作是贤士应该具备的标准，但墨家把“谈辩”和“道术”看作是才的内容，即贤士要具有思维辩论的能力、掌握实用的知识技能。只有具备了这些才能，在推行墨家学会所时才能够上说下教、讨论辩难，甚至是以暴力反对暴力、来实行非攻兼爱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墨家要求贤士具备“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实施兼爱理想的工具。
在实现自己教育目的的过程中，儒墨两家都主张举贤，认为统治者在施政用人的过程中应该“唯贤是举”，这对当时社会中“任人唯亲”的世袭宗法制度权威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墨家的"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都是举贤的标准。如果要从被举荐的群体来说，儒家局限在“士”这个阶层，因为儒家把下层民众看作是“劳力者”，应该处在“治于人”的地位。墨子则把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认为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才能，就应该被任用。从这个敬爱哦度来说，墨家比儒家的举贤思想更为大胆和激烈。
在儒家的教育思想中，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了养士，培养德才兼备而以德为主的治术之才，因而比较注重知识教育之外的性格、品德、哲学观念等方面的培养。在注重德才兼备的基础上更强调道德的教育。
而墨家的主要成员来自小手工业者和劳动人民，出身和阶层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思想以“艰苦实践，服从纪律”为主要指导原则，因而更注重实际知识与技能的培养，这样有兼爱品德的贤士在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过程中，拥有实际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语言上。
教育对象
在周代没有衰落的时期，奴录主贵族垄断着学校的教育，普通民众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官学”学习，因而教育也就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随着王室的逐渐衰落，诸侯们逐渐强大起来，官学逐渐瓦解，学术开始出现下移，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私学。
私学的兴起和发展，给平民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当时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只要教师愿意教，学生愿意学，就可以进行教学活动，而不再有身份和等级等方面的限制。而且，私学还可以师生相属，共同迁徙他处，谋求发展。孔墨两家的教育，也是属于私学这个范畴。
在教育的对象上，儒家以"有教无类"为方针，认为不分贵贱贫富，只要有求学的意识，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据说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但总得来说，孔子还是鄙视劳动者的，他认为劳动者只懂得“劳力”，不在接受教育的范围之内。然而不可否认的实事是，孔子的弟子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单从出身来看，就有贫民颜回、商人子贡、贵族南宫敬叔等。可以说，孔子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所兴办的私学，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所学校。
墨家的教育对象也是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史书上曾有这样的记载："徒属弥众，弟子弥半，充满天下"，这中间也许有文学家的夸张，但墨家弟子们的数量我们通过两个事件就可以见一斑，一个是墨子在止楚攻宋时曾安排了三百个弟子帮助宋国守城，一个是墨家钜子孟胜在为阳城君守城时，为了实践墨家的诺言亲率八十三名墨家弟子慷慨赴死。这在一个侧面上说明了墨家弟子在当时的数量之大。墨家主要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并且以实用的知识和技能为教育内容，除了这些“从事”的人之外，墨家的弟子还有很多被推荐到各地做官，通过这些人，墨家的兼爱非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的推广。墨家也成为当时和儒家并成的学派之一。
墨家和儒家都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平民大众的范围，但二者在程度上还有所差别，儒家弟子中即使有颜回这样的平民，根据资料看也可能是因为颜回本人的品德得到了孔子的赏识。墨家则是真正的面对民众敞开了教育的大门，只把学习的愿望当作唯一的要求，门弟出身一概不论。儒墨两家这样作其实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不同而有所差异。
我们都知道，孔子和墨子不仅仅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同时还是伟大的思想兼爱和政治家，他们所兴办的私学教育，不是简单的为了培养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学校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个敬爱哦度来说，墨家的私学教育要比儒家的教育成功，因为墨家更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因而也更具政治团体的色彩。
教育内容
儒墨两家为了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目的，在教学过程中都安排了相应的教育内容，他们都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同时也注重学生知识方面的学习。但在道德和知识的具体内容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别。
墨子在教育内容上强调以兼爱为核心的政治和道德教育。他从小生产者的功利主义出发，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和道德教育体系；而孔子则把礼仪看作是学生道德修养的准则，认为“礼”和“仁”是道德教育的核心。
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上，两家有很大的差别。
在知识教育上，孔子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的传统，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学内容。孔子希望通过这些方面的教育，培养出知礼、守礼、推行礼的君子。而作为“儒家后学”的墨子，则对孔子的教学内容有所扬弃。首先，墨子继承了《诗》、《书》为教育内容的传统，但墨子把《史》、《书》作为教育内容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扬“礼”而是把它们内容中的文学历史知识作为文化财产来继。其次，墨子完全舍弃了孔子的礼乐教育，墨子从极端的功利主义出发，提出了“非乐”、“节葬”等主张。
在宗教教育上，儒墨两家也持不同的观点。孔子和墨子所生活的时代，鬼神迷信非常普遍。孔子认为存在天，但他不相信天有意志，更不相信鬼神之说，可为是敬天远鬼。墨子却认为天有意志，而且鬼神有明，并且写了《天志》、《明鬼》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命运问题上，孔子虽然讲命，但他不相信有主宰之命；而墨子以自己强烈的救世使命感为立足点，反对有命的主张，倡导"非命"力行。
在实践的教育上，儒家讲究“述而不作”，并且鄙视从事具体劳动的下层民众，墨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反驳。这和儒墨两家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儒家所代表的是“士”的利益和需求，因而不怎么注重实践，而墨家作代表的是下层民众的利益，因而讲究教学的实用性。
墨家的实践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科学技术的教育，主要包括自然科学教育、生产和军事技术教育。墨家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几何学、力学、光学、声学等许多方面，其中很多成果在当时的领域内出于先进水平。逻辑思维的教育，墨子在中国逻辑学史上首次提出"类"和"故"的概念，尤其在形式逻辑方面更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墨子所创造的"墨辩"成为墨家讲学的必修科目，而墨子所提出的"三表法"更是墨家判断是非真伪的标准。重视专门知识的教育，墨子提出"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认为教育应该分科进行，应该根据学生不同的自身特点，培养他们的优长，使之在某一方面具有专业的能力。
教学方法
孔子和墨子虽然都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但他们所遵循的教学原则的差异，决定了两家在教学方法上的不同，因而儒墨两家的教学方法各有特色而互有补充和相同。
儒墨两家教育方法的共同之处首先表现在因材施教上。孔墨都是当时私学的重要代表，弟子众多，在年龄，出身，知识水平、道德素养、性格特征等众多方面参差不齐，因而集中统一的教学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从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个性特点和具体要求来进行教育，才能保证教育目的的实现。于是“因材施教”这种适应客观需要的教育方法就被众人所采用。孔子就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对他们进行教育，因而儒家的很多弟子都各有所长，比如颜渊、问子窍、冉伯牛、仲弓长于德行，宰我、子贡长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于游、子夏长于文学。虽然墨子在这个方面的论述比较少，但他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也注意到了学生的差异，做到了使"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
他们教育方法的相同之处还表现在主张学行一致上。无论是儒家注重品德修养的教育还是墨家注重实际技能的教育，他们都主张要学行一致。孔子主张观察学生要“听其言”、“观其行”，并要求学生把学习到的文化知识在行政和社交实践运用。墨子则说："合其志功而观焉"，认为仅仅有动机的“志”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效果的“功”，主张在评价人的道德行为时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
然而儒墨两家毕竟有着学术派别上的分歧，因而两家的教学方法还存在这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主要表现是：孔子注重启发诱导，墨子注重主动量力。
儒家在教学的实际活动中，十分重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孔子就认为，只有建立在学生内在需要基础上的学习，才是可靠而有效的学习，因而他反对机械灌输，提倡启发诱导。孔子还非常善于把握学生的学习机制，在适当的时机对他们进行恰如其份的启发诱导。因而儒家的教育方法有“循循善诱”之说。
墨家则认为教育是“天下之大义”，学和教都是“行义”的活动，因而主张强学强教。墨子认为教师应该采取主动的态度，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积极地对学生进行教育，而反对儒家的"击之则鸣，弗击不鸣"的施教态度，主张"虽不扣必鸣"的强教方法。而且，墨子在教学中还提出了量力性原则，墨子认为学生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很难同时进行几方面的学习，因此应该量力而学。
春秋战国是中国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教育在这个阶段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儒墨两家作为诸子众最具影响力的令各流派，他们的教育思想、目的、方法、不仅在当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对后世的教育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对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