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最优秀的教育学说，现在读起来也会使人感到教育理论已经有了某些改变。19世纪前，两个伟大的教育理论改革者是洛克和卢梭。这两个人理应享有盛名，因为他们都批驳了当时流行的许多谬论。但是，两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均未达到现代教育家的程度。例如，两人都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人讨论的只是贵族子弟的私塾教育。无论这种制度的效果如何出色，凡具有现代眼光的人均难给予高度注意，因为每个儿童都占有一个成年家庭教师的全部时间，从数学上看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制度只能为特权阶层所采用，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它决无存在的可能。虽然现代人也许会在实际生活中为自己的孩子谋求特殊的利益，但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某种方法使每个人或至少使每个有能力的人都受到教育，这一理论问题才能解决。我不是说富人应当立刻放弃现行社会里这种不能人人拥有的教育机会，那样做就是为公平而牺牲文化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所应追求的乃是一种能使每个儿童都获得最优发展机会的教育制度。理想的教育制度必定是民主的，虽然这种理想不会很快实现。我认为，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在这种意义上，我将把民主牢记在心中。我所主张的一切都将是能够普及的，当然，如果某人有能力和机会使他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也不应当满足于一般的教育。甚至连这种最起码的民主原则在洛克和卢梭的着作中也毫无体现，虽然后者并不相信贵族政治，但在教育方面没有表现出这一点。
明确民主与教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坚持绝对的一致极为有害。
有些儿童聪颖过人，从更高的教育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有些教师受过更好的训练或天生长于教学，但所有人都由这些杰出的教师任教是不可能的。是否人人都应受最高等的教育，我很怀疑，即使如此，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粗暴地实行民主原则，其结果很可能是谁也得不到最高等的教育。这种意见倘若采纳，必定使科学进步遭受致命打击，并且使百年后的一般教育水平变得极为低下。不应当以牺牲进步来求得现阶段的机械平等，我们必须审慎地接近教育上的民主，以便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少地破坏那些与社会不平等偶然相关的宝贵产物。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不能普及的教育方法。富人家的孩子除母亲之外还有奶妈、保姆及其他仆人的服侍，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可能使所有孩子尽享此种待遇。受到精心服侍的儿童是否会因过分寄生而受益，颇可怀疑，但公正的人无论如何不会建议给少数人以特殊的优待，除非他们是特殊的人，如弱智者或天才。今天，聪明的父母只要可能，大概都会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某种事实上不是普及的教育方法。为慎重起见，父母应当有试验新方法的机会，这些新方法若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应当是可以普及的，而不是限于少数特权阶层。幸运的是，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极优成分具有极民主的起源，例如，蒙台梭利女士的工作就是从贫民区的幼儿园起步的。在高等教育中，对于特殊人才的特殊机会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任何儿童都没有理由因受普通教育而吃亏。
教育中还有一种现代趋势与民主相关，它也许更有讨论的余地——我指的是使教育变得重实用而轻装饰的趋势。装饰与贵族的关系在凡勃伦所着《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已有透彻的阐述，但与本题有关的只是这种关系中的教育方面。在男子教育中，这个问题与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之争密切相关，在女子教育中，它是“柔弱女子”的理想与培养独立女子的愿望彼此冲突的一部分。但是，与女子有关的教育问题被男女平等的愿望弄得很不正常，一直有人企图使女生获得与男生完全一样的教育，即使这种作法很不妥当。于是女教育家们总是以把同年级男生所学到的“无用的”知识也传授给女生为目标，并且激烈反对把母亲技术训练作为女性教育的一部分。这些相反的思潮使得我所要讨论的趋势在与女子有关的方面变得不甚明了，尽管“好女人”理想的破灭是这一趋势最显着的例证之一。为避免混淆起见，我暂且只谈男性教育。
许多有关其他问题的争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男生应当主要学习古典文学还是科学？有人认为古典文学是装饰的，科学是实用的。教育应当尽快成为某些职业的技术培训吗？实用与装饰之间的争论意义重大，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儿童应当学会发音准确、举止文雅，或者这些不过是贵族的遗风？除艺术家外，艺术鉴赏力是否有价值？字的拼法是否应当音形一致？所有这些及许多其他论题都或多或少是以实用与装饰之间的争论为论点。
然而，我相信这整个争论都是不切实际的。那些术语一旦加以限定，争论就会停止。以最广泛、最正确的意义而论，有良好结果的行动就是“实用的”。那些结果除“实用”外，还得是“良好的”，否则就没有真正的定义。不能说实用的行动就是有实用结果的行动。“实用的”东西的本质是，它有助于产生某种不仅仅是有用的结果，有时需要一系列结果才能达到可以称之为“良好的”最终结果。耕犁有用是因为它能耕地，但耕地本身并没有用，只是因为耕地之后能够播种，它才变得有用。播种有用是因为它能产生粮食，粮食有用是因为它能产生面包，面包有用是因为它能维持生命。但生命必定有某种内在的价值，假如生命只有作为其他生命的工具才有用，那生命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生命视情况有可能好或坏，因此，当生命成为美好生命的工具时，它也可能是有用的。有时我们必须超出那根相继有用的链条，找到一个链条所要悬挂的地方，否则，那链条的任何环节都将失去实际用途。当“实用”被这样限定时，教育是否应当实用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既然教育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教育当然应该是实用的。但这并不完全是那些主张实用教育的人的意思。他们所极力主张的是：教育的结果应当是实用的。泛泛说来，他们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懂得如何制造机器的人。如果我们问机器有什么用，他们最终的回答就是机器能生产身体所需的用品——食物、衣服、住房等。由此看来，那些主张实用的人仅赋予身体的满足以内在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实用”就是有助于满足身体的欲望和要求。在一个人们普遍挨饿的社会里，主张实用的人作为政治家或许是对的，因为满足身体的需要，此时也许最为迫切，但若把此义宣布为终极的哲理，那他无疑是错误的。
讨论本论题的另一面，同样有认真分析的必要。当然，称另一面为“装饰”是对主张实用的人做一让步，因为“装饰”理解起来多少有点无关紧要的含义。用“装饰”一词形容过去的“绅士”或“女士”颇为贴切。18世纪的绅士语音纯正、引经据典，衣着入时、熟谙礼节并知道何时决斗可增加荣誉。他们的教育是最狭义的装饰，现代人很少富裕到企望获得那样的教育。旧时意义上的“装饰”教育的理想是培养贵族：
它只能属于拥有大量财产而无需工作的阶级。历史上的雅士淑女回想起来颇为迷人，他们的传记和乡村别墅给我们带来某种我们不会再为后代提供的愉快。但他们的美好之处即使是真的，也决不会尽善尽美，因为那些都是极端奢侈的产物：贺加斯的《杜松子酒巷》把它们的代价描写得惟妙惟肖。今天已经没有人提倡这种狭义的装饰教育了。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论题。真正的论题是：我们的教育应当旨在使头脑充满可直接实际应用的知识，还是使我们的学生获得其本身有益的精神财富？一码有三尺是有用的，但是这种知识并没有内在的价值，对于那些使用米制的人来说，它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熟悉《哈姆雷特》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多大用处，除非某人碰巧要杀死他的叔叔，但它能给人以一种精神财富，舍此会使人感到遗憾，并且它也能在某种意义上使人变得更为出色。那些认为实用不是教育的唯一目标的人更重视这后一种知识。
在主张实用教育的人与反对者之间似乎存在三种不同的重要争论。
第一种为贵族与民主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者主张特权阶层应当学习利用闲暇去做自己高兴的事情，而平民阶层则应学习从事于他人有益的劳动。
民主主义者对于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显得有点混乱：他们不赞成向贵族传授不实用的东西，与此同时又声称雇佣劳动者的教育不应仅限于实用的东西。这样，民主主义者反对在公立学校进行旧式的古典文学教育，同时又要求工人应当有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机会。这种态度也许在理论上不够明了，但在实践中却大体正确。民主主义者不希望把社会阶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实用的、一部分是装饰的，因此他们主张多向纯粹装饰的阶层灌输纯粹实用的知识，并且多向纯粹实用的阶层灌输纯粹娱乐的知识。
但是民主主义本身并没有将这些成分的比例规定清楚。
第二种为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与只注意精神愉快的人之间的争论。
假如富有的现代英美人被魔法带入伊丽莎白时代，他们大都会希望返回现代世界。如果没有浴室、茶和咖啡、汽车及其他物质享受，社会名士莎士比亚、雷利和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美妙的音乐、华丽的建筑都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这类人，除非他们受到保守传统的影响，都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日用品的数量和种类。他们也许能接受医学和卫生学，但他们对文学、艺术或哲学没有一点兴趣。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反对文艺复兴时期所设置的古典文学课程的主力。
我认为，仅仅通过精神的东西比纯物质的东西更有价值的说法来驳斥这种态度是不公允的。我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不是全部真理。
物质的东西固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物质的危害却能极大地影响精神。
自从人类有了先见之明，饥荒、疾病以及对它们的恐惧就一直损害着大多数人的生活。鸟类大都死于饥饿，但当食物充足时，它们就会快乐，因为它们从不考虑以后。经历过饥荒的农民则总是摆脱不了回忆和担心。
人类宁可长时间辛勤劳作以换来微薄的报酬，也不愿意死，而动物则情愿以死换来一时的快乐。多数人所以能够忍受几乎毫无乐趣的生活，是因为不这样做生命就会夭折。由于工业革命及其副产品，创立一个人人都有合理的愉快机会的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可能。只要我们愿意，物质上的危害可以减少到极小的程度。通过组织与科学可使全世界人民都有饭吃、有房住，虽不奢华，也无大苦。疾病可以预防，慢性病也会变得殊为罕见。防止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将成为可能。人类下意识中存在的巨大恐惧会招致残酷、压迫和战争，而这种恐惧可以大大减少，以致没有危害。所有这些对人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没有胆量反对那种可以带来这一切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应用科学必将成为主要课程。没有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我们就不能建立新世界，但没有拉丁文和希腊文，没有但丁和莎士比亚，没有巴赫和莫扎特，却无妨。这是赞成实用教育的有力论据。我大力宣讲过这个论据，因为我觉得它很有道理。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如果人们不知道如何利用闲暇与健康，那争取它们又何益之有呢？反对物质危害的战争，像所有其他战争一样，不可进行得过于猛烈，使人们丧失和平建设的技能，决不能让世界所具有的善在与恶的斗争中灭亡。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三种争论。只有非实用的知识才是有内在价值的吗？任何有内在价值的知识都是无用的吗？就我来说，我在青年时代曾用过很多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但我现在发现那几乎是完全白费工夫。古典文学知识对于我以后所要解决的问题毫无帮助。与99%学习古典文学的人一样，我对古典文学亦不够精通，读起来从未感到愉快。
我学过诸如“supel Iex”一词的所有格之类的东西，而且一直没有忘记。
这种知识并不比一码有三尺的知识更有内在的价值，它对我的用处只是能使我举出以上的例子而已。另一方面，我所学的数学和科学不但具有极大的实用性，而且具有极大的内在价值，它们可提供沉思默想的题目，在这多诈的世界里也可作为真理的试金石。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的特性，但我深信，从古典文学中获益的能力在现代人中更是殊为罕见的特性。法国和德国也拥有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它们的语言较容易掌握，而且有许多实际用途。因此，法文和德文与拉丁文和希腊文相比占绝对优势。在不忽视那种没有直接实际用途的知识的前提下，我认为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除专门人才的教育外，这种知识的学习不应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人类知识的总量和人类问题的复杂性总是不断增加的，因此，若要腾出时间学习新的东西，每代人都必须修改他们的教育方法。我们必须通过妥协来保持平衡。教育中人文主义的成分必须保留，但也必须适量减少，以增加其他成分，否则永远创造不出一个新世界，虽然科学已使其成为可能。
我并不是想暗示教育中人文主义的成分不如实用的成分重要。若要充分发展富有想象的人生，了解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世界史、音乐、绘画和建筑是不可或缺的。人类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假设未来世界的样子，否则，“进步”将是机械的和微不足道的。然而，科学也能促进想象。我小的时候，天文学和地质学在这方面对我的帮助比英、法、德的文学要大，因为许多文学名着我都是被迫看的，没有丝毫兴趣。这是一个有关个人的问题：一些儿童从这一学科获得鼓励，另一些儿童从那一学科获得鼓励。我的意思是，当掌握一门学科需要很难的技术时，除专门人才的训练外，那门学科应当是实用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使用现代语言的伟大文学作品很少，而现在却很多。希腊传统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传达给那些不懂希腊文的人，至于拉丁传统，其价值并不很大。因此，就那些没有特殊才能的儿童来说，既要让他们学到人文主义的知识，而又无需掌握多种语言，以后几年较为困难的学科一般应当仅限于数学和科学。但是，那些对其他学科有强烈爱好或特殊才能的儿童可以例外。铸铁规则是首先要取消的。
至此，我们一直在讨论应当传授何种知识的问题。现在我要谈谈另一种问题，这问题部分是有关教学方法，部分是有关道德教育和品性培养。这里我们不再涉及政治学，而要涉及心理学和伦理学。直到不久前，心理学还只是一种学术研究，很少用于实践。这种情况现已完全改变。例如，我们现在有工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所有这些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心理学对于社会制度的影响不久可望迅速增加。无论如何，心理学在教育上的影响已经很大，而且有益。
让我们首先讨论纪律问题。旧的纪律观念很简单。儿童或被命令去做他们所不喜欢的事情，或被命令不去做他们所喜欢的事情。若不遵命，他们会遭到肉体的惩罚，严重时还会遭到单独拘禁，只给水和面包。例如，《费尔柴尔德的家庭》一书就描述了小亨利学拉丁文的情形。小亨利被告知，如果他学不好拉丁文，他就没有希望当牧师，但他置若罔闻，仍不能像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刻苦学习。于是他被关进顶楼，只给水和面包，并且不准和他的姊妹说话，因为她们已被告知他犯了错误，谁也不许理他。然而，还是有一个妹妹给他送去食品。男仆告了她的状，她受到连累。据该书所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拘禁之后，小男孩开始喜欢拉丁文，而且从此学习刻苦起来。现将这个故事与契诃夫所描述的关于他叔叔教小猫捉老鼠的故事做一下比较。他将一只老鼠放进小猫所在的屋里，但小猫猎取的本能还不成熟，所以并不理睬。于是他把小猫打了一顿。第二天他又照此办理，第三天、第四天也是一样。这位教授终于认定小猫太笨，完全无法调教。虽然小猫长大后各方面都很正常，但它一见老鼠就吓得冒冷汗，随即夺路而逃。契诃夫最后说：
“和小猫一样，我非常害怕我叔叔教我学拉丁文。”这两个故事表明了过去的纪律和现在的反抗。
但现代教育家并非简单地废除纪律，而是通过新的方法维护纪律。
关于这个问题，凡未曾研究过那些新方法的人很容易误解。我过去一直认为蒙台梭利女士废除纪律，而且纳闷儿她何以管理满满一教室的儿童。读了她关于方法的论述后，我才知道纪律仍占有重要的位置，丝毫没有废除。自从我三岁的男孩每天上午去蒙台梭利的学校之后，我发现他很快变得很有规矩，而且非常愿意遵守学校的规定。但他完全没有被外界强迫的感觉：那些规定仿佛是游戏规则，遵守是为了娱乐。旧的观念是，儿童决不可能情愿学习，只能以恐吓强迫他们学习。现已发现，这完全是缺少教学艺术所致。若将所要学的东西——例如读和写——分适当步骤教，那么每一步骤都能引起普通儿童的兴趣。当儿童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时，自然就没有约束的必要。几项简单的规定——任何儿童都不许干扰其他儿童，任何儿童都不可同时占有一件以上的教具——既便于理解又让人感到合理，所以遵守起来也没问题。这样，儿童便能学会自制，这部分是由于良好的习惯，部分是由于在具体场合儿童能够认识到，为了最后的利益，有时值得克制一下冲动。人人都知道这种自制精神在游戏中容易产生，但过去没有一个人想到求知也可变得饶有兴趣，以致使这种精神发挥作用。我们现在已知道这是可能的，它将不仅适用于幼儿教育，而且适用于各个阶段的教育。我不敢贸然说这容易办到。教学法的发现需要天才，但使用教学法的教师并不需要天才。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正确的训练，再加上某种程度的同情心和耐心，而这两种品性决不是罕见的。基本概念相当简单，正确的约束并非产生于外部的强制，而是产生于使人自然去做有益而非无益事情的思维习惯。令人吃惊的是，在寻求体现这一思想的教育方法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蒙台梭利女士理应受到最高的赞扬。
教育方法的改变受“原罪”信念衰败的影响极大。现已几乎过时的传统观念是，我们所有人一降生就是遭天罚的人，本性邪恶，要得善报非先成为蒙天恩的人不可，而经常性的惩罚可大大加快这一过程。这种理论对于我们先辈教育的影响之大，多数现代人都难以置信。从斯坦利撰写的阿诺德博士生平中摘出的两段引语表明，他们的怀疑是不对的。斯坦利是阿诺德博士的得意门生、《汤姆·布朗的授课日》一书中描写的好学生阿瑟。他是该书作者的堂兄，作者儿时曾由他领着参观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阿诺德博士是英国公学的伟大改革者，公学被视为英国的荣耀之一，而且至今仍大体按他的原则办学。因此，提起阿诺德博士，我们并不是要讨论属于遥远过去的东西，而是要讨论在培养上层英国人中仍然有效的东西。阿诺德博士减少了鞭打，只对幼儿使用，而且按照他的传记作家的说法，仅限于“道德过失，如说谎、饮酒和惰性”。但是，当某自由主义的刊物认为鞭打是一种使人堕落的惩罚，应当完全取消时，阿诺德博士怒不可遏。他书面答复如下：
这种议论所表达的情感，我了解得非常清楚，它产生于个人独立的堂皇观念，这种观念，既不合理性，也不合基督教义，基本上是野蛮人的思想。它曾使欧洲遭到骑士时代的一切诅咒，现在还以雅各宾主义的诅咒来威胁我们。
在几乎不可能发现罪恶或过失的堕落的正确观念的时代，哪里会有智人来支持人格修正的堕落的奇特观念？朴素、冷静和谦虚是青年人的最好装饰品，也是高尚成人的最好特征，而那种议论是何等的虚伪和有害？
他的门徒的学生主张鞭打不够“谦虚”的印度人是很自然的。
还有一段话在斯特雷奇先生所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中已经引证过，但这段话与本题如此贴切，我不能不再引证一次。阿诺德博士外出休假时曾领略过科莫湖的美丽风光。他的领略方法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有记载：
看看四周绝美的景色，再想想人类道德的罪恶，我不胜惶恐，天堂与地狱之间仿佛并无一条巨大的鸿沟，简直就是彼此相连，而且离我们确实不远。但愿我的罪恶感能像我对外界美的感受一样强烈，因为深切的罪恶感最有助于认识上帝。光称赞美德是不够的，我们也许会去称赞它，但未必能身体力行，如果我们真地痛恨罪恶，不是痛恨罪恶所寄存的人，而是人身上所寄存的罪恶，并且极其明确地认识到它就寄存在我们心中——这表明我们有了上帝和基督的感觉，并使我们的灵魂与上帝的灵魂一致起来。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谁能做到这些？没有人，除非他能感受并真地痛惜他自己的不足。我的爱妻，愿上帝永远通过基督保佑你和我们亲爱的孩子。
看到这位天性善良的绅士使自己陷于一种残忍的心境，竟至毫无内疚地鞭打儿童，而又自认为是尊奉博爱的宗教，委实令人叹惜。这个误入歧途的人令人叹惜，但他通过造成痛恨包括儿童惰性在内的“道德罪”的氛围，从而使世界产生数代人的残忍，则是一场悲剧。一想到正直的人们为惩罚“道德罪”而去从事战争、压迫和折磨，我就不寒而栗。幸而教育家们已不再把儿童视为撒旦的爪牙。对待成人，这种观念还很多，尤其是在惩罚罪恶时，但在幼儿园和学校，这种观念已几乎绝迹。
还有一种观念与阿诺德博士的观念正相反，危害要小得多，但以科学眼光看仍是一种错误，那观念是，儿童原本有德，只因为看见长者的劣迹，才行为不善。这种观念据传曾为卢梭所赞成，他也许曾在理论上表示同意，但是当你读了《爱弥儿》一书，你就会发现学生必须经过许多道德上的训练，才能成为那种制度所要培养的完人。事实上，儿童既不“善”也不“恶”，他们生下来只有反射性和几种本能，习惯即由此在周围环境的作用下养成，或为健康的、或为病态的。这些习惯主要取决于母亲或保姆的智能，儿童的本性起初具有惊人的可塑性。绝大多数儿童既有良民的原料，也有罪犯的原料。科学的心理学表明，平日的鞭打和星期日的说教绝非培养美德的理想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实现此目的的方法。勃特勒认为从前的教育家以折磨儿童为乐，这种观点很难否认，否则无法理解他们何以能这样长久地施加无谓的痛苦。使健康的儿童愉快并不困难，而且只要他们的身心都能得到适当的照料，多数儿童都会健康。若要产生最优秀的人才，儿童时期的愉快必不可少。
如果能使儿童感到所受的教育正在教他一些有价值的知识，被阿诺德博士视为“道德罪”的惰性就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所传授的知识毫无价值，而传授者又像一个暴君，儿童的表现就自然和契诃夫的小猫一样了。自然的学习欲望是每个正常的儿童都具有的，他们努力学走路学说话就是证明，这种自然的学习欲望应当成为教育的动力。以这种动力取代体罚是当代的伟大成就之一。
现在我来谈谈我在概述现代教育趋势时所要指出的最后一点：给幼儿期以更多的注意。这与我们关于品性培养观念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旧观念认为道德主要依靠意志：我们充满了邪念，可通过抽象的意志力加以控制。根除邪念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加以控制，其情形很像罪犯与警察的关系。过去无人认为能造成一个没有罪犯的社会，顶多是培养一批有实力的警察，使多数人不敢犯罪，若有例外者，就逮捕法办。现代犯罪心理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相信，犯罪的冲动大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加以抑制，适用于社会的东西也适用于个人。儿童尤其希望为长者和同伴所喜爱，他们通常都有一些冲动可根据他们所处的环境朝好或坏的方向发展。另外，儿童正处于新习惯易于养成的年龄段，而好的习惯几乎可以自动产生大部分美德。另一方面，旧式道德对邪念放任自流，只是使用意志力控制它们的表现，因此对恶行的制约远非令人满意。邪念就像被水坝拦住的河水，稍有疏忽，它们就夺路而出。年轻时有杀父之念的人以后会以鞭打自己的儿子为满足，并自认为他在惩罚“道德罪”。凡为残忍辩解的理论，其起源几乎都是由于某种欲望被意志扭曲，继而隐蔽起来，最后以痛恨罪恶或某种令人起敬的样子出现，叫人无法辨认。因此，用意志控制邪念有时虽然必要，但作为一种培养道德的方法是不合适的。
以上讨论涉及到精神分析的领域。我认为精神分析的许多细节颇为荒诞，缺少足够的证据。但是精神分析的一般方法似乎非常重要，为创造道德训练的正确方法所必需。许多精神分析学家赋予幼儿初期的重要性似有夸大，按照他们的说法，儿童到三岁的时候，其品性已经固定。
我确信情况不是这样。但他们的错误是言之过早。幼儿的心理过去一直被忽视，是的，当时的知识水平也不可能对幼儿心理有深刻的了解。
现以睡眠为例，所有母亲都愿意让她们的孩子睡觉，因为这样既有益于孩子的健康，又让大人省心。她们发明了一个办法：晃动摇篮并唱催眠曲。后来男人经过科学研究发现这个办法是错误的，因为虽然它也许随便哪一天都能奏效，但它会产生坏习惯。每个孩子都喜欢被人照料，因为唯我独尊的感觉是令人愉快的。如果孩子发现不睡觉能引起他人注意，他很快就能学会使用这个办法。其结果于健康和性格都有危害。这里重要的是养成习惯：床与睡眠密切相关。一旦这种关系得以确立，孩子就不会躺在床上不睡觉，除非他有病或疼痛。但这种关系的确立需要有约束，放任自流是不行的，因为这会使孩子感到躺在床上不睡觉很好玩。其他各种习惯的养成也有类似的情形。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它的重要性已经很明显，而且肯定会越发明显。显而易见，品性教育必须始于诞生之日，而且所需要的方法往往与保姆和无知母亲的方法截然相反。同样明显的是，进行有目的的教育可以比以前所想象得更早，因为教育可以搞得很有趣味性，使婴儿注意力集中而又不致疲劳。在以上两个方面，教育理论近年来已有重大改变，有益的效果今后几年可能将愈加明显。因此，下面我先详细谈谈婴儿期的品性教育，然后再讨论其后几年的教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