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设立“邵逸夫奖”，弥补了“诺贝尔奖”的空白，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撰文予以高度赞扬，称其为“东方诺贝奖”。从2004年颁发第一届“邵逸夫奖”至今已经连续颁奖三届，香港“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两次亲临颁奖典礼。至今已有四位华裔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先生荣获2006年第三届“邵逸夫数学科学奖”，成为我国数学界一大盛事。
2002年11月15日，邵逸夫先生宣布：决定以他个人的名义，在香港设立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邵逸夫奖”，用以表彰全人类杰出的科学家。
在当天的创立仪式大会上，“邵逸夫奖”筹委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杨汝万教授郑重宣布“邵逸夫奖”的颁奖原则是：“不论得奖者的种族、国籍、宗教信仰，而以其在学术及科学研究或应用上获得突破成果，且该成果对人类生活有意义深远的影响。”
该奖每年颁发一次，单项奖金100万美元。
杨汝万教授进一步声称，目前“邵逸夫奖”设有“天文奖”、“数学奖”、“生命科学医学奖”三个奖项。设立数学科学奖是因为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基础语言，在21世纪对人类将会更加重要；设立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是因为生命科学与医学技术的进步，将为新世纪的人类健康和生活素质作出贡献；设立天文学奖是因为天文学在21世纪将会出现一个新黄金时代。目前设立的这三个奖项，是“诺贝尔奖”所没有的，可以说是对其的一种补充与完善。今后“邵逸夫奖”还可能增加一些奖项，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等领域。
早在1985年，邵逸夫先生就已有奖励杰出学者之意，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的倡议下，终于在2002年正式宣布设立“邵逸夫奖”。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首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应邀出任“邵逸夫奖”评审会主席。评审人员将从世界各地有限期聘任。在创立仪式大会上，杨振宁先生高度地赞扬了邵逸夫先生的这一义举。他说：“邵逸夫先生和夫人设立的”邵逸夫奖“，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对全球、对亚洲、对中国、对香港的科技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根据章程，“邵逸夫奖基金会”（设在香港）由董事会、理事会、评审会和秘书处四个部分组成。评审会负责选出得奖人；其下设3个奖项委员会，各设一名首席评审和4位评审，负责候选人的提名及评选工作。
“邵逸夫奖”遴选会主席为香港特区政府教统局局长李国章、委员包括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中大医学院院长钟尚志等人。
“邵逸夫奖”的评定参照“诺贝尔奖”的提名评选方式，先由“邵逸夫奖”基金会发出邀请函，邀请全世界上述三个学科的专家学者提名，然后将提名报告上交评审团，由评审团进行商讨评议，最后由“邵逸夫奖”基金会作出决定。每一届的评审工作从当年6月开始，翌年6月宣布得奖者名单，8月颁奖。
第一届“邵逸夫奖”定于2004年颁发。
“邵逸夫奖”是按邵逸夫先生意愿设立的。当年，已经是95岁高龄的邵逸夫先生长期致力于文化、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邵逸夫奖”的设立，应该说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更是香港社会的一件盛事。此项决定一宣布，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众多的新闻媒体称之为“21世纪的东方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是瑞典化学家诺贝尔（1833-1896）临终前立下遗嘱用他的遗产所设立的奖项，首颁于1901年，对二十世纪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世界基础科学研究的促进功不可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总的看来，欧美比东方更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科技发展也比较迅速，所以历届“诺贝尔奖”的得主也多为西方科学家。到了二十一世纪，东方人也在与时俱进，在科学技术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在我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国这条巨龙要腾飞，中华民族要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再作贡献。因此邵逸夫先生说：“我相信人类的伟大在于追求、研究、传授学问、造福人类。”设立“邵逸夫奖”，就是要对那些有贡献的科学工作者进行嘉奖。于是许多媒体一致认为，“邵逸夫奖”的设立，将足与“诺贝尔奖”媲美。
那么，“邵逸夫奖”与“诺贝尔奖”到底是什么关系？
据“邵逸夫奖”成立仪式上宣布，该奖目前设立数学科学、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3个奖项，与“诺贝尔奖”所设立的3个科学奖项并不重复。数学与天文学都是基础科学，“诺贝尔奖”没有此两项奖显然是有缺陷的。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基础语言，社会科学、经济活动以及人们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它，21世纪数学的地位更重要。天文学既是最古老的，又是极年轻的，21世纪将是探索宇宙的黄金时代。“邵逸夫奖”的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比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范畴更广阔，要为新世纪的人类带来更好的健康和更高的生活素质。“邵逸夫奖”是弥补“诺贝尔奖”的不足，两者关系是并驾齐驱、相得益彰。
不过也有人认为，“诺贝尔奖”是西方的，因而获奖者欧美人士居多；现在“邵逸夫奖”是东方的，获奖者将以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及海外华人为主。这种说法不仅是极大的误解，而且也是幼稚的。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诺贝尔科学奖的评审是公平公正的，比如日本科学家也是东方人，他们的新发现新创造一样也能获奖，并无歧视。所以，“邵逸夫奖”筹委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汝万在成立仪式上明确宣布，该奖颁奖原则是“不论得奖者的种族、国籍、宗教信仰，而以其在学术及科学研究或应用获得突破成果，且该成果对人类生活有意义深远的影响为旨要”。
对于邵逸夫的此项义举，内地众多的新闻媒体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中国青年报》认为：邵逸夫设奖为内地富豪做出了榜样。该报发表文章说，赚钱何为？依我的理解，赚钱不仅在满足口腹之欲，更在于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把部分财富贡献出去，做些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不啻是用财富实现和证明自我的另一种最佳方式。另一方面，捐款用于公益事业，也是改善自己和企业形象、扩大企业影响的手段。公益事业说到底是为了人的事业，它源自对人的关怀和重视。一个企业关怀人、重视人，表明它有长远的眼光和宽阔的胸怀，这样的企业无疑是有发展潜力的。邵逸夫设奖，其魄力、眼光以及对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都令人钦佩。
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巨富大款把个人所得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这固然有税制等原因：他们在世时，有高收入、高税率的制度管着；他们去世时，有很高的遗产税要征收。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制度使巨富大款不得不变成慈善家的时候，制度同时也在改变着这些人的胸襟、眼光和气度，为社会和人类做贡献也会渐渐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这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南方都市报》在《富人不学邵逸夫的权利》一文中说，如果就是否肯为社会公益事业花钱为标准，我以为富人大致可分为几个层次，一是陈嘉庚那样的，把全部财富用来办学，或不惜毁家纾难支援抗战，自己和家人却过着清贫的日子；二是像邵逸夫这样，把财富的一部分捐赠社会，并保持自己生活的高水准；三是一毛不拔，钱全用来自己消费或扩大生产了。前两种人不说了，如果就其精神而言，他们不仅是富人也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就说这“铁公鸡”一类富人，既然钱是富人自己的，他就有支配自己金钱的自由，愿意效法邵逸夫，是他的自由；不愿学习邵逸夫，也是他的权利。他只要按章纳税，遵纪守法，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包括他的高消费。他买豪宅，购名车，穿名牌服装都要交税，他办企业，要招聘工人，同样在为扩大就业做贡献。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时，说了两条原因：一是外在竞争的压力，二是对金钱的追求。其实在今天，富人们经商办厂仍是这两条理由，而且也没有错，那么，他的钱赚得足够多，愿意拿出一部分奉献社会，我们会为此叫好喝彩，他如果不肯拿钱出来办公益事业，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奉劝他，教育他，要他以某某为榜样。因为，学习邵逸夫是他的权利，不学邵逸夫，也是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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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如果只从权利方面说，很多事情都将大不一样：我有权利大大方方地坐着，而不给身边的孕妇让座；我可以直朝道路中间那位行动迟缓的老人冲去，因为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我“有权”不改变方向（这就是流行一时的“撞死白撞”理论）；我有权利直接把污水排进河道，因为我给了排污费；我可以把我的财富带进棺材埋掉，因为我有权利支配我的财产……这些都是权利，可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权利”，那是个什么滋味，是不能想像的。
幸好，在权利的尽头，有人类的道义和道德参与接力。或者反过来说，在道德无能为力的地方，才由法律规定了权利，人们如果只是按权利行事，而不尽一定的道德义务，那他只是一个“底线的人”。而人们一旦只在“底线”活动，人际关系便骤然生硬，世界便是冰冷的了。
是的，我们有不少时候，正当的权利没有实现。在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时代，很多人常常痛失应有的权利（这是“权利”成为流行词的社会背景。而有的人已经习惯于：当“权利”更能给自己带来“方便”时，拿权利说事，但对别人，则最好多说“义务”）。但富人决不是受剥夺的阶层，尤其是“富人不学邵逸夫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保障的！而当富人心安理得地实行“道德驼鸟主义”，当人们大义凛然地声援“富人不学邵逸夫的权利”时，这个时代的道义和道德是显得多么贫困啊。
《南方周末》在《大陆富人中何时能出“邵逸夫”》一文中说，历史怪圈只有靠制度创新才能打破，只有合法的收入及因此而积累起来的财产被法律保护，公民才会有创造财富的极大激励，而对于法律明确保护的属于自己的财富，也就有了自由处置权，包括造福于社会的捐赠。这一点已被先行一步的国家证明。而中共此次代表大会所昭告的“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不仅将直接有利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将使得古老的中国最终打破历史怪圈。
事实上，这一历史进程早已在中国开始。在中国大陆，白手起家的富翁已经成千上万，正确的财富观也正在形成。笔者对去年“福布斯”中国首富刘永行的一番话印象深刻，这位出身农民、身穿36元钱衬衣的亿万富翁说：这笔财富虽然在法律上归在我名下，但长远来看它是社会财产。他今后最大的追求是要用财富去改变周围的环境，改善其他人的生存状况。可以相信，中国大陆也会出现邵逸夫式的富人。
内地的这些新闻媒体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邵逸夫先生和夫人设立的“邵逸夫奖”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2004年，第一届“邵逸夫奖”正式颁发。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评选，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共选出了6名在数学、天文学和生命科学与医学三方面成就卓著的科学家。
第一届6名“邵逸夫奖”的获得主者分别是：
数学科学奖得主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大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籍院士、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陈省身先生；
天文学奖得主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荣誉科学教授詹姆斯·。皮布尔斯（P。James E。Peebles）教授。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分成两个个奖项，由四名国际学者获得：
该奖项的一半是牛津大学医学院皇家荣休教授理查·多尔（Richard Doll）爵士获得，为表彰他对现代癌病流行病学的贡献。
该奖项的另一半是由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罗氏蒙达教授简悦威、史丹福大学史丹利·科恩（Stanley N。Cohen）教授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赫伯特·布瓦耶（Herbert W。Boyer）教授共同获得，为表彰他们三人对基因研究的页献。
“邵逸夫奖”现设3个奖项，分别为天文学奖、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数学科学奖。每个奖项得奖者可获100万美元奖金，但由于本届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分为两个奖项，共有4位得奖者，此奖项的奖金增加至200万美元。
“邵逸夫奖”评审会主席杨振宁先生在接受采访说，“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收到的提名书最多，共收到142份有效提名书，数目极多，原因是生命科学及医学这一项邀请了很多医生提名，他们作出的提名远比科学家为多。而“天文学奖”及“数学奖”分别有21和32份有效提名书。因为近年来医学的发展很快，而且医学奖涉及范围极广，在评审中的争论亦较为热烈。最后颁出两个奖，是因为评审会成员一致认为，这些学者的成就很值得表彰。
2004年9月7日晚，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在香港举行首届颁奖仪式。在六位得奖的科学家中有两位华人，一位是荣获“数学科学奖”的陈省身教授，另一位是“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得主之一的简悦威。
“数学科学奖”得主陈省身教授是美籍华人，1911年10月28日生于浙江嘉兴秀水县。当时是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的教授、国际数学大师、中科院外籍院士。陈省身1930年南开大学毕业，1936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其后赴德国汉堡大学深造数学，先后任教中国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他是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少年时代即显露数学才华，在其数学生涯中，几经抉择，努力攀登，终成辉煌。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的发展，被杨振宁先生誉为继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曾先后主持、创办了三大数学研究所，造就了一批世界知名的数学家。晚年情系故园，回天津南开大学创立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并出任所长。由于年事已高，从1992年起为该所名誉所长，但仍然一直在数学研究所主持工作，在我国和世界各地培育和影响了一大批数学新人，使中国成为21世纪的数学大国。
在当今世界数学领域中，陈省身教授享有“微分几何之父”之美誉，是当今世界上德高望重的数学大师。他曾荣获世界数学界最高荣誉的“沃尔夫奖”。近年来，由于他在整体微分几何学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巨大成就，这一次又荣获“邵逸夫奖”。
不幸的在获奖后的12月3日，陈省身教授在天津病逝，享年93岁。
陈省身教授还是朱经武先生的岳父。朱经武先生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当晚，朱经武先生高兴地陪同自己的岳父出席颁奖礼后，他说，当年，陈省身教授参加国际数学研讨会时，是最年轻的一人，今天，在这里却是六位获奖者中最年长的一位。到下个月，陈省身教授便是九十三岁高龄了。陈教授除了双脚行走不太方便之外，他的精神很好，头脑也很清醒。
另一位华人得奖者简悦威，时任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教授。他因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多态性以及对遗传学的影响深远而得奖。他在致谢辞时，特别用广东话说“我们是香港人”，对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获奖倍感高兴，并为自己作为“香港之子”而感到骄傲。在致辞中，简悦威还对另外两位同时获得“生命科学与医学奖”的史丹尼·科恩教授和赫伯特·布瓦耶教授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正是由于他们两个人对基因无性繁殖的发现，才使他的研究工作得到延续和发展。
首届“天文学奖”的得主天文学奖得主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荣誉科学教授詹姆斯·。皮布尔斯（P。James E。Peebles）教授，以表彰他在宇宙学的杰出贡献。现今宇宙学的理论与观测基础，差不多全部由他建立，本来纯为理论推测的学科亦因此脱胎成一门精确科学。
杨振宁先生介绍说，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收到的提名书最多，因为近年医学的发展很快，而且医学奖涉及范围极广，在评审中的争论亦较为热烈，最后颁出两个奖，因为评审认为这些学者的成就很值得获奖。首届“邵逸夫奖”在2003年5月就发出了2800多份邀请函，邀请各界专业学者提名。其中获得最多提名者分别来自内地、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地。而在当年的颁奖典礼上，却有两位华人学者获此殊荣，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在隆重的颁奖典礼仪式上，金光闪闪的“邵逸夫奖”奖牌首次亮相了。奖牌上一面刻着邵逸夫的肖像，另一面除了刻有获奖人的姓名及所获得的奖项之外，还刻上了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的名句——“制天命而用之”。其意义在于期望科学家们能延续这种精神，掌握并运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因为荀子的这句经典铭言，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体现了“人胜天论”的思想。
首届“邵逸夫奖”颁奖典礼仪式可谓盛况空前。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出席了颁奖典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董建华在讲话中说，“邵逸夫奖”被喻为“东方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他期望邵逸夫爵士的慷慨捐助，可激发政府和社会人士更加热心投资教育。他认为香港要成为地区教育纽带，就必须加倍努力开拓优质研究领域。他还承诺政府会继续投资于科学研究。同时希望香港的私营机构、慈善基金组织热心捐助。
此外，还有四百多名嘉宾出席了这一盛会。出席这次颁奖典礼仪式的有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夫妇、香港中文大学五位现任及前任校长刘遵义、金耀基、李国章、高锟和马临等人。此外，出席颁奖典礼的还有香港各界的名流。在颁奖仪式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十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争相采访，对这一盛事进行了及时的报道。
2005年，第二届“邵逸夫奖”颁奖大典又拉开了序幕。
6月3日下午，“邵逸夫奖”基金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邵逸夫奖”基金会的4位理事——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杨凯纲教授、杨振宁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校董会主席马临教授、香港公开大学荣休校长谭尚渭教授出席了会议。会上，“邵逸夫奖”基金会理事、评审会主席杨振宁教授公布了第二届“邵逸夫奖”获奖者名单。
第二届“邵逸夫奖”的“天文学奖”由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一位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天文学教授杰弗里·马西（Geoffrey Marcy），另一位是瑞士日内瓦大学天文学教授的米歇尔·麦耶（Michel Mayor）。以表彰他们最早发现太阳系以外的一个恒星的行星，了解其质量与轨道，从而引导出对行星之产生的革命性的新认识。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由英国剑桥大学细胞信讯荣誉教授的迈克尔·贝里奇（Michael Berridge）爵士获得，以表彰他发现调控细胞的运作中钙的关键作用。
“数学科学奖”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安德鲁·约翰·维尔斯教授（Andrew John Wiles）获得，为表彰他对“最后定理”的证明，解决了这个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三百多年的难题。
2005年9月2日晚，第二届“邵逸夫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许仕仁在邵逸夫的陪同下，出席了颁奖典礼仪式，并为四名获奖者颁奖。
当晚，出席第二届“邵逸夫奖”颁奖典礼的嘉宾除了许仕仁之外，还邀请了“邵逸夫奖”评审会主席杨振宁、“天文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徐遐生、“生命科学与医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香港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和“数学科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中科院资深院士吴文俊教授等人。
许仕仁在致辞时表示，优质教育是培育科学家的基础，香港近年大力投资在教育方面，亦推行一些主要的教育改革，以及检讨学制、提升教学质素，希望学生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
许仕仁又说，政府承诺发展研究文化，将研究提升至国际水平，而资助大专院校研究以及提升他们的研究水平，已经取得成绩。他还指出，香港的大学研究员在2003年对抗“非典”时，亦对全球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06年6月21日，“邵逸夫奖”基金会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三届“邵逸夫奖”的获奖名单。会上，由“邵逸夫奖”评审会主席及理事会理事杨振宁教授、理事杨纲凯教授和谭尚渭教授共同公布得奖人名单。第三届“邵逸夫奖”共由6名杰出的科学工作者获的，其中包括两名华人科学家，一名是王晓东教授，另一名是吴文俊院士。第三届颁奖典礼定于9月12日举行，所有获奖者届时到香港领奖及发表公开演讲。
2006年9月12日晚，第三届“邵逸夫奖”颁奖典礼如期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新当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夫人亲自莅临颁奖大会，并担任主礼嘉宾。邵逸夫先生也又一次亲临颁奖现场。出席颁并有典礼的还有“邵逸夫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杨振宁教授和各个奖项的遴选委员会主席和评委等人。
第三届“邵逸夫奖”的“天文学奖”由三人获得：一位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罗氏伯克莱国家实验室索尔·普密特教授，另一位是美国巴尔提摩太空望远镜研究所亚当·利斯教授，还有一位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斯特朗洛山天文台的布莱·施米兹教授，以表彰他们发现宇宙膨胀的速度在增加，显示即使没有物质与任何辐射，空间的能量密度仍然大于零。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则被颁发给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王晓东教授，以表彰他发现细胞按程序凋亡的生物化学基矗细胞按程序凋亡是平衡细胞生成和防止癌变的关键步骤。
此外，“数学科学奖”分别授予美国布朗大学应用数学部的大卫·曼福德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的吴文俊教授。以此表彰大卫·曼福德教授对数学和对“图案学”与“视觉学”这两类新兴学科的贡献，表彰吴文俊教授对“数学机械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贡献。
第三届“邵逸夫奖”颁奖典礼又是群星灿烂，名流荟萃。这是一次科学界的盛会；同时，这又是一次华人的“节日”在颁奖典礼大会上，邵逸夫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杨振宁先生在演讲时说，“邵逸夫奖”是2004年首次颁发，至今已是第三届。在数学领域里已有两位华人获此殊荣；生命科学领域亦有两位华人夺魁，而这些奖项的评委们绝大多数并非华裔科学家。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华人将在更多领域摘得国际大奖。
杨振宁先生的话，是对华裔科学工作者的肯定，也是一种鼓励和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吴文俊院士是首位获得该项奖励的中国大陆学者。
对这位大陆学者，“邵逸夫奖”评审会的授奖辞是这样评价的：吴文俊以传统数学领域——几何学为起点，并为其现代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后，他转向了由计算机出现后而开启的新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揭示了数学的广度，并为未来的数学家们树立了新的榜样。
2002年，吴文俊院士荣获我国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他凭借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在数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数学领域的研究跨度很大，其最有建树的成就则为“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的开创性研究。“拓扑学”作为现代数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示性类与吴示嵌类的引入和吴公式的建立。当年，数学大师陈省身评价吴文俊“对纤维丛示性类的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吴文俊在“拓扑学”领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引发了大量的后续性研究。之后，许多数学家从吴文俊的工作中受到启发或直接以其成果为起始点之一，获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吴文俊先生特别重视数学机械化方法应用，并致力于不断开拓新的应用领域，他明确提出“数学机械化方法的成功应用，是数学机械化研究的生命线”。基于这些杰出贡献，吴文俊先生获得了国际自动推理界最高奖“Herbrand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并赞扬其“在不多的自动推理领域中，这种被动局面是由一个人完全扭转的。吴文俊很明显就是这样一个人”。
由于“对数学机械化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贡献”而荣获2006年度“邵逸夫数学奖”的吴文俊院士，其学术生涯起步于纯数学，随后将主要精力转向与计算机科学密切相关的应用数学——几何领域的计算机证明，在拓扑学方面做出了先驱性的工作。
与吴文俊同获此次数学奖的还有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大卫·曼福德。“邵逸夫数学奖”评审委员会对他们的学术评价为：“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上作出了先驱性的突出贡献。这些领域中许多主要科学家都曾接受他们的指导，或是跟随他们的足迹进行研究。”
2006年9月25日，为了庆祝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荣获第三届“邵逸夫数学科学奖”，由中国数学会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协办的“吴文俊先生荣获邵逸夫数学科学奖庆祝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各界人士和几代数学家100多人欢聚一堂，共同祝贺我国数学界这件振奋人心的盛事。吴文俊院士的获奖，标志着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世界数学领域中，领先地位的形成；同时，也证明了我国新一代数学研究工作者正在脱颖而出，在数学领域铸造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