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每周的第五天……
而在Google，这条20%原则传递着不同的信息——尽管将每周的一个工作日拿出来做一件你（而不是你的老板）热切想要做的事情，不用担心诸如这个项目会不会赚钱、会不会变成成功的产品之类的庸俗问题。换句话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研发。
克利什纳 · 伯哈拉特（Krishna Bharat）是一名来自印度的31岁的Google软件工程师。2001年9月11日，他正待在新奥尔良一间旅馆房间里，观看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恐怖袭击的报道，心中充满恐惧。伯哈拉特不断地转换电视频道，疯狂地搜索网络，希望尽可能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为自己的家人担心，同时也担心自己的旅行计划泡汤，因为所有的航班都被联邦政府停航了。他很快就把自己专程到新奥尔良来参加关于信息提取的论坛的事抛在脑后，那些聚集到他的旅馆房间来的其他与会人员也忘了开会的事。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次继珍珠港事件以来对美国本土最严重的一次袭击上来。有时候伟大的创意就诞生在这样巨大的危机和灾难时刻。而对伯哈拉特来说，“9 · 11”就标志着这样一个新的开始。
用这个来自印度的年轻人自己的说法来讲，他是个“新闻瘾君子”。他阅读印度的报纸，观看印度的电视节目，同时也阅读《时代周刊》，还会跟与他同住的爷爷一起收听来自BBC广播台的新闻报道。伯哈拉特发现新闻检查制度和一些文化因素常常会妨碍新闻自由，很快他就形成这样的认识——如果想要理解某个事件，就必须了解来自多个来源的信息，尤其是，当这些新闻与印度有关的时候。有一些话题对印度的新闻机构来说太敏感，他们不能公开讨论或是全面地报道这些事件，所以，每个星期伯哈拉特都焦急地等待《时代周刊》的到来。同时他也为自己的祖父随时了解当地和世界新闻的方式而着迷，而年轻时代的热情最终影响了他对自己成年之后要做什么的想法。
从佐治亚技术学院博士毕业之后，伯哈拉特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开始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DEC（数字设备公司）工作，在那里他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为AltaVista做顾问。这份工作加强了他对网络搜索的兴趣，这份兴趣是建立在他信息提取的教育背景之上的。在此期间，他遇见了Google的创办者。“我理解Google的技术和AltaVista的技术，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拉里和谢尔盖以及他们的态度。”伯哈拉特回忆说。1999年他加入了Google，与同样来自DEC的一位同事一起创办了Google的研发团队。
在新的职位上，伯哈拉特需要负责多项工作，因为搜索引擎的许多领域还是从来没有开发过的。在研发团队中工作，也使他有机会将重点放在一些更长期性的项目上去，而他在Google的其他同事则需要完成一些现实性更强的任务。“我的研究工作是要了解数百万用户如何使用Google以及他们在使用Google时的行为。”
Google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伯哈拉特特别欣赏的：Google规定软件工程师要将自己时间的20%，也就是每周一个工作日，用在任何他们感兴趣的研究上。这条20%原则是一种鼓励创新的方式。布林和佩奇都认为必须要建立和保持恰当的文化，创造出适宜的氛围，使有才华的技术人员愿意在其中工作，并能够激发他们产生有突破性意义的创意。其他公司通常都不鼓励对边缘项目和想法的自主开发，这使那些有开拓精神的雇员想尽办法瞒着老板来偷偷进行研究。而在Google，这条20%原则传递着不同的信息——尽管将每周的一个工作日拿出来做一件你（而不是你的老板）热切想要做的事情，不用担心诸如这个项目会不会赚钱、会不会变成成功的产品之类的庸俗问题。换句话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研发。
这条20%原则在现代企业中并不常见，不过也并非没有先例。很多年前，3M公司，也就是消费品牌Scotch胶带的母公司，发明了一条15%原则来鼓励创新，规定它的工程师将工作时间的15%投入到他们自己选择的项目中去。对于3M公司而言，这些时间是产生梦想的时间。比如，即时贴的创意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发明的。而更直接促使布林和佩奇为自己的工程师们每周留出一天自由时间的原因还是他们在大学中的见闻。大学教师们经常是每周花4天在办公室里，而在第5天进行其他项目的研究。因为谢尔盖和拉里离开斯坦福创建Google公司以前，一直都在大学的环境中生活，所以他们将大学中自由和自主的学术氛围移植到自己的公司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这20%的时间是专门留出来让人们进行探索的，”伯哈拉特说，“人们在进行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工作，进行自己的研发，或者为一些自己充满热情的东西努力的时候，会更有创造力。这也为取得根本性的创新创造了机遇。”工程师们既可以选择每周用掉20%的时间，也可以选择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开发一个项目。“人们在午餐时间讨论自己正在开发的东西，就好像他们是自己的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旦想法成熟一些，他们就会到一个更开放的论坛来讨论它——当然，也可以只在公司内部。”伯哈拉特说。
让大家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Google内部计算机网络上的公告栏发布信息。不过，公司还设置了专门的同行评审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工程师们可以把自己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拿出来，接受大家的评价。“正面的评价意味着其他人愿意和你一起努力，而此时你就具备了将这个想法变成项目的先决条件。然后你就可以着手建设这个项目了。Google提供专门的渠道来促使这些创意在20%的时间内萌芽并在创意论坛中开花结果。然后，会有一些创意得到资金支持，而公司管理层会关注它的进展以确保其见到阳光。”伯哈特拉说。Google不会让它的员工在月光下自己在家里进行开发。这种做法的危险是，要么这个项目会因为缺乏资源而流产，要么项目成功而开发它的员工会离开公司，全心开发自己的项目。于是，Google将自由和资源都放在了员工手中。“从根本上讲，这是个非常棒的范例，它帮助许多Google的工程师完成了自己的创造。”伯哈拉特说。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伯哈拉特还在佐治亚技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对新闻的热情继续高涨，并发明了一种新的“读报”方式。他希望看看能不能发明一个像网页捕获器或者网络吸尘器之类的东西，把分散的网站中类似的新闻报道集中到一个地方，重新打包，以方便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这是我对在线新闻的首次尝试，而当时并没有多少在线网络新闻来源。”他说。另外，伯哈拉特对于信息有着非常敏锐的注意力，他还擅长将信息按照容易读取的方式组织起来。他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可以根据每个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调整的新闻组织方式，而不是为所有读者提供单一的新闻内容和设计。“我最初的想法是要设计出更好的新闻版式，我知道如何为顾客度身定做产品。网络新闻通常的格式是，你必须点击链接察看新闻，然后再返回。我对自己说，‘我能设计出更好的版式。’然后，我意识到，可以先观察人们的行为方式，再根据观察的结果，按照用户的喜好提前安排好明天的新闻版面。”
而在9 · 11事件后，时机成熟了——伯哈拉特在印度被各种新闻来源包围的成长环境，他就读于佐治亚技术学院期间对新闻的研究，还有Google 对20%自由支配的研究时间和创新的重视，为他展开研究提供了支持。当获得可靠信息开始变得重要的时候，他开始着手开发一个更好、更快、更简便的方法，帮助普通计算机用户，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发现世界上的人们都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在他的头脑中，祖父在印度收听BBC的形象总是挥之不去。“世界上在发生这么多事情，而人们又持有这么多不同的见解：美国的观点，世界的观点，阿富汗的看法，欧洲人的看法。这太有魅力了。我认识到网络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我们想要充分了解的话题。”伯哈拉特说，“每一份报纸都为了呈现出好的内容付出了努力，但是他们要么没有时间，要么不感兴趣，来同其他报纸建立链接。而且新闻还具有时效性，所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不可能有时间去看其他人都是怎样报道同一个事件的。当然，当时的搜索引擎并没有提供让你找到其他相关文章的便利。如果成功，像我这样的读者，还有记者们自己，就都能够从这个项目中受益。因为过去要花很多时间才能知道别人在写什么、说什么。特别是关于9 · 11这个话题，人们有那么多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去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