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玄（209-254）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亳县夏侯氏是曹操本宗，曹操父亲为大宦官曹腾养子，因此改姓曹氏。夏侯玄的父亲夏侯尚是曹操的侄子，与同辈曹丕友善，亲如骨肉，入为腹心，出为爪牙。正始中，曹爽秉政，他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正始后期，他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正始十年，仍在西部任上，未及罹祸。曹爽、何晏等被夷族，征夏侯玄为大鸿胪，数年后徙太常。嘉平六年因与李丰等人合谋政变取代司马师，最终事泄被杀。夏侯玄是正始名士中非常特殊的一位。他可以说最早接触玄学，出身与权位最高，是玄学政治的具体实践者，也是玄学人格的最典型的代表，一直被后代所景仰。
夏侯玄与曹、马两家都有亲戚关系。他是曹爽姑母之子，当为表兄弟。又是司马师的妻子之兄：“玄字太初谯国人，夏侯尚之子，大将军前妻兄也。……及太傅薨，许允谓玄曰：‘子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尤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世说新语·方正》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可见在曹爽、何晏被夷族的时候，夏侯玄没有遭到杀身，一方面是他身在西部，手握重兵，而且在正始改制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时间参与；另一方面，他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就是因谋反事被杀后，“正元中，绍功臣世，封尚从孙本为昌陵亭侯，邑三百户，以奉尚后。”（《三国志·夏侯尚传》）在正始大规模的改革中，司马懿还主动与他书信往来，讨论改制问题。夏侯玄高贵的出身与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是他修养全面与在社会上很快著名的重要原因。夏侯玄的人格形象对后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所谓的“正始名士”的人格，最突出的就是夏侯玄，其主要特征就是：
一、正直伟岸大丈夫。夏侯玄的是非暂且不论，他的正直伟岸，凛然正气是当时人所公认的，也是为后代人尊重以至于景仰的。《世说新语·方正》篇记载了这样几件事。如：“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径入，至堂户。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泰初”即“太初”，原文如此。）陈本与陈骞虽为兄弟，但是两人的行事品位不同：“本历郡守、廷尉。所在操纲领，举大体，能使群下自尽，有率御之才。不亲小事，不读法律，而廷尉之称。”（《世说新语·方正》刘孝标注引《魏志》）“骞字休渊，司徒第二子，无謇谔风，滑稽而多智谋。仕至大司马。”（同上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余嘉锡先生曰：“以骞之为人，太初视之，盖不啻粪土。”显然，两个人的品行与修养是有明显差别的，因此夏侯玄与其兄为好友，与其弟则不愿交往，是非好恶分明。《世说新语》同篇：“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这则逸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夏侯玄的伟岸。虽身在囹圄，而交往的原则不改，钟会此时已经是司马氏的心腹，但是夏侯玄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决不与之周旋。考掠无言，与何晏比应该更见其骨气奇高，脊梁硬朗；临刑颜色不改，完全是视死如归！正是这种英雄气概和飘逸神采，代表了魏晋名士的人格风范。这种风范继承了汉末党人名士的不畏强暴，蔑视权贵的精神：“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迁为羽林监。”（《三国志》本传）夏侯玄不愿与皇后亲弟并坐，原因很简单：“明帝使后弟与夏侯玄并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世说新语·容止》）两个人的形貌修养相距太远，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依照世俗人的观念，深受明帝宠幸的毛皇后的亲弟弟，与他亲近那是可以攀附的好机会，况且得罪这样的人后果可想而知，但是夏侯玄就是不信这个邪！他是以人的德行与修养，品位与层次来区别人的类别的，决不是按照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权势大小、物质财富的多寡、对自己的利益等等世俗标准来加以区别的，因此，以他的标准，形同粪土的人，即使贵为王公大臣，他都不愿与之同列，因为不是同类就不能同处，哪怕富贵无比，哪怕后果严重，都不能动摇他为人处世的准则。夏侯玄的这种风度，我们在后来的嵇康等人身上看到其影子。后代的名士也常常以之为仿效的楷模与比较的对象。如西晋的和峤：“峤常慕其舅夏侯玄为人，故于朝士中峨然不群，时人惮其风节。”（《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晋阳秋》）慕夏侯玄的风度以至于时人畏惮，可以想见夏侯玄的正气凛然。东晋的庾亮：“渊雅有德量，时人方之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侍从父琛，避地会稽，端拱嶷然，郡人严惮之。觐接之者，数人而已。”（《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行为举止端肃，品行德操高尚，绝无苟且之事，决不屈身乎人。夏侯玄的人格正是文人的脊梁。
二、内外兼美真名士。名士与一般士人的区别之一在于，名士必须是美的，名士教科书《世说新语》还专辟一栏“容止”来记录名士们的艳丽容颜。西晋的左思才华出众，但因为容貌丑陋而难以在上流社会驰名，而同样出身庶族的潘岳却因容貌出众而深受时人喜爱。夏侯玄也是一位容貌出众的人。当时人评论他：“夏侯太初如日月之入怀”而与毛曾并坐就是“蒹葭倚玉树”。（《世说新语·容止》）“日月之入怀”见夏侯玄光彩夺目，令人可喜可爱；两个人的差异也可看出粗劣与美艳之别。这也说明了魏晋人审美意识与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汉末李固讲究容貌的修饰，还被人以不够端庄而奏了一本，到了正始年间容貌的华丽与细白成了男子美的重要标准，并且出现在平时的品题之中。人们的评价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夏侯玄虽然正气凛然，与卑劣小人决不同处并列，但是他是很和蔼的，如日月一般，不仅朗朗，也是温润的。夏侯玄在社会上流交际很广，也很有人缘，名士们与他关系很好。李丰本来很受司马师信任，掌握机要，但是他心仪夏侯玄，与众名士谋划政变，推夏侯玄为大将军取代司马师，这种事情本身具有很大的风险，而事实上他因此而被杀。使李丰如此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夏侯玄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而司马师确实阴险残暴。夏侯玄不仅外貌靓丽，而且内在修养相当之高。夏侯玄出身名门，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出入社会上流，交游无非俊彦，这些都使他的气质高雅，修为非凡。夏侯玄的文学与思想修养都堪称一流。他著《本玄论》综结三玄，且其时间当在王弼注《老子》与《周易》之前。其玄学修养在当时乃至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孙盛的《魏氏春秋》说：“玄尝著《乐毅》、《张良》及《本无》（当为《本玄》）、《肉刑论》，辞旨通远，咸传于世。”（《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至南朝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里还说：“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他的主要著作还有《肉刑论》《答李胜难肉刑论》《辨乐论》《皇胤赋》等，《隋书·经籍志》尚载录《夏侯玄集》三卷。再从夏侯玄与司马懿的往还信件中可以看到，夏侯玄对正始的改制多有切中时弊之言，并非是空谈家。因此，夏侯玄的内心，既有对人生、宇宙的深刻理解，也有对现实事务的清醒认识；既有对自己人格的欣赏与自信，也有对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的认知与透解，所以夏侯玄代表的魏晋名士的人格具有内在的美，那是具有“仁”性的儒家思想与“智”性的道家双重美的人格。自然，他的不畏权贵，秉持浩然之气，形之于行、言，都是品格之美的很好注解，社会中人虽然难以为之，却也是心向慕之的。
三、镇定自若非常人。镇定自若现在是一个使用很频繁的词。其实要做到很不容易，尤其是遇到突如其来的意外变故时更难。但是，镇定自若却是魏晋名士必备的一个人格特征。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个人格特征最先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夏侯玄身上。从《世说新语》以及其他可以查阅的反映魏晋名士的史料，夏侯玄是最先受到人们如此评价的名士，以后的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与江左名士，表现就比较普遍了。我们先来看几条前人的记述。“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世说新语·雅量》）刘孝标注引《语林》曰：“太初从魏帝拜陵，陪列于松柏下。时暴雨霹雳，正中所立之树。冠冕焦坏，左右睹之皆伏，太初颜色不改。”两者所记略有出入，而精神一也。在这个事件中，受霹雳“攻击”的是夏侯玄，衣冠都焦了，可见霹雳所击正是夏侯玄的所在，其他人都受到惊吓，无法镇定，或伏或跌，而夏侯玄却神色都丝毫没有改变。这种镇定之功夫，实非常人所能。另外一则也是表现夏侯玄镇定自若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为什么他能如此的：“夏侯玄既被桎梏……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世说新语·方正》）《三国志·本传》也这样说：“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可以说其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生死乃人生最大的事情，而夏侯玄面对它却似乎是毫不动情，连容颜都不曾有所变化，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以往讨论魏晋名士时并没有受到重视。我们从夏侯玄的人格表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虽然惜生，甚至讲究修饰外表，但是他们对待生死却是那样的从容不迫。其实，他们惜生不等于是怕死，讲究生活情调，保持高雅的风度，这些只是他们享受生活，珍爱人生，铸就自己伟岸人格的一些具体表现，而他们的人格深处却是充实着浩然正气，包蕴着对宇宙人生之理的洞彻与透解，因此他们可以为了人生的美丽与灿烂去吃药与饮酒，为了直道而行可以开罪于权贵，为了自己品格的洁净决不愿意与小人为伍，自然他们也可以为了自己伟岸美丽的人格而从容临刑！这种人格很难简单地用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和道家的安时处顺、与世俯仰来衡量，但是这种人格确实也包含了儒家与道家的人格理想在内，既有其君子人格的刚烈，也有那至人人格的飘逸，是魏晋名士对先秦以来各家人格理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为后代名士树立了高不可及的范本。
四、识见非凡实干才。在正始名士中，无论地位、名望与实际权力、具体的执政能力，夏侯玄都是首屈一指的。他担任中护军一职相当出色：“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这则史料中至少说明：一是夏侯玄有知人之明，这是为官行政的重要能力；二是他选拔武官，都是很有才干的人才，这是行政能力的实绩；三是他还能“立法垂教”，且可以沿用后世，说明他的行政能力不仅在眼前事务，也是有谋略，有远见。这是正始名士中少见的干才。再看他与司马懿的通信讨论选举制度时所言，他要将“九品中正官人法”中唯中正之言为是，改为中正只管评定等级优劣，而实际任用时台阁应该再察究各种清议等，再据实际情形任免。也就是将中正与台阁的的权力分开，分别各司评定与任免之职，这样可以避免偏颇：“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三国志·本传》）两权分立，各司其职，虽然台阁之权略重，但是两不干涉，也较易于防止腐败滋生。夏侯玄之论诚为施政的高招。夏侯玄作征西大将军，虽然在“骆谷之役”失败，但是在长期防备蜀国中还是有善可陈的，几次粉碎了姜维等人的进攻，而且收复了一些地方。“高平陵政变”时，他在西蜀任上，夏侯霸带兵投降西蜀，并劝夏侯玄也投奔西蜀，但是手握重兵的他既没有投降敌国，也没有贸然举兵反抗，一直等到将他调任内职。回到洛阳，“内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笔砚。”他深知自己免死已经大幸，且由于与司马懿家族有姻亲关系，以及参与改制涉猎不多，而手握重兵没有投敌与反抗之举等等，略有嫌疑必然带来杀身甚至灭门之祸，所以绝交弃著，摈息所有人事以自保。司马懿死后有人以为夏侯玄的危机免除了，他却认为更加危险了：“此人尤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世说新语·方正》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他清楚地看到，司马懿虽然残忍阴险，但是对他还能以姻亲关系及长辈的身份宽容他，而司马师、司马昭将更加残暴，而最终的事实确如其所料。后来的谋逆之事，夏侯玄其实也是被迫裹于其间的。虽然因为被废置而内心不满，但是他并没有轻举妄动。这次因为李丰仰慕夏侯玄的为人和才干，又深得司马师的信任，联络了一些人，欲除司马师，并以夏侯玄代之。干宝《晋纪》记其事曰：“初，丰之谋也，便告玄，玄曰：‘宜详之尔！’不以闻也，故及于难。”（《世说新语·方正》刘孝标注引）《世语》也有类似的记载：“丰遣子韬以谋报玄，玄曰：‘宜详之尔’，而不以告也。”（《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引）两者大同小异。可以看出，夏侯玄本不知情，其谋主是李丰；夏侯玄知道事情重大且艰险，希望仔细，别妄动；他没有提前出卖李丰等人，也没有阻止其事发展。夏侯玄在这件事情中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只能眼看灾难降临。他之虑，可见其识见之明；他之义，可见其人格之高，这些都在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然，事情败露，他自知死罪，因此临刑释然，并无受冤之状。
夏侯玄的人格之美，可以说比较全面地体现了魏晋名士的风度。他的才情，他的修养，他的美艳，他的才干，特别是他的不畏权贵，视死如归，正直伟岸，定如泰山等等品行都是魏晋名士人格的骨干和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