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与琅琊王氏同为东晋世族之首，世称“王谢”。其父祖辈均为朝廷重臣。谢安少时即知名，屡辞朝廷征召，与高僧支遁、名士王羲之、孙绰等交游，游于山林河海，年逾四十方出仕，历任尚书仆射、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官至司徒。安善行书，爱吟咏，好音乐，精棋艺，长属文，有文集十卷传世，他的文学艺术修养相当全面。孔毅列“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四大名士”，谢安即居其一，且以为“谢安在四大家族中最为成功，声誉也最高。”可以说谢安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中最为儒雅而潇洒者之一，其人格特质主要表现在：
一、仕隐两潇洒。谢安之令时人与后人钦敬仰慕者，出仕与隐逸潇洒自由。中国文人的出与处为人生之最大的事情，但是又很难出入自由，大都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甚至逼迫，出于不得已而为之。隐居者或者不得重用，难以施展抱负；或者性格情趣与众相违，难以立足仕途；或者政治黑暗，仕途艰险，不敢性命相付。出仕者也往往因王命难违，权臣相逼，稻粮相催，富贵欲望，使命所在等等主客观原因所致。总之，无论出仕或者隐居完全出于自己愿望者绝少。谢安的仕与隐应该说主要出于自身意志。他少即受到王导等显贵称赏，名重于世，因此连续不断地接到朝廷或者显要的征聘，但是他爱好大自然，一一拒绝。晋穆帝与吏部尚书范汪等以再不应聘就禁锢终身的计策来逼谢安出仕，但是谢安似早有预料，在使者出发未到时候出游，携带歌女飘然山林，使者寻访不到谢安，有司就弹劾谢安，获“禁锢终身”之令，谢安对此却浑然处之，继续啸傲山水之间。其实，谢安并非完全宅心世外，对天下大势，朝廷安危了如指掌。当征西大将军桓温辟他为司马时，他觉得出仕时机已到，就立即应承而去，时年四十余。自此，谢安开始在政坛渐渐成为晋室重臣。他执政期间，常常独断纲常，力排众议，显得相当自如。虽然武将有桓温为阻，文臣有王氏制衡，但是缮宫室，抑谋逆，衡世族，使欲坠之东晋不坠。“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晋书》本传）他的仕与隐之潇洒自如，实在为旷世罕才。隐不动仕意，仕不至渎职，古今难有其匹。
二、无为而大为。史书记载，谢安与王羲之共登冶城，王对悠然不急于世务予以否定，而谢不以为然，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晋书》本传）王羲之的观点可谓勤奋政事派，而谢安的观点属于抓大放小的清简派。执政风格虽然不同，然而效果与目标一致。在特殊时期，或许清简的效果更好。东晋的政治局面相当复杂，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为政者只有以“四两拨千斤”的大气大才与大能，方可处乱不惊，稳定大局。庾亮执政，急于事功，结果导致苏峻之乱，差点颠覆东晋王朝就是例证。正是这位一副无为之态的名士成了东晋王朝的中流砥柱。谢安在朝，悠然自处，吟啸不息，专注下棋，书亦特喜，大兵压境而无惊，身临生死而无惧，处理公务而不急。然而在他拖延时日之中，挫败了桓温的“九赐”图谋，在笑谈之中，遏制了桓温“周公故事”的欲念。在京师震恐的情景中，在号称百万雄兵临近之下，正是谢安的“夷然无惧色”，还安然围棋以赌别墅，稳定了军心民心，并以简要的指授，以数万精兵大败前秦百万之师，保卫了东晋。这不仅表现出他的大勇，更是显示出他的大智与大才。几着轻灵的妙手，锁定胜局，不劳苦搏；几手轻描淡写的高招，蕴涵神机，举措平淡无奇，收效威力巨大。就是平素为政也宽简有致：“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师？’”（《世说新语·政事》）那时候，南北都被战火，逃亡兵丁不少，在京师的船中藏身，实在也是无奈之举，朝廷无法安排流民，任他们自己谋业已经属于无能。如果再加逮捕，表面好像与社会治安有利，实际危害更大。因为逮捕后的处置就是难事，那么多的人如何安置？他们又没犯法，若加惩罚，必然酿成大乱。因此听之任之是最好的办法，真是无为而大为。他的执政风度，史家言曰：“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苻坚百万之众已瞰吴江，桓温九五之心将移晋鼎，衣冠易虑，远迩崩心。从容而杜奸谋，宴衍而清群寇，宸居获泰山之固，惟扬去累卵之危，斯为盛矣！”（《晋书》本传）或曰：无为而大为！或以时人语曰：“大才槃槃谢家安。”这就是其人格的力度。
三、矫情至自然。所谓矫情，就是对常情的抑制。就常人而言，喜怒哀乐一发则会形之于色，魏晋名士特别注意自我情绪的控制能力，谓之雅量或矫情。谢安的矫情特别出名。他的雅量出于大度：“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纵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世说新语·尤悔》）“常无嗔喜”，显然表现了谢安的大度，而下人工作的糟糕，一般非呵斥不可，如此处所说的，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谢安竟然毫无反应，足见其度量之特别。他的雅量更是其胆识与才智所致。他与众人共游大海，风急浪高，众人失色，而安“吟啸自若”：“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孙绰）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王羲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世说新语·雅量》）诸位名士本来亦具备雅量，但是在谢安面前就逊色不少了。这种矫情，内在具备足够的胆识与涵养，自然也具有非凡的才智，方能在危急关头镇定自若，不乱方寸，才能镇住敌方，自己从容应对。桓温邀谢安与王坦之至其军营，加害之意很明，王坦之不敢去，去了又大惊失色，倒持手板，汗流沾衣。谢安却“神色不变”，终于震慑了桓温。淝水之战的前后，其矫情之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矫情本难，表现得从容自然更难，许多大名士大多逊色于此。谢安正是在一生中几无失措，任何场合都是镇定自若，猝遇突发之事从无慌张无措，一切似在预料之中，漠然处之，这是综合素质极高所至的化境。
四、深情也无滞。谢安在表面的漠然之内，实有极浓烈的情怀。对儿辈的关怀培育，在东山之游中，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用心用力。他善于抓住机会，因时教育：“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世说新语·言语》）因景而设教，无痕无迹而又有效有趣，他之“大笑乐”无疑是极大的褒奖，而“咏絮才”也传诵千古。他常以历史疑难询问子弟，以增其识见：“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谢玄）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世说新语·言语》）谢安常常以讨论的方式教育子侄，让他们各抒己见：“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崙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世说新语·文学》）谢玄之语，可见其欣赏描写物态人情的诗句颇有水平，而谢安所赏应该在布政邦国都鄙的隆盛政局。他们各言其好，可以拓展思路，开阔视野，而不问辈分高低地平等研讨，更可以笃实情谊。他深知言教不如身教：“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即谢安）：‘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以自己的言行示范，是最好的教育。对兄弟亦充满情意。谢安特别喜欢音乐，丧期也不废音乐，以至于“衣冠效之，遂成风俗。”但是“自弟万（谢万）丧，十年不听音乐。”（《晋书》本传）这种深挚的兄弟之情，真是难以言表。他“东山之志始末未渝”，但家族开始衰落了，他就挺身而出，放弃最爱的丘壑，将家族的荣耀推向极点。对天下，他也是倾注一片真情，早组北府之强兵，力挫权臣的野心，淝水一战解除北方危机。他对东晋王朝多有再造之功，若无挚情也是难以想象的，但他又轻逸灵动，对一切若不经心，实是无滞无固，他之晚年，让出所有可令王室猜忌，令他人羡慕的利益，足见其并无贪恋世俗之情。
五、博才而睿智。谢安博学多才，而且智慧出众。玄学是当时人必需之学，谢安对此也有特别的才能。《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阮裕）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古今堪为难题，年少的谢安不仅很感兴趣，而且执著得很，非要弄清不可，结果使玄学名家阮裕这个“能言人”不可言说，甚至连找可以解释的人也难以寻找，足以说明谢安的善学勤思。《世说新语·文学》记录一则：“支道林、许（许询）、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其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在很短的时间内，谢安不仅写出万余字的文章，而且阐释《庄子·渔父》的玄妙之意，众人都受到莫大的精神享受，连不肯轻易许人的支道林也不得不称赞其佳，谢安的玄学才能、文学才能可见一斑。桓温对谢安既爱且恨。作为名士班头，谢安的风致实在令人喜爱不止，曾因招致幕中而自豪；但正是谢安之才，阻止了他的篡位，又恨之入骨。谢安的文学才能也使桓温爱恨交加：“桓公（桓温）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见而看竟，爱其文采也；掷给众人，恨之深也；称之为碎金，不得不钦佩其文才也。谢安还对在当时人看来很稀奇的难题感兴趣：“殷（殷浩）、谢诸人共集，谢因问曰：‘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不？’”（《世说新语·文学》）眼睛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中国古人注意者很少，只有佛教的“成实论”学派重视这个问题。而谢安却发这样的疑问，足见其兴趣之广，思域之宽。他之识度也是惊人，表现出出众的才智。《晋书》本传记载谢安怀疑刘牢之不可独任，后来果然以乱终，而其从兄谢尚非常信任刘；又明白王味之不宜专任一方，后来王味之也因贪婪败，世人钦服其“知人”。《世说新语·赏誉》以及《品藻》记录谢安品评人物的言论特多，也可见其影响。谢安还是一个书画品评大家：“谢太傅云：‘顾长康（顾恺之）画，有苍生来所无。’”这个断语非同寻常，一则因为评论当代人应该为尤难之事，经过千年以上的时间考验，谢安之评，仍然没错，我国自有画以来，至东晋，顾恺之当为第一人。二则，这样的评价，一般人都不会轻易出之，而谢安这样的大家更是不会随意言之，但是他竟然这样说了，可见他的识度与勇气。
六、谨奉儒范。谢安清简飘逸，实具玄远风姿。然而他行为有度，兴儒之教。在他执政期间，不仅在家讲论儒家经典，还让年近十岁的晋孝武帝讲儒家经典：“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吏部尚书陆纳兼侍中卞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袁宏兼执经，中书郎车胤、丹阳尹王混摘句。”可见这是谢安有意安排的盛事，其意明显为了敦实社会风气，提倡儒家伦理。儒家的忠孝伦理，谢安也遵守不怠。桓温暗伏甲兵于帐，请谢安与王坦之赴宴，实际欲加害他们，王坦之非常害怕，不知怎么办。谢安却“神意不变，谓文度（王坦之）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世说新语·雅量》）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了朝廷存亡，不顾个人安危的忠臣巨子。可以说，他们的一去，生死实难预料，但是谢安以朝廷的利益为重，以天下为重，毅然前往，充分表现出儒家的大义凛然，取义成仁的果敢与勇毅。淝水一战，东晋大胜，朝廷保住了，谢家的功勋震主，在那时候，他又以大局为重，急流勇退，要求外放，并要求子侄交出兵权，以免世家大族之间以及世族与皇族之间再生不测，危害社稷。这些足以见出谢安忠于皇室，谨奉儒家规范。
谢安的人生所昭示的人格风范，仕则总揽朝政，安邦定国，隐则逍遥山河，王命无奈；文能吟诗泼墨，尽洒华美辞章，武能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笑谈间败强敌固社稷，彬彬间挫权臣保江山，这真是历代文人的极致，成为后代骚人墨客不可企及的楷模，自然而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