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一个由平民刘邦建立的政权。这个朝代，处于战国与魏晋南北朝两个长期分裂混乱中间的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也是思想、政治各方面都高度统一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士人们面临着新的社会形势，必须扮演新的历史角色，确立新的人格模式，才能在这个朝代生存与发展下去。战国游士的风光不远，暴秦苛政的消失刚过，士人该如何担当“持道”的历史使命？即以怎样的人格表现来完成行道与保持独立人格的艰难的双重任务？已经凝固的历史告诉我们，除了汉末，两汉的士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汉初的滑稽之士
汉朝初年，高度统一的法治朝代刚被推翻，一个新的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才建立。汉承秦制，但是秦朝是短命的，统治者在探索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处理与士人关系的妙策。士人的天职是在服务于现政权的同时，充当社会批评者的角色，并且战国士人“身为帝王师、诸侯友”的指点江山、纵横天下的身影离其不远。因此，西汉初年的各种士人也在探讨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思想学术指导政治的良策。皇族与士人就在探讨一个共同课题，各自作着自己的打算，希望从中获得最大值的权益，同时不把双方的关系发展成秦代的结果。统治者的探索过程是，由黄老之术、与民休息渐渐过渡到独尊儒术，最终完成思想的高度统一，并且使学术成为政治的婢女。士人的探索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调整策略，调整自己的人格模式，因此就出现不少“过渡型”的人格类型，我们把这种还没有协调好的人格称为“滑稽之士”。
变形是他们核心的人格表现。他们或出于儒，或源于道，或染于墨，出现在汉代，他们就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新的姿态。例如叔孙通，本为儒生，熟悉儒术，但是无赖平民刘邦非常讨厌儒生。叔孙通为了求得统治者的重视，在朝廷取得一席之地，就不得不委曲求全，先帮刘邦搞了一套大臣上朝的礼仪制度，让他充分享受做皇帝的尊严与威势。其实，这种礼仪制度虽然也是儒家的一个部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施行仁政等国策。叔孙通的“变通”做法，以传统儒家来看，显然有取媚统治者之嫌，但是他面对现实似乎不得不如此。以结果而论，正因为叔孙通的变通，才使刘邦给予儒生在朝廷做官的机会，儒生才得以有生存的基础。再如“商山四皓”，他们明显具有道家色彩，自然不问世事是他们的决然姿态。但是，在张良之计中，他们竟然出现在刘邦的朝堂之上。虽然历史并无他们说什么、做什么的记载，但是他们的出现本身已经对汉朝的政局产生了影响，而他们自身的行为也与以往的道家传统相异了。
在变形严重的士人中，还有心灵比较严重的扭曲现象。例如东方朔，他似乎一直想充当在朝廷直道而行、纠偏救弊的角色，但是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已经不允许他可以随便指责帝王，随时发表高论，而且其身份地位也使他没有资格可以更多地参与机要，厘定国策，商定重要事务的处理。因此，每当他发现朝内出现了他认为大不可的事情，他只能以疯傻的方式，怪异的姿态来达到严肃甚至神圣的使命。有时确也能奏效，得到汉武帝的认可，或者勉强同意，但是汉武帝的“倡优蓄之”的态度，显然使东方朔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这一切似乎是他“乐意”为之的，历史上的东方朔就成了一个小丑一般的滑稽角色，不很正经的人物。东方朔的许多作品，调笑之余，悲苦之情溢于言表。可以想见，这种想直道者却以扭曲人格的代价来达到目的，而目的能否达到还需视帝王当时的心情而定。况且，在汉初这样的人与这样的事，不仅仅东方朔一人，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成为一时的风气。这类人格现象，虽然也是“著名”于世，但是其调整的不成熟，不成功是肯定的。
二、两汉的经学之士
汉代将儒家经典著作的研究列为经学，这是典型的将学术政治化的表现。这种现象，一方面促进了儒家经典著作的研究，另一方面在严重损害其他学派思想研究和发展的同时，从根本上来说以改变儒家经典的地位开始，以彻底改变儒家思想的性质和内涵为主要表征，最终把儒家从学术派别改变为政治工具。
这个过程，儒家学派的士人也在改变其人格模式，甚至内质。早期的代表董仲舒，其行为表现还保持着儒生的固有特色和质地。《史记·儒林列传》为其述数百字的生平，其中有言：“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董仲舒为人廉直。”公孙弘向汉武帝推荐董仲舒为胶西王相，欲因此而让暴戾的胶西王害他，但是“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从这些记述中，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守儒家礼仪，不贪图物质享受，正直廉洁，高风亮节的书生形象。不过，他毕竟是儒学之士，因此“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这是他的“天人感应”之说。这个说法本质上就是将天下人事与天象对应起来认识，其神秘只有创说者自己明白，他人只能请教而得知。其目的显然是以明“天人之际”来指导君主治理天下。也就是说，董仲舒他们以阐释儒家经典奥义，阐明天人必然关系，来获得政治话语权，最终达到借帝王之手治理天下的目的。这种方式，与他们后来封孔子为“素王”相同，以思想学术直接左右统治者的方式，间接实现儒家原有的理想。这就是本色儒生的表现。
在此同时，统治者想以某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学术思想来作为统御天下的工具。西汉刚建立不久，天下疲敝，他们只能以黄老的无为而治来使天下恢复元气。待政局稳定，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他们就要行使做天子的权力，将中央的集权制度健全起来。这样道家之学显然不合时宜了，只有儒家思想差强人意，因此采而取之，改而变之，使之成为独裁者手中制御天下，特别是“士”（知识分子）的有力有效的工具。这样就有食皇粮的博士官，更有全国范围的钻研儒家经典的大量儒生。自然，其中极少数人确实还可以位至三公。
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是利用儒家的学术思想，使之改变为完全符合自己统治需要的政治工具，并且还可以以此来统治士人的灵魂。解决了政治统治的理论问题，也解决了统治者与士人的冲突，双方似乎达到某种表面的“和谐”。因为士人得到了尊重，学问得到了用武之地。当然，他们的思想、人格在官僚化的过程中，也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例如学术的功利化，导致天下公器的私营化，士人关系的利害化，人格的庸俗化。到东汉，门户之争的激烈，最充分地暴露出儒家士人的人格萎缩与变质。公孙弘的阿谀奉承，外宽内忌，虚伪奸诈，作为儒家士人人格的极端庸俗化的典型，就是在汉武帝后期出现的。因此，文士在儒学取得正统地位之后，被功名利禄所腐蚀，人格也就自然地与原始儒家的“大丈夫”人格背道而驰了。这样的儒士，实际上已经堕落为“俗儒”或者“犬儒”，在魏晋正是名士们鄙弃的，也是他们力求反其道而行之的。
三、礼教下的忠孝之士
汉代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不仅以学术方式出现，来通经致仕，将知识阶层牢牢地笼络在自己手中，而且作为天下百姓的行为规范，作为法制的重要补充，并还为此也开了飞黄腾达之途。以察举的方式，将遵守儒家伦理规范特别突出的人物，用“孝廉”等名目，直接举荐给中央，都给予厚赏，大力表彰，封官晋爵，使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深入人心，普及到天下的每一个角落。此际，无须学识，也无须家族背景，只要得到地方忠孝盛誉，就可以平步青云，或者凭借其名而与建不世之功者相提并论。后者如苏武，因出使匈奴被扣，坚贞不屈，决不投降，艰难困苦十九年，终于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回到长安，受到公侯一般的待遇，并在宣帝时“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汉书》本传）与苏武一起列于麒麟阁的共十一人。其中苏武的青春年华都是在漠北极寒之地牧羊，就实际的“功”而言，并无什么可称，但是他的“忠于职守”，效忠皇室之迹，确实难能可贵。《汉书》作者也赞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苏武有之矣。”苏武的荣耀，可以说人臣之无与伦比，图形于麒麟阁，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苏武的事迹之所以传播如此之广，如此久远，自然与他的事迹感人相关，但是也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表彰很有关系。
那种虽无实际的尺寸之功，但是体现了统治者需要的品德规范，其表彰后产生的影响力，对士人与平民的行为所起的导向作用，可能远远超过取得一场重大战役的意义。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倡导，治下之民顺其所导的行动，整个汉朝成为历史上道德风尚最好的时代。“孝”就是这样成为“百行之首”的。汉文帝十二年下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在汉朝，孝廉成为举荐士人的常科（甚至扩大到士之外）。汉代的里巷乡议是地方官向上级推荐品德特别优秀者的根据，而且朝廷有推荐的定制，一旦被认可，被推荐者无论出身地位，都会立即得到来自中央的嘉奖，不仅有丰厚的物质奖励，而且在家乡树碑建坊，荣耀无比，甚至还有立刻被任命为级别不低的官员。两汉之际的江革被称为“江巨孝”，他在王莽之乱时，努力保全母亲性命，后来因侍奉母亲而拒绝太守之召，精心服侍母亲，“及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韧除。”（《后汉书·江革传》）后来官至谏议大夫，到因病告归，汉章帝亲自下诏，询问近况，亲赐“巨孝”之名，要求地方官对他的生活起居细心照料。当然，与此同时，“不孝”也就成为弹劾官员不合格的重要理由。这种制度成为汉代统治者既定的长期方略，在一段时间内很有整饬风俗的作用。我国历史上的“二十四孝”出自汉代的最多，这也可说明两汉期间的士风民俗。但是这种制度本身是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忠”紧密相连，因为在家的孝子，在国肯定是忠臣。汉代统治者提倡“孝道”的根本目的不言而喻。只是遵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与物质和名利相连之后，其弊端也就不久滋生。许多人努力通过自己特别突出的“孝”来求名，从而达到通经同样的目的，其品德的纯洁性受到了玷污。更有许多以假乱真，表面好像很孝，实际虐待父母，出现了许多假孝子，一部分士人的人格存在严重的内外不一，表里相悖的现象。尽管如此，汉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家伦理道德，无论是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在士人与民众的思想意识的深层积淀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在东汉即将灭亡之际，士人与民众的蹈死不顾地积极拯救的全民性行为中可以看出。两汉的淳朴与忠孝之风，历代罕有其比。顾炎武曰：“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日知录》卷十三）
四、隐逸逃禄之士
中国历代都有隐居不仕之士，而且一直受到社会的尊重，成为很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景观。西汉，除了汉初的“四皓”，后继者如郑子真、严君平、胡刚、陈咸等等。光武帝时，颇有几位不肯降志的“隐逸之民”，如周党、王霸、严光等倨傲不仕，并受到光武帝的宽容优礼。东汉中后期，隐逸之士更多，如周勰、任棠、张玄、陈纪、赵昱、梁鸿、戴良、汉阴老父、陈留老父等等，人数也很不少。
汉代的隐逸，具体原因与情形各别，所以当时人的看法也相差很大。从总体情况看，隐逸之迹尚属真心，其思想意识在儒道之间。有些是性好清静，不愿参与烦琐的社会政治活动，纯粹属于向往老庄的境界，因此注《老子》，阐发清静无为之说，如严君平之类。他们应该说对无限的物质抱着知足常乐的心态，只求没有纷扰的平静生活，虽然物质上难免捉襟见肘，但是安步当车，只要没有人来破坏心境就好。显然，这些人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也有一些隐士属于在现实中本欲有所作为，但是机遇不好，或者遇到阻力，或者一度做过官，但是看不到会有好的前景，干脆自得其乐，以免在上进中受到别人的暗算，远离是非之地，过着逍遥自在的乡居生活。满足于家庭的天伦之乐，安心于田园的平静生活。最终与前一类人殊途同归。
这些隐士中有一些是自己不愿或者不得已进入官场后退出来，但是始终保持着与社会各个层次的人有密切的交往，或者在乡间开馆授徒，教授儒家经典，培养通经之士，把从政治国的理想传给门徒，自己在家修学，钻研坟典，做一个经学大师式的人物，可以称为“曲线救国”式的儒生。这类人始终不忘儒家的理想人格，因为没有直接在官场活动，因此基本还保持着儒家的人格特征。身在江海之外而心存魏阙之内，就是这些人的行为特点。这种特征与魏晋名士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即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保持在若即若离之间。
还有的隐士应该是对现实抱着批判的态度，对王莽篡位，对宦官专权，对外戚恣意，深恶痛疾，知道朝政日非，正直之士不容于朝，因此决绝地疏离现实政权，既为保身全性，也为不屑与污秽之士同流合污。尤其是东汉中后期，朝政昏乱，社会黑暗，正直之士欲有所为而不能，如桓帝延熹年间，权臣梁冀被诛，黄琼任太尉，他雷厉风行地清除贪污腐败者，一时海内深望于彼，但是好景不长，他面对宦官的专权现实“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病不起”（《后汉书·黄琼传》）另有处士魏桓，他多次被征，人们劝他出仕，他说：“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他不愿“生行死归”而对烂透的现实政治毫无改益的出仕。（《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再如汉末的郭太、徐稚等绝意仕进，认为大厦将倾颓，绝非个人或一部分士人能够挽救。他们保持着原始儒家的清高节操，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清醒的认识，具有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才能，但卷而逃之，不再过问世事，也不屈从于现实压力。如不知名的隐逸之士，不臣天子，甚至不承认现在的皇帝是自己的天子，无君无臣，完全独立于世外，隐居于无人知晓其来龙去脉的地方，自耕自足，自生自灭。这样的隐士虽然与春秋后期的荷蓧丈人等人相类，但实际已经有着本质性区别，因为那时确实有名正言顺的皇帝天子，所以他们的行为以统治者的标准看显然具有叛逆性质。这种藐视皇室的态度，与汉代主流士风相异，但是开启了魏晋名士个性张扬，藐视人间所有权威与权贵的先河。
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序》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慨，或疵物以澈其清。然观其甘心田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可见其隐逸见其清节，逃禄显其志气，坚定明其不屈，憔悴安其贫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