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5月29日，梁启超、汤化龙联合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组成进步党，目的在于反对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席位，拥护袁世凯独裁。
三党合并，梁启超起了重要的作用。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提出所谓的“虚君共和”制，但他的主张一出笼就失去了市场，共和民主成了不可阻遏的洪流。梁启超便积极谋求与袁世凯结盟，“以造成一大党”，来对抗同盟会。1912年2月梁致书袁世凯，献策说：“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要袁“求之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有政治思想者”建立一个大党。袁回信称“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随后，梁启超在日本一面指挥国内的信徒汤化龙、孙洪伊等人积极联络，欲将立宪派的政党政团合并为一大党，一面疏通活动各方，为其回国作准备。因立宪派间的门户成见过深，合并一个大党的愿望落空，梁回国准备进展顺利。云南都督蔡锷、副总统黎元洪先后通电欢迎梁回国，在汪精卫的疏通下，同盟会要人张继、刘揆一电请梁回国“共济时艰”。袁世凯也电邀梁回国。于是梁自日本动身，10月8日抵达天津。
梁回国后，着手筹组共和党与即将成立的民主党合并，10月中、下旬，梁奔波于京、津之间，与袁世凯密谈，与两党要人洽谈。在民主党举行的欢迎会上，梁演说称：“当日法国大革命之时，亦分急进、渐进两派。急进派以人而分三派，渐进派亦复分为两派。急进派之相互残杀，故无论矣，即渐进派之两派亦不肯联合，为急进派所利用，挑拨离间，使之时相水火，以杀其势。及国会选举后，急进派乃一一收拾之，使渐进派中两派重要之人皆登断头之台……此其故岂不可深长思乎？”道出了梁急于合并立宪派政党的真实目的，是要对抗所谓的急进派国民党。
梁的活动对于急欲利用共和党、民主党等立宪派政党来对付国民党的袁世凯来说，是求之不得。梁一到天津，袁世凯即“约早入京”，梁人京后，袁对梁“月饷三千”，赠住宅一座，还应允合党后提供经费20万元。在梁的努力下，共和、民主两党很快谈妥合并，决定以黎元洪为新党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为干事。对此，梁得意地说：“共和、民主两党大约两旬后联合成立。两党员皆有‘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之意，选举胜利可期。然自兹以往，当无日不与大敌相见于马上，吾则必须身先士卒也。”
但两党合并非像梁想象的那样顺利实现，而是波折迭起。一方面两党中立宪派间的历史积怨难消，一方面国会选举在即，两党都企图利用选举扩张党势，以争取在合并中占优势，合并热情减低。民主党更消极，甚至公开否认合并，称合并“皆无稽之谈”。1913年3月，国会选举揭晓后，国民党取得多数席位，合并问题被再次提出，在梁启超的主张下，又吸收了统一党，由两党变为三党。协议的结果，决定以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梁启超为协理，初步拟定了政纲。但这次合并未能如愿以偿。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与梁启超均受到国民党的怀疑。因此，袁世凯担心由他任党魁不利三党合并，提出“不居总理地位”。又因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合并后的干部人选问题上存在分歧，使合并再次搁浅。
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后，立即形成了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一方，国民党为一方的两军对垒局面。在4月12日两院讨论议长选举细则的预备会上，国民党占了上风，使三党认为“三党分立，实非所以制胜于议会”。袁世凯也因宋案真相日益暴露，急需三党合并，以抵制国民党。于是，三党合并的步伐加快。4月16日，在三党举行“恳亲会”上，梁启超演讲说：“三党在国会中联合尚居少数，此种现象极为危险，外界之原因姑不论，内部之团结亦未能巩固。故院内之失败，第一乃由三党分立之故……三党所持主义足以救国，几为天下公言，而何以危败之象日有所闻，此实由三党之联合近于联军也。”会后经过磋商，由孙武、丁世铎、林长民、王赓代表三党正式签订了并党协议。在磋商中，民主党提出以汤化龙为众议院议长，增加蒲殿俊为理事，统一党提出王印川为理事，引起共和党人不满。5月15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会议，讨论了章程及成立大会筹备事宜，28日，选举新党本部职员，29日，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宣告进步党成立。
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另设名誉理事20余名，多为各省都督，本部设在北京，分政务、党务两部，分别由林长民、丁世铎任部长。进步党成立后，各地原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的支分部分也合并为一。三党的报纸如《天民报》、《大共和日报》、《庸言》、《时事新报》、《天铎报》等，便成为进步党的宣传喉舌。
进步党的政纲是：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进步党认为，“吾国政治之所以不上轨道者，自有其故。其一，腐败官僚不能上政治轨道者也。其二，人民中少数暴徒不能上政治轨道者也……是以吾人一方面当设法排除暴徒，而一方面尤当设法排除腐败官僚”。在“暴徒”与腐败官僚之间，进步党认为“暴徒”是“祸国最烈之派，”要“注全力以反抗”，对腐败官僚则“不得不暂时稍微假借”。这就是进步党错误的政争策略。尽管进步党也主张政党政治、责任内阁，表示要对袁世凯进行监督，但它的错误的政争策略却使它成为袁世凯打击民主力量、推行独裁专制的工具。当时的《盛京日报》曾指出，进步党所主张的“国家主义”“素为袁总统之政见，屡为报界露布，夫人知之矣。换言之，即所谓总统得有特权，任意任命内阁员，不须议会协赞，以组织强有力之政府是也”。
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后，党势却有扩张。特别是在众议院内，几与国民党相埒。但是，进步党却未如梁启超等人预想的那样巩固。还在筹备合并中，民主党的李庆芳等人即以“三党合并不能如愿以偿”为由单立门户，发起组织了两院议员同志会。合并后，原统一党中也有人认为“统一党为王某所卖，秘密签押”，酝酿复活统一党。不过，较大的危机则是部分共和党员的重新“独立”。
在三党合并中，民主党屡次推翻成议，增加条件，招致共和党中部分人的不满，张伯烈、郑万瞻、胡祖舜等人尤为反感。进步党宣言及章程公布后，民主党又提出增加蒲殿俊为理事，张伯烈等人强烈反对，但共和党本部仍同意民主党的条件。于是张伯烈、郑万瞻、胡祖舜等11人发表通告，宣布不承认合并，理由有三：（1）民主党违约，有小党吸收大党、少数吸收多数的野心；（2）共和党最后讨论合并的会议出席者仅50余人，不足半数，表决无效。强行通过并党决议是“政党专制，蔑视党员”。（3）黎元洪及共和党鄂支部先后致电北京本部，请照原定条件合并，但本部匿电不宣。不久，张伯烈等人再次发表宣言，宣称重新独立的共和党处“第三党”地位，既不做推翻政府派，也不做拥护政府派，“对于社会，仍为和平稳健之主张，对于国会，则为两派极端之中立”。
部分共和党人的重新独立，并非宗旨的改变，只为分赃不匀。新共和党与进步党一样，支持袁世凯，抵制国民党，同样为袁赏识。党费除了由袁拨发外，黎元洪、胡景伊等人也给予经济支持。民初众议员韩玉辰曾说，新共和党“别无党纲，拥袁到底，在两院活动中比进步党尤为卖力，弄得进步党首领汤、梁诸人啼笑皆非”。
二次革命中，进步党积极拥袁、为虎作伥。江西独立后，进步党开会，“表决此种举动为破坏国家之乱党，应以国家之力设法平复”，并通电全国：“中央政府为全国所公立，临时大总统为人民所公举，叛徒之反抗，非反抗一、二私人，乃反抗我中华民国……务乞群公、海内君子，明辨是非，先事图维以镇人心，有效逆者当共殛之。”进步党众议员汪荣宝、王敬芳等人称国民党的军事反袁是“背叛民国，为四万万人民之公敌”，要求袁“以最严厉之方法为适当之处分”。进步党一面积极配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一面积极为袁窃取正式大总统职位而出谋划策。二次革命爆发后，部分国民党议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离京南下。7月23日，在袁的指使下，北洋军警在公余俱乐部捕走议员数人，引起了在京国民党议员的恐慌，不少人准备离京出走，这一事件发生后，梁启超两次致函袁世凯，告诫他“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唯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重国会之意一为表示，或用命令，或谘两院议长。使宣明此意，以释谣诼”。袁对梁的建议心领神会，很快就将被捕议员释放，并表示“只问顺逆，不问党派，虽在戒严，不得乱捕”。这一招术确有效果。“国民党平和派仍主集会，不离京。”与此同时，进步党对国民党分化瓦解，“或吸收以入本党，或建设小团以容纳之”，事实表明，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进步党帮了大忙。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后，进步党的作用消失，它便被弃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