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领骚诗坛的朦胧派诗人中，顾城纤弱、机智、沉静的诗风格外引人注意，他以童真的孩子形象确立了自己诗歌的和人格的独特性。在他刚出名不久后的 1980年，诗人舒婷把一首《童话诗人》寄给顾城，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 /自己就成了童话中的幽兰的花。”顾城被称为“童话诗人”实在是名如其人，人如其诗…………拒绝长大的心理也使顾城在长大之后处于一种两难境地。面对长大的事实，他一方面要承担起一个成年人应有的责任，用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各种实际问题；同时他又要尽可能保持童真，在不被社会污染的前提下从事诗歌的创作。对其他人来说，这根本不成为问题，生活与创作毕竟是两个领域的事情。但顾城是一个无法分辨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人，他的诗学就是他的伦理哲学。在非此即彼的选择面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为了做一个纯粹的诗人，他拒绝参加社会工作，始终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不被现代文明污染的环境，他远离社会，远离人群，在荒岛上养鸡种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的创作数年一贯地保持着纯真童稚的生活，他把理应献给社会的热情统统用来建构自己的理想天国。可以说，他那绚丽、纯洁、奇异的童话王国是以不食人间烟火为代价换来的。
张捷鸿：《童话诗人：别无选择的定位——论顾城的创作心理》，载《齐鲁学刊》1997年第 4期。
顾城是朦胧诗人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的诗歌较少关注社会历史，而更多地关注于内心，由于其作品充满了大量自然意象和其特有的纯雅风格、梦幻情绪，曾被称为“童话诗人”，他的诗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少年时代生活的追怀与生命的咏唱，比如他十几岁时写的《生命幻想曲》。第二类是以他特殊的方式反思时代的作品。如《一代人》虽然只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两句，但却集中表现了年轻一代生命历程和心灵觉醒。《昨天，像黑色的蛇》，对极“左”年代的文化阴影在人们心灵中固执的残存作了让人不寒而栗的描绘，这不能不说是对十年浩劫所留下的人性坍塌的一个准确概括。第三类是顾城诗歌最具探索倾向，也最受指责非难的作品，如《感觉》《弧线》等，这些作品强调直觉感觉、瞬间印象，用一些并无确定意义的意象来表达这种感受和印象，给读者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和歧义可能。后期顾城因为一味投入感觉世界，造成了他与社会的隔膜与疏远，人性与心理上的某些扭曲，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
载网络资料《百度文库。新时期文学》。
顾城对天国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天国对他的需要。我相信这一深刻矛盾是导致他最终疯狂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并非是不重要的原因存在于天国的反面。当他似乎置大地于不顾时，大地（同样包括他身体内部的大地）仍然把他牢牢地攫在手里，新时代毫不吝啬地以各种方式赋予了他以内涵复杂的声誉，但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接受他的天国理想。大多数人一瞥之下，便分配他到一幕叫“朦胧诗”的戏剧中扮演“童话诗人”的角色，意即他虽然才华出众，但终于还是一个没有长大，也许永远长不大的、喜欢做梦的孩子，用少时苦难酿成的纯美之酒就这样可笑地被泼进一只诗的万花筒中。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训练有素的鼻子就透过“朦胧”，从这纯美之酒中嗅出了异己的味道。这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顾城其实不是个孩子，或者说是个居心叵测的孩子，暗中被赋予了杜勒斯预言的使命。总之，仅对他的梦幻施行不间断的打击而言，新时代较之旧时代并不逊色多少。
唐晓渡：《顾城之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 6期。
自然化的“农村”和农村化的“自然”，这对顾城来说都是一回事，都是他扎根其中的“乌托邦”。这个染有浓重的农业文明或自然经济社会色彩的乌托邦从一开始就是他感悟“纯美天国”的最重要的契机和最丰沛的灵感源头。反过来，在天国圣光的辉耀下，他们和天国本身一样，封闭、孤悬，与社会不搭界，并且暗中蓄满事先准备好的宁静和温馨。
唐晓渡：《顾城之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 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