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牛李维州之争（臣光曰110）
太和五年（831），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降于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德裕具奏其状，宰相牛僧孺以为不可。他说：“吐蕃疆土万里，失一维州，无害其强”；况且吐蕃刚派使者与我们议和，现在使者尚未抵京，我们就自食其言，万一反目，吐蕃“不三日抵咸阳桥，骇动京师，虽得百维州何益”？唐文宗认为说得对，于是诏李德裕遣返降者。吐蕃尽诛随悉怛谋降者男女老幼三百余口于境上，甚至将婴孩抛至空中，用枪槊去接，极其残酷。
事隔十二年后，李德裕做宰相，于会昌三年（843）旧事重提，认为牛僧孺的做法是“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很不妥当，要求给死于非命的悉怛谋平反——“乞追奖忠魂，各加褒赠”。唐武宗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司马光“臣光曰”第110篇，肯定了牛僧孺的讲信比李德裕的讲利有价值。
司马光说，历来学者对维州一事，心有疑虑，主张并不能据此而判定牛李两人谁对谁错。我以为不然。从前，晋国大将荀吴围鼓国（河北晋县），鼓国人民暗中跟荀吴联络，表示将叛变投降，献出城池。荀吴拒绝，说：“如果我的城池中也有人叛变，我会讨厌到极点。别的城池中有人叛变，我怎么会喜欢呢。我不能为了得到一个城池，而鼓励奸邪。”于是通知鼓国国君，诛杀叛徒，加强城守。
唐朝刚与吐蕃议和，就纳其维州。从利的方面说，纳维州是小事而失信于人是大事；从害的方面说，纳维州一事可以暂缓，而维护关中安全才是当务之急。那么，站在唐朝的立场上看，是取害还是取利呢？悉怛谋此举，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他的被诛戮也就不值得同情了。
司马光认为，李德裕所着眼的是小利，而牛僧孺所着眼的是大义。普通人见利忘义犹感羞耻，何况君主。由此看来，牛、李之争孰是孰非，事实也就很清楚了。
胡三省指出：“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胡三省所说的“国论大指”，当是指司马光在本论中所坚持的观点，恰是其处理北宋与辽、西夏双边关系的最好体现。也就是说，处理双边关系，司马光主张应当“诚信”当头，别无生事。这一思想贯穿了司马光的一生，至始至终都没有变。
关于此一点，余在《强硬外交策》（臣光曰18）一文中说过，此不赘言。大旨即是“臣光曰”第110篇的思路。如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初三，宋廷派仲谔袭击西夏人。三月初二，西夏大举反扑，攻陷抚宁（陕西省米脂县西）诸城，将士战死者千余人。司马光就上了一折子，不客气地指出朝政存在六大缺失。其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只有罢拓土开境之兵，先阜安中国，然后才能征伐四夷。司马光并不是不想统一中国，而是鉴于当时国家内政，比如仅财政一项就出了大窟窿。只有先将内部的事情搞好了，才有余力做其他事。
我总是说，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处。读历史可以反观当下，读历史中的人，有时还真能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子。司马光论牛李，虽是说唐事，实又是在说宋事。
《宋史·司马光传》记载，西夏部将嵬名山，打算率领横山（陕西横山）一地的部众归降宋朝。如果可以的话，找机会将西夏国主谅祚擒来献礼。朝旨让仲谔负责此事——其实是仲谔引诱嵬名山这么干的。
司马光上疏极论其不可：“以嵬名山现有的部众，未必能制服得了谅祚。如果侥幸获胜，灭一谅祚，生一谅祚，有何益处？如果不胜，嵬名山必引众归我，我们该如何安置？我担心朝廷不仅会失信谅祚，也将失信于嵬名山。如果嵬名山部众尚多，再回西夏是不可能的了，归顺朝廷又得不到妥善安置，穷无所归，必将占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难道没听说南北朝时期的侯景之乱吗？”
可惜宋神宗不听，派仲谔发兵迎之，取绥州。结果是朝廷“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我们的老朋友王夫之，据此指责司马光，为了服务自己的观点，不顾历史具体条件，“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犯了以今论古的毛病。因为牛李处理维州一事，恰与司马光处理西夏一事绝相似。王夫之就批评牛僧孺，全然不顾国家利益而“快其私怨”。因为维州本来就是大唐的领土，占了来也没有什么不对。
余则认为，此非但不能成为司马光诸论的缺点，反倒是其长处。所谓“基于史实而高于史实”，镜鉴之意存焉。
附：臣光曰110：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通鉴》卷247）投降的分类
——司马光评唐武宗诛郭谊（臣光曰111）
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侄子刘稹擅立袭节，自领留后。有个叫郭谊的人，一直在刘稹边上出骚主意，策划分裂。宰相李德裕，强力支持唐武宗，以武力平叛。
八月，中央军来势凶猛，郭谊自知不敌，遂杀了刘稹，作为向朝廷投降的本钱，希冀捞个官做。唐武宗先是接受他的投诚，一个月后，又把他杀了。
当初，郭谊在刘稹手下，就如当年的董重质在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手下。二个人开头都使劲的唆使主人叛乱搞独立，末了又卖主求荣。司马光在“臣光曰”第111篇里说，这二人都该死。
但是，唐宪宗非但没把董重质怎么样，反而委以重任，太和四年（809）还当了节度使。而唐武宗却杀了郭谊。针对同一事情的不同处理态度，司马光认为，唐宪宗和唐武宗的做法都不妥当。唐宪宗赏奸，是不义；唐武宗杀已降，是不守信用。“失义与信，何以为国”？
司马光举刘秀为例。
西汉末，群雄竞起，主要有这几股军事势力。赤眉军的起事首领是樊崇，徐宣等人积极响应，拥立汉宗室刘盆子为帝。绿林军则以宗室刘玄为帝，称更始帝。王莽被杀之后、刘秀称帝之前，《通鉴》即以更始纪元，凡三年。刘秀参加的即是绿林一派。
赤眉军后来虽杀了刘玄，但刘秀此时势力已壮大。建武三年（27），刘秀答应饶刘盆子一干人等不死，刘盆子于是率部投降，赤眉军被消灭。刘秀感觉他们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待他们均不薄。晚年的刘盆子双目失眠，刘秀让他坐食田赋终生。徐宣终老故乡。只是樊崇降而复叛，兵败身死。
另有盘据河北的王郎和经营陇右的隗嚣。司马光说：“昔汉光武待王郎、刘盆子止于不死”。此当是司马光的一时失误，因为史书并没有记载王郎有投降一节。王郎本是算命先生，后附会风云，自称是汉成帝之子刘子舆，被西汉宗室刘林等人立为帝，都河北邯郸。更始二年（24），刘秀率部进攻邯郸，王郎兵败，为刘秀部将王霸所杀。
司马光评论中提到的王元、牛邯二人，均是隗嚣手下的大将，力挺隗嚣割据陇右。隗嚣与割据四川的公孙述互为声援，刘秀几次征战都没能拿下。建武九年（33），隗嚣病故，王元等立隗嚣少子隗纯为王。翌年汉将来歙攻击得手，隗纯和其部将全部投降。牛邯后来还成为东汉名将。
司马光举刘秀为例，意在说明，刘秀处理投诚一事，既有义，又讲信，分寸把握得比较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刘盆子是势穷力屈，才不得已投降的，并不是拿投降作为捞好处的资本。刘秀看中的正是这一点，所以许降，也守信，没有杀了昔日的敌手。若樊崇，降了又叛，被处死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刘秀不讲信用。
换言之，董重质之投降，与郭谊之投降，都有不干净的算盘在心里。唐宪宗和唐武宗理应杀了他们才对，但都没有，于义于信两失之。
其实司马光此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降者。两国交兵或者群雄逐鹿，自然会有投诚的人，投降的人，被俘的人和择主而侍的人。如何对待他们，是如白起一样，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坑之；还是如苻坚一样，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最后搞得身死国灭？这确实值得费思量。
我支持司马光的观点，学刘秀，看投降者的动机。动机不纯，杀之可也，以绝反侧者之侥幸。力竭就擒，情不得己，饶其不死可也，亦是对气节之旌表。
附：臣光曰111：董重质之在淮西，郭谊之在昭义，吴元济、刘稹，如人在伎儿之手耳。彼二人始则劝人为乱，终则卖主规利，其死固有余罪。然宪宗用之于前，武宗诛之于后，臣愚以为皆失之。何则﹖赏奸，非义也；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昔汉光武待王郎、刘盆子止于不死，知其非力竭则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岂非助乱之人乎﹖而光武不杀。盖以既受其降，则不可复诛故也。若既赦而复逃亡叛乱，则其死固无辞矣。如谊等，免死流之远方，没齿不还，可矣。杀之，非也。（《通鉴》卷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