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韩信之死（臣光曰20）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韩信被杀。事载《通鉴》卷12，司马光的“臣光曰”第20篇评论了韩信。是论之笔意完全接受司马迁的观点：“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难哉。”
什么是“市井之志”？商人以赚钱为目的，从不做赔本买卖。货物紧缺时抬价邀利，充盈时降价回本，着意趋利是其本性，即此之谓。司马迁说韩信有“市井之志”，意即认为其人终归未能超脱利害算计，刘邦顾忌的正是这一点。
当刘邦与项羽僵持荥阳之时，正是刘邦生死存亡之秋。刘邦在彭城大败后逃至下邑（安徽砀山），收集散亡士卒，于汉高帝二年（前205年）五月，驻军荥阳（河南荥阳北）南。萧何发关中老弱前往增援，汉军复振。刘邦此时的粮食补给在成皋（河南省汜水县虎牢关）敖仓——秦时所建的粮仓，却屡被项羽侵夺，汉军乏食。刘邦求和，项羽不肯。汉高帝三年（前204年），汉军绝食，危在旦夕。陈平使了一计，刘邦侥幸脱身，荥阳陷落。
当此之时，韩信攻城拔寨，尽占齐地。不与此时回军助刘邦一把，却派人向刘邦讨做假齐王。刘邦怎么办？许还是不许？不许，韩信完全可以撕破脸，自做齐王；许他，刘邦感觉被要胁。而且楚汉相持广武，刘邦甚至挨了项羽一箭，此时刘邦心里是什么滋味，对乘机哄抬物价的韩信怎么看，会放心？这小子要有机会做皇帝，会放手？刘邦肯定会这么想。于是理所当然地开始防他。司马光说：“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
韩信的结局就这样被注定了，时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一月。距他的被谋杀，仅七年。
而事实证明，韩信就是有做皇帝的机会，他也不会做。因为作为国士，韩信欲报刘邦知遇之恩之心如此真切，以致武涉、蒯彻策反韩信三分天下这样的大利，他都不干。“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问题是，刘邦在被要胁了一次之后，已难以再体谅韩信的此番心思了。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韩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难哉”。
司马光如是分析韩信的成败：
世人认为，韩信首从军事角度给汉高祖作全面的形势分析，与他一起在汉中起事。平定三秦后，分兵向北，灭魏、代、赵、燕诸国，再向东攻占齐国，复向南在垓下消灭楚国。汉王之所以能得到天下，大抵都是韩信的功劳。再看韩信拒绝蒯彻的建议，在陈丘（河南淮阳县）迎接高祖，岂有谋反之心？实是由于失去王位，心有不满，才陷于大逆不道。卢绾仅仅因为与高祖有老邻居的旧交情，就封为燕王，而韩信却以侯爵的身份在朝供职，高祖难道没有亏待韩信的地方？
我认为，汉高祖在陈丘使用诈术逮捕韩信，说刘邦亏待韩信，确是有的。不过，韩信也是咎由自取。当初，汉王与楚王在荥阳相持，韩信灭了齐国，不在第一时间向刘邦报告却自己想当齐王。其后，刘邦追击项羽至固陵，与韩信约定共同进攻项羽，而韩信却按兵不动。当此之时，高祖已萌生要诛杀韩信之念，只是还不是时候罢了。待天下平定，韩信还有什么可凭恃的呢。
乘人之危以要取最大的利益，这是市井小人的勾当；论功以报答恩德，这是士君子的胸襟。韩信用市井小人的勾当为自己谋取利益，而希望对方用士君子的风度回报，这不太难了吗？所以，太史公评论说：“假如韩信明了君臣相处之道，虚怀谦让，不居功自傲，不自负其能，情况大概就大不相同了。以他对汉家的功勋，可与周公、召公、太公吕尚等人媲美，不但确保了后世荣华不绝，他也能永享子孙后代的祭祀。他不去这样做，却在天下已定之后，图谋叛逆，全族被屠灭，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人生的关键处，其实只有一步，决不可能有第二步，可不慎哉。
注：余著《历史的性格》一书，收有《韩信的市井之志》一文。为保证“臣光曰”的完整性，故另作此文。观点还是《韩信的市井之志》的观点，只是行文侧重解读“臣光曰”，可参看。
臣光曰20：世或以韩信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旧恩，犹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
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
夫乘时以侥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是故太史公论之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通鉴》卷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