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在位时间共四十五年，一生共使用了三个年号，即先天、开元、天宝，其中先天年号仅用了两年，实际时间仅为一年，开元年号用了二十九年，天宝年号用了十五年。在开元时期，尤其是前期，玄宗与他的辅佐大臣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使得大唐帝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与周边民族及国家的交往非常频繁，使大唐帝国声威远播，成为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大帝国，也使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在开元初期，玄宗注意选贤任能，尤其是宰辅的选拔上最为关注。所谓“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上）。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源乾曜、张嘉贞等，都是对促成开元之治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宰相。玄宗本人也颇具政治家的风范，深得人君之体。比如宰相姚崇向玄宗汇报进用郎吏之事时，玄宗仰视殿屋而不答。再三奏请，依然不理。姚崇见状惶恐不安，搞不清皇帝到底是什么态度，急忙退出。宦官高力士进谏说：“陛下始亲政，宰相奏事，理应表示可或不可，如何不发一言呢？”玄宗回答说：“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也就是说，皇帝应亲决大事，小事则专委宰臣处断，皇帝不应再过问，这就是所谓的抓大放小。当高力士把玄宗的这个意思转达给姚崇后，不仅姚崇本人，就
姚崇像是朝廷上下都认为玄宗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
此外，玄宗还注意对地方官的选任，认为“诸刺史县令，与朕共治，情寄尤切”（《唐会要》卷81《勋》）。并且规定刺史、县令赴任时都要当面向皇帝辞行，“朕当亲与畴咨，用观方略”（《唐会要》卷69《都督刺史已下杂录》）。他还亲自选拔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新唐书·刑法志》）。甚至动员京官出任地方官，以改变地方官吏队伍的结构。在玄宗的关注下，当时的地方吏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涌现了一批卓有政绩的良吏，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玄宗在纳谏与求谏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多次下令求谏，要求朝臣们大胆直言进谏，对朝政提出批评。从史籍记载来看，上书直谏者不仅仅是内外臣僚，还包括平民百姓、文人学者、方技隐士等各类人员。这一切对改善当时的政治空气、改善吏治都起到了极好的作用。除了求谏外，能否接受和容纳谏言也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玄宗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不仅接受进谏的态度很诚恳，而且还恢复和健全了谏官议政制度，鼓励谏官们无所回避，敢于犯颜直谏。对一些元老重臣的意见尤为尊重，史载：“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李德裕《次柳氏旧闻》）
在开元时期，玄宗还大力推行移风易俗、抑制奢靡的政策。为了更好地推行这项政策，他发挥表率作用，于开元二年（714）七月下令将宫中一些珠玉锦绣堆在殿庭之前放火焚烧。并下令金银器物要由有关部门统一熔铸为铤，以供军国之用，后妃不得穿戴珠玉锦绣，“天下更不得采取珠玉，刻镂器玩，造作锦绣珠绳”。“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宜停。”（《册府元龟》卷56）玄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全国臣民做出示范，以便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奢靡风气，移风易俗，提倡节俭的社会风气。玄宗还反对厚葬风气，规定明器及其他丧葬物品不得用金银为饰，坟墓大小高低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违者决杖一百。
经过朝野上下的一致努力，终于实现了天下大治，实现了太平盛世，唐人自己描绘这一历史时期的情况是：
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隍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麕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郑綮《开天传信记》）
这种描写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社会稳定、物价低廉、“百姓殷富”、“重译麕至”等情况的出现，却是初唐时期所没有见到的社会现象。大诗人杜甫也用诗笔描绘过开元之治的盛况，他在《忆昔》一诗中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自此以后，直至天宝时期，全国各地长期处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天宝时期政治开始腐败，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朝廷上下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但是社会的稳定局面直到安禄山叛乱爆发前还是一直维持着的。应该说整个开元天宝时期是唐王朝发展的最好时期，创造出了繁荣的经济成果和灿烂的文化成就。
二、四部书与《唐六典》
（一）四部书的编集
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盛世时期，除了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外，在文化方面也一定会有一些大的动作，取得一些所谓的文化成就，其中以整理和编集典籍最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成为其弘扬“文治”政绩的首选。在开元时期由唐玄宗出面组织的最大的文化工程，便是整理编集了四部书和编撰了《唐六典》这部典籍。
先说四部书的整理和编集。所谓“四部”，指甲、乙、丙、丁四部图书分类法，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其实在唐代就已经有这样的称呼了，所谓“书有四部：一曰甲，为经；二曰乙，为史；三曰景，为子；四曰丁，为集”（《唐六典》卷9《集贤殿书院》）。文中所谓的“景”，原本为“丙”，避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昞的讳，遂改为“景”。唐朝在武德初年由于忙于统一全国的战争，还无暇顾及整理图籍。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秘书监令狐德棻奏请：“今乘丧乱之余，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经过数年的努力，“群书毕备”。贞观二年（628），经秘书监魏徵的奏请，唐太宗下令“校定四部书”，即整理国家收藏的图籍。数年之后，使得国家图籍“粲然毕备”（《唐会要》卷35《经籍》）。
唐制，由秘书省掌管国家图籍，长官称秘书监，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其中有少监、丞、秘书郎、校书郎、正字、主事等官员。其中秘书郎具体掌管四部图籍，分库而藏之；校书郎与正字负责校雠典籍和刊正文字。除此之外，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和中书省的集贤院也分别掌管部分典籍，因此也置有官员负责对图籍的保管和校刊。其中弘文馆除了学士之外，还置有校书郎二人，典书二人，拓书手三人以及笔匠、熟纸装潢匠各若干人，这些都是针对图籍整理、校雠、修补而专门设置的官吏和工匠。
集贤院是唐玄宗时期设置的。为了弘扬文教，玄宗下令大收群书，自开元五年（717）起，在乾元殿（院）东廊下抄写四部书，以充实内库收藏。为了丰富藏书，玄宗不仅令百官积极支持，还下令向民间商借图籍，缮写完毕后奉还。当时命右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负责此事，称乾元院使，并且专门设置了刊定官四人，具体承担此项工作。次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开元八年（720），“加文学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新唐书·百官志》）。后来，命大文人张说主持此事。开元十三年（725），召张说等人宴于集仙殿，遂改名为集贤殿，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以张说为集贤殿大学士，张说请求去掉“大”字，诏许之。并且定制“五品已上官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每宰相为学士者，为知院事，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旧唐书·职官志》）。陆续还设置了修撰官、校理官、中使、孔目官、知书官等官职，属于吏职的有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拓书手六人，画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典四人。这样便使得集贤院成为国家最大的图书整理及收藏机构，在开元时期其规模一度超过了秘书省，并且规定：“集贤院学士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唐六典》卷9《集贤殿书院》）
经过玄宗君臣的努力，集贤院整理抄写甲、乙、丙、丁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集贤院所藏图籍不仅书写用纸质量很好，而且装潢也非常讲究，所谓“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皆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旧唐书·经籍志》）。这是唐朝各个时期国家收藏图籍最高的一个数据，安史之乱以后，两京沦陷，图籍散佚，便再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此外，这也是我国自汉代以来国家收藏典籍最多的一个时期。据载，西汉国家收藏典籍为33900余卷。汉末动乱，散失严重，东汉建立后，大力搜集，部帙渐增。董卓之乱，迁都长安，载书之舟，沉于黄河，至西晋时，虽经搜求，最多时也不过27945卷。永嘉之乱，晋室南渡，所存官书仅区区3014卷。经过南朝诸帝的收集整理，至南齐时，达到了18010卷。梁元帝时，图书最多，共计70000余卷，这是包括佛道之书在内的数字。隋朝统一全国以后，秘书监牛弘奏请搜集散落在各地的图籍，并编成目录，计有30000余卷。因此，唐朝能在开元年间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须知此时雕版印刷技术尚未用来印书，公私藏书皆为手抄，这和宋代以来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二）《唐六典》的修撰
《唐六典》是我国盛唐时期编撰的一部国家行政法典，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相当完备的综合性行政法典，对中国后世诸王朝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亚洲许多国家也曾借鉴过它，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很高的法学价值和史学意义。
这部典籍的编撰开始于开元十年（722），当时由起居舍人陆坚负责此事。“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新唐书·艺文志》）其编撰原则玄宗也确定了，这就是“错综古今，法以周官，勒为唐典”（《全唐文》卷765）。也就是说唐玄宗亲自确定了该书的内容、体例和编撰原则。由于这个要求颇高，使得《唐六典》的编撰十分艰难，前后历时十余年，数易主持人，才得以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完成。先后主持此事的有陆坚、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等五人。
《唐六典》最终的撰修体例，形式上取玄宗“六典”之名，实则仿照《周礼》之六官，以唐代各机构各级职官为纲目，又以唐代颁行令、式为内容，以职官沿革为注，从而创构了规模宏大、纲目清楚、叙述规范的典制编纂体例，成为“会典体”典制体裁的创始之作。其内容丰富、创意独具的自注与正文互为经纬，动态地记载一代典制的崭新记述方法，为后世典制专著创造性地运用自注做出了良好的范式。这种撰修的体例比较贴近玄宗所规划的理想化构想，但是却与玄宗本意不符，玄宗所说的六典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典章制度，几乎囊括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要将它们逐一编修纂集为一册，实非易事。此外，玄宗要求“法以周官”，即以《周礼》六官之制作为唐典的经络框架，而唐朝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度却与《周礼》是完全不同的体系，致使编撰官员历时数年也确定不了编撰体例与内容，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这也是此书编撰历时十七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六典》共三十卷，正文包括唐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机构建置和官吏任用制度，注文主要叙述了各种机构及官职的历史沿革。其内容主要包括：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为训导、论道之官，是中央的最高顾问。
三省：即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由这三个部门组成最高决策机关，其中中书省为出令机关，门下省为审议机关，尚书省为行政中枢机关。在唐朝前期，由三省长官组成政事堂，为最高决策机构，后改名为中书门下。尚书省下辖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每部下辖四司，共二十四司，六部二十四司为中央行政管理机关。
九寺五监：为中央政府的事务性机构，指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等五监。
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下设三院御史，即台院之侍御史、殿院之殿中侍御史、察院之监察御史。
此外，还有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十六卫、太子东宫、诸王府、公主邑司等各种机构。在地方上有府、州、县，还有都督府、都护府等各级机构。
《唐六典》与普通的职官类典籍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通过古代国家立法的形式而产生的，并且将令、式等行政法规加以综合和条理，分别写入各条制度之下，展现了唐朝的政权组织形式以及各级机构职能和官吏任用的详细规定，所谓“一代典章，厘然具备”（《四库全书总目》卷79）。
《唐六典》撰成以后，后世对其是否颁布施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争论颇为激烈。大体上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唐六典》修成后保存在集贤书院，并没有颁布行用；另一种观点综合开元以来的各种史实，认为它实际上已被历朝所施用；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唐六典》部分地被执行了，只是没有“事事遵用”而已（《四库全书总目》卷79）。现在看来，这三种观点中以第二种比较可靠，《唐六典》不仅在开元以后频繁地被施用，而且在五代、两宋时期也经常被作为行政法规而遵行。
三、泰山封禅大典
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最为隆重的典礼莫过于封禅泰山。封禅泰山是自秦代以来帝王们最为向往的一件大事，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以及唐高宗都先后封禅于泰山，因此封禅泰山便成为显示强大国力和四海升平的一个重大典礼，每一个统一王朝的君主无不期望能够到泰山封禅。其实在名山大岳举行封禅并非仅限于泰山，武则天就曾封禅于中岳嵩山，也有人奏请玄宗封禅华山，只是自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后，加之泰山为五岳之首，遂使得泰山封禅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名山大岳。
什么叫封禅？唐人裴光庭说：“封禅者，所以告成功也。”（《新唐书·裴光庭传》）即表示帝王受命于天，使天下大治，特向天神地祇告知也。那么，什么叫成功呢？裴光庭也有一个解释：“夫成功者，德无不被，人无不安，万国无不怀。”正因为封禅具有这样的意义，那些自认为具有文治武功、获得太平盛世的帝王，无不希望通过举行封禅大典以粉饰太平，宣扬君权神授。
贞观五年（631），天下一统，唐朝也征服了东突厥，四夷来朝。于是赵郡王李孝恭上表，请求举行封禅之礼，随后荆州都督武士彟也上表请求封禅。次年，“年谷屡登，群臣上言请封泰山”（《唐会要》卷7《封禅》）。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唐朝的社会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民物凋残”，所以都未能举行。贞观十一年（637），群臣又一次上表请求封禅，太宗命秘书监颜师古撰定《封禅仪注书》，又命房玄龄、魏徵、杨师道博采众议，确定为永式。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下诏封禅泰山，命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车驾已行至洛阳，这时天空中出现了彗星，起居郎褚遂良上表认为不便东行，“太宗深然之，下诏罢封禅之事”（《旧唐书·褚遂良传》）。贞观二十一年（647），又一次下诏封禅，结果因为泉州海溢而没有成行。终太宗之世，始终没有能够举行封禅大典。后来，到了乾封元年（666），唐朝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于是高宗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然而后世对这位皇帝的此次行为却多有非议，认为他的功业远不及太宗，只是依靠其父的鸿业继续了贞观时期的政策才得以维持统治。这样一位美德稍逊的皇帝却成功地“封岱礼天”，而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却因为社会经济条件所限，未能举行这种旷世大典，实在有些遗憾。
唐玄宗取得了开元之治的成功，使得大唐帝国达到了鼎盛，自然有资格封禅于泰山。最早提出举行封禅大典的是崔日用。早在开元初，崔日用任吏部尚书，“尝采《毛诗》大雅、小雅二十篇及拟司马相如《封禅书》，因玄宗生日表上之，以申规讽，并述告成之事。玄宗省表嘉叹，赐衣一副、帛五十匹，以酬其意”（《册府元龟》卷523）。但那时玄宗刚刚励精图治，事业未成，举行封禅大典的条件还不成熟，故玄宗只能赐其物以表示鼓励。开元十二年（724），经过十几年精心治理，社会平稳，连年丰收，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这年文武百僚、各地朝集使及皇亲和四方文学之士，纷纷上书及献赋，请求举行封禅，前后达千余篇。仅这年闰十一月就有四次上书，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张说。在大家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中，玄宗也有些飘飘然，其好大喜功的心理在这种风潮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是应朝野一致的请求，同意举行封禅大礼了。
开元十三年（725）十月，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文武百官、四夷酋长、护驾军队，连同运送各种物资的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百里。数万匹马，各以同一毛色为一队，远远望去，宛如云锦。全程共计行走了二十五天，十一月六日抵达泰山脚下。九日，玄宗率众登山，为了不打扰灵山宝地的清净，玄宗命大队人马留在谷口，自己与宰相、诸王及礼官登上山头。在泰山上下行道上布满了卫兵，仪卫环列百余里。玄宗在山上过了一夜，十日清晨正式举行封禅之礼，在山上封台前坛祭拜昊天上帝，以唐高祖配享。玄宗为首献，邠王为亚献，宁王为终献。礼毕，将盛有玉册与玉牒的两个玉匣藏于祭坛之石室。然后又在封台东南方的一座燎坛点燃了事先堆积的柴草，火势冲天而上，顿时庆云纷纷，欢呼之声震天动地，群臣卫士大呼万岁，欢呼之声传遍泰山上下。
以上礼仪称之为“封祀”，结束以后，回到山下。次日，举行“禅社首”大典。社首山是泰山西南方向的一座小山，相传周成王封泰山时禅于社首，唐高宗也曾禅于社首，玄宗因袭旧制，也在此山举行了禅社首的典礼。在社首举行的是享皇祇的典礼，即祭祀地神。所谓封禅之礼，就是指封泰山、禅社首的祭祀天地的大典。
所有这些礼仪结束之后，玄宗还接受了文武百官、二王之后、诸州朝集使、四夷首领、使者、文士儒生的朝觐，所谓“四方诸侯，莫不来庆”（《旧唐书·礼仪志》）。同时，玄宗还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并大赦天下。十四日，玄宗率领大队人马离开泰山，踏上了归途。
唐玄宗封禅泰山不仅是唐代几次封禅大典中规模最大的，而且在历代封禅活动中也是规模最为隆重的一次，支撑这一盛大典礼的是大唐王朝强大的国力和繁荣的文化，因而在后世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所展示的礼仪对后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四、防范宗室诸王
（一）外任刺史
唐玄宗李隆基亲眼目睹了武则天以来唐朝宗室内部为争夺皇位而展开的多场殊死斗争，又对唐初太宗与李建成之间的血腥屠杀非常熟悉，他深知对其地位威胁最大的不是来自外部，而恰恰是李唐皇室内部。当年太平公主阴谋动摇李隆基太子地位时，姚崇、宋璟等人就请求将李成器与李成义外任为刺史，“以绝谋者之心”（《旧唐书·让皇帝宪传》）。玄宗对这一点当然也是了然于心的。所以当他发现重臣张说私入岐王之家时，立刻贬其为相州刺史，目的就在于防范朝廷大臣与诸王交结而危及皇位。
开元二年（714）六月，玄宗命宋王李成器为岐州刺史，申王李成义（后改名李）为豳州刺史，豳王李守礼为虢州刺史。次月，又命岐王李范为绛州刺史，薛王李业为同州刺史。这一次任命诸王为刺史与当年唐太宗任命诸王为刺史的目的颇为不同，太宗的目的是为了屏藩皇室，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颇有些“封建制”的意味；而此次玄宗外任诸王为刺史，却是出于防范诸王危及皇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规定诸王不能亲掌政务，州务由长史、司马等上佐主持。同时他又规定诸王中每季必须有二人入朝，循环往复。表面上是为了强化兄弟友悌之情，其实是为了便于了解诸王动态，杜绝诸王与朝臣的联系，尤其是防止功臣与诸王交结，以免他们利用诸王特殊的身份搞不利于自己的活动。
玄宗外任诸王为刺史只是在开元初期一度施行过，待到其地位巩固，政治局势稳定后，便不再实施了。开元七年（719），他便陆续将诸王召回京师。首先召回的是宋王李成器，并改封宁王。次年，又相继召回了岐王、薛王、申王等。开元九年，将豳王召回长安。至此，外任都督、刺史的诸王已全部都回到了长安。玄宗的这一举动并不表示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诸王的戒备，而是他根据政治局势的变化采取了另外一种防范措施。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面的小节中论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二）天子友悌
在唐代诸帝中，与兄弟之间关系比较亲密的当属唐玄宗，对兄弟、诸子防范最严的也是唐玄宗，这种看似矛盾的关系却实实在在集中于其一身。
由于玄宗以非嫡长子的身份而登上了皇帝宝座，这便使他不能不对其兄弟产生猜忌之心，史书中明确记载：“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资治通鉴》卷212）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暗中做的事，表面上与诸王还是保持友悌的关系，故史载：“天子友悌，近世无比。帝既笃于昆季，虽有谗邪交构其间，然友爱如初。”（《册府元龟》卷47）如果玄宗与兄弟的关系真的亲密无间，何人敢进谗言？正因为其心存猜忌，才给人以可乘之机。不过，表面上玄宗与兄弟之间的确表现得十分亲密。
武则天统治时期，赐睿宗诸子宅第，当时号“五王宅”，玄宗的青少年时期就是与诸兄弟一起在五王宅里度过的。玄宗即位后，为了表现兄弟之情依然如故，又搞出了一个“五王帐”。史载：“帝友爱至厚，殿中设五幄，与五王处，号五王帐。”（郑处诲《明皇杂录》逸文）后来，由于五王宅所在的隆庆坊扩建为兴庆宫，于是在兴庆宫附近给诸王赐宅，赐宁王、薛王宅于胜业坊，赐申王、岐王宅于安兴坊，“环列宫侧”。这样就可以仍然保持兄弟共居的格局。玄宗在兴庆宫西修建了“花萼相辉之楼”，其南建了“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球、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所至辄中使劳赐相踵，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新唐书·让皇帝宪传》）。
在玄宗诸兄弟中，以其兄长宁王李成器（后改名李宪）最为恭谨畏慎，从未干政或与人结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宁王是嫡长子，当年立李隆基为太子时，他极力推让，才使其得遂心愿。正因为宁王身处嫌隙之地，所以不得不谨慎小心。他每日饮酒作乐，且酷爱音乐，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亲自挥汗击鼓，所读之书乃龟兹乐谱。所以玄宗对宁王最为敬重，曾将所获仙药与之分享，并写信对他说：“今持此药，愿与兄弟共之，偕至长龄，永永无极也。”（《新唐书·让皇帝宪传》）每年宁王过生日，玄宗都要亲赴其宅表示祝贺。平常也经常赐物，尚食所造酒馔及四方所献酒酪异馔，也赐给兄弟分享。宁王曾经把一年之中玄宗所赐之物抄成目录送交史馆，竟达数百纸之多。宁王晚年患病，御医及赐物之使相望于道，有一僧医治宁王疾稍有成效，玄宗大喜，赐以绯袍、银鱼袋。玄宗给宁王的封户累计更是高达五千五百户。开元二十九年（741），宁王因病死去，终年六十三岁。玄宗失声恸哭，认为宁王有推让天下之功，“非大号不称，乃追谥让皇帝”，赠其妃为恭皇后，号其墓为惠陵。
为了表示对其他兄弟的友爱，玄宗还给他们几乎每人都赠谥了太子称号。在其他历史时期存在过这种情况，在唐代也早有追谥太子的先例，但是像玄宗这样广泛的追谥却是极为罕见的。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申王李病死，玄宗追赠其为惠庄太子。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岐王李范病故，玄宗追赠其为惠文太子。开元二十二年（734）七月，薛王李业病逝，玄宗追赠其为惠宣太子。玄宗兄弟共六人，长兄宁王已追谥为让皇帝，幼弟汝南王李隆悌早亡，睿宗即位后追赠王爵。玄宗追赠其兄弟为太子的行为，对于和睦皇族内部关系、稳定政治局势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为后世诸帝做出了榜样。
在唐太宗的兄弟中，有李建成与李元吉死于玄武门之变；唐高宗的兄弟或被诛杀，或遭贬黜，善终者不多；唐中宗共有四子，皆死于祸乱之中；唯有唐玄宗能善待兄弟，从而使唐睿宗诸子多获保全，与先前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不能不说是唐玄宗坚持友悌的一个善果，受到了后世的赞扬。如宋人评论说：“睿宗有圣子，一受命（指玄宗），一追帝（指宁王），三赠太子，天与之报，福流无穷，盛欤！”（《新唐书·三宗诸子传》）
（三）十王宅与少阳院
在唐代前期，诸皇子年长后多令出阁，甚至外任刺史、都督，只有年纪幼小的皇子才不令出阁。如高宗在贞观中被封为晋王，因其是长孙皇后所生的最幼子，太宗怜之，不令出阁。高宗时，睿宗为豫王，是武则天所生的最幼子，也不令出阁。中宗时，谯王李重福出任外州刺史，李重俊为太子，李重茂因年幼而不出阁，后来在李重俊死后竟然被立为皇帝。睿宗诸子，也就是玄宗和他的兄弟们，封王后也是出阁的，例如李隆基就曾担任过潞州别驾之职。他本人当了皇帝之后，其兄弟们也都是出阁的。
玄宗即皇帝位以后，因为诸子年纪尚幼，所以皆未出阁，而是居住在皇宫之内。年纪渐长封王以后仍不令出阁，而是在长安安国寺东紧靠苑城另建了一座大宅，将他们安置于其中。《新唐书·十一宗诸子传》曰：
开元后，皇子幼，多居禁内，既长，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所谓庆、忠、棣、鄂、荣、光、仪、颍、永、延、盛、济等王，以十，举全数也。中人押之，就夹城参天子起居。家令日进膳。引词学士入授书，谓之侍读。寿、信、义、陈、丰、恒、凉七王就封，亦居十宅。鄂、光废死，忠王立为太子，庆、棣继薨，唯荣、仪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
之所以称“十王宅”，举其全数，最初应为十二王，后来又加进来了几个王，于是便称之为“十六宅”。无论是十王宅还是十六宅，或者叫十六王宅，都不是指确切的人数。十六宅位于长安城东北角，北面紧靠小儿坊，西面为安国寺，位置在今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至省金属结构厂之间，长缨路东西横贯其中。其东面紧靠夹城，通过夹城可以直入大明宫或兴庆宫，所谓“就夹城参天子起居”，就是指他们顺着夹城入宫向皇帝问安。由于这些亲王均同居一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住在各自的王府内，按照唐制，每个王府各置有僚属，而这些僚属又不能住在十六宅内，只能住在外坊，上面所说的“府幕列于外坊”就是这个意思。由于亲王与其府僚并不能相见，只能每年四时向各自的主人通名问安而已，遂使这些所谓的王府官全都成为闲散之职。这些亲王的饮食由家令统一供给，学习由侍读负责，并且有宦官专门管理十六宅的事务，唐后期称之为十六宅使。如此严格的措施，不但将这些皇子们与朝臣隔离，从此远离政治，而且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成为金丝笼中的小鸟。自从唐玄宗兴建了十六宅以后，此后的皇帝大都不再放诸王出阁，而是将他们集中安置在十六宅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不成文的制度，终唐之世没有变化。
在这一历史时期还出现了所谓百孙院的建筑。这些亲王长大以后自然要纳妃生子，据载玄宗共生子三十人，所以其孙是非常多的。这些人都与其父居住在十六宅显然不可能，也无法容纳，于是便在其外另建府宅以安置之。关于这个问题，《旧唐书·凉王璿传》记载说：
外诸孙成长，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每岁幸华清宫，宫侧亦有十王院、百孙院。宫人每院四百，百孙院三四十人。又于宫中置维城库，诸王月俸物，约之而给用。诸孙纳妃嫁女，亦就十宅中。
玄宗在很多年份里都要在华清宫度过冬季，通常于十月驾幸华清宫，第二年春季返回长安。因此在华清宫也建有十六宅和百孙院，皇帝驾幸华清宫时，这些皇子皇孙也要随同前往。为他们服务的宫人也是很多的，每院四百人，前面已经说过，诸王是分院而居的，为十几个王服务的宫人总数即达数千人之多。这还不包括百孙院的宫人，每院三四十人，一说是二十四人，总数亦有数千人。在经济上玄宗也对这些皇子皇孙进行了控制，他们所得的月俸都通通收藏于宫中的维城库，集中供用。这些皇子皇孙封王后，照例还要赐给数量不等的封户，这部分的收入是否也入维城库，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既然自己的月俸他们都不能自由支配，那么这部分收入很可能也是要入维城库的。
除此之外，这些皇子皇孙的婚姻也不能自由，《新唐书·十一宗诸子传》说：“太子、亲王、公主婚嫁并供帐于崇仁之礼院。”也就是说由崇仁礼院统一经办其婚礼。可是由于皇子皇孙人数太多，皇帝也不可能一一关照，致使其婚姻问题往往不能及时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要向一些有权势的人行贿，如杨贵妃的姐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就是这样的人，她们控制着皇子皇孙的婚姻。史载：“十宅诸王及百孙院婚嫁，皆以钱千缗赂韩、虢使请，无不如志。”（《资治通鉴》卷216）即通过她们向玄宗反映，才能如愿婚娶。到了后来，旧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即诸王所生的女儿因为无人关心，而他们的父母虽有心而无力顾及，以至于年纪渐大却迟迟不得婚配。所谓“其女嫁不以时，选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赂自达”（《资治通鉴》卷238）。这里所说的宦官，就是指掌管十六宅和百孙院的宦官，要给他们行贿才能够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因为这些人掌握着向皇帝反映问题的话语权，可以提醒皇帝该给哪些人解决婚姻问题了。到了唐宪宗统治时期，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元和六年（811），以至于宰相出面向皇帝奏请要求解决诸王之女的婚姻问题，于是“诏封恩王等六女为县主，委中书、门下、宗正、吏部选门地人才称可者嫁之”（《资治通鉴》卷238）。
不仅诸王如此，连太子也同样受到了严格的管制。在玄宗以前诸帝统治时期，太子皆居于东宫，而且在东宫还建立了一套职官制度，关于这个问题在第一章已有专门的介绍。此外，东宫还统领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这就是十率府下辖的诸军府及其军队。可是到了玄宗统治的开元年间，却不允许太子再在东宫居住，所谓“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太子之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则同亲王、公主”（《唐会要》卷5《诸王》）。也就是说，皇帝住在长安，太子就居住在皇宫中之别院；皇帝外出，他就住在皇帝所居的附近院落，而很少再像唐前期那样留太子在京师监国。这种做法后来也形成了制度，玄宗以后诸帝凡立太子多不居东宫，而是住在少阳院。关于少阳院的称呼始于何时，史书缺载，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李泌曾说：“太子自贞元以来常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资治通鉴》卷233）可能在肃、代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一称呼，最迟不会晚于唐德宗贞元三年。少阳院位于大明宫内，在浴堂殿之东，温室殿西南。这是指在长安的少阳院，其实在皇帝乘舆所幸之处，太子所居的地方都可称为少阳院。
唐玄宗时期创立的十六宅、百孙院、少阳院（当时尚无这一称呼），表面上看似乎体现了皇帝对皇子皇孙的关爱，其实质却是出于对其防范的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一做法被沿袭下来，并且制度化了。
五、宠臣与中官
（一）王毛仲其人其事
在开元时期最得宠的臣子无过于王毛仲、张、王琚等数人，其中最得宠者乃是王毛仲。此人本是高丽人，其父曾任游击将军，因犯法被收为官奴，后生王毛仲，长期在临淄王府为奴。李隆基任潞州别驾时，他也曾跟随赴任。当时还有一个奴隶名叫李守德，善于骑射，被李隆基买来与王毛仲一同侍从左右。不过王毛仲聪慧灵巧，善于猜度主人心思，因而更受李隆基的宠信。李隆基从潞州回到长安后，见朝政混乱，韦氏专权，遂秘密结交禁军将领，经常与他们在一起饮酒作乐，赐赠金帛财物。王毛仲与李守德陪同左右，因此深知李隆基的心思。于是他也主动结纳禁军中人及豪杰之士，得到了李隆基的赏识。
李隆基决定举兵诛灭韦氏之党时，李守德紧随李隆基左右，而王毛仲却担心事如不成会牵连到自己，因此藏匿不出。政变成功后数日，王毛仲才公开露面。李隆基也没有责备他，还奏授其为将军，可见宠信之深。李隆基为太子时，将立功的左右万骑营扩编为左右龙武军，与左右羽林军号称“北门四军”，命葛福顺等人分押之。同时又命王毛仲专掌东宫驼马鹰狗等坊，未逾一年遂升任其为大将军，官至三品。在铲除太平公主集团的斗争中，王毛仲立有大功，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进封霍国公，实封五百户，在立功数人中封赏最厚。
王毛仲为官奉公正直，不避权贵，“两营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惧其威，人不敢犯”（《旧唐书·王毛仲传》）。唐朝的马政在贞观时期由张万岁掌管，一度发展很快，无论是监牧的扩大还是马匹数量的增加，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诸监牧所养之马达到七十余万匹。但是自武则天垂拱以来的二十余年间，“潜耗大半，所存盖寡”（张说《监牧颂》）。到开元元年（713）时，仅余马二十四万余匹。自从王毛仲在开元二年掌管马政以来，大力整顿监牧，调整人员，恢复张万岁时的规章制度，“群牧孳息，遂数倍其初。刍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回残，常致数万斛”（《旧唐书·王毛仲传》）。至开元十三年（725）时，马匹已增加到四十三万匹，十九年增至四十四万匹，牛羊增长达数倍之多。唐玄宗东行封禅泰山时，王毛仲从诸监牧抽调数万匹良匹随行，“每色为一队，望如云锦，玄宗益喜”（《旧唐书·王毛仲传》）。这些政绩的取得是与王毛仲的努力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玄宗授其为开府仪同三司，这是一种文散官衔，从一品，是文散官的最高一级，自玄宗即帝位以来的十五年间共授给四人此官，其余三人是皇后之父王同皎及名相姚崇与宋璟，王毛仲能与他们同列，玄宗对其宠信于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玄宗还追赠王毛仲父为益州大都督，两个妻子均授予国夫人的邑号。其子尚在童稚就授予五品官，长成后令其与太子同游。
玄宗还赐给王毛仲大量的财物、驼马、奴婢和房宅。王毛仲嫁女，朝中百官皆前往祝贺，玄宗问其还有何要求，王毛仲说：“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玄宗问道：“难道张说、源乾曜辈也不肯前来吗？”王毛仲回答说：“他们都已来了。”玄宗道：“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王毛仲说：“然。”玄宗笑着说：“我明日帮你召客。”次日，玄宗对宰相们说：“朕的家奴王毛仲有婚事要办，你们与朝中达官皆要前去祝贺。”迫使宋璟及众臣皆前往王毛仲家为其捧场（《资治通鉴》卷212）。据《旧唐书·王毛仲传》载：“每入侍宴赏，与诸王、姜皎等御幄前连榻而坐。玄宗或时不见，则悄然如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有至日晏。”王毛仲妻产子，因夏季天气炎热遂借皇家内苑亭子纳凉，玄宗也答应了。
正因为玄宗对王毛仲过分宠信，致使其逐渐养成了一股骄气，即使对宫中的宦官也不以为礼，甚至贵近如杨思勖、高力士者也视若无人，“甚卑品者，小忤意，辄詈辱如童仆。力士等皆害其宠而未敢言”（《资治通鉴》卷213）。不仅如此，连玄宗派到其家宣诏的使者，王毛仲也不为礼，位卑者，“或踞见，忤意即侮谇，以气凌之，直出其上”（《新唐书·王毛仲传》）。王毛仲还与葛福顺结为儿女亲家，禁军诸将见王毛仲奏请无不应允，纷纷投靠，得其恩惠者不在少数，故“进退随其指使”。王毛仲如此骄横，又与禁军诸将关系亲密，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惕。吏部侍郎齐浣曾对玄宗说过：“福顺典兵马，与毛仲婚姻，小人宠极则奸生，若不预图，恐后为患，惟陛下思之。况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谨慎，又是阉官，便于禁中驱使。”（《旧唐书·齐浣传》）加之与王毛仲关系亲密的李守德、唐地文、王景耀、高广济等数十人，倚仗王毛仲的势力，所为多不法，也引起了不少朝臣的忧虑。
万骑将军马崇正白昼杀人，被法司捕获，王毛仲却极力营救，全然不顾国家法度，引起玄宗的不满，但却隐忍不发。王毛仲又自请任其为兵部尚书，没有如愿，心生怨恨。
王毛仲妻产子三日，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前往宣诏，赐其子五品官及大量的金帛酒馔。高力士回来后，玄宗问曰：“毛仲喜乎？”对曰：“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玄宗大怒曰：“昔诛韦氏，此贼心持两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高力士乘机进奏说：“北门奴，官太盛，相与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胡三省注曰：“王毛仲、李守德皆帝奴也。又葛福顺等皆出于万骑。中宗以户奴补万骑，故云然。”（《资治通鉴》卷213）玄宗因为其党势力较大，不愿轻举妄动，还要等待时机。
开元十九年（731），王毛仲向太原军器监索取兵器甲仗，太原府少尹严挺之将此事急奏玄宗，使得玄宗不得不对王毛仲采取断然行动。为了避免其党因震惊而狗急跳墙，玄宗并未谴责他的这一行动，只是以其心怀怨望、骄横不法的罪名，将其贬为瀼州员外别驾，葛福顺贬为壁州员外别驾，唐地文贬为振州员外别驾，李守德贬为严州员外别驾，其余诸人也纷纷贬出朝廷，王毛仲的几个儿子守贞、守廉、守庆、守道等皆贬到边远州郡任判司。不久，玄宗又下令将王毛仲处死于途中，从而铲除了朝廷的这一潜在隐患，有利于政局的继续稳定。
（二）高力士名位俱隆
高力士，潘州（今广东茂名）人。他本是十六国之一的北燕皇室后裔，原名冯元一，北魏灭亡北燕时，其宗室的一支在冯业的率领下，于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渡海南下，投奔南朝刘宋政权，被任命为新会（今广东新会北）太守。自冯业之后，其子冯、其孙冯融，三世为守牧。为了能够得到当地土著的支持，冯融为其子冯宝聘娶岭南豪族冼氏之女为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冼夫人，她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割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冼夫人之孙冯盎扫平动乱，占据了岭南二十余州。唐朝建立后，冯盎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归顺了唐朝，被封为吴国公、高州总管，其诸子分别为岭南诸州刺史。在唐朝初期，冯氏家族在岭南势力很大，所谓“奴婢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旧唐书·冯盎传》）冯元一的祖父冯智玳、父亲冯君衡先后任潘州刺史，其家长期居住在潘州，故旧史记载说高力士（冯元一）为潘州人，也是有道理的。
冯氏家族在冯君衡时遭到沉重的打击。武则天为打击岭南的地方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在长寿二年（693）将冯君衡罢官，家产抄没。冯元一当时年仅十岁，便被没为官奴，与家庭分离了。五年后，即冯元一十五岁时，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所获，献入宫中，当了小宦官。“后因小过，挞而逐之，内官高延福收为假子。”（《旧唐书·高力士传》）经过高延福的活动，武三思在这方面也出过力，年余，遂又将其召入宫中，继续当宦官。冯元一改名高力士，当是在其认高延福为养父时。
唐中宗统治时期，政事混乱，高力士遂投靠了临淄王李隆基，《旧唐书·高力士传》说：“景龙中，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接以恩顾。及唐隆平内难，升储位，奏力士属内坊，日侍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内给事。”所谓“唐隆平内难”，就是指诛灭韦氏的斗争；“升储位”，指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内坊为太子东宫所属的宦官机构，高力士到这里任职，从此以后便名正言顺地成为李隆基的亲信了。
此后，高力士还参加了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斗争，因功升任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高力士文武全才，据记载他曾担任过宫教博士之职，此职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不可能胜任的。其《墓志铭》记载说：“令受教于内翰林，学业日就，文武不坠，必也射乎。五善即闲，百发百中。”可见高力士的学识来自于宫廷教育。高力士的射术达到了百发百中的程度，另据其《神道碑》的记载，有一次曾一箭射中双雕。正因为高力士具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够数次参与平定内乱的战斗。
唐玄宗即位以来，高力士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历任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迁冠军、镇军、辅国、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齐国公，累充内飞龙大使、开漕使等官职。权力也很大，所谓“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也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旧唐书·高力士传》）这一时期的许多将相能够身致高位，都与高力士有关，如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无不如此。由于高力士权势甚大，太子呼其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其为“阿翁”，驸马辈呼其为“爷”。平时高力士在玄宗寝殿侧帘帷中休息，在殿侧另建一院，为高力士修功德处，“雕莹璀璨，穷极精妙”。
高力士家富于财，资产殷厚，即使王侯也难以比拟。他曾在长安来庭坊建造宝寿佛寺，又在兴宁坊造华封道士观，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宝寿寺钟铸成时，高力士举办斋会庆祝，举朝官员全都到场。凡击钟者，击一杵施钱百贯，有人击二十杵，少者亦击十杵。他还在京郊建造水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旧唐书·高力士传》），获利无数。
开元初，高力士娶吕玄晤女为妻，此女容貌美丽，因为这个原因，吕玄晤得以充任少卿、刺史等高官，吕氏其他子弟亦官至亲王傅。后来吕夫人死，葬长安城东，葬礼甚盛。无论是朝廷大员还是地方长吏，无不争先致祭，从城中高力士宅至东郊墓地，车马充溢，络绎不绝。
高力士虽然富贵满盈，但并不骄盈自满，为人谦虚谨慎，小心翼翼地侍候着皇帝。他善于察言观色，分析形势，如果有风险，虽亲爱者临覆败也不营救。不过高力士一生也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有时敢于向玄宗进谏。如太子李瑛死后，宰相李林甫力主立寿王李瑁为太子，李瑁排行第十八，又无突出的才干和功劳，因此玄宗犹豫不决，寝食难安。高力士遂劝其立忠王李玙为太子，因为李玙在玄宗现存诸子中年纪最长，从而平息了一场纷争。玄宗晚年倦于政事，曾打算将政事交给宰相李林甫。高力士却认为天下大权不可轻易交给他人，一旦养成威势就无可挽回了。玄宗听后虽然不乐，但却自此打消了交权的念头。玄宗命高力士到民间为太子选美，高力士认为如果在民间选美，势必惊动百姓，致使社会动荡不安，认为不如从掖庭局选取数名白皙貌美之女，得到了玄宗的赞同。
高力士对玄宗忠心耿耿，为了维护其统治尽心竭力，除了参加过诛杀韦氏、太平公主集团的斗争外，在天宝十一载（752）还平定过一次内乱。这年四月，御史大夫、京兆尹王之弟户部郎中王焊与邢关系密切，邢密谋勾结龙武万骑杀龙武将军，然后举兵作乱，放火烧诸城门，杀死宰相及重要朝臣。事泄后，玄宗命王抓捕乱党，王以为其弟与邢在一起，迟迟不肯行动。他命人先招王焊回家，然后与杨国忠率兵包围了邢家。邢与数十人持弓刀突出格斗，并且相约只杀杨国忠所率之人而不杀王所率之兵。杨国忠见状，也不敢贸然动手，双方一时相持不下。这时高力士率飞龙禁兵四百余骑赶到，击斩邢，捕获其党，皆斩之，从而一举平定了叛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高力士保护玄宗安全到达西蜀。官军收复长安后，已是太上皇的玄宗又与高力士一同返回长安，住在兴庆宫中。由于唐肃宗的宠臣大宦官李辅国从中作梗，调唆肃宗将其父迁移到太极宫居住。李辅国亲率射生军五百骑露刃拦道，强迫玄宗迁移。高力士见状，叱令李辅国下马，强迫他与自己共同护卫玄宗移往太极宫。因为这个原因，李辅国对高力士恨之入骨，设法将高力士流放到巫州（今湖南黔阳县西南黔城镇），时在上元元年（760）六月。
唐肃宗宝应元年（762），高力士遇赦返家。六月，得知玄宗离世的消息，悲伤过度，身患重病。八月，死于返回途中的朗州（今湖南常德），终年七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