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根谭》说：“人之际遇有齐与不齐，而能使己独齐乎？己之情理有顺不顺，而能使人独顺乎？”要理解“己之际遇之不齐”和“人之情理之不顺”之类的伦理心理问题，实践《中庸》“以人治人，改而止”，有一个“方便法门”：“相观对治”。
“相观对治”可分为“相观”和“对治”两个环节。
（一）“相观”：“第三只眼”看世界
“相观”就是用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观点看问题，这里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恒也。”
对这一段话所表述的相对论的观点，一般没有异议；有异议的是第一句话。林语堂先生这样翻译：“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观念就跟着产生；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不善的观念也就产生了。”这样理解总觉得有点望文生义，与后文的联系疙疙瘩瘩。其实，直译这句话，意思更为清楚，“以天下人皆知的美为美，这就是恶；以天下人皆知的善为善，这就是不善。”因为这是绝对化，是单向度思维，其结果必然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到一定时候，“美”也就成了“恶”，“善”也就成了“不善”。与此类似，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等等，也都是相生相成的。《菜根谭》分析人的动机：“为恶畏人知，恶中尚有善念；为善急人知，善处尚有恶根。”这是相对论的例子：从恶中看到善，从善中看到恶。
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件事：林清玄青年时代做记者时，曾报道过一个小偷作案手法非常细腻，犯案上千起，文章的最后情不自禁感叹：“像心思如此细密、手法那么灵巧、风格这样独特的小偷，做任何一行都会有成就的吧！”林清玄不过是以“第三只眼”看他，没有沿袭以“天下之恶为恶”的惯例，从恶中看到一丝善；可不曾想到，他20年前无心写下的这几句话，竟影响了一个青年的一生。当年的惯偷后来是台湾几家羊肉店的大老板了！在一次邂逅中，这位老板诚挚地对林清玄说：“林先生写的那篇特稿，打破了我生活的盲点，使我想，为什么除了做小偷，我没有想过做正当的事呢？”从此，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并获得了人生和事业的成功。
对一个看来无可救药的惯偷，林清玄一句恶中见善的欣赏与善良，一句有中见无的心灵的叹息，点亮了小偷的心，激起了他重新做人的信念。作家雨果说：“一颗心灵的叹息，能比一城的喧嚷道出更多的东西。”因为“心灵的叹息”有着人生和人性的悲悯，而“一城的喧嚷”是一片极端的声音。我们的犯罪心理学，只注意研究罪犯的犯罪动机，把他们当另类而漠视。如果我们的社会多一些林清玄，以善良之心去点燃罪犯心灵的盲区，或者能挽救更多迷失的心灵。
《菜根谭》说：“人有顽愚，要善为化诲，如忿而疾之，是以顽济顽。”人性是复杂的，“惯偷”与“大老板”原来是一个人，只是心灵的盲点后来成为亮点。所以，性格心理学有“两面人”的说法。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举了许多人性两面的例子。最受尊敬的西方哲学家卢梭有这样的反面：他对曾经救援过他的华伦夫人置之不理，听任她在贫病中死去；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托尔斯泰有这样的反面：他不肯认私生子，亲兄弟临死时也不愿去看一眼；对资本的罪恶深恶痛绝的近代哲学家罗素有这样的反面：他把自己的每笔收入都记在小本子上，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心绪不好时就掏出来阅读，他将这种俗气称为“有益的消遣”。
看看中国古代圣人孔夫子，他在《论语》中分明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之有也。”可同一部《论语》说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司马迁《孔子世家》记道：孔子56岁时获得鲁国大司寇的职位，脸上露出得意的颜色。他的门人讥诮他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说：“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连孔子这样的圣人都有“以贵下人”的高高在上的市侩面。
其实这些事情并不奇怪，生活中人有高雅面，也有低俗面；有善面，也有恶面……就像日子的白天和黑夜，硬币的正面和反面。问题是人的哪一个面是他性格的主导面，这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道理。所以，我们对人的认识不能绝对化，从社会的角度看，惩恶扬善是必要的；从人性的角度看，不能认死理。对人要有信心。
前些年某大学网上以“学生欠款”曝光“诚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有些数字极易催缴，譬如几十元、几百元，只要以书面形式告知本人，补缴并非难事。在欠费清单中竟有一半费用是已毕业学生的欠费，为何校财务在学生毕业前不清算？学生是否知晓自己毕业前欠款，具体欠款的项目是什么？学校将欠款名单链接在网页上公示前有无与学生协商？有意思的是，挂上网络的，居然有一笔3角钱欠款。这种“一刀切”的极端做法，表面上是反映了财务制度的严谨，实际上是对人文管理的嘲讽：蔑视学生自尊心，亵渎学生正当权益，影响了学生就业。
人文管理的原则就是“与人为善”。《菜根谭》说：“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些；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圣愚要包容得。”又说：“人有短处，要曲为弥缝，如暴而扬之，是以短攻短。”还说：“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此三者，可以养德，可以远害。”在今天这个法治时代，这些格言还适用吗？适用的，因为法律只管底线上的事。只要不践踏法律底线，人文管理仍然需要茹纳、包容、理解。茹纳、包容、理解来自“相观”的度量。某大学财务部如果既看到学生的问题，又看到自己的失职，就不会轻易搞“网上曝光”的时髦。
（二）“对治”：刚柔相济及其他
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说：“这世界凡事都一分为二，一半对一半，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好人一半，坏人一半；白天一半，夜晚一半。在这个‘一半一半’的世界里，想要求百分之百的圆满，几乎是不可能，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只有从这一半的人生，来影响另外的一半，用好的一半去影响坏的一半，才可能逐步走向圆满。所以，我们的心生病了，就要用‘心药方’来对治，例如，贪婪的毛病要用喜舍来对治，嗔恚的毛病要用慈悲来对治，愚痴的毛病要用智慧来对治，傲慢的毛病要用谦虚来对治，疑虑的毛病要用正信来对治，邪恶的毛病要用正道来对治。”
“对治”，是治心、治事的方法，以“相观”为前提。它的哲学依据是“相反相成”，通过系统中相反的因素的制约以实现系统功能的正常，其操作有点像“跷跷板”。
在我们的伦理生活中，有许多有普遍意义的“对治”，举要如下：
1.刚柔相济
中国传统文化根据乾天、坤地、太阳、月亮、白天、黑夜、男人、女人等对立统一的自然之理，将人性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种类型。中国文化认为“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是理想的人性美。
西方文化也有着类似的见解。例如荣格（Carl G。Jung）的“性原型”理论。荣格认为人的天性有两个侧面，他称之为阿妮玛原型（女性原型）和阿妮姆斯原型（男性原型）（anima/animus arche-types）。荣格说：阿妮玛原型和阿妮姆斯原型是一对联系在一起的原型。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别的性别的生理和心理的品质和特征。在生理水平上，每一性别都分泌其他性别的激素；在心理水平上，每一个人都以男性或女性的方式行动。换言之，一个妇女的人格包含着男性的成分（男性原型），而一个男人的人格则包含着女性的成分（女性原型）……这些原型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在于，二者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必须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必须表现出他的女性特征（如温柔体贴），而一个妇女则必须表现出她的男性特征（如敢作敢为），然而同时又要表现他或她各自的性别特征。除非一个人能够表现他或她天性的两个侧面，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健康的人性。
在荣格看来，人的天性中两个侧面如果不协调发展，就是说只发展男性原型或只发展女性原型，则必然削弱心理健康的基础，必然阻碍人格所有方面的充分发挥和表现。荣格的观点表明，理想人性品质不是一种单一的品质，而是由有对立性质的另一方来参与整合的复合品质，是“对立面的依存与联结”。
《论语》说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这就是“对立面的依存与联结”，这就是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或者可以通过补阙，其语言形式为“A而B”；或者可以通过泄过，其语言形式为“A而不B”。这种辩证的互补或辩证的肯定而形成“机制”，用中国文化术语说，就是“刚中有柔”（以柔克刚）、柔中有刚（以刚克柔）或刚柔相济。
中国文化的“刚”、“柔”究竟指哪些人格品质呢？作为哲学概念，确实难以具体言明，只能从对立统一的角度举一些例子。例如，如果“刚”指硬，“柔”就指“软”；如果“刚”指进，那么“柔”就指退；如果“刚”指武，那么“柔”就指文；如果“刚”指态度之矫强，那么“柔”就是与之相反的谦和；如果“刚”指治事的严酷和铁血，那么“柔”就是与之相反的厚道与温情；如果“刚”指做人的原则性，那么“柔”就是与之相反的灵活性；如果“刚”指雷厉风行的爆发性格，那么“柔”就指与之相反的韧性与耐烦，如此等等。中国古人将“刚柔”、“善恶”组成四种“德性”类型：“刚善为义、为直、为严毅、为干固；柔善为慈、为顺、为巽；刚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侫。”德性即人格品质。“刚恶”与“柔恶”为恶德，是不可取的；“刚善”或“柔善”是好的品质，但并不完善，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才完美，这就是刚柔相济。
《菜根谭》说：
节义之人济以和衷，才不启忿争之路；功名之士承以谦德，方不开嫉妒之门。
才智英敏者，宜以学问摄其躁；气节激昂者，当以德性融其偏。
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
好丑心太明，则物不契；圣愚心太明，则人不亲。士君子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使好丑两得其平，圣愚共受其益。
在《菜根谭》的这些语录中，刚，表现为“节义”、“功名”、“精明”、“急切”等，《中庸》所谓“发强刚毅”者；相反，柔则表现为“和衷”、“谦德”、“宽厚”、“优游”等，《中庸》所谓“宽裕温柔”者。
“刚柔相济”是成就事业的品质，是提升人格的方法。《周易》有言：“有刚则有功，有柔则有亲；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有这种品质的人，必然是性矫强而无暴虐，性谦逊而不卑弱；刚——剑不钝锋，柔——青松卓立；强而毅，韧而坚。这样的人在社会上能独立干大事，并且立得稳，立得久。
刚柔相济尤其具有教育学的意义，下面这些话值得回味：
事有急之不白者，宽之以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从者，纵之或自化，勿操切以益其顽。
亲人有过，勿暴扬，勿轻弃。
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
善启迪人心者，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毋强开其所闭；善移易风化者，当因其所易而渐反之，毋轻矫其所难。
遇冗剧事，处之常优游。因论《易》曰：常杂而不厌。若杂而厌，非所以为常。
柔远人，来百工；既来之，则安之。
优之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
以上出自《菜根谭》《晁氏客语》和《中庸》。
与“刚柔相济”类似，或者本身就属于“刚柔相济”，因其具有普遍意义而需要特别提出的“对治”还有：
2.以静制动
古人认为人性本静；人心由于情感因素，所以动。一向逐心去，即忘本性；一向守性，则无所作为。学道要心与性合：动中静湛，静中明觉，以静制动。《菜根谭》说：
念头昏散处要加提醒，念头吃紧时要知放下。不然，恐去昏昏之病，又来憧憧之忧矣。
冷眼观人，冷耳听声，冷情当感，冷心思理。热闹中着一冷眼，便省许多苦心思；冷落处存一热心，便得出许多真趣味。
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方可以弥意外之变；有事常如无事时镇定，方可解局中之危。
3.以闲应忙
人生在世，太闲则杂念横生，太忙则真性不见。无事时心易昏昧，宜寂寂而照以惺惺；有事时心易奔驰，宜惺惺而主以寂寂。空闲时百无聊赖之人，有事时最易心猿意马。所以，闲中不放过，忙处有受用。正确的态度是忙而不慌，闲而不荒，以闲应忙。其实，忙闲、动静、劳逸的相观对治是紧密联系的。《菜根谭》说：
忙处事为，常向闲中先检点，过举自稀；动时念想，预从静里密操持，非心自息。
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忙时要有休闲的趣味。身不宜忙，而忙于闲暇之时，亦可以警惕惰气。能忙处偷闲，闹中取静，乃安身立命功夫。
忙里要偷闲，须先向闲时讨个把柄；闹中能取静，须先从静里立个根基。不然，未有不因境而迁，随事而靡者。“把柄”、“根基”指心之主宰，行之皈依。
动中观物动，闲处看人忙。从容不迫来自胸有成竹。中国人讲忙里偷闲，闹中取静，劳逸结合，听起来虽然简单，内中却有一番超然的气度。《菜根谭》说：
天地尚无停息，日月且有盈亏，况区区人世，能事事圆满而时时暇逸乎？只是向忙里偷闲，遇缺处知足，则操纵在我，作息自如。
中庸文化中刚柔相济又与“方圆应世”联系在一起。方指原则性，是刚；圆指灵活性，即圆融，是一种柔性。就待人处世而言，中庸文化认为：处治世当方，处乱世当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当宽，待恶人当严，当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
中庸教人心存宽厚，以恬养智，以重持轻。忘恩负义，睚眦必报，诿过于人，一触即跳，白天唯愿牛斗架，晚上唯愿火烧天，以恶度人，看人笑话，此刻之极，薄之尤，宜切戒之。做人尤其要在“德”、“量”、“识”上下工夫，因为德随量进，量由识长。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识。宽厚来源于人的气量。有容人容物的心理空间，则做人自然宽厚。气量来源于识见，识见小则气量小。
4.以渊养默
《中庸》说：“其默足以存”；又说：“渊渊其渊，浩浩其天”。以后“渊默”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修身原则。它对治的是因热衷功名利禄、权势财货而出现的嚣张与浅陋。曰：众人嚣嚣，我独默默；中心融融，自有其乐。它既可免祸，又可培植一种超乎尘垢而与造物者悠游的襟怀。
修养这种精神境界，首先必须对世事人情见得真，看得透：“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垢，嗜欲思耻，忿怒思患。”（《曾子全书》）“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荀子》）“不行不可成，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覆。”（《管子》）其次不能太有得失之念，要多一点平常心。所谓“君子居无不居有，处阙不处完”，“毋扰拂意，勿喜快心”，（《菜根谭》）所谓“尽其在己者，听其在天者”。（《论语》）
明代性学大师王阳明，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他专门给儿子写了一封信，提出的“以渊养默”，教导儿子以一颗平常心从容应考，不可以欲念杂乱心目；忽然有所得时，不要气轻意满，而是要更加“含蓄酝酿”之。
具体说来，如何以渊默的心态去应考呢？
首先，君子穷达，一听于天。这看起来有点消极，其实是往最坏处做心理准备，是中庸的“敬慎”、“时中”观念。它对治的是人们对科名的疯狂追求的流行病；太有得失之念，则心慌气躁，肯定考不出好成绩。
其次，无论是下场考试还是平时做学问，都以摄养精神，保持气清神定为好。否则，扰气昏神，长傲号疾，心劳气耗，都是既伤身又败事的坏毛病。
以上带有举例的性质，其实，中国人的格言、警语大多有相观对治的性质。例如，说“人穷志短”，又说“人穷志不穷”。“人穷志短”指人性的弱点，“人穷志不穷”对治这一弱点。又如，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又说“宁受人之欺，勿疑人之诈”，看起来相互矛盾，实则是一件事情相观对治的两个方面：既不疏于防范，有失精明；又不伤于忌刻，有失浑厚；二语并存，则精明不失浑厚，浑厚不失精明。中庸文化的要领是顺应，是化解矛盾，相观对治是实现这一要领的方便法门。
（三）孔子的思维和语言特点
相观对治既然是中庸文化的方便法门，当然也是孔子思维和语言的特点。
《论语》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在孔子和孔门弟子那里，“学优”与“仕优”是相观对治的，而我们往往只记住了“学而优则仕”，以“学优”为敲门砖，门开了，得仕了，就不学了。这样的“仕”不可能优。今后也仍然是这样。
子曰：“君待臣以礼，臣事主以忠。”君道虽成过去，但今天我们还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我们周围为数不少的“老总”、“老板”，一方面要求部下对自己“忠诚”，同时又对部下颐指气使，从未想到对部下还有什么“礼貌”、“礼节”和“爱抚”之必要，他们会得到部下的忠心吗？与此类似的还有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妇随”之类。
“君子”与“小人”，是孔子讲得最多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忧土。君子怀利，小人怀惠。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其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其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
正言而反应，以此明德之善恶。“君子”与“小人”，“君子德性”与“小人德性”，在孔夫子那里是相观而对治的。
孔子的“渊默”也很明显。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有的问题很难讲清，如利。有的问题别人讲了，自己讲不出新意，如天命，老子讲得多而好。有的标准高不好挂在嘴上，如仁。“罕言”不等于不言、不信、不存在。
“子不语怪力乱神”——不主张的事孔子不吭声；“门人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如死，孔子不言。“厩焚，子退朝，问人不问马”。“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因为人比马重要，精神财富比物质财富重要。
《论语》中孔子谈得多的有“孝”。对幼年多病者说孝：“父母惟其疾之忧！”对不懂精神赡养者说孝：“其顺也乎”……其要无咎，谆谆善诱之。
在《易传》中，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思维和语言特点作了如下论述：“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用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易传·系辞下》）这也是孔子自己的思维和语言特点的写照：其辞危，简易而鲜明，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相观对治，使人无咎，不蹈误区，谆谆善诱之。
受《周易》与孔子的影响，中国儒者说话多类此。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子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收获”是不期而必然至者。中国古代思想家讲“无欲”，实际上一个人不可能无欲。“无欲”对治的是“纵欲”，不能尽无者以“无”抑其过。
（四）“中道”、“中观”与相观对治
老子、庄子的道家讲“中道”。在庄子《齐物论》中有一段与老子“美之为美，斯恶也”同样类型的话：“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把小说成大，把大说成小，看起来很荒谬；其实，与无穷大比较，“天地”确实小于“稊米”；与无穷小比较，“秋毫”确实大于“泰山”。
用相对的观点看人世间万事，人伦中万情，遇事就不会凝滞一端，就不会“钻牛角尖”，然而相对论的观点是与系统论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的每个事物都是一个系统，大系统中有小系统。看问题有高度，需要用系统的观点全面地看问题。
庄子的观点就是系统的观点、全面的观点、相对的观点。经过“大中见小”、“小中见大”的一番比划，就会觉得自高自大、自卑自贱的片面和愚昧，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庸思想会油然而生，有利于平衡心态，达观人事。古语说：“见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自老视少，在瘁视荣。”又说：“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智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无论什么人，都“有所长”，“有所短”；无论什么事“有所得”，“有所失”；有所利，必有所害……如此这般的认识自己和别人，有利于摆正自己的位置，甩掉思想包袱。这是“中道”的智慧：打通事物之关系，于大中见小，小中见大；长中见短，短中见长；强中见弱，弱中见强；得中见失，失中见得；福中见祸，祸中见福；有中见无，无中见有；善中见恶，恶中见善；雅中见俗，俗中见雅；圣中见凡，凡中见圣，等等，可以见人之所不见。
“中观”是佛学概念，它解决佛教中真谛和俗谛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所谓“真不离俗，俗不碍真”。它的经典主要是龙树的《中颂》和吉藏的《中观论疏》。作为方法论，其要点是“双取二边”，是对立面的相互依存与制约。例如，“空”与“有”是佛学中关于存在的概念，如果单取一边，就是“病”（过与不及）；所以《中观论》要求以“空”药治“有”病，当然也可以用“有”药治“空”病。“是故知虚空，非有亦非无。”这是相观对治的辩证方法。推而广之，凡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的，如大小、多少、高下、优劣、长短、雅俗、理想和现实、伟大和平凡、原因和结果、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等，都可以相观对治。这是佛教的中观智慧。有一次释迦牟尼问弟子，如何使一滴水永远不干？弟子回答不出。佛说：“放到大海里去。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乃至我们的宗教，都是一滴水，是永远不会干的。”——这是个人与社会、有限与无限，乃至凡与圣、俗与真、空与有的相观对治。
道的“中道”、佛的“中观”融入了中庸文化，丰富了相观对治的中庸智慧，《菜根谭》是新版的中庸，相观对治的方法讲得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