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同时有其不完备性。所以，文化上的事情，是很难用“好”、“坏”二字把它们截然分开的。这从孔子对儒家五经的评价可以看出来。
《礼记·经解》记有孔子关于五经利弊得失的一段话，下面以“文化上的正、负效应”列表引述、解析于下：
文化正负效应表书名
内容
作用《诗经》《书经》《乐经》《易经》《春秋》正效应“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译文：学习《诗经》能培养温柔敦厚的气质“疏通知远，书教也。”
译文：学习《书经》这类历史文献，能使人通达古今，了解世事人情“广博易良，乐教也。”
译文：学习《乐经》通过艺术熏陶，使人由坏变好，平易、善良而思路开阔“絜静精微，易教也。”
译文：学习《易经》可得到秉要知本、见微知著的哲学思维训练。“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译文：学习《春秋》能比照历史事件并以之为鉴戒，能学习春秋笔法。负效应“故诗之失，愚。”
译文：光学《诗》而不及其他，可使人愚昧“《书》之失，诬。”
译文：不能用正确态度学习《书经》，容易养成文牍主义，处理问题难于实事求是“《乐》之失，奢。”
译文：过度追求声色之乐，容易使社会风气奢靡“《易》之失，贼。”
译文：《易经》玄妙，易生奸诈，也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行骗（如当今的周易算命之类）“《春秋》之失，乱。”
正如会武术的人多死于武斗，懂《春秋》的人容易私心用事，生事作乱。在孔子看来，儒家五经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如果片面地学习和运用，就会出现弊病。孔子感慨自己编纂的《春秋》，他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见孔子对自己的“经典”并不绝对化，并不认为至善至美。
如同儒家《五经》一样，中庸作为一种实践伦理学，也有它的正面和负面，正效应和负效应。
首先谈正效应和优势。
中国中庸文化植根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自然经济。人们以农牧副渔为生活来源，物质生活依赖自然条件，而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协调好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以天人合一哲学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为内容的中庸文化，便适应人们的需要而形成。几千多年的发展，一代代哲人的深思熟虑，其理论形态已相当周密。从人类的生存看中庸文化，它的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有普适性，似乎有着后现代化时期的全球意义：
第一，不管将来人类的主体性、能动性发展到怎样的水平，人类始终是世界的人，大自然中的人。人类与自然共存，人类需要协调和大自然的关系，永远需要天人关系的和谐。
第二，以宇宙的视野看地球，地球不过是一个自然村，人们称为“地球村”。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唯一的自然村。在地球村中，有一百多个聚居的“家庭”——人们称“国家”。地球村需要人本哲学和德性伦理学，需要国与国、人与人关系的和谐。19世纪西方进化论思想在道德领域里留下的影响是弱肉强食的动物生存率，对普遍的人性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两次世界大战违反人性的罪恶，使人们认识到人本哲学和德性伦理学的价值。善良美好的心性，确切稳妥的好行为，普遍人性及自然道德律重新受到关注。
中庸是温和稳健的人本哲学，它为人类的发展和竞争指示安全航道，它是座右铭，又是清醒剂。这是中庸文化永恒的价值所在。社会学家普里高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研究整体性，自然性，关系与协调以及自发的组织这些观念为中心，它是人类思想启迪的一个源泉。在全球视野之下，中庸文化可望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被尊为“圣哲”，而孔子能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原因。
然而，中国中庸文化也有其负面与不足之处，负面与不足之处或者来自这种文化自身的机制，或者由于环境的原因。我们需要正视自己，走出中庸文化的负面阴影。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些负面因素。
（一）因为中庸道体隐微，在实践中行中庸之道容易出现负面
《中庸》说中庸之道“费而隐”。“费”指道用广大，“隐”，指道体隐微。这是中庸的哲学性质。
中庸道体隐微，朱熹所谓“中无定体，随时而在”。这就要求人们办任何事情，都要从整体出发，从全局出发，以“和”为务，以“中”为本，于理于情，随时讲究适中适度，无过与不及。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主体有伦理价值的正当取向和伦理关系的和谐取向外，还必须符合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真理性。“真理性”主要指：客观事物存在之质各有其自身适宜的限量。在此限量之内，事物才有其肯定存在的意义；在限量上过与不及，则事物存在之质被否定。无过无不及，决定了真理在度量方面的唯一性。由于事物及其联系复杂，难于准确把握“度数”；由于人性的弱点，例如认识的局限性或者私心用智，就难于做到客观公正。例如，在“天地人”关系中，中庸要求以“人”为本（中），天人和谐。以人为本，必然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以此才能达到“三才”的境界；但过度发挥，又破坏天人和谐。既要以人为本，又要天人和谐，在具体操作时，这个“度”很难把握。所以，即便对“无过无不及”五个字而言，真正要时时、处处、事事做到中庸，也是很难的。正面和优点哪怕多走一步或少走一步，都会成为负面和缺点。中庸之道恐怕只有人格成熟、精神造诣很高的人才可能实行得很好。所以连孔子也批评自己：“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中庸》十三章）所以，一方面，子思认为“察乎天地”的中庸之道连“圣人”都“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另一方面，子思又认为中庸是生活中平凡的真理，连愚夫愚妇也有可知的可行的。正是因为这种难与易的统一，所以《中庸》要求人们“力行”、“好学”，“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具体说来，因为中庸道体隐微，在实践中行中庸之道容易出现如下负面：
一是容易出现做事不彻底。《中庸》说：“有余不敢尽”，中庸之道主张做事留有余地，这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没有后遗症，也有安全与避险方面的讲究。中庸之道没有做事不彻底的意思，可是在实践中，因掌握得不好，确实容易出现做事不彻底的情形。
二是容易出现折中主义。在处理内部矛盾时，中庸之道以和为贵，以中为本，它不是折中主义，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可是在实践中，如果将中庸之道简单化、庸俗化，确实容易出现折中主义。
三是容易流于平庸。中庸重强矫之气，要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要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地修学储能；中庸讲的“平常心”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笃行中道，不是要人平庸。把中庸理解为平庸，这是最大的误解。平庸之所以平庸，在于没有理想和奋斗的精神。平庸是最可怕的。在实践中，如果看不到矛盾双方力的作用状况，看不到事物“平衡——不平衡——超平衡”的发展过程，无理想，无进取，确实容易流于平庸。
四是容易委曲求全。中庸之道不是委曲求全。中庸主张“和为贵”，不是取消斗争。“善其交而不畏其争”，“争”是为了和，“争”讲究的是“有理、有利、有节”。但是，行中庸之道，底气不足，确实容易出现委曲求全。
五是容易成为“保命哲学”。中庸讲明哲保身，对人生的失落可以取一种“无所谓”的达观态度，圆圈可以向内收缩，幸福的底线可以越画越浅，这正是心理健康的艺术。在恶势力面前，中庸反对拼命主义，主张人要审时度势，做不到的不硬做，可以斗智的不斗力，甚至暂时沉默。《中庸》所谓“其默足以存”，目的是“将以有为”。可是在实践中，如果态度消极，确实容易成为“保命哲学”。
（二）因为中庸伦理德性是一些中性品质，在实践中行中庸之道容易滑向负面
例如，对待人生，中庸表现为居易俟命；对待生活，中庸表现为安分知足；对待人际，中庸表现为容忍谦让；对待心性，中庸表现为重内修己。究其实，这些都是中性品质。所谓中性品质，就是本身是非善恶不太明显，在不同条件下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并产生出不同结果。
以前为例，人生态度上的居易俟命，结果可以是顺天命、尽人事，素位而行；也可以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甚至迷信鬼神。
生活态度上的安分知足，结果可以是勤劳俭朴、吃苦耐劳、自得其乐；也可以是得过且过、不求上进。
人际关系的容忍谦让，结果可以是和谐协调、宽厚和平、和而不流；也可以是无原则的忍让，处于柔弱无刚的精神状态。
心性方面的重内修己，结果可以严以律己，敏于事而慎于言；也可以是自我收敛，人格内向与自闭，产生一种麻木的精神状态。
中性的品质，如果以积极、理性的态度实行之，则可以是文化的一种长处；如果以消极的非理性的态度对待，则可以是文化的一种负面。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和我们周围的人生万象都证明了这一点。
（三）某些环境因素强化和放大了中庸文化的负面
从中国的文化背景看，中庸文化出现负面，主要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这在上面一节已作了说明。除此之外，环境因素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原因：
1.家庭至上：弊于家而不知群
农业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庭主义基础上的。毛泽东当年曾说一句话：“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群体。”美籍学者许烺光对比中国与美国的小孩说：“出了事，中国小孩往家里跑，美国小孩往外面跑。”这是因为美国文化以个体为中心，重视个体价值，中国人以“家”为中心，个人依附于家庭。遇到一件事情，美国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中国人则“进门看脸色”，过分顾忌别人怎么说，完全以外界的意见为转移，因而媚俗从众，行为拘谨。《中庸》要求“中立不倚”，“和而不流”，“强哉矫”，这是独立人格的特征。人格独立的条件与基础存在于人际关系与人际互动中，需要人们去发现和运用。由“家”文化培养起来的依附人格，在转向社会时，会优柔寡断，在这方面显得消极无能。
2.小农经济：弊于静而不知动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历史上的中国人世世代代过着同类型的生活。上世纪末，有记者问一个放羊的小孩：放羊干什么？——挣钱。挣钱干什么？——娶亲。娶亲干什么？——生儿子。生儿子干什么？——放羊。当人的视野不能突破小农经济的局限，思想上就很难突破“白天黑夜”、“春夏秋冬”式的循环论。这样，思想也就很难走出固有的圈子而“向上发展”，这就是弊于静而不知动。这种小农意识与中庸结合起来，容易平庸、保守。
3.文化惯性：弊于中庸而不知力
生活方式上的弊于家而不知群，思维方式上的弊于静而不知动，与中庸文化思想结合，会形成一种文化惯性：弊于中庸而不知力。这里的“力”指矛盾双方的作用力，也指主体自身进取、竞争、拼搏向上之力。“力”是子思《中庸》和孔子精神，理想、向上、困知勉行和强矫之气是中庸元典精神的要素。孔子要求集老练与明朗、成熟与天真于一身。“弊”就是“负面”，遇事只知道习惯性地去“中庸”，而不知道或不理会矛盾双方力作用（吸引与排斥）的实际状况，自己是否应该“跳起来去摘果子”，没有人生的明智与积极。
“以他平他谓之和”。其实，“和”是建立在“力”平衡基础上的。是否能和，有什么形式的“和”，要看双方或多方力作用的状况。弊于力则不知中庸，弊于中庸则不知力。中庸本身讲究“时中”，即“适当”：“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方式”……不察对象，以极端的手段对待，不计后果地孤注一掷，这是弊于力不知中庸。为和而和，委曲求全，这是弊于中庸而不知力。智者、贤者、文化人容易弊于中庸。愚者不知中庸，不肖者反中庸，容易弊于力。林语堂说：“中国没受教育的人如危崖、如饿狼、如泼妇……如一切不应对付的东西；受过涵养的人如汤圆、如家禽、如雨花石……如好好先生，如一切圆滑的东西。”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社会，经济贫乏，90%以上的下层人民无教育可言，加之社会失控，道德失范，困境中就会“如危崖、如饿狼、如泼妇……”这是弊于力不知中庸。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社会机制下会变得柔而无刚，弊于中庸而不知力。这与孔子当年处春秋乱世的情形有些相像。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翻译过来是：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只能和一些狂妄的人和拘谨的人来往了。狂者弊于力，任性而为，不计后果；狷者弊于中庸，拘谨保守，该干的事不干。可见，狂与狷都不合孔子的中庸之道。
4.“中国式的教育”：加剧了中庸文化的负面
“中国式的教育”不仅指“家庭至上”和“小农意识”的熏染，而且指教育内容和“中国式的修身”。
在教育内容上，旧中国教育重农抑商轻技艺，重道德轻科学。“格物”、“致知”是《大学》“八目”之始。什么是格物？《大学》说：“致知在格物。”这种模糊的解释似乎还可能引发一些对客观理性认知的要求，但一到南宋朱熹，就变成100%主体世界的东西。他说：“今为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求世故，乃兀然存心于草木器用之间，这是何学问？”（《朱文公集·答陈齐仲》）这就把“格物致知”定位于人心中的人伦天理，即仁义礼智等，完全排斥外部世界的知识。以后到了王守仁，则直接解释为“格物欲”、“致良知”，比朱熹更彻底。这种伦理观窒息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
在教育方法上有所谓“中国式的修身”：在儒家理学，为“坐尸立斋”；在道家，为“体道坐化”。其特点是静而无动，内而无外，这就生出许多弊端。
林语堂将中国教育与西方比较：他说：中国旧有教育，标准是“涵养”二字，注重德性之熏陶，与现代所谓教育趋重学分不同。有学分未必有学问，有学问未必有涵养。中国人视学问与涵养为一事，此为中国传统教育之一大特点，与德国教育注重鸿博精研，法国教育注重艺术陶养不同，而与英国教育之注重性格培成亦大迥异。英国之所谓性格，特指坚毅、恒心、镇静、蕴藉、临危不惧、敢于冒险、服从纪律、谨守礼俗等成分，而坚毅、恒心、敢于冒险、服从纪律等尤由户外运动得来，故英人之视运动如生命。大概英国式的陶养，性格越养越刚，这种“刚”与殖民政治结合起来，便成为一种殖民性格。所以无论寄身南北，远涉重洋，只消七八人，或二三十人，在非洲、在澳洲、在印度、在埃及之一小城，便能成一种自治团体，而统驭他族。殖民政治应该否定，但英国人刚强的性格无论如何有可取之处。中国教育虽也以陶养德性为前提，然其所以为目标之涵养，却大不相同了。中国教育的目标是刚柔相济。刚柔相济是无可指责的，但因为关起门来涵养，却只能越养越柔，结果是一味的柔弱、平和。以人以外的动物为例，不管何种剽悍的动物，一经家养，便失去野性和独立生存能力。中国的和平主义值得肯定，但性格的柔弱无论如何不是好的品格。老子说“柔弱胜刚强”，柔弱本身不是刚强，老子指的是外柔内刚，本质上是刚。刚柔相济，表现在“力”与“量”的结合上。中国旧教育重“量”不重“力”，重内（心性修养）不重外（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认知和主宰环境的能力）。离开了对外部环境的理性认知和主宰环境的能力，徒言心情上的允执厥中，结果只能是柔弱无能。虽然孔子儒家学说并非如此，然而在后来的历史过程中，确有如此的结果。
这里讲的是历史上中国的情形。后来的中国通过办“洋学堂”，重“数理化”，讲“理想”教育，讲“德、智、体并重”的素质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提倡开拓创新精神，讲究竞争效率观念，等等。为克服中庸文化的负面，我们走过很长的历史过程。
走出文化负面，才能发挥文化优势。走出文化负面，是一个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几千年文化积淀，泥沙俱下，精芜并存。几千年的文化濡染，使中庸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生了根，成为自发的心理力，其中的负面阴影也顽固存在。
中国中庸文化负面的某些影响，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还若隐若现，对之需要不断警惕和改造。我们看看孔子是如何走出五经负面阴影的吧。
孔子说：人若是温柔敦厚而不缺乏理性，便是深于诗教；胸怀开朗，熟悉历史而不盲信轶闻传言，便是深于书教；慷慨温和而不奢侈放纵，便是深于乐教；宁静深思，敏于观察而不狡猾多诈，便是有哲学修养；谦恭斯文而没有繁文缛节，便是深于礼教，巧于言辞，善于比喻而不惑于悖乱，便是深于春秋的教化。孔子的意思，或可为我们提供造出中庸的负面阴影的思路。
所以，中国人讲中庸，要补缺泄过，以辩证的精神讲中庸，要讲中庸的元典精神：中——“中立不倚”，和——“和而不流”，与之配套的是“强哉矫”人格，“人一己百”的学习精神，“至诚如神”的品质，“天地位”“万物育”的文化使命和“洋溢中国，惠及世界”的襟怀。中国中庸文化应该是独立支持的大树，在把强劲的根深向地层深处吸取养料的同时，也将枝叶伸向苍穹，吸收外面的阳光、雨露和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