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都长安驯象所反映的温暖气候
历史时期动植物分布变迁与气候冷暖变化的相互关系，近年来已为学术界高度关注。鉴于植物（包括人工栽培作物）的变异能力以及其受人为环境因素干扰明显的事实，学者们似乎对研究某些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及其所反映的气候变迁规律更为着力，中国野象（亚洲象）的分布变迁已成为普遍重视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一领域取得突出成果的，无疑当首推文焕然、何业恒两位教授。文、何二人有关野象分布的研究成果，已被广泛引用为我国气候变迁的重要证据。
关于隋唐时期及其前后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状况，常被人们引用的有关野象活动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六条：
（1）《魏书》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天平四年八月，有巨象至于南兖州，砀郡民陈天爱以告，送京师，大赦改年。”
（2）《南史》卷八《梁本纪下》：“南朝梁承圣元年十二月，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
（3）《太平广记》卷四四一《华容庄象》条引《朝野佥载》：“（唐高宗）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槎人为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
（4）《宋史》卷六六《五行志》：“建隆三年，有象至黄陂县，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复、襄、唐州，践民田。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于南阳获之，献其齿革。”
（5）《宋史》卷六六《五行志》：“乾德二年，有象至澧阳、安乡等县。又有象涉江，入华容县，直过阛阓门。又有象至澧州澧阳城北。”
（6）《宋史》卷六六《五行志》：“（乾德）五年，有象自至京师。”
经过细致地分析上述史料，文焕然得出的结论是：“从近八千年来气候变迁看，此时期为隋唐温暖期，野象分布的最北地区（指长江中游地区北部——引者注）主要属于北亚热带，气候带向北移，这与野象的北返相吻合。”史念海的分析是：“远在殷商时期，黄河流域曾经有过关于象的记载。下迄秦汉之时，这种记载竟至阙如……由于气候的转寒，象也就逐渐向南迁徙，故黄河流域就不复再见象的踪迹。可是到了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南兖砀郡（今安徽砀山县）却又发现了巨象……象的北来正可说明淮北气候已渐转暖，故自然流窜至此。”但是满志敏则坚持认为：“（唐宋两代）史料中常记载有长江流域某地见象或获象，但基本上都是独象在活动，与‘潮州野象数百食稼’所对应的气候条件有着根本的差别”。应该指出，满志敏的这一论断是有些问题的。上文《南史·梁本纪》等明确说“淮南有野象数百”，以至于“坏人室庐”，而唐人在华容县也曾“得象牙数十以报之”，显见都不是“独象在活动”。另据文焕然的深入分析，建隆三年（962）“野象在一年多内经过四个州，过两个冬的江北流动，最后被捕杀，说明此时江北冬暖，并且有天然植被供野象栖息，仍然适宜野象活动”。
从南北朝后期至北宋初年野象在淮北、江北诸地频繁活动，可知隋唐温暖期确实是存在的。《魏书·灵征志》和《宋史·五行志》的记载显示，此一时期野象最北已流窜至淮北的砀山，甚至达到了黄河岸边的开封附近。那么，这是否说明野象分布的北界或亚热带的北界已回归至黄河流域了呢？要比较科学圆满地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结合相关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唐人重视马政，养马机构除陇右等地的监牧及八马坊以外，京师长安也设有不少闲厩以舍饲皇家御马。长安宫苑闲厩所养之畜虽然以马匹为主，但也有其他多种杂畜，其中便包括来自热带地区的大象。《新唐书·百官志二》殿中省条谓：“开元初，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唐会要》也记载说：“大历十四年五月诏：‘鹰、隼、豹、猎犬，皆放之。’时永徽已来，文单国累贡驯象三十有二，皆豢养于禁中，有善舞者，以备元会充庭之饰，因是与鹰隼之类皆放之。”另据有关记载，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就已有环王国（林邑）“王头黎献驯象、镠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与婆利、罗刹二国使者偕来”。唐高宗永徽年间始贡驯象的并非文单国，而是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史载永徽四年（653）“夏四月戊子，林邑国王遣使来朝，贡驯象”。可见唐都长安宫苑豢养的大象主要来自东南亚的林邑、文单诸热带国家。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今鄂、湘两省共有11个州郡土产或土贡“犀角”，而土贡“象齿”的则只有一个驩州日南郡（在今越南北部）。这说明，尽管从南北朝后期至北宋初年，江淮地区及其以南虽然不缺乏群象出没的史料记载，但并未形成稳定的集中分布区，与犀牛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没有稳定的象群分布区，大象数量有限，象齿也就成了稀罕难得之物，商周时期常见的大象活动，已不复在江淮诸地出现了。
唐代及其前后时期，野象在个别年份可北窜至淮北甚至于黄河流域，但却无法安然过冬，这可从长安驯象的豢养方式中得到证明。唐时长安禁中如何豢养大象？《唐六典》对此详有记载：“典厩令掌系饲马牛，给养杂畜之事；丞为之贰。凡象一给二丁，细马一，中马二，驽马三，驼、牛、骡各四，驴及纯犊各六，羊二十各给一丁，乳驹、乳犊十给一丁。凡象日给蒿六围，马、驼、牛各一围，羊十一共一围，蜀马与骡各八其围，驴四分其围，乳驹、乳犊五共一围；青刍倍之。凡象日给稻、菽各三斗，盐一升；马，粟一升、盐六勺，乳者倍之”；另外，“象、马、骡、牛、驼驼饲青草日，粟、豆减半；盐则恒给；饲禾及青豆者，粟、豆全断。若无青可饲，粟依旧给。其象至冬给羊皮故毡作衣也。”
从上引资料可知，唐时长安禁中养象与养其他牲畜一样，皆有专丁负责其事，每日定量喂以稻、豆、粟、蒿、青刍、盐诸物，又因象为巨型动物，食量颇大，所以喂料又往往倍于它畜。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象至冬给羊皮故毡作衣也”一事，这显示出当时包括长安在内黄河流域，如非经特殊关照，大象是无法安然过冬的。这与现今北方地区动物园中的大象在冬季需要在暖房生活的情况大致相仿。
另据《旧唐书·德宗纪上》记载，大历十四年（779）唐德宗新即位，作为一项惠政，“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荆山在唐襄州南漳县（今湖北南漳）“西北八十里”，虽然属汉水流域，但纬度与淮河大致一样。如前所述，在北宋初年，野象在这一带频繁出没并安全过冬。在唐代，虽无野象在襄州一带活动的直接记载，但德宗放象于“荆山之阳”，也说明这一地区应该是唐时野象分布的最北地区。如此则不难推测，唐代及其前后，野象的稳定分布区北界已回归至秦岭—淮河一线，亚热带的北界也大致在此一线，与今日的情况差不多。
有关研究业已证实，在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野象分布的北界是“以黄河中下游以北毗连地带的阳原丁家堡水库及化稍营大渡口村附近，向东推断到北京、天津，向西推断到（山西）晋中盆地及今西安稍北为北界，以阳原盆地及黄河下游等地为野象分布最北地区”，稍事比较便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自南北朝后期至北宋初年，黄淮海平原地区气候虽已大幅回暖，但这一温暖期的温暖程度已与仰韶温暖期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样的结论丝毫不能动摇隋唐温暖期的客观存在，其理由十分简单，因为从20世纪以来气候也正是处于一个新的温暖期中，“现代亚热带北界位置较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平均位置偏南约1个纬度。但从近500年的气候变化来看，现代亚热带平均位置较14至19世纪的平均位置偏北近2个纬度”。
（二）驯犀的冻死与唐后期气候的波动
尚须进一步说明的是，隋唐温暖期的数百年间并不是一直都处于温暖状态，在隋唐温暖期中其实也存在明显的气候波动。
在唐德宗放象于“荆山之阳”的17年后，即在贞元十二年（796），曾有位于“南海南”的某国向唐朝廷贡驯犀，但在次年即贞元十三年（797）冬，长安驯犀因为“苦寒”而至“冻死于苑中”。另外，在贞元末，长安皇宫里饲养的驯犀又被冻死。对此，何业恒解释说是“当时黄河中下游的冬季气温已较过去为低”。另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贞元十三年夏四月己丑，大雪”。有人研究后认为，这是“唐代降雪的绝端日期”的最早的一条记载。可证何教授的说法大致是不错的。
在《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中，满志敏由于过分强调唐代气候寒冷方面的特征，对有关唐代长安驯象的资料也作出了不尽合理的解释，以至于用北宋前期开封玉津园从吴越、交趾、广韶等地进献的46头驯象至天禧五年（1021）多数死亡（只剩下3头）的情况来说明唐长安驯象似乎同样具有“超乎寻常的死亡率”。
在另外一篇论文中，满志敏论证说驯象在宋京长期存在，“其原因是南方的不断贡奉，以个体的不断更替来维护宫廷的需要”。实际上，唐代林邑、文单诸国虽然也曾多次向唐宫廷贡献驯象，但每次仅几位使者，加之路途遥远，携带的驯象数目自然有限，最多的一次是文单国“大历中副王婆弥及妻来朝，献驯象十一”。可见，大历十四年（779）的32头驯象应该是文单国等历次贡献的总数。从贞观以来，并未闻有驯象冻死（自然死亡一般不会见于史书的记载），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唐代气候转冷大致是在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前后，即在公元8世纪末叶，而不是在8世纪中期。也就是说，隋唐300年间转冷的时段应该比满志敏所推断的要短半个世纪左右。这样，唐后期（8世纪末叶以后）至五代这一时段气候的转冷，只能被视作从南北朝后期至北宋初年大温暖期中的气候波动，传统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前引《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中，“战国至两汉初的寒冷气候”被视作是“西周至两汉降温期”中的气候波动，即使按照这样的处理方案，隋唐五代阶段的温暖阶段至少应该被认为是继魏晋南北朝寒冷期之后的一个相对的“升温期”，而唐后期的转寒只是这一“升温期”中的气候波动而已。否则的话，该著所界定的“北宋至元中叶温暖期”似乎就有些突兀，以致使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的变迁规律也难以得到更为合理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