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最早的县治究竟在哪里？历来众说纷纭。一说在资江北岸，一说在资江南岸。据《益阳县志》记载，秦代益阳置县，时间是公元前221年，县治在江北白马山。
秦代置县冠名益阳，证明资水北岸的开发早于南岸。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在资水北岸设立县治是顺理成章的事。益阳大量龙山文化至商周遗址发掘表明，“这些遗址几乎都靠近河滩、湖滨或川谷洼地，说明当时人们在交通、迁徙、滋生等各个方面还非常有赖于自然水利之便”。古人逐水而居，白马山一带接江面湖，西连广袤平坦的洞庭湖平原，得舟楫之利与陆路之便，人居环境很好。置身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原野，古老的先民绝不会忽略其精彩，特别是那些断发文身、善驾独木舟且长于稻作耕种的远古部落。考古发掘证实，资江南岸的山岭是大量先秦以前的墓葬区，故而推知北岸是益阳先民的聚居区。里耶秦简中“迁陵出弩臂输益阳、临沅”的记载，说明其早就成了古代交通枢纽，地势低平的北岸更合乎情理。据《后汉书志·郡国四》记载，益阳是长沙郡的十三城之一，其中特地对益阳加注曰：“县南十里有平冈，冈有金井数百，浅者四五尺，深者不测。俗传云有金人以杖撞地，辄便成井。”此处的平冈大概是指历史上以盛产黄金著称的邓石桥一带，方位正好在白马山偏西南约十里处。而且，当年出使南越的陆贾，他在益阳的两次停留，可能就在县城驿站的缘故。
但以上说法目前没有任何历史实物佐证，许多专家对此表示怀疑。特别是白马山在资江下游的北岸，地势低洼，洪水泛滥成灾，无法支撑起一个县治的建立。就算最初在此建立起县治，白马山一带江淹湖托的自然地貌，频繁不绝的洪涝灾损，绝对让这个脆弱的县衙防不胜防甚至荡然无存，一定会另择他址。所以，一些专家倾向于《旧唐书》上“故城在今县东”之说，即“县东”当在三国以后的益阳县治东南——资江南岸的陆贾山与营棚山之间。
1981年9月，在益阳市桃花仑东北的营棚山、陆贾山至铁铺岭一带出土了一批文物。据了解，此次挖掘，发现了较为富有的贵族阶层的堂宇建筑群和墓葬群。从所获的陶器、青铜器、铁器、各式绳纹筒瓦、板瓦、圆当瓦、饰有云纹的方形砖石等考察中发现，这些物品是上层阶级的堂宇建筑的物证。据益阳市文管处潘茂辉副研究员介绍，此城虽无夯土城墙，却有城址的形制和规模。这一带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其实，中国最早的县诞生在楚国，是楚军征服诸侯小国时在边疆前沿建立的军事城郭，亦称方城，以作阵地固守和军需物资保障之用。当年楚国军队大举南征，从郢都出发跨越长江，取道西洞庭湖平原抵长沙再溯湘江水系南下，远比穿行湖汊密布的云梦泽再折入湖南境内要便捷通畅得多，所以秦代置益阳县以前，陆贾山及营棚山一带恐怕就已修筑起楚人的方城了。而这个方城多被人视作益阳故城，亦因此，《旧唐书》就有“益阳，汉县，属长沙国，故城在今县东八十里”的记载以及《续通典》中对其记叙的援用了。
益阳纳入秦朝版图之前，一直是楚国南方重要的军事据点，这在益阳城郊李昌港爱屋湾遗址的考古发掘得到证实。这个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东周遗址，位于辽阔的洞庭湖平原走向微丘地带的浅矮山脊上，典型的红壤剖开后，四周是宽4米、残深2米左右的壕沟，遗址内水井零星分布。专家们相信，这是资水中下游楚人所建军事据点的其中一处。以此为主要基地，楚国军队挥戈南下，逐渐把疆域划到了南岭。
早在春秋前期，益阳县域的西北部属于土著古越人的生活范围，楚人征服此地后，古越文化并未被完全覆盖，这从益阳桃江县城附近的腰子仑越人墓葬群得到印证。这些长宽比多为4：1的窄长形墓葬共114座，纵横交错，密密麻麻，出土各类文物350件，主要是代表楚文化的陶鬲和代表越文化的铜鼎、短剑和各式陶器，从中我们可以作出楚越两族包容相处、共用墓地和彼此交流融合的文化解读。然而秦灭楚后，正如《诗经》“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所流露的鄙视和愤恨之情一样，作为历史回馈，楚地降格为郡，益阳从楚国的荆南转属到秦置黔中郡。生活在益阳的远古土著部落，除极少数隐姓埋名苟且生存在“卑湿”且多“瘴疠”的平湖区外，大部分逃往洞庭湖平原以南资水两岸的山林僻壤。与此同时，为数不少的中原汉族人口的南迁，将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华儒家文化带入，加速了原始渔猎与农耕文明的演化进程，并逐步改写了益阳周边的文化版图。
秦汉时期，荆楚地区人口较多的依然是汉族，而少数民族主要是蛮族。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是盘瓠蛮和君蛮。其中数量最多的盘瓠蛮以狗为图腾，传说其祖先为盘瓠（狗名），被称为盘瓠蛮。秦时以沅陵为治所置黔中郡，西汉以义陵（今湖南溆浦县）为郡治设武陵郡，因其部族主要居于此郡，除沅水中上游的又称五溪蛮外，其余统称为武陵蛮。所以，秦代隶属黔中郡的益阳一带，蛮族大概就是所指的“武陵蛮”。不过在秦汉时期，分布在益阳南部的蛮族依然游离在朝廷的统治之外，文化的独立性也从未改变。
秦朝统一中国，秦军横扫南楚，出征南越，虽与益阳蛮族区只是擦肩而过，但通过一系列战争和移民等途径还是达成汉族与蛮族的文化融合。中原文化随着汉族主体地位的确立而大举输入，社会文明的发育水平无疑得到进一步提高。
秦末，项羽入咸阳分封天下，自封为西楚霸王，百越首领梅破秦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不久，刘项争霸，吴芮、梅都未从刘邦击项羽。刘邦平定天下大封功臣，念吴芮破秦有功，保留其王号，由衡山王徙为长沙王。梅无封。时岭南已为赵佗所据，梅只好随吴芮到长沙，以益阳县域的梅林（今安化县梅城镇）为家。据说其后嗣除湖南外，还散布于河南、安徽、江西、广东等地。像梅这样的人融入到益阳历史文化的血液中，不能不说是一大幸事。他的到来，至少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包容和融合。从目前掌握资料推断，梅可能是早期益阳历史上最大的侯爵。
两汉之际，武陵蛮已得到迅速发展，东汉时期曾多次反抗东汉王朝的压迫与剥削，以建武年间的武陵蛮起义为最。为了平息反叛，建武二十四年（48），德高望重的伏波将军马援以62岁请战，率4万余人出征，不仅未能攻下，遇暑热，“马援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太半”（《后汉书·宋均传》）。史称，马援征五溪蛮，屯兵益阳五溪山，北抵武陵。虽然后来还是以假借皇帝名义“招抚”武陵蛮收场，但据专家推断，益阳作为朝廷平定武陵蛮的军事前哨，其历史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后汉书·循吏列传》称，从东汉光武年间开始，管辖益阳的长沙国曾在桂阳“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进而“邦俗从化”，益阳的情形亦大致相同。由此可见，移风易俗和修明教化也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
秦汉时期的蛮夷叛乱，对益阳县邑的发展特别是城池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后汉书·桓帝纪》载，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长沙蛮叛，寇益阳”。延熹三年（160）“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从益阳发动的这场农民起义，历时四年才被平定。由于长期平乱，战火蔓延，城邑毁损，人口锐减，益阳行政建制在汉代一度降格为亭。据专家分析，亭是汉代仅次于县、主军事和邮驿的行政建制。桓帝延熹二年（159），朝廷封马昌为益阳亭侯，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现实。
不过，益阳毕竟雄踞广阔的洞庭湖平原南部，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和区位优势十分显著，在长期的征伐和羁縻着强大的武陵蛮统治的历史进程中，它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支点的地位无可替代，因此，不久又恢复了县制。这从延熹五年（162年），江西豫章郡艾县农民六百余人起义，占领益阳，杀县令，后被出身右校令的荆州刺史度尚镇压这一史事得到佐证。
另外，221年7月，吴主孙权命步骘率交州义士进屯益阳。《吴书·步骘传》称“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据考证，这是益阳最早实行军屯的历史记载。其时县域人口不足万户，主产稻米。《太平御览》云：“江表唯长沙有好米。上风炊之，五里闻香。”至于军屯原因，可能与平定武陵蛮作乱或者开发洞庭湖平原良田美池等因素有关。在吴黄龙元年（229）前后，《吴书·黄盖传》称：“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为了平叛，作为武陵郡守的吴将黄盖，也与益阳古县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趣的是，为何益阳周边的蛮族，由蛮变成贼，由贼变成山贼或山寇？据分析，这恰恰反映了该地区的蛮族，先被征服成为编户齐民，然后由于赋役繁重沦落为贼，最后由于受到围剿不得不入山为贼寇的过程，而这一进程似乎一直延续到了北宋梅山蛮问题的解决。其实，武陵蛮在西汉时一直臣服于汉，王莽篡位改长沙国为“填蛮郡”，欺压盘剥蛮族百姓，引起统治下的反弹。东汉时虽然复归朝廷统治，但一直反叛不断。
因此，如何全面解决历史上武陵蛮叛乱这一社会问题，几乎是益阳秦汉置县的全部意义。由于长期对武陵蛮征伐的需要，益阳县邑的防御功能和后勤保障功能得以强化，其军事色彩浓厚的特点凸显无遗。益阳一带青铜兵器大量出土的考古结论，可谓找到了最有信度的历史注脚。当然，益阳置县还是周秦以来楚人开疆拓土、南顾北望的历史接力的延续，这片荆南沃土承载着的不仅仅是古老的文明和厚重的历史，更有远大的抱负和美好的冀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