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熊廷弼惨淡经营辽东
熊廷弼来到辽阳，接替杨镐出任辽东经略视事辽东，已是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八月初了。这时的辽东，到处是残破不堪、凋敝零落的景象。“辽将、援将已是一扫净尽，今残兵零碎，皆无人统率”，（《熊襄愍公集》卷3.）即使勉强苟活的将领也是畏敌如畏虎。战败后逃回的残兵败卒，更是“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熊经略疏稿》卷1.而且“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熊襄愍公集》卷3.）辽东的广大人民在抚顺被攻陷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被杀者无法计数，“或全城死，或全营死，或全寨死，或全家死”，即便是那些侥幸没死而苟活下来的贫苦百姓，也成了惊弓之鸟，“家家抱怨，在在思逃”。（夏燮：《明通鉴》卷76.）实际上他们逃到哪里，也是无以果腹，冻饿而死。
萨尔浒之战，不仅给明朝造成无法弥补的人力上的重大损失，而且给明廷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物力上的破坏。明朝存贮多年的头盔甲衣、刀弓枪炮，损耗一空，丧失殆尽，所余者，“弓皆断背断弦，箭皆无翎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熊襄愍公集》卷3.）武器装备的匮乏，竟使二万多士兵“戴毡帽，着夹衫，徒手应点”。（《熊经略疏稿》卷1.）粮饷接济不上，连续三个月发不出粮饷是家常便饭。士兵得不到饷银，什么事都干，只要混饱肚皮就行。夏燮说：“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什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夏燮：《明通鉴》卷76.）辽东的原有的数万匹战马，损失殆尽，剩下的羸弱不堪的马匹，也遭到人为的破坏，因而大量减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图充步军，以免出战。甚至无故用刀刺死者。”（《熊襄愍公集》卷3.）
一言以蔽之曰：辽东处于奄奄待毙的状态。努尔哈赤在辽东已经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强大气势，犹如熊熊的万丈巨火，即将把明廷在辽东的统治彻底焚毁。熊廷弼概括这种形势说：“始于清、抚，譬火始然；三路覆师，厥攸灼矣；开、铁去而游骑纵横，火燎于原；今且并窥辽、沈，遂成不可响迩之势。”（《熊襄愍公集·东事答问》卷8.）
熊廷弼正是在辽东形势异常险恶的状况下，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替杨镐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还没有出京，开原即陷于敌手，他赶忙上书明廷，要求得到人、财、物的支援，要求获得实际指挥权，以便出关后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险恶的现状。他说：“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明史·熊廷弼传》卷259.）他的这些要求都得到朝廷肯定的答复，并且赐给他尚方剑以重其权。
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又陷入敌手，沈阳以及附近的一些城堡的军民尽皆逃窜，辽阳城人心惶惶，议论纷纷。面对乱哄哄的局势，熊廷弼卓然独立，逆流而进，积极采取整顿的措施，力挽狂澜。
第一，惩治败逃的将领，安抚流亡的百姓。熊廷弼“令严法行”，斩杀了自抚顺战役以来临阵脱逃的将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悼死节的将士；诛杀了贪污的将领陈伦；弹劾罢斥了辽东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来取代他。（《明史·熊廷弼传》卷259.）还在赴任的路途上，熊廷弼即采取措施招抚流民，“遇逃者，谕令归”，一路上，他招集流亡人口达数十万，使这些人“去者归，散者聚”，使得他们回归故里，屯垦植谷，（《明史·熊廷弼传》卷259、《熊襄愍公集》卷4.）从而初步遏制住了逃难人群自东向西的流动。
第二，亲自视察边防，树立勇于赴敌的榜样。熊廷弼刚到辽东的时候，曾经命令韩原善前去抚慰沈阳，但是韩原善“惮不敢行”。接着他命令阎鸣泰前往，阎鸣泰走到沈阳城南的虎皮驿地方即“恸哭而返”，明廷的这些下级官吏真是被后金吓破了胆，甚至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熊廷弼只好“躬自巡历”，他从虎皮驿抵达沈阳，后又乘雪夜到了抚顺。总兵贺世贤以接近敌人的缘由劝阻他，他回答说：“冰雪满地，敌不料我来。”遂击鼓吹奏堂堂正正地进入抚顺关。为了挽回笼罩辽东大地的一派颓势，他还耀兵于奉集堡，之后才返回沈阳。（《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几个月之后，熊廷弼恐怕后金铁骑转掠辽东的东南部，因而命令派遣兵将防守威宁，他本人则“历叆阳、宽奠，缘鸭绿江岸抵镇江城，复迂道看险山旧边，转渡夹河，登凤凰山，寻莫利支屯兵处，遂从镇夷、镇东、甜水站而还。计地千有余里，往返十有三日”。（《明神宗实录》卷596.）熊廷弼忠于职守的精神、勇于赴敌的气魄，当时在辽东军民父老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青史上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第三，制定辽东对敌战守方略，激励官兵的对敌士气。熊廷弼在巡视各边隘口、观察诸地形势之后，于十一月上报《敬陈战守大略疏》，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以为战”的防守辽东的根本战略方针。“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流动巡查兵），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经过熊廷弼多次上疏督促，和兵部紧急招募调集，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十二月，实到辽东的官兵已达十六万人，接近于熊廷弼向朝廷要求的兵力数字。
熊廷弼初到辽阳的时候，曾在教场召集官兵，“杀牛数百头，置酒数千坛，蒸饼数十万个，连飨军士四日，风声颇盛”，《熊襄愍公集》卷4.极大地振奋了士气，充分显示出熊廷弼爱兵如子的大将风度。
第四，大量制造各种兵器，修缮加固城堡。熊廷弼向朝廷的工部求援，要求拨给大炮，鉴于兵仗局查发的铜炮“率多崩炸”，他又要求拨付铁炮。不久从盔甲、王恭两厂简出“涌珠铁炮二千座，连珠铁炮五百位”，运往辽东。熊廷弼向工部“所讨建铁四十万斤、真铜一万斤及牛皮等项”，亦一起运往辽东。（《明神宗实录》卷591.）除了内库拨发器械外，熊廷弼在辽东自筹打造的定边大炮三千几百尊、百子炮数千尊、三眼枪等七千余杆、盔甲等四万五千余副、枪刀、锐叉二万四千余件、火箭四十二万余支，火罐等十余万个、双轮战车五千余辆。（《熊襄愍公集》卷4.）
在筹集兵器的同时，熊廷弼集中力量修缮加固城堡，其中以对辽阳、沈阳的修缮加固为最重要。辽阳城周四十里，其中二十里“年久倾塌”，“城不可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熊廷弼每天亲自环城察视，早出晚归，“饥疲困惫，至两臀皆磨成疮瘠而复检点文书至四五鼓不得寐”。（《筹辽硕画》卷41.）辽阳城垣经修缮后，“城高厚壮，屹然雄峙”，（《熊襄愍公集》卷8.）城外挖壕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三丈，三道壕外，又凿两河引水，环城建闸，“借水为防”。辽阳的城防得到了极大的巩固。与此同时，沈阳城也得到修缮加固。《满文老档·太祖》描述经过熊廷弼重修的沈阳城说：“明人掘壕十层，深一人许，堑底插有尖木，堑内一箭之地，复浚壕一层，壕内侧以一二十人始能抬起之大木为栅。栅内又掘大壕二层，宽五丈、深二丈，壕底插有尖木。壕内侧排列盾车，每车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每车间隔一丈，筑土为障，高至肚脐，障间设炮各五门。”（《满文老档·太祖》册19.）奉集堡、虎皮驿也都修缮加固，开河建闸。当时的人称上述四城“金汤鼎峙”，牢不可破。其他各地，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巩固。
熊廷弼任辽东经略一年又三个月，他勇于任事，雷厉风行，兢兢业业，经过他的整治，辽东边防大为改观。然而，就在明朝的辽东初步具有与努尔哈赤抗衡的能力时，明廷益炽的党祸的阴影笼罩了为治理辽东而日夜操劳的熊廷弼。明神宗朱翊钧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死后，其长子朱常洛即明光宗泰昌帝即位一个月而亡，成为罕见的短命皇帝，他根本没有精力顾及辽东局势。他死后，他的长子、浪荡少年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然而他不务正业，根本没有能力驾驭朝政，导致他的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的局面。统治集团内部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朝臣结党营私，尔虞我诈，互相攻讦，惨酷迫害。熊廷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得罪了一些人，再加上他不徇私纳贿，不曲意逢迎朝廷权贵，因此成为朝廷党争中被攻讦的对象。
第二节 小人公报私仇拱倒辽东统帅
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五月开始，后金对辽东开展试探性进攻，后金军于五月攻略花岭，六月攻略王大人屯，八月攻略蒲河，明朝将士走死逃亡七百余人，努尔哈赤由此开始了进攻辽（阳）、沈（阳）的前哨战。就在辽沈大决战的序幕即将拉开之际，明廷中的一些品行不端的人，公报私仇，拉帮结伙，向朝廷进谗言，开始迫害熊廷弼。首先跳出来“腾谤于朝”的是给事中（主掌钞发章疏、稽查违误）姚宗文。
姚宗文原来是户科给事中，他办完丧事以后，想要补官。虽然他的奏疏屡次上呈，但是就是得不到任命。姚宗文没有办妥自己的事情，便给熊廷弼写信，请他代为申请，但是“廷弼不从，宗文由是怨”。后来姚宗文攀附关系，终于在吏部得以复官。他复官以后很快就得到了阅视辽东士马的权力。在他阅视辽东的过程中，他与熊廷弼“议多不和”。于是他想“腾谤于朝”，把熊廷弼拱倒。第二个加害熊廷弼的人是刘国缙。刘国缙是辽东人，曾任御史，“坐大计谪官”（在考核官吏的过程中因故受到降职的处分）。辽东战事爆发以后，朝廷任用辽人，刘国缙获任兵部主事赞画军务。刘国缙主张招募辽人为兵。但经他所招募的辽兵一万七千余人，后来逃亡过半。熊廷弼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刘国缙因此怨恨熊廷弼。由于姚宗文出自刘国缙的门下，二人朋比为奸，“益相比，而倾廷弼”。
姚宗文在阅视辽东回朝以后，“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且曰：‘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在姚宗文的煽惑鼓动之下，群小紧密勾结，朝廷中一时之间竟出现了群魔乱舞的局面。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濬，尚方之剑，逞志作威”。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熊廷弼），辽必不保”。而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面对这些不白之冤、恶毒的诬陷，熊廷弼义愤填膺，再次上奏疏进行辩解，袒露心迹说：“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接着他缴还尚方宝剑，并且“力求罢斥”。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朝廷作出决定，允许熊廷弼去职，以原来的辽东巡抚袁应泰代为辽东经略。
在这种形势下，熊廷弼上奏疏给朝廷，要求朝廷进行调查，说：“辽师覆没，臣始驱羸卒数千，踉跄出关，至杏山，而铁岭又失。廷臣咸谓辽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举朝帖席，此非不操练、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谓拥兵十万，不能斩将擒王，诚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岂易言。令箭催而张帅（承胤）殒命，马上催而三路丧师，臣何敢复蹈前轨？”
在朝廷委派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往辽东调查熊廷弼的时候，熊廷弼再次上疏说：“臣蒙恩回籍听勘（调查），行矣。但台省责臣以破坏之辽遗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陈之于上。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
在辽东调查结束过后，朱童蒙在其上呈朝廷的奏疏中详细地叙述了熊廷弼的功绩，最后他曾说了这样一段话：“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朱童蒙说了一句公道话。明朝罢黜熊廷弼，真正是自毁长城。明廷自毁辽东长城，这仅仅是开始，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授为临障知县。后迁工部主事，右参政，按察使。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代周永喜巡抚辽东。过了一个月，擢兵部右侍郎，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
袁应泰接受任命以后，即刑白马祀神，誓以身委辽。他上奏疏说：“臣愿与辽相终始，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终始。有托故谢事者，罪无赦。”明熹宗朱由校赐给他尚方剑。他诛杀了贪将何光先，裁汰了大将李光荣以下十余人。《明史·袁应泰传》卷259.
袁应泰历官精敏强毅，但用兵是个外行，规划颇疏，漏洞百出。熊廷弼主持边防，执法严，部伍整肃，军纪严明。袁应泰以宽矫之，把熊廷弼的一些措施尽皆更改废弃。当时蒙古各部正闹着严重的灾荒，很多人进入塞内乞食。袁应泰说：“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于是他下令召降这些蒙古人。蒙古来降者日益增多，他把这些降人安置在辽（阳）、沈（阳）二城，多达六千余人。仅沈阳总兵官贺世贤收降的蒙古降夷就达到三千多人。兵科给事中肖基等人认为：“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叵测。”（《明史·袁应泰传》卷259.）后来的事实证明，努尔哈赤派出大量谍工混杂在蒙古降夷之中，钻进沈、辽两城之内，成为努尔哈赤攻取沈辽二城的“第五纵队”。
熊廷弼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费尽心血经营辽东的事业即将付之东流了。
泰昌元年（天命五年、1620年）十月，后金自界凡城迁都于萨尔浒。萨尔浒城自是年（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十一日始建，至次年（天启元年、1621年）闰二月十一日完全竣工。后金在界凡城留驻了一年零四个月以后，为了进军辽沈的方便又西迁至萨尔浒。萨尔浒成为后金的第四个政治中心。迁都萨尔浒城并在那里蛰伏了几个月之后，后金便拉开了大举进攻沈辽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