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王在晋、孙承宗三人对后金斗争策略的分歧及守卫宁远方针的确定
第一节 袁崇焕赴任山海关
天启二年（1622年）七月，明末的名臣战将袁崇焕出现在辽东生死搏斗的大舞台上。袁崇焕，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县，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生于广西藤县。十四岁在广西藤县应县试，补弟子员。二十二岁考中举人。三十五岁（万历四十七年），袁崇焕考中进士，被授与福建邵武县知县。袁崇焕从少年时代就喜好谈兵论将，善于结交宾朋，为人慷慨，富有胆略。每当遇到老兵或退伍的士卒，必与议论边塞的事情，向他们询问各处险要的地形，并以“边才自许”。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袁崇焕因大计（朝廷考核外官）进入京师。御史侯恂奏请破格任用他，朝廷遂提拔他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广宁兵败沦陷的消息传来，朝廷上下讨论如何扼守山海关，防止后金军西进的势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袁崇焕一人骑马出阅山海关内外的形势。当时兵部发现袁崇焕失踪，都感到很惊讶，就连他的家人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他巡察了山海关上的形势之后，回到了朝廷，在陈述山海关的形势后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在广宁失陷后朝廷上下人人思逃的情况下，竟有人发出如此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朝廷的大臣们越发称赞他的才干，朝廷破格提拔他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发给他帑金二十万，让其招募士卒。（《明史·袁崇焕传》卷259；《明熹宗实录》（梁本）卷14.）
袁崇焕被破格提拔后，向朝廷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他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声称“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袁崇焕先生遗稿》第19页。）表达了他对收复已失疆土的坚定信念。袁崇焕在赴山海关上任之前，曾前往拜见听勘（听从调查处理）在京的老前辈熊廷弼，向其请教用兵方略。据张伯桢说：“廷弼问：‘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后战。’廷弼跃然喜。”（《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真是所谓天下英雄，所见略同。为了对付努尔哈赤，实施先守后战、恢复辽东的具体方略，袁崇焕与熊廷弼，这一少一老二人就此话题商讨了一整天。袁崇焕后来能够取得宁远大捷，与熊廷弼的指教是绝对分不开的。袁崇焕带着先守后战的方略到山海关赴任，想与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协商落实这一方略。
第二节 王在晋在山海关外筑重城的方案
广宁陷落后，兵部尚书张鹤鸣由于支持王化贞造成了广宁失陷的悲剧，感到自己罪责难逃，便一方面想方设法把广宁失陷的责任全部推到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身上，一方面绞尽脑汁乘机脱身，于是请求出关视师。少年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是非不分，没有主见，同意张鹤鸣的请求，给他加以太子太保衔，还赐以尚方剑，发与帑金三十万两白银，让他去山海关视师。张鹤鸣一行于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后，命令锦衣卫逮捕了王化贞，将其押送北京。他还革除了熊廷弼辽东经略的职务，命令他回原籍听勘。（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熊廷弼被革职后在北京居留期间，会见了袁崇焕，并与他就辽东对金斗争的方略交谈了一整天。
三月初九，明廷擢升“左侍郎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明熹宗实录》（梁本）卷15.）这是明廷在用人上的若干个重大错误的典型事例之一。
王在晋，字明初，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自部曹历监司。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由江西布政使擢（提拔）巡抚山东副都御史。泰昌时（1620年）任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1622年）署（代理）部事，迁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崇祯元年（1628年）转刑部尚书，未几又归兵部。后因“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卒。”（《先清史料·整理新刊前言》第4集。）通过他的履历，我们可以得知，他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一帆风顺升迁的知识分子型的一个官僚，他知识丰富，写作能力强，但他不是一个杰出的带兵将领，更不是军事家，而且他保守顽固，刚愎自用，无所作为，畏敌如虎，纸上谈兵，他根本承担不起朝廷委派的重任。
不过，王在晋在任辽东经略期间，有两件事情值得肯定，一是他对袁崇焕的重用，二是他任用王象乾联合蒙古。
王在晋毕竟在官场上历练了几十年，具有一定的识人的眼光。袁崇焕到山海关上任之初，由于当时山海关外的土地全被蒙古哈剌慎诸部所占据，袁崇焕不得不驻守关内。不久，哈剌慎诸部接受招抚，辽东经略王在晋令袁崇焕移驻中前所，监理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所率之军，经理前屯卫事。旋即他又令袁崇焕赴前屯卫安置无业可就的辽人。袁崇焕雷厉风行，“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王在晋深深地倚重这位年轻的将领，“题为宁前兵备佥事”。（《明史·袁崇焕传》卷259.）王在晋在任用袁崇焕方面可谓慧眼识人，成就了袁崇焕此后所开创的一代伟业。
王在晋在辽东经略任内创造的另一项功绩，在于他使用旧督臣王象乾，联合蒙古各部，牵制了后金，使得努尔哈赤得不到西部蒙古的大力帮助而不敢贸然西进。
但从总的来看，王在晋不是一个好的军事家，拙于战守，消极无为。他对辽东局势的估计和对辽民力量的判断都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致使他实行龟缩挨打的对敌策略，最终导致自己在辽东的垮台。
王在晋到山海关上任后，认为辽东战场经过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诸战役后，已经再也没有挽回的希望了，辽东战场已经到了“弃全辽而无局”地步，唯有彻底放弃之一途，无怪他后来提出了在山海关外筑重城的防守方案。
王在晋是今天的江苏人，为官也多在关内，对辽东和辽民都不熟悉。由于明在辽东战场的一再败绩对辽民产生的恶劣印象使他对辽民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他认为：“辽人习甘言而怯强敌，又生平习懒不能任劳。晋在关修筑边墙，募辽人做杂工，曰吾不能胜拮据（操作劳苦）也。用之为兵，非逃即降，是以任辽事者，调募皆难，战守匪易，用辽人误辽事，近事可征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2.）总之一句话：“辽人非可用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1.）既然辽人不可用，辽兵自然也不可用，因此在他任辽东经略期间，虽然掌握着关东边塞七万多人的兵力，但他从没派出一个人、一匹马支援辽河东西的广大辽民的武装暴动，尽管暴动的辽民对明廷的武力支援“望眼而欲穿”。
王在晋在所上奏疏中极力夸大自己遭遇到的困难，说：“今查各隘口边墙未葺，器械未整，兵马不足，钱粮未议。将官惰窳，军士偷闲，须得大臣行边整顿……”（《明熹宗实录》（梁本）卷16.）王在晋笔下描述的山海关外凋敝残破的景象，给他不图进取、无所作为、实行消极防守的龟缩政策提供了客观条件上的依据。
王在晋用兵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具备压倒敌人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物力方能打仗，否则后患无穷。他说：“然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虽得之必失之。启无已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故职之亟亟守关者，非以关门自画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1.）根据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在较长的时间内他是难以有所作为了。他在缺乏长远目标规划的情况下，便谋用蒙古骑兵闪击广宁，妄图侥幸取得意外的成功，但是老天爷不护佑，他的计划再次落空。作为一个地方的封疆大吏，为了确保山海关从而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终于设计出了修建重关的宏伟计划。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说：“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弯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余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山海关）门可恃为捍蔽，第计费甚巨，而民夫当用数万人。夫国家为万年不拔计，何恤一二百万金，独是数万人夫复招募于畿辅（国都附近的地方）之地，蓟、永之民不堪劳役，柴米益贵，而兵民益无所安处，是召乱之端也。欲用兵为夫，而兵不习工，即多加工食，亦不愿赴。且废其操守，离其行伍，而虏骑猝来，大众奔跄，有汗漫（漫无边际）不及收之势。”（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9.）这就是王在晋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地方重筑一道城墙或者说修筑重关的计划以及完成该计划的困难。
王在晋在山海关外修筑重城的计划，是他守卫辽边八个月之久构思出的思想产物。不仅因为“计费甚巨”、夫役难募而完成的难度特大，而且即使完成了，也没什么大用。试想耗资一二百万金，恢复的却只有八里地，这是多么得不偿失的一件工程。这个方案一提出，当即被人传为笑柄，朝廷大臣每当议论这件事，都哄然大笑。王在晋只图苟安、无所作为的消极的龟缩式的防御方略，很自然地遭到袁崇焕等人的反对，“崇焕以为非策”。在袁崇焕与其争辩而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袁崇焕不得不上奏疏给首辅（首揆、首席大学士）叶向高。（《明史·袁崇焕传》卷259.）首辅叶向高表示不能凭主观作出决断。在此万难的时刻，帝师孙承宗主动请求到边关视察，“请身往决之”，（《明史·孙承宗传》卷250.）要通过调查、研究做出决策。
第三节 孙承宗督师辽东
孙承宗，字稚绳，河北高阳人。鬚髯像戟一样四处张扬。他与人说话，声音像雷声一般震响四壁。最初他作为一个县级的学生，在边郡接受教育。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注意考察边郡的地理形势，往来于飞狐、白马之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的故道南下。他特别喜欢向下级官吏和老兵探问边塞的一些险要之处的地理状貌，因此他对边疆的事情知道得清清楚楚。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以第二名的好成绩登科进士，被授为编修官，接着进级中允（正五品）。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张差的“梃击案”发生。大学士吴道南以这个案子的处置办法和应遵循的原则咨询孙承宗，孙承宗回答说：“事关东宫（指太子朱常洛）不可不问；事连贵妃（郑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明史·孙承宗传》卷250.）这段答话充分显示出，孙承宗经过十多年的磨练，已经变得十分老到和成熟。吴道南根据孙承宗所交待的原则，具揭上报，使案件得到了妥善处置。后来孙承宗被派到南京主管乡试，因策试题目触犯了东林党人的忌讳，东林党人准备借着考察官吏的时机将他放逐外地，后来由于学士刘一燝的保护而免遭放逐的命运。此后他作过谕德、洗马两个官职。
明熹宗朱由校于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即位后，孙承宗以左庶子的官职当了少年皇帝的日讲官（皇帝的老师）。少年皇帝朱由校每听帝师孙承宗的讲课，都说“心开”，意思是说他的思想受到开发启迪，因此他对自己的老师也特别关注。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进级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满朝上下议论纷纷。天启二年（1622年）明廷提拔孙承宗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的事务。
不久，后金军逼近广宁，王化贞弃城狼狈逃跑，熊廷弼竟然傻乎乎地与他一起入关。兵部尚书张鹤鸣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找借口出巡关外。少年天启帝着急辽东的命运，遂拜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让他进入宫禁值班供职。过了些日子，天启帝又命自己的老师以阁臣执掌兵部事务。孙承宗上奏疏给皇帝说：“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凌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在指出朝政的诸多弊端和阐述自己的主张之后，他胪列出抚西部（蒙古）、恤辽民、精简京军、增永平大帅、修蓟镇亭障、开京东屯田数策献与皇帝。（《明史·孙承宗传》卷250.）孙承宗以上的奏疏和其中所胪列的六条急务就是后来孙承宗治理辽东都司的工作纲领。
兵部尚书王在晋代替熊廷弼经略辽东以后，与蓟辽总督王象乾二人之间互相依靠。王象乾在蓟辽总督任上工作很久，习知蒙古的种类性情，蒙古人也很爱戴他。其实王象乾并没有什么出众的才干和智慧，他只知道以财物喂养蒙古以达到羁縻蒙古族各部之目的而已。当王在晋谋划利用蒙古人袭击广宁一事时，王象乾指点他说：“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加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王在晋经过王象乾的点拨，才有了“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的决定。王在晋的僚佐袁崇焕、沈綮、孙元化在不能改变固执己见的王在晋的决定的情况下，上奏疏给叶向高，叶向高的答复为：该事“未可臆度”，即不可主观妄下判断。于是才有了孙承宗“亲身往决之”的决定。少年天启帝听说帝师要亲赴山海关裁决这个重大难题，可谓“大喜”过望，给师父“加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亲往前线实际调查研究的孙承宗抵达山海关。接着在孙承宗和王在晋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孙承宗诘问王在晋说：“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
孙承宗又问王在晋说：“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址，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委敌乎？”
王在晋回答说：“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
孙承宗又问道：“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王在晋回答说：“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承宗又问道：“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閧堂奥（腹地），畿东其有宁宇乎？”（《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在孙承宗的一再追问下，王在晋终于再也没有理由可供回答了。接着孙承宗与山海关诸将讨论在山海关防御后金的问题。监军阎鸣泰主张守卫觉华岛，袁崇焕主张守卫宁远卫，王在晋均不同意，而主张守卫中前所。孙承宗支持袁崇焕等人主守宁远卫的意见。在众说纷纭、各执一端的情况下，孙承宗劝说王在晋支持袁崇焕，发兵驻守宁远卫和前屯卫，而王在晋执意不肯这样做。孙承宗和王在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说得唇焦舌燥，而王在晋“终不应”，采取“朒缩”不语的消极态度来应对孙承宗的积极进取的斗争方略。其性格之固执，其立场之不易改变，已经到了明显不适合担任高级军政指挥要员的程度了，他根本不具备应对瞬息万变形势的能力。
孙承宗回到朝廷之后，发表其对辽东问题的看法说：“敌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远）、前（屯），此前日经、抚罪也；我弃宁、前，敌终不至，而我不敢出关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将吏匿关内，无能转其畏敌之心以畏法，化其谋利之智以谋敌，此臣与经臣罪也。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筑土墙），曷（怎么）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人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明史·孙承宗传》卷250.）他的这番宏论日后就成为他经略辽东时防御后金的指导纲领。
过了不多天，孙承宗借着进筵的机会，“面奏在晋不足任”，天启帝朱由校便借着王在晋生病之机，下旨将其召还，后来改任其为南京兵部尚书，而八里筑城之议也就宣告终结了。（《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明廷以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他本来是报着必死的信念去山海关赴任的。同年七月，当他接到皇帝“准召还拟用”的圣旨后，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臣一见之，望西遥拜，喜出更生。自有辽事以来，死者为沙场之鬼，逮者为缧绁（捆绑犯人的绳索，引申为囚禁）之囚，即幸而得归，皆被弹受刺，身为射的。臣之挺身独行，原无生还之想，贻书以别妻孥，谓与家乡永隔，而不意得完封疆以完躯壳，复被召还之命，无论微臣喜出望外，即臣之妻子终夜焚香以告天者，得报不知何如欢慰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0.）
王在晋任辽东经略期间，正是后金异常繁忙劳碌、顾此失彼的时期，努尔哈赤既要组织人力物力搬运明军丢弃在右屯卫的五十多万石极其宝贵的粮食，又要四处征讨，镇压辽东人民此伏彼起的反金武装暴动。王在晋实行的龟缩政策帮了努尔哈赤的大忙，使他既可以从容地搬运粮食，又能有条不紊地镇压各地的武装暴动。因此，努尔哈赤占领广宁之后，实行暂停西进、整顿内务的方针。
被辽东人民以各种斗争形式搞得疲于奔命的努尔哈赤，为了探得明廷及辽东地方当局的真实情况，以便安定后方，曾经托付蒙古人根根儿向辽东经略王在晋表示乞和，王在晋这个无所作为的大员这时却借机说起了大话，着实使自己的嘴巴快活了一下，他记载这件事说：“先是奴酋托西虏根根儿通禀乞和，晋甚恶和字，语之曰：当乞降，降则还我辽东土地、人民及诸叛臣，乃题请，不则唯有剿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1.）王在晋在大话说过之后，他连一次“剿”都没有进行。后来努尔哈赤的乞和之事，一方面，由于王在晋所提价码脱离实际的高，另一方面，由于明廷投降后金的诸多降将的百般阻挠，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这样，辽东就出现了不战不和的局面，王在晋龟缩在山海关内，也就成为了不经略辽东的一个辽东经略。
在王在晋调离之后，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辽东，少年天启帝朱由校下诏书颁给他关防敕书，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准予便宜行事，不从中制，而以袁鸣泰为辽东巡抚。孙承宗召职方主事鹿善继、王则古为赞画，请帑金八十万以行。少年天启帝特地御门临遣，赐给尚方剑、坐蟒，阁臣送行到崇文门外。
第四节 守卫宁远方针的最后确定
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后，命令总兵江应诏定军制，佥事袁崇焕建营舍，废将李秉诚练火器，赞画鹿善继、王则古治军储，沈綮、杜应芳缮甲杖，司务孙元化筑炮台，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主军马，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采木。另外，又命令祖大寿佐金冠于觉华岛，副将孙谏助赵率教于前屯卫，游击鲁之甲拯难民，副将李承先练骑卒，参将杨应乾招募辽人组建新军。《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天启三年（1623年）春，孙承宗令袁崇焕前往招抚喀喇沁部。喀喇沁，明代蒙古部名，也作哈剌嗔。源于元代的“哈剌赤”（意为“做黑马乳之人”，钦察人班都察举族归元宪宗蒙哥，其人以制作黑马湩见称，因以为号。明代称之为“哈剌嗔”），部众三万余，原居漠北。正德（1506—1521年）初进入河套地区。嘉靖（1522—1566年）初由河套迁往宣府（今河北宣化）塞外，在张家口与明互市。后又向东发展，并与朵颜卫混合结亲。明末被察哈尔林丹汗击败，部分并入朵颜卫，朵颜卫遂改称喀喇沁。《民族词典》第800页。明朝丢掉广宁后，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尽为喀喇沁诸部占据，明军前哨不出关外八里铺。袁崇焕受命招抚喀喇沁诸部，收复自八里铺至宁远二百里的地区；他又拊循军民，整治边备，使这一带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等到秋天，孙承宗就接受袁崇焕的建议，决计戍守宁远。（阎崇年：《努尔哈赤传》第260页。）
当时聚集在山海关一带的明朝士兵约有七万人，特无纪律约束，冒领军饷者很多，孙承宗大阅兵后，裁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惫之兵万余人，而以鲁之甲所救助的难民七千人遣派前屯卫为兵，以参将杨应乾所招募的辽兵出戍宁远，体现了以“辽人守辽土”的原则。孙承宗命人犒赏毛文龙于东江镇（皮岛），令其收复金、复、海、盖四卫，发檄文令登州统帅沈有容进据广鹿岛，给朝鲜发咨文使其助长声援辽东的军事斗争。在总兵江应诏被弹劾后，他请求少年天启帝任命马世龙代为总兵，获得应允，马世龙得任为总兵，节制尤世禄、王世钦，他还为马世龙请得了尚方剑。
阎鸣泰能当上巡抚，是由于孙承宗推荐的结果。但后来孙承宗发现阎鸣泰有其名而无其实，所以军事上的一些事大多不与他商议。因此阎鸣泰怏怏不乐地要求去职，孙承宗也引疾请辞。言官们一致主张孙承宗留用，而诋毁阎鸣泰。少年天启帝罢黜了阎鸣泰，以张凤翼代为辽东巡抚。可是张凤翼胆小怕事，无所作为，主张守卫山海关。孙承宗对张凤翼这个人非常不高兴，便决定再次出关巡视。他抵达宁远城后，召集将领官吏共同商讨战守方略。与会者多数人赞成张凤翼的意见，独有马世龙主张守卫中后所，而袁崇焕、鹿善继及副将茅元仪坚决请求守卫宁远卫。孙承宗赞成袁崇焕等人的主张，守卫宁远卫的决议就此确定，这时已是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
宁远城处于河西走廊的中间，“内拱岩关（山海关）”，南临大海，处于辽东通往山海关的交通要冲。守住宁远，就扼住了辽河以西走廊的咽喉，山海关也就安如泰山了。宁远地方，明代以前没有城池。明朝宣德三年（1428年）于此设置宁远卫，始修卫城。这时修筑的宁远城周围六里八步，城高二丈五尺，池（护城河）周围七里零八步，深一丈五尺。城为方形，有四座城门，东曰春和门，南曰迎恩门，西曰永宁门，北曰广威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重修了一次。城内驻兵一千二百五十余名，下辖两个千户所及边台一百五十五座，共有官兵六千八百一十四名。（《辽东志·建置·宁远城》卷2.）
孙承宗决定守卫宁远后，力排佥事万有孚、刘诏等人的阻挠，命令祖大寿兴工修筑宁远城，命袁崇焕、满桂二人担任守卫。祖大寿推测朝廷不能远守，在修城时没有尽心竭力，而是草率从事，仅仅修筑了十分之一，而且工程疏薄。袁崇焕便亲自规定了城墙的规格，重新修筑。《明史》记载说：“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城墙上面的矮墙）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天启四年、1624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桂，良将，而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明史·袁崇焕传》卷259.）这就是袁崇焕在“遭父忧，夺情视事”的情况下修筑起来的坚城宁远城，这就是努尔哈赤指挥千军万马进攻几天也没有攻克、反而险些把自己葬身其下的名垂千古的坚固堡垒。
孙承宗素来正直耿介，对于宦官干预朝政、插手军事的行为向来厌恶透顶。事情还得从性情怪异的少年天启帝说起。这个小皇帝有两大爱好，一是酷爱木工活，二是好察边情。当时他曾令东厂（明朝特务官署）派人到山海关，把当地的“事状”写成文字奏报朝廷，名曰“较事”。等到魏忠贤窃取政柄后，派遣党羽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携带内库的神炮、甲仪、弓矢之类数万件到山海关，把这些东西交给山海关的明军使用。另外又拿出白银黄金十万两，蟒、麒麟、狮子、虎、豹诸币颁赏将士。单独赐给孙承宗蟒服、白银黄金表示慰劳。但这些都是假象，在这些假象的掩盖下，他们来此的真实目的是窥视军情。当时孙承宗正出关巡视宁远，他走在中途听说这件事，立疏言：“中使（帝王宫廷中派出的使者，指宦官）观兵，自古有戒。”对这些“中使”的招待是：“具杯茗（茶）而已”。（《明史·孙承宗传》卷250.）这就是帝师孙承宗，用茶水招待了中央代表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