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
—记郭凤韶烈士
郭凤韶，又名问樵。1911年9月出生于临海县城。1926年下半年参加进步组织乙丑读书社，同年冬天加入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党的小组长、交通员、南京反帝自由大同盟女工委员。1930年9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坚不吐实，同年10月25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破除旧俗的闯将
凤韶的父亲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母亲读过师范学堂，接受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些先进思想。这对幼年的凤韶有所影响，例如她没有缠足，也没有蓄过辫髻。
在民主革命潮流影响下，临海城内的进步青年和妇女组织了一个“风俗改良会”，在城区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反对封建旧俗，反对信神信鬼，反对包办婚姻，劝放缠足，解放妇女，争取女权。凤韶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帮助前后邻居的小女孩剪了辫子，放了足。
一次，凤韶到亲戚家去玩，看到这家的女孩被她妈妈缠上包脚布，痛得大哭大叫。凤韶过去帮女孩把包脚布松开，并悄悄告诉她，现在外面已不准缠脚，你不要怕，你妈再要把你的脚包上，你就把它放掉，鼓励她反抗。后来女孩母亲向凤韶的母亲告状，凤韶听到后，挺身而出，陈述缠足的害处，说得那位亲戚无言可答，再也不给女孩缠足了。
参加乙丑读书社 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农历乙丑年）暑假，临海旅沪、宁学生林炯、陈学西、林迪生、李敬永等，在上海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回临海组织了以“努力读书，改造社会”为宗旨的乙丑读书社，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只有马列主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口号，指明了青年前进的方向。当时，凤韶正好考入了临海女子师范学校，并和徐一冰、包玉珍等一起加入了乙丑读书社。入社后，凤韶积极阅读《新青年》、《创造月刊》、《小说月刊》、《语丝》、《彷徨》、《呐喊》等进步书籍和刊物，她的思想逐渐开明。在这段时间，凤韶结识不少进步青年，为她以后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暴露了狰狞面目，举起屠刀，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临海，以国民党党棍陈启忠为代表的反动派，几次抓捕共产党员和乙丑读书社社员。当时有些人被白色恐怖所吓倒，纷纷声明退社。也有人劝凤韶退社，但凤韶却回答：“革命是我的第一生命，我决不退社。”还鼓励大家：“要坚持到底，不要被吓倒，以后新中国是我们的，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在险恶的日子里，凤韶始终坚持斗争，公开不行了，就转入地下斗争，只身串街走巷，散传单，贴标语。在危急之时，凤韶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同志。得知敌人要抓C。Y蒋婉仙，她就跑到婉仙家里报告，还独自出去探路，机智大胆地把婉仙带出城外，使婉仙逃脱了敌人的魔掌。
从朱家尖岛到晓庄师范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临海城乌云密布，敌人多次搜捕，革命者在临海无法立足，许多同志不得不暂作隐蔽或转到外地活动，凤韶也被迫离开临海。
1928年夏，凤韶的表姐孙儒夫妇在朱家尖办小学，他们俩要凤韶去那里任教。朱家尖是舟山普陀县的一个小岛，当地的渔民和农民世代穷苦，极少有识字的人。凤韶来到朱家尖大古塘小学教唱歌、图画、体育。
凤韶在岛上教书，没有忘记自己是革命者。她教唱《渔光曲》、《放足歌》等进步歌曲，宣传革命道理。教课之余，便和群众打成一片，敬老怜贫，走访渔家农户，教群众识字、读书，帮妇女纳鞋底缝衣，宣讲破除迷信、反封建、反剥削的道理。她每月领到微薄的薪水后，常常资助一些穷人，自己却十分俭朴。后来凤韶要离开朱家尖，许多群众都依依不舍，前来送行。
1928年夏，徐一冰在党组织的帮助和安排下，考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1929年春，徐一冰回到临海，向郭凤韶介绍陶行知先生的办学宗旨——培养学生有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凤韶听了很受感动，当即表示也要到晓庄求学。就这样，凤韶跟随徐一冰到南京，考入晓庄师范，成为晓庄师范第五届学生。
1929年，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去晓庄师范演出，陶行知先生也组织了晓庄剧社响应。郭凤韶积极报名参加，成了晓庄剧社的主要成员。她主演《卖花女》，表现了一个贫苦的卖花姑娘在黑暗时代受到凌辱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博得了观众的好评。
英勇就义雨花台
1930年3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军舰以实习航路为借口，闯入长江口公然挑衅，而国民党反动当局竟听之任之。南京的共产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深入农村、工厂及学校，积极发动并筹划一次全市性的反帝示威游行。4月3日，下关和记工厂资方，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指使下，枪杀工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四三惨案。4月5日，和记工厂工人罢工集会，向厂方示威。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汇集南京10多所学校600余人，组织游行示威队伍，支援和记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凤韶和叶刚等同志一起，到处奔走宣传，张贴标语。并随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南京各主要街道，高呼“支援下关和记工人罢工”、“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和记厂工人”、“打倒帝国主义”、“声讨四三惨案的刽子手”等口号。当示威队伍通过挹江门时，警察关闭城门，企图阻止群众通过。大家义愤填膺，走在最前面的晓庄师范学生叶刚、凤韶等共产党员首先冲上去与警察说理，并在搏斗中把伪警打翻在地，夺取钥匙，开了城门。这时参加游行的群众越来越多，到达下关煤炭码头时，已达数万人。游行群众面对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的爪牙和英日帝国主义侵略者，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军舰停泊长江口岸！”“坚决支持和记工人的合理要求！”“争取罢工最后胜利！”这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央所在地南京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大长了人民的志气，震慑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给帝国主义一次沉重的打击。4月7日，蒋介石污蔑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为“越轨行动”，声言要当反革命处理。但凤韶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斗志昂扬，她和同志们一起，踩着先驱们的血迹挺身前进！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紧逼，晓庄师范被封闭，在南京无法再坚持斗争。1930年7月，地下党组织一部分同志易地继续革命斗争。徐一冰和凤韶等途经上海转到无锡。冬天来临，天气寒冷，她们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衣衫，冬衣留在南京。徐一冰同志征得组织同意欲去南京，一是去探听一下南京的消息，二是为同志们取冬衣。他买好了去南京的船票，准备上船，凤韶知道后，一把夺走船票登船而去，谁知这一去竟是永别。
凤韶到了南京，就碰上被国民党收买当了特务的原晓庄师范同学余仲篪。余假装关心，花言巧语说：“南京很紧张，不走就要抓你，你赶快去上海。”凤韶折回上海，余仲篪也跟到上海。郭凤韶随即落入敌人魔爪，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位名叫谢伟的同志，后来敌人将凤韶押回南京。
郭凤韶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酷刑，但她守口如瓶，坚不吐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和高尚情操。她一次次经受着严刑拷打，皮开肉绽，衣衫和血肉粘在一起，多次昏死过去，醒来时高呼口号，怒斥敌人：“我知道的中国人除了你们这一小撮坏蛋外，都是好的，都是要革命的，他们中间最好的先进分子就是共产党员。你们想用逮捕、屠杀消灭他们吗？这是不可能的，是做梦！革命一定要胜利！”连国民党南京警察厅督察长也不得不承认说：郭凤韶真了不起，为男子所不及。审问时，凤韶昂首屹立，威武不屈，无论怎么问，都坚不吐实，绝不出卖同志。问她晓庄有多少共产党员，她说：“不知道。”再追问，她要么回答“统统都是”，要么说“统统不是”，绝不可能从她的口中得到一点线索。另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也说：“郭凤韶从被捕到处决，时间很短。她这么年轻，却这么勇敢，虽然我和她信仰不同，但对于她的表现是深为佩服的。”1930年10月25日，郭凤韶和石俊、叶刚等12位同志，在雨花台英勇就义。临刑前，她昂首挺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不止，她那种坚强不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行刑的刽子手们震惊不已。
长江浩荡，碧丝如花，英雄虽逝，风范长存。至今当人们一踏进雨花台陵园，就可看到高耸的郭凤韶和其他几位烈士的石雕像。她那刚正的面容，豁达的气质，永留人间。
红色特工
——临海第一个共产党员吴先清
吴先清，曾用名吴德芝、吴仙清，在苏联时取名罗莎·拉库洛夫。1904年出生于临海城关一个商人家庭，她是家里6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不但不缠足，还进学堂念书。1917年夏，她小学毕业后不顾父母再三阻拦，毅然跟着哥哥来到杭州，寻找继续升学的机会。第二年春考进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以下简称“蚕校”）。她性格刚强、豪放，路见不平便挺身而出。有一次，她理直气壮地为被丈夫虐待的农村妇女鸣不平。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年仅15岁的吴先清被选为蚕校学生代表，参加了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联合救国会（后称学生联合会）。她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带领同学冲出校门，到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参加示威游行，高呼“取消不平等条约” 、“抵制日货”、“男女平等”等口号。在五四运动中她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和启迪。
1920年夏，吴先清蚕校毕业后，又进入杭州私立美术学校学画。有一天，她在西子湖畔写生，结识了宣中华。此后，他们交往甚为密切，吴先清常应宣中华的邀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她在宣中华的帮助下进步很快，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与宣中华结婚。
国共合作形成后，吴先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924年五一劳动节，在时任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的宣中华主持下，吴先清在纪念大会上宣讲了五一纪念活动的意义，并号召女工奋起争取妇女的解放，她的演讲与口才博得与会者的好评。
后来吴先清调到上海工作，她一面在沪西区小沙渡工人学校教书，一面从事妇女运动，来往于曹家渡和小沙渡的工厂，做纺织女工的工作。她平易近人，工作有魄力，在工人中威信很高，曾以工人领袖的身份，参加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的筹备工作。1924年12月21日该会正式成立，吴先清被推选为委员，从此，她利用这一合法组织，更广泛地组织妇女投入国民革命运动。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前夕，吴先清曾因散发传单、发动工人运动而被捕。在狱中，她沉着、机智，反动当局拿不到确凿的证据，只好释放她。五卅惨案发生后，吴先清立即无所畏惧地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吴先清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怀孕后至临产之前，还坚持外出奔忙。当时她和宣中华住在上海闸北联盛里，生活条件很差，夫妻俩只有一件棉衣，一个穿上棉衣外出，另一个就只好坐在被窝里等着，但是他们的革命意志始终是那样旺盛，而且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25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吴先清为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
初冬，吴先清受党的指派，毅然放下襁褓中的婴儿，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中华英勇牺牲。吴先清以坚强的意志控制自己的感情，更奋发学习，誓为死难者报仇。学习期间，她负责团的宣传工作。她为人热情，工作积极，精力充沛，中共旅莫斯科支部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共产党员。
1927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同学阚尊民（即刘鼎）结婚。1928年春两人转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她明辨是非，对党忠诚，有高度的组织观念。
吴先清和刘鼎于1929年10月奉调回国。途经边界时，恰遇中东路事件发生，只好停留伯力。1930年春，她经大连、天津秘密回到上海。起初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开展浦东女工工作。夏天，党中央调她到中央特科任联络员。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她时而盛装艳服作贵妇人打扮，出入于上层社会；时而布衣布鞋，工人打扮，活动在工人住宅区；时而装扮成乡里乡气的农妇，出现在穷乡僻壤。她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特科工作期间，有不少与吴先清有关的传奇故事：她曾在上海的小街口开过夫妻水果店，以此为掩护，刘鼎则在阁楼上设置无线电联络点。但在白色恐怖下工作，常常会出现意料不到的险情，他们曾多次紧急搬迁，巧妙地在旧家具和杂物中夹带重要文件和情报转移到下一个安全地点。
吴先清具有秘密工作者特有的警觉性，善于观察环境，谨慎灵活行事。1931年10月，刘鼎在上海外滩公园不幸被捕，她立即转移。此后，吴先清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为了营救刘鼎出狱，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她冒着风险到南京监狱探监，机智地向刘鼎传达了组织的指示，使刘鼎在第二年秋取保获释，回到了上海。
1933年，经中央批准，吴先清调出中央特科，转入另一战线。她没有辜负党的重托，往返于东京、上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5年5月，因叛徒出卖，吴先清所在组织的负责人在上海被捕。事件的发生牵涉到吴先清和在东京的一些同志的安全，她那时正在东京，接到党中央“迅速撤离回国”的通知后，一面购买船票，一面通知其他同志，迅速离开东京。6月，吴先清回到了上海。此时敌人在上海展开搜捕，上海不能立足，于是党组织决定派她再赴莫斯科。
吴先清到达莫斯科，即以罗莎·拉库洛夫的化名进入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36年9月期满结业，暂住莫斯科近郊马拉霍夫卡招待所，等待安排回国。在这里，她与早先住入的四位中国同志朝夕相处，她对大家迫切要求回国工作的心情表示完全理解，然而她认为不能光着急，应该利用等待的时间加强学习。她便组织大家学习俄语和英语，每天阅读《真理报》和《新闻报》，既提高外语的水平，又及时了解苏联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大事。在这段日子，大家生活得很有规律，又增长了知识，相处得很好。
不久，平静的生活波澜突起，马拉霍卡夫招待所里的气氛忽然紧张起来。1937年11月的一天下午，来了个苏联大校军官，吴先清被逮捕了。开始关在监狱里，不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役。从此，再也没有她的音讯。
吴先清短暂的一生，做到了为革命牺牲一切，鞠躬尽瘁，是个没有接受过勋章的有功之臣。去世之后，她却长期含冤九泉。现在党为她洗雪了沉冤，恢复了英雄的历史面貌。
乡情牵动赤子心
——党内三农问题专家王观澜
临海城关西南、灵江南岸灵江山一个葱郁雅静的小山岗上，一座端庄的纪念亭静静肃立，遥望着古城临海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就是“思澜亭”，是为纪念临海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观澜同志而建造的。亭子正面的楹联写着“志士豪情萦故土，先驱德泽育新花”，反映了王观澜同志与故乡的感情联系，表达了故乡人民缅怀革命先辈丰功伟绩的思念之情。
王观澜同志是我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是青年时代在家乡接触进步思想，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1906年7月，王观澜出生在临海城关天灯巷（今赤城路）一个贫苦家庭，父亲以刻字为主要生活来源，母亲除管理家务外，还时常为别人缝纫洗涤，以补家计不足。少年观澜迫于生计，放过牛，摆过小摊。后就读于北山小学，一直以优异成绩深受老师鼓励。16岁考入浙江省立第六师范预科学习。他一面刻苦学习，接触进步思想，一面利用夜晚和假期为《台州日报》抄写稿件，半工半读。艰苦生活的磨炼，使王观澜从小就深切体会到阶级压迫造成的贫富不均，播下了反抗的种子。一次自由命题作文，王观澜以《金钱万恶》为题揭露社会罪恶，备受师生称赞。
1925年6月，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临海，王观澜进一步痛感社会的黑暗，愤而投身抵制日货英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表现突出，六师成立学生会时，王观澜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积极领导进步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期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回乡开展革命活动的共青团员陈学西处读到《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大受影响，理想信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于当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次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在王观澜的组织和领导下，六师的进步师生办校刊、出壁报、开演讲会，宣传进步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等黑暗势力，还利用假期举办贫民夜校，宣传启发贫苦民众的觉悟，号召人民起来开展反帝反军阀官僚的政治斗争，学生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临海。在反动势力大逮捕的淫威面前，党团员中有的不告而别，有的消极沉沦，登报声明脱离党团关系的也不少。当时才21岁的王观澜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嘴脸，更坚定了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决心，他联合几个立场坚定的同志继续战斗，他们翻山越岭掩护革命同志到离城45里的山村避风，待形势稍有松动时，又潜回城内鼓励并组织学生罢课声援被捕同学，联络那些组织被打散后还没有叛变和没有宣布脱离关系的同志继续活动，掩护革命同志转移，还巧妙地探望狱中战友，鼓励大家同敌人斗争到底，抗议军警包围学校。随着反动势力的迫害不断加剧，王观澜根据上级指示，转入地下活动，于1927年7月离开家乡到达上海，从此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此后的20多年时间，王观澜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苏区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筹备并主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同时，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社（新华社前身）也从此诞生。后任中央土地部副部长、土地委员会副主任，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王观澜参与制定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对苏区农民运动的深入、红军的扩大、农业生产互助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总结查田运动试点经验基础上起草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和补充，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重要文献，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
红军长征期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王观澜同志深入农村、山寨，发动农民群众，完成扩红、筹粮任务。遵义会议后，红军进入越西地区，按照中央提出“赤化云贵川”的口号，王观澜留在越西县，以自己丰富的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在很短时间内，组织起100多人的越西游击大队，并在两个村寨建立起红色政权。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王观澜同志历任接收延安中央工作团主任，中央土地部部长、农委主任，统战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等职，他经常到各县区了解土地革命后农村各阶层人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在安定县，他发现土改中有地主被“扫地出门”，富农只分坏地的情况，立即在当地召开会议，宣传党的土地政策，纠正错误做法。随后，王观澜参与了中央多个政策性文件的拟订，为克服“左”的错误和防止右的倾向作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开始后，王观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组建中央农民土地委员会，调查研究国统区农民斗争情况和土地问题。1947年夏天，王观澜住在晋绥县张家湾养病，发现邻县郝家庄在土改试点时大搞极左，扩大打击面，影响很不好。他就把驻村工作团主任叫到自己病床前谈话，宣传党的政策，帮助纠正错误做法。事后专门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新中国成立后，王观澜同志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农业部顾问，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民族组副组长等职。他在工作中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党的原则，不随风倒。1955年下半年，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了原则争论，王观澜带着问题，于1956年四、五月间到江苏、浙江农村作调查。在家乡临海，他深入乡村，走访农户，倾听群众意见。结束调查的时候，王观澜把调查情况向当地党委作了汇报。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提交了题为《关于江苏浙江两省农村情况》的书面报告。报告以临海为例，为农民、农副业方面的收支算了一笔账：“农业方面：临海全县人口55万7千多，水田约60万亩，地14万亩，每人约有田地1亩3分。1955年平均每亩产量485斤，即每人全年收入630斤，除扣去农业税13%计82斤（未包括附加，下同），成本（种子、肥料等）15%计（很多地区，实际超过此数）94.5斤外，大概每人可得原粮454斤，折人民币31元8角（按每斤7分计算，下同。临海实际市价是6分2厘）每月可得2元6角4分。今年该县计划增产15%，则每人平均可得原粮725斤，除去应交农业税13%计94斤，成本15%计108斤，公积金、公益金7%约52斤，社务支出、社干报酬等等2.5%约18斤后，每人可得原粮453斤，折人民币31元7角（比去年少1角），即每人每月农业收入仅有2元6角4分。又由于今年附加税增加，按20%计算，则应再减去25斤，则每人实得原粮428斤，折人民币29元9角6分，每人每月农业收入只有2元5角。这是一个县的一般情况。如果从浙江全省来看：按耕地2400万亩，人口2000万计算，每人平均1亩2分田地左右，去年每亩平均产量481斤，即每人全年粮食收入577斤，除去农业税、成本等，平均每人所得比临海县还要低。……”
字里行间，体察入微，表露出王观澜同志对农业生产、农民收入的高度重视，也蕴含着他对家乡父老乡亲的一片深情。中央加按语把王观澜同志的报告转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毛泽东主席在按语中加上一段话：“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
1980年4月，王观澜同志已75岁高龄，他不顾年老体弱，又一次来浙江、江西、福建、江苏等地调查了解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回到家乡临海，深入农村和群众接触，面对经过了十年动乱的劫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开始进入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故乡，王观澜同志欢欣鼓舞，他和当地党委、农业、社队企业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共同总结、分析临海解放以来农业生产发展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充分肯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的极大促进作用；肯定十年动乱时期广大农村干部、社员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农业生产没有大降下来，粮食生产还略有增加”的成绩。尤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临海县委、县政府“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改变指导农业生产的作风，培训农业技术人员，抓经营管理，搞科学种田，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使全县各项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面貌”给予高度评价。
同时，王观澜同志了解到临海的母亲河灵江因上游森林受到破坏，泥沙淤积，河床抬高，晴天流量减少一半，雨天洪峰提前三小时到达临海，咸潮溯升了40里等情况，他对此表示深切关注，要求重视森林的保护和发展，按《森林法》办事。在调查结束后给中央书记和国务院的专题报告中，王观澜同志提出：“希望有个强有力的措施，加强检查，协作行动，及早做到绿化山区。在绿化中，特别要注重经济林木的种植，增产木本粮食，木本油料，涵养水源，减少旱涝灾害，保障农田的稳产高产。”
1982年1月19日凌晨，王观澜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留在北京，一部分特地送回临海，撒于灵江中。
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奔波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王观澜同志，故乡的人民永远怀念你。
风风雨雨七十年
——张崇文将军传略
张崇文，临海城关人，1906年12月9日出生。少年时代就读于当地小学，青年时代就读于杭州法政专门学校，受中共地下党员老师的影响和教育，追求真理，刻苦学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后，担任杭州学联宣传部部长，同年6月被选为杭州学生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第七届学生代表大会。1926年夏，经全国学联领导人李硕勋同志亲笔写信介绍到由邓中夏、瞿秋白主持的上海大学就读。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党派他到浙江省临海县（家乡）担任工人部长，并于12月组建了中共临海县特别支部，担任特支书记，成为临海县中共组织创始人之一。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崇文按照省委的指示，到国民党血腥镇压的杭州市，担任中心区委书记。1927年8月，被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0月回国后，担任杭州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同年11月因叛徒出卖遭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七年之久。他在狱中面对酷刑和死亡，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他担任狱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委员、支部书记，领导教育难友，与敌人开展坚决的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党营救出狱。在长期遭受摧残，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他又满腔热情地投入了革命斗争。担任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部长，1938年来临海组建了中共临海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任书记，并当选为临海抗日自卫会训练委员会常委。在此期间，他作了《抗日必胜论》和《汉奸问题》的演说。领导和发动临海民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张崇文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教导总队政治主任教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宣传科长、部长，新四军一师宣传部部长，抗大九分校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随营干校校长，雪枫大学副校长，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转战大江南北，历经艰难困苦，出生入死，参加过著名的黄桥之战、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崇文担任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副政委、总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顾问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崇文长期从事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担任军事院校的领导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思想、组织、宣传方面，做了大量的领导工作。他团结关心知识分子，爱护青年干部，他以“润物细无声”的奉献精神，培养出大批干部，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骨干。1960年张崇文调铁道兵领导机关工作后，他深入连队调查研究。每到一地，必到伙房、战士宿舍、家属区慰问。他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化，并宣传和提倡广大指战员必须树立“三荣”思想，即：“艰苦为荣”、“劳动为荣”、“当铁道兵光荣”，为铁道兵部队思想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崇文对家乡的经济建设也很关心，1958年来临海时，提出了“绿化荒山，植树造林，造福于民”和“挖掘地方文艺，发扬传统文化”的指导意见。1989年10月20日，张崇文把珍藏多年的书籍和资料3000余册，捐献给临海档案馆。张崇文一再说，“我赠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下一代”。
1955年张崇文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张崇文将军于1990年金秋季节，偕夫人徐真同志一起回到故乡。在市委有关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农村、工厂，也走访母校和干休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他对临海的建设取得的成就十分高兴，并题词“东湖碧水巾山青，临海人杰地亦灵，桑梓百业俱兴起，临海榜上有了名”。他在探望干休所的同志时说：“八十不称老，九十年尚少，人生满百岁，正是风光好。”鼓励老同志锻炼身体，增进健康。在参观“望江门”大桥建设工程时，他说：“我们党和政府为人民又办了一件大事。”张崇文还出资赞助家乡建造“望江门”大桥。
张崇文将军在其不同凡响的人生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两副象棋，这两副象棋，既普通，又极不寻常。一副是 1930年在监狱中自制的。这年深秋，张崇文从莫斯科回国，到杭州中心县委工作，被叛徒告密而遭逮捕，关押在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一面领导难友开展斗争，一面将敌人送来的《佛经》撕碎，泡在水里，捣成纸浆。把平时吃的黄米饭中的沙子捡出，将饭粒揉烂，搅拌在纸浆里，制成象棋特殊原料，然后搓成一个个小圆球，再压成小圆饼，晾干后，放在水泥地上磨得大小一样，光滑的棋子坯做成后，用针刻上字，用牙膏和红药水涂上红、白颜色。这副象棋后被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还有一副象棋，是在“文革”时期，张崇文遭受迫害，被关在“牛棚”时，利用煤粉，将报纸白边剪下来捣成纸浆，掺上少许馒头碎末合成“三合一”的原料，用清凉油盒子做模具，印出大小一样的棋子，用牙膏和红墨水分成红、白各一方。这副象棋，现收藏在临海市档案馆。
1995年9月1日，张崇文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毕生献给人民军队的无线电通信事业
——空军少将朱虚之
朱虚之，原名朱文麟，又名朱文，1912年出生于临海古城区五所巷3号。1926年入省立六中读书。后因六中迁址，转学回浦，毕业后由其兄帮助，入南京钟南中学读书。1930年春，因交不起每学期五十大洋的学费，入军事交通技术交流所学报务。1931年8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无线电分队长、无线电中队长、交通处长、无线电大队长、交通局长、通讯联络处政委、通信学校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离休，2000年在北京逝世。他毕生军旅生涯，为人民军队的无线电通信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文麟是怎样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呢？这要从蒋介石调兵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说起。1930年12月底，蒋介石调兵10万，任命张辉瓒为总指挥围剿江西、福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不到一个月张辉瓒被活捉，围剿失败。1931年3月，蒋介石调兵20万大军第二次围剿红军。年仅19岁还没有完成学业的朱文麟被编入毛炳文的第八师当报务员。这次围剿失败后，同年7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率领30万大军，随带日、英、法三国军事顾问，第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中央红军采用“避攻主力，打其弱点，乘退追击”的作战方针，在黄陂围歼毛炳文第八师，歼敌4个团，俘敌4000多人，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和一部电台。朱文麟跟着这部电台一起加入了红军。
朱文麟参加红军的第一天，就有一位年纪比他还轻的红军特务营政治委员（后为著名的“娃娃司令”）肖华找他谈话，谈话的方式好似兄弟谈心，所讲的内容是朱文麟没有听过的无产阶级革命道理。朱文麟是个爱动脑子的青年，两次随国军出征都打了败仗，他就在思考：为什么武器好而多的国军老是打败仗？武器少而差的红军老是打胜仗？他按肖华讲的道理，对两种军队进行比较，找到了答案：原因是两个“关系”不一样，一是官兵关系不一样，二是军民关系不一样。国军的官兵关系如“主仆”，当官的可以打骂士兵，当兵的有理也不能说；红军的官兵关系如“兄弟”，同学习同战斗，完全平等。国军的军民关系如“水火”，互不相容；红军的军民关系如“鱼水”，相互分不开。此后他在红军这座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把自己的名字从“文麟”改为“虚之”，为革命工作的责任心也日益增强。1932年朱虚之任军委无线电总台副报务员，同年11月任红三军无线电队分队长。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红军无线电高级训练班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业务水平。从一个“为个人找出路而求学、从军”的青年，成长为为中国革命而献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当时的电信器材十分笨重，一台收发报机重40多斤，一个储电瓶60多斤，一部发电机90来斤，还有零件箱、工具箱、汽油瓶等。朱虚之常常给战士们讲“千金难买一肩挑”的道理，要大家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器材。每天翻山越岭，行军打仗，有的地方路陡坡滑，马驮着器材无法前进，他就与大家一起把器材从马背上卸下来，用人扛着、背着一步步前进。每到一个宿营地，顾不上吃饭、休息，首先要把电台架设好，保证部队上下信息畅通。
1934年10月，红军踏上长征路。年底，朱虚之所在的无线电分队编入红九军团。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会后，毛泽东亲自指挥出奇兵，四渡赤水，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3月22日，当红军第四次东渡赤水河时，蒋介石惊慌失措，以为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忙调兵阻截，红军则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留红九军团在马鬃岭地区伪装主力，红军主力则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红九军团在完成“牵牛”任务后，准备南渡乌江时受强敌阻截，无法渡江。按照中央军委指示，红九军团开始单独活动，转战在川滇边区，靠无线电台与中央保持紧密联系，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两个月单独活动，不仅消灭了大量敌人，还筹款近20万元，扩红军18000多人。毛泽东称红九军团是“牵牛鼻子的能手”，周恩来称红九军团是“战略骑兵”。2000年朱虚之将军逝世时，中央军委在其《生平》中写道：“红九军团脱离主力军单独活动在滇黔川至主力红军会合期间，他带领所属分队，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圆满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朱虚之前后调过4个单位。1937年8月，他任红一军团无线电队一中队队长时，下属有报务，运输、监护、管理4个排，共100多人。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形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虚之任八路军总部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第一个战役——平型关战役，他和战友一起把电台架在五台山山顶上，使军部首长与一一五师指挥官保持不间断的联系。这一战役，歼日寇1000多人，击毁敌汽车100多辆、大车200多辆，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938年，无线电大队开办报务员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同时还自己动手，制造出以手摇马达为电源的15瓦收发报机和以干电池为电源的小型发报机，为部队增添了无线电装备。
1939年5月，朱虚之到延安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后历任八路军野战总部交通局长、山东纵队政治部直供科长、组织科长、鲁中军区组织科长等职。他在新的岗位上认真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被选为山东省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43年下半年，朱虚之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在延安出席党的七大会议。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朱虚之调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通信联络处政治委员，1946年兼任东北通信学校政治委员，又投身于部队的通信事业。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工作单位有过多次变动，但他的工作岗位没有变动，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建设出力，在东北接收伪满电话局、广播电台和通信器材厂，筹建自己的通信器材厂，开办电气学校。1947年，生产出手摇马达、收发报机、电话单机、电话总机、干电池、电话线等器材，供部队使用。到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时，自办的电气专门学校已培养出懂技术有觉悟的报务人员680多人。1949年9月，朱虚之调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司令部通信处政委及通信学校政委等职。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空军建立。1951年12月，朱虚之调入空军，先后任空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空军干部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0年以后，他先后担任空军技术部、空军导弹技术部、空军第二高射炮兵等单位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空军依仗美国支援的先进装备，不断对大陆进行高空侦察骚扰。保卫领空安全成了人民空军的重要使命。朱虚之进入空军后尽管职务多变，但始终在考虑如何把敌人的高空侦察机打下来。当时美国制造的U-2高空侦察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飞行高度22000米，续行时间八九小时。从1962年1月开始，进入中国大陆上空侦察。为摸清这种飞机的飞行规律，懂无线电技术的朱虚之，亲自参加观察、研究。在观察中他发现U-2飞机具有识别地面制导雷达信号的功能，能避开导弹阵地。经大家研究提出“近距离开启制导雷达天线，迅速作战操作，歼灭敌机”，朱虚之把它概括为“诱敌深入，放进来打”的战术，并具体计算出角度、距离、时间等相关数据，又与有关部门联系，研制新型天线，终于掌握了抓住高空飞贼的手段，先后在江西、内蒙、浙江等地打下U-2飞机5架，活捉飞行员2名，击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到1968年后，U-2飞机再也不敢进入中国内陆上空。
1969年9月，57岁的朱将军出任空军副参谋长。
为使中国地空导弹成长的光荣历史彪炳青史，离休后朱虚之写成2万多字的《六十年代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成长纪实》一文。
2000年11月8日12时20分，朱虚之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