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佤族看来，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着无限的生存资源，但是在一定时期内自然界提供的生存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人类所需的生存资源还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自然条件的变化决定着佤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于这一原因，佤族非常注重自然环境的变化，在现实的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保护着自然，祈望自然“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和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等产品的形式”，向人类“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为此，佤族选择了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即尹绍亭先生指出的那样，刀耕火种民族的资源观“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的农业技术体系”。为了避免水土流失和伤害树木根系，尽量采用粗放的刀耕技术；为了保证具有不间断的资源可以利用，采用了土地轮歇制度；为了顺应植被的生长状况，对土地进行分类耕作。与这一套生产方式相应的，佤族就形成了不断迁移的、逐林地而居的生活模式。
迁移、游耕、抛荒、轮歇等生产生活方式之所以成为保护自然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方式能够维持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定居农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均占有可耕土地面积较少，而佤族在退居森林地带以后，人均占有可耕土地面积超过了30亩，物产能够基本满足人类的最低生活需要。同时，定居农耕需要在固定区域内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佤族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可以根据所处的区域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生老病死和寒来暑往等有周期性的自然现象里，佤族发现了事物始终处于联系和运动当中，因此，当区域内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等消耗到无法满足人类需求的程度时，就拖家带口，举寨搬迁。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一个客观效果就是：土地肥力得到了恢复，生物物种得到了保存，水土得到了保持，整个自然环境又逐渐趋于平衡。长时间周而复始的同一现象，在佤族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逐渐融入佤族的传统文化得以流传。所以，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生物物种，保护佤族的生存之源，这一观念已经成为佤族民众生产生活的习惯，成为佤族社会评价个人、衡量集体的一条标准。
三、人类回归于自然
从社会的发展角度来说，人类的发展是无穷尽的，但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生命是有限度的。因此，当佤族生活中出现了失去个体生命时，整个社会倾巢而出，集全体之力，根据死亡的原因，选择土葬或者风葬。如果属于正常死亡者就采取土葬。土葬时一般使用棺材，棺材用整木挖凿出槽加盖子，下葬时用竹席包棺材；墓地一般选在房前菜园子或房屋的晒台下，目的是防止被盗。若属于非正常死亡者，如被猎头或其他意外暴死者就采取风葬，一般非正常死亡者尸体不抬回家，而是用白布裹尸，搭建一座竹台，把死者置于竹台上，这就是风葬。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在佤族的观念里，都是把人体交回自然。因为人来源于自然，死后也肯定回归自然，这是因果关系中的必然联系。
在佤族的观念里面，人是有灵魂的，人的死亡是因为灵魂离开了肉体，从而导致生命的终结。所以，如何处置灵魂，是佤族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同地区的佤族在对待灵魂的态度上有不同的做法。居住在西盟大马散的佤族对死者进行土葬，但在垒起的坟墓上留一小洞，如果三天内有小虫从洞中爬出，亲属就认为这是死者灵魂转化的结果，因此，把虫子装进口袋里带回家进行供奉。这是典型的灵魂化为自然物现象。此外，更多的佤族则认为：灵魂活动在自然界里，依附在每一个自然物中；生命是灵魂依附于肉体进行活动的结果，生命的终结是灵魂离开肉体的结果。因此，当生命终结的时候，佤族一般都举行隆重的仪式，为灵魂送行。死了小孩，停尸二日；死了成人，停尸三日；死了德高望重的老人，停尸三日以上。死尸入棺之前跳棺材舞，夜以继日地敲打棺材，直至死尸入棺下葬。下葬时，由魔巴做鬼，剽牛、杀鸡、杀猪、看卦，选择适当的送行方向，这样才能把亡灵有效地集中安置在神树林里。这是典型的灵魂回归自然现象。无论是何种情况，在佤族眼中，只有这样一个道理：生命的存在是以灵魂为基础的，而灵魂是自古就存在的，并依附在一定的自然物体之上；当生命消失的时候，也就是灵魂回归自然物体的时候；自然—肉体—自然—肉体，这就是灵魂活动的周期，灵魂就是在这样的周期内循环运动而保存下来，而自然也就成为灵魂转化的中介和桥梁。
总之，在佤族的神话传说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大量内容都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内涵，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得佤族民众千百年来在生产实践和生活方式中，一直和自然保持着友好、和睦、协调的发展关系，并在客观上也使佤族文化得到了延续。
（作者单位：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试析佤族的铜鼓与木鼓及其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
刘芳郭
锐古今中外，鼓在世界各民族社会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在各民族民间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佤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鼓所具有的神圣性和集体性特点，使得世世代代的佤族先民在它的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情感、希望和祈求。与此同时，还赋予了它诸多民族历经沧桑的历史内容。研究它有助于我们从其自身文化的情境中去把握和正视一个民族的整体，了解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方法以及他们因自己的传统而塑造出来的思想和灵魂。
一般的说，佤族的鼓，传统上专指木鼓。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无论历史调查还是文学的各种材料，绝大多数的观点都认为木鼓和木鼓文化是佤族文化特征中的一个极为彰显的文化事象。我们在三年前将佤族文化的木鼓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时，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几年来，通过多次深入阿佤山实地调查以及查阅大量的资料，发现了一个至今让我们扼腕不已、本民族另一个濒临消失的子文化系统——铜鼓以及表现于其上的铜鼓文化。本文意在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佤族的鼓与鼓文化，借此以明示鼓及鼓文化在佤族社会中的功能作用，甚至提出为什么佤族群众从古至今将木鼓作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铜鼓无疑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起到了奠基和催化的作用这样一个观点。
佤族传统的鼓分为两类：一类是木鼓，另一类则是铜鼓。
在我国有关铜鼓的研究从广度上讲是一个很大的研究系列，有关研究的各种著述已非常丰厚。但铜鼓研究一般属于考古学的范畴，一些学者就疏于关注佤族的铜鼓，事实上木鼓与铜鼓在佤族文化中属于两个子文化系统。
有关佤族铜鼓研究的提出和调查材料的搜集，要数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教授。20世纪60年代，他在阿佤山调查时发现，西盟佤族民间有大量的铜鼓存在，几乎每个村寨都有铜鼓，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比较系统地搜集佤族铜鼓资料，并写成《试论中国古代铜鼓》和《佤族的铜鼓》等文，曾在铜鼓研究界引起过不小的反响。他的基本观点认为：首先，历史上佤族地区曾经存在着大量铜鼓。20世纪50年代以前，佤族每个村寨都有铜鼓，在他的实地调查中，最多的一个寨子（歹格拉）就有铜鼓三十五面。在他们专门对此研究所选取的七个寨子中有四十二户人家有铜鼓，共有七十八件。按照他自己的保守估计，整个西盟县内至少有四五百件之多。其次，佤族铜鼓的来源。认为西盟佤族铜鼓和缅甸、泰国流行的铜鼓属于同一类型，而缅甸克耶邦是这种铜鼓的铸造中心之一，我国阿佤山中心区普遍存在的铜鼓很可能是由克耶邦辗转传入的。再次，铜鼓在传统佤族社会的用途及用法。一般都是在最重要的场合使用，如在死人、失火、举行宗教活动时都要用它，特别是在做大的宗教活动时，诸如“做大鬼”、“砍牛尾巴”、“做老母猪鬼”时都要敲铜鼓。最后，铜鼓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精神领域，是富人夸示财富，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工具。
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为数众多的佤族铜鼓尚未经过专家学者的认真研究，便在那段非常的年代遭到灭顶之灾——“1958年及其以后，铜鼓被当做废铜不断流入收购部门。据西盟岳宋收购点统计，从1958年到1970年，共收进铜鼓达两千面左右。西盟县已经基本全数收完”。在当时的佤族社会，绝大多数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社会贫困程度比率十分地大，为什么还会保存那么多数目的铜鼓？“西盟佤族普遍使用铜鼓，过去每寨都有一对以上，富裕户有收藏铜鼓的习惯。大鼓可抵水牛两条，小鼓也值一牛。富裕户收藏铜鼓是为了显示财富和权势。群众遇有争端，按习惯法，要进行‘说理’，说理时要‘比牛头’和‘比铜鼓’。如某寨的铜鼓大而音响好，它的威信就高，对他寨就具有号召力，别寨就不敢对他轻易进行挑衅。铜鼓只在大的宗教活动和庆典时才使用，诸如剽牛、砍牛尾巴、猎人头祭谷、做大鬼、盖大房子等，铜鼓还用于报警，如外人来袭、外人来本寨猎首等，击铜鼓以集众。”
为什么在铜鼓身上会反映出传统佤族社会对私有财富如此强烈的追求欲望？而使用铜鼓往往和使用木鼓常常重叠在一起，原因何在？时至今日，虽然在我国有关铜鼓的若干划分类型上，尽管写着西盟铜鼓或克伦铜鼓（即佤族铜鼓）为其中之一类，然而佤族铜鼓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依然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至少半个世纪前的佤族社会，铜鼓曾普遍存在，而且，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精神领域里，起着十分重要的特殊作用。我们在缅甸佤邦调查时，就不止一次接触到至今仍保存于佤族民间的铜鼓。现在每年都要祭祀铜鼓，场面也庄严隆重。2005年6月，我们在缅甸的佤邦龙潭特区的一户人家观察祭祀铜鼓，虽然场景设在铜鼓拥有者家中，但从参与者身份看还是属于全寨共同的祭祀活动，其中许多内容同传统的“祭木鼓”十分近似。本文前面引述的资料也提到，过去佤族的木鼓和铜鼓总是出现在同样的祭祀场合，木鼓与铜鼓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同时，因为木鼓和铜鼓都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文化产物，表现在佤族文化中究竟谁早谁晚，抑或谁又覆盖了谁？看来都是尚未可知的话语。
因此，笔者认为佤族铜鼓作为佤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常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探讨，或许它能为我们打开另一扇大门，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作为佤族的木鼓，虽然从经济价值上不能和铜鼓相提并论，但是木鼓所具有的群众性、传统文化性意义却是显而易见，不能低估的。木鼓在佤族社会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传统社会中的上层建筑领域，它建立在佤族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存在着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过来又影响前者这样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因此，对佤族木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拨开过往因山河阻隔、交通不便、族际隔阂等客观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那层神秘面纱，用立体的观念看待一个有血有肉的民族。
佤族的木鼓，音乐学上把它叫做体鸣木鼓。即用鼓槌直接竖向敲击鼓身而发出音响的鼓。
由于木鼓承载了佤族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一直以来，不但为本民族所珍视，也为其他民族所关注。但是，限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彼此之间不可能进行完全的理解和沟通，也就是所说的话语权问题，使得借以木鼓表现出来的佤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主流文化中展示出来的外在形式，总免不了多少有些走样，要么是表达欠缺，要么是言过其实。因此，经过训练的民族学研究者在这方面可以起到弥合缝隙的作用。
今天，我们虽然无法推知佤族木鼓产生的确切年代，但从其蕴涵的文化内涵看，也完全能够感受到它对于佤族文化的重要意义。为此，探究其文化内涵，梳理分析木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但可以对木鼓在本民族中的文化价值做一个合理的定位，而且还能够用联系的观点对佤族文化的整体，从一个突出的视角和独特的方式加以考察，解析木鼓在佤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从而回答为什么佤族木鼓在该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还要回答今天的木鼓依然作为佤族的民族文化象征物得以流传下去的必然原因。
我们目前在佤族社会能够接触到的木鼓，无论从存在的时间上还是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功能作用上都明显地分为两个类型。
一种是曾在佤族传统社会发挥着现实作用的木鼓，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用它来传递信息，召集寨众，表达信仰，它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佤族历史上使用木鼓的全部内容和含义，承继着传统文化所赋予它的全部意义，这样的木鼓我们叫它传统类木鼓。传统佤族村寨中都有木鼓房，里面均摆放有大小不一的两具木鼓。木鼓的长度和直径，各地方、各村寨各不相同，一般说来，鼓身长一般在1.50～2米之间，鼓的直径小的在0.3米左右，大的可达0.7～0.8米。它们多用当地常见的红毛树干的下端部分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方法是：将原木中部挖一狭长空隙，由上往下，从两端挖凿进去，挖凿时中部两端保留一层壁状原木成分，形同“蜂饼”，当地百姓称之为“蜂巢”，实际是起到内部支撑和紧固的作用，使其经久耐用。50年前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表明，这一类木鼓，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以前，还普遍存在于我国西盟地区绝大多数佤族村寨。后来由于随着“猎头祭谷”习俗的逐渐摈弃，木鼓的主要作用也逐渐消失，木鼓本身也被人们渐渐淡化，多成为村寨中多余的物具而被弃置，甚至是人为去除。目前为止，中国国内尚无任何一具传统类木鼓被发现。过去放置于云南沧源县广允缅寺中的一具木鼓，从其外观和制作时间应该属于此类型的木鼓，但其制作的初衷和目的，是作为佤族头人送给傣族土司表示其臣属关系的礼物而不具有传统的实际意义和作用。所以，它不具备带有传统典型功能作用的木鼓性质，该木鼓外表光滑、体形硕大，鼓身长2.62米，直径0.59米，凿槽长2.1米，宽0.5米。现已为当地文物单位收藏，但是从其制作形制、时间和制作人对木鼓本身赋予的民族性而言又具备传统类木鼓的文化内涵，因此，它又属于传统类木鼓。
另一种木鼓出现年代较短，迄今为止不超过30年，它是以一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方式，在新的时代里产生出来的文化器物，是一种在对传统文化继承和扬弃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在现实社会中，它主要是作为娱乐活动或文艺表演的打击乐器，以佤民族的文化象征物形式而存在的，本文将它称之为现代类木鼓。现代类木鼓尽管是完全按传统方式制作出来，外形也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其主要使用功能已经发生本质转换的木鼓。20世纪80年代以后制作的所有木鼓，包括现存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的那对木鼓，均属现代类木鼓。这一类型的木鼓，目前在我国佤族地区已有很多，云南省思茅市的西盟、孟连县和临沧市的沧源县以及省内各级相关文艺团体和博物馆内出于展示、表演和研究而制作和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木鼓。这类木鼓的出现从时间上说最多不超过30年的历史。它们的重新出现主要与我国国内同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旅游业方兴未艾、民族艺术弘扬继承的需要有关。
比较而言，两类木鼓既有历史的承继性又有时代的差异性。首先，传统类木鼓和现代类木鼓始终不变的一点，它们都是不同时代佤族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外部形制上，传统类木鼓和现代类木鼓外形基本相同，制作方法也相似，都是用手锤、凿子、长刀等传统挖凿工具；在内部结构上，现代类木鼓依然保持了传统类木鼓的两头深挖、中间保留两扇厚壁以紧固鼓身、同时客观上区别敲击不同部位发出不同声响的基本特点。其次，从时代的差异性来看，主要表现在制作目的、使用效力和象征意义三个方面。制作传统类木鼓的目的在于保佑各个村寨人畜平安，而制作现代类木鼓的目的在于象征性地表现和展示佤族文化。传统类木鼓的使用效力是不仅在人与人之间传达信息，而且在人与神之间彼此沟通，用以祈求神和娱乐神，而现代类木鼓的作用是以器物的形式，被作为佤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其象征意义在于被人们不断赋予、全力展示表现它所代表的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因此它主要是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佤族文化中一个典型而又具体的文化象征物而存在。
在传统佤族社会的百姓看来，木鼓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在信仰世界里它也是令人敬畏的。在信仰世界里，木鼓可以沟通“木依吉”这个即可降灾也能赐福的、主宰世间万物的天神。人们坚信它的神力广大无边，若慢待了它、忽略了它，人类将受到它严厉的惩罚。反之，只要人类用最虔诚的态度，奉献最好的牺牲，供奉它、祭祀它、祈求它，人类的一切安危将得到它的护佑和保障。它将自己的信息通过自然现象或无法预知的灾变等形式告知人类，而人类则通过付出大量的牺牲（杀鸡、杀猪、剽牛等等），甚至奉献上人世间最昂贵和最高贵的头颅，经过木鼓的敲击声这一独特的沟通方式，侍奉它、顺服它，以求得它的好感和善待。在这个过程中，木鼓被神性的光环所包围，它所表现出来的唯一性，具有无可取代的特点和作用。于是，人们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天神木依吉的敬畏之情幻化并依附在了现实社会中的木鼓身上。木鼓的神性便由此而生，并长久地影响着传统佤族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方法，掌握并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对我们理性地分析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不同表现是很有帮助的。
总之，我们所谓的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与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有关的文化要素，源于自然环境的物质要素，有物质实体存在，但是不仅仅单纯地包括其具体的器物，还包括这些器物的生产、工艺、技术和制作过程，甚至还有承载这些器物文化的人们的精神、欲望、智慧、趣味爱好等精神文化的内容。物质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物质文化产品都是由人类利用自然界的物质创造出来的，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把握运用、改造的深入，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是人类所创造的整个文化的基础。佤族木鼓在佤族文化中，即属于物质文化的内容，它不仅与传统佤族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而且从它本身及其诸多具体文化表现上体现出佤族社会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认知水平、理想追求和处世态度等等。
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佤族木鼓来源于女性（女阴）崇拜。然而，这里面有两个不确定因素，其一，该说法的历史依据来源于传说故事。众所周知，传说源于历史，但不等于历史；其二，传说和木鼓一样，都是在该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佤族先民创造出来的文化产物，二者谁早谁晚、谁先谁后，在没有确切实证依据的前提下不能妄下论断；其三，时至今日，关于佤族木鼓的来源除女性（女阴）崇拜说外，尚有“猪槽”说、“杵臼”说、“枯木”说等等，并各执己见。这就充分证明，佤族木鼓的真实来源确实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最后，大自然千变万化，相似及其相像的事物比比皆是，仅凭感官或想象的臆断加以附会并妄下定论，显得缺乏科学的实证性而妄自菲薄。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对各种有关木鼓来源的说法进行排队和归纳，分析其中的异同及其逻辑推演的向背，以趋找寻接近最具说服力的答案。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还木鼓及其文化现象一个本来面目，使人们能够正确地看待这个民族的文化和创造这一文化的人们，尊重历史和尊重创造历史的人民。
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中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接触到了即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木鼓作为佤族文化的一个典型器物，就是佤族人民“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影响佤族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传统。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和创造机制。借助于它历史才得以追续和飞跃，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实现。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基础和源头，物质世界决定着人们的精神领域，精神领域反过来影响物质世界，使之变化和发展。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的认识规律往往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适应过程。根据这一基本的哲学原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源于生活的木鼓产生说是正确的。原因如下：
第一，木鼓和传说故事都是佤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都是佤族传统社会特有的文化产物，但就针对木鼓这一文化产物而言，根据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只能是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这是第一位的。
第二，那种认为木鼓来源于女性崇拜或女阴崇拜的认识，所有依据都是来源于“司岗里”的传说。如前所述，传说并不等于历史，它还缺乏实证。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倾向性的结论认为，佤族木鼓并不是产生于某种传说故事，而是产生于他们先人的生产劳动之中。其过程必然是当人们在某个偶然的时间里，受自然的启发，首先做成响器，用于撵走和吓跑禽兽，将它发现并发明出来后，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又由于这种响器的使用直接关系到与人类的生存最大之事即粮食收成的好坏，人们便愈来愈重视它，并更多地赋予了它观念意识中的文化内容，渐渐地，木鼓便由田野搬进了村寨，无论在范围上（由只管某家的旱地，到管全寨人家的旱地），还是程度上（由只管某家的事，倒要管全寨的大事）都赋予了另一更高层次的重要作用。这才是佤族木鼓产生的真实原因。
今天的佤族社会虽然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千年不遇的改变，木鼓本身在社会的改变中也跌宕沉浮，历经磨难，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经过扬弃之后，又以绚烂夺目的风采出现在世人面前。木鼓能够在佤族社会以崭新的面貌复出，本质性原因就在于它所承载和包含着的佤族传统文化的内容。如今的佤族木鼓已经是荡涤了历史尘埃，只包含了佤族文化中那些符合时代潮流的、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具有崭新意义的、积极而充满活力的内容，它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并为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增光添彩。传统的木鼓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和佤族文化象征的作用，得到广泛的研究、介绍和传扬。木鼓作为佤族文化象征的意义逐渐获得国内外各民族人民的普遍认同，与佤族民族的自我意识逐渐合二为一，达到了一种超然的默契。木鼓作为佤族文化中最典型的代表性和象征性器物，被推向了全国，也推向了世界。当木鼓作为唯一可以沟通天神木依吉，并代表木依吉接受人们奉献的时候，人们在那样的自然状态下所形成的公正、刚毅、诚实、自尊、执著、本分的性格便顺其自然地受到了神性的感召，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随着年复一年相同的祭祀活动反复重现，潜移默化之中将这一性格特征深深植入人们的心灵深处，在自觉不自觉中内化为个人道德的标准，成为人们各种社会实践的原动力和尊崇的信条而世代延续，最终升华发展成了“阿佤理”的价值取向。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这些性格特征逐渐沉淀，使外人看来佤族给人的印象总是沉默、不多言多语、注重行动、待人实在这样一种外在的民族性格。
千百年来，佤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虽然内部一直没有形成明显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不成其为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但长期遭受到来自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压力。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他们对于民族自身的发展进步，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在笔者为完成整个木鼓研究而行行重行行地穿梭于不同的佤族村寨时，在与很多人交谈和接触过程中，经常能够切身地感受到，绝大多数的佤族群众十分清楚自己民族与其他民族（包括周边一些民族）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这不仅表现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上，而且反映在文化、教育、卫生等诸多领域。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虽然他们的确过着在外人看来依然是贫困的生活，但你很少会听到和感觉到那种怨天尤人的叹息。这正是一个民族固有的民族性格的真实写照。刚毅、诚实、自尊、执著，这些人的内在气质在他们来说不是用文字能够书写出来的，而是用行动体现出来的。一个有着自省意识的民族，必然会拥有广阔的前程，因为这种意识只会来自本民族文化所铸就的内在的民族性格，那是历史和传统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内动力。笔者深信，随着国家旨在帮助边疆民族地区早日走出贫困的各项支持的不断投入，地处遥远边疆的佤族社会必将会凭借这股推动力，秉持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吃苦、忍耐、刚毅、诚实、自尊、自省的民族品质，在新的历史时代里获得更大的进步和发展，这正是一个古老民族千百年来矢志不渝的民族心结。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校研究生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佤族木鼓象征与功能的文化解读
李莲
木鼓是佤族文化的表征，是佤族传统社会人们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重要标志，也是佤族民族文化认同和张扬的载体。它作为佤族传统文化网络系统的节点，黏合着诸多文化要素，叠加、承载着千百年来佤族精神、物质文化的沉淀。研究佤族木鼓的象征与功能，是我们了解佤族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途径。
一、佤族木鼓的象征
佤族木鼓是一种传统打击乐器，佤语称“克罗”。它用阿佤山优质硬木红毛树做鼓身，圆柱体，身长约1.5～2米，直径约0.5～0.8米，鼓身横侧有一条宽0.05～0.06米左右，长1.4米左右的扁长形凹槽，是为音腔孔，顺着槽孔至树心方向，凿出0.1米的深度后再逐渐把内壁凿宽，使其中空成腔，音腔内还凿有能使鼓声回旋共振发出响声的鼓舌和鼓牙。每只木鼓配有两只木质鼓槌，长约0.3米，两头稍大，中间部位收细为手柄，敲打时手握鼓槌，拳心向上，由上往下垂直击鼓，发出声震山野、音透密林的“咚咚……”响声。
作为文化象征符号，木鼓不仅是佤族宗教祭仪的主轴，亦是人们在心理上建构的安全屏障。因此，木鼓在佤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并非只是普通的打击乐器，而是神圣的祭器，乃至神的表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故对其象征意义的解读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学术界就佤族木鼓的象征意义这一问题主要有如下回答：
（1）木鼓是佤族人民用来驱邪做鬼，召集部落成员，告急友邻，出征决斗时不可缺少的工具。
（2）木鼓是佤族的一种原始的打击乐器，也是佤族的一种古老祭器，是“通天神器”，是众人崇拜的吉祥物。
（3）木鼓是佤族的一种有灵魂、有知觉、有感情的灵物。
（4）木鼓是佤族文明的象征，佤族文化可名之为“木鼓文化”。
（5）木鼓是作为民族精神而存在的，凝聚着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的创世精神。
（6）木鼓是佤族树神。
（7）木鼓是佤族神物，是梅依格（即木依吉，又称莫伟）大神下到人间时依附的器物。
（8）木鼓是万物灵性之源，“生命源于水，灵魂求于鼓（佤族格言）。”
（9）木鼓是世界乐器中留存至今的最原始、最独特、最神圣的鼓，是佤族部落村寨存在与兴盛的特有标志，是佤族古老文化与浓郁民族风情特色的标志。
（10）木鼓是佤族的母亲象征，是佤族妈妈。
以上这些关于木鼓的象征研究，都从不同的视点和层面上进行了论述。但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或多或少地就木鼓论木鼓，均未从佤族文化符号系统中将木鼓的特殊地位、作用、功能上做整体把握，系统观照。
本文从原始宗教信仰角度和民族精神心理文化角度考察，认为木鼓叠加、层累了诸多文化意义，例如佤族的精神意识、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这些概念结构是相互重叠、交织在一起的，从而木鼓的象征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木鼓作为“通天神器”，是神之寓体，是心灵的守护神，主要象征佤族原始宗教中的主体神木依吉
佤族对于木鼓的崇拜，源于原始宗教的泛灵信仰。他们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存在都是有灵性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鬼神在掌管和支配着的；自然界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灵力在激活着它；生命之灵在母体死亡或消灭后，仍能继续存在，它离开母体，或进入人体，或进入其他物体内，支配它们，影响它们；鬼神是与人相通的，人可能引起鬼神的高兴或不满。佤族这种对万物灵力的崇拜观念，由此又在他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转化为对某种具体对象的崇拜——对木鼓的崇拜。木鼓是鬼神的寓体，是心灵的守护神。“木鼓本身是鬼，是保寨子平安的。”木鼓祭词云：“你是众神之王，你是精灵之尊，你是山寨的主人，你是家邦的护神；你是先祖的精灵，你是父辈的灵魂。”从中可推断出，木鼓虽然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象征综合体，但是，其核心的象征意义是守护神，落实到具体的神格上，即为木依吉。传说木依吉是创造万物的神，他造了不同民族的人类和所有的动植物，并赋予他们各种机能。木依吉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还让小米雀将嘴磨得像刀一样的锋利，去啄司岗（即岩洞），人类才从岩洞出来到了地面上。木依吉无所不能，管很多的事情，诸如刮风下雨、打雷、人之生死、谷子长得好坏等等，都是他管的。至于他的形象，佤族的概念是模糊的，说他似风、似气、似光、似火，无所不在，尚未形成清晰的偶像。传说中有许多的鬼神，如地震鬼各拉日姆，雷鬼普扔，水鬼阿傭（又称达娜），风鬼达务，火鬼达瓦，大树鬼腔秃、谷鬼司欧布等等，诸鬼（亦即神，佤族对神与鬼在观念上没有区别）中以木依吉为最大。“鬼”与“鬼”之间，虽然没有统属关系，互不管辖，但木依吉作为最大的鬼却成了佤族供奉祭祀的主要对象，是佤族的主体神（即诸神中的突出代表，拥有诸神所具备的综合的神力）。拉木鼓，供人头，剽牛，做“薄由”鬼（在佤历六月，相当于公历3月下旬至4月下旬举行）都是为了供奉、祭祀木依吉，其目的是为了趋吉避害，否则就将触犯他，他会使谷子歉收，人畜生病遭殃，会让洪水淹没寨子。祭祀木鼓，是使神人沟通，达到趋吉避害目的的一个重要途径。当人们敲响木鼓时，住在天上的木依吉就知道人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木依吉听到了鼓声就会下来，受人供奉。所以，在佤族的文化心态中，木鼓是“通天神器”，是沟通人与鬼神的纽带；敲响木鼓也就请来了主神，祭祀木鼓也就祭祀了主神。木鼓是佤族至高无上的祭拜物。正因如此，久而久之，在佤族眼中神之寓体的木鼓就逐渐演变为诸神中的主要代表木依吉的化身，木鼓成为木依吉的象征。
（二）木鼓作为佤族祈求生存繁衍的崇拜物，是“生”的象征
佤族的原始宗教并没有什么抽象的意义或信条。其实，任何民族的原始宗教，其教义或信条就是神话。对于具有原始思想及神话思维的人们而言，大凡神话所讲述过的，必认定那是发生过的事实，而后还要继续影响世界，影响人类命运。神话是原始宗教的核心。佤族木鼓在原始宗教中是“生”的象征，是与《司岗里》神话传说相关联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原始宗教的基本的精神命题（即克利福德·格尔茨引用韦伯的话所说的“意义问题”），如生死、歉收、自然与社会的不幸事件，人们心理上的受苦、沮丧、迷惘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解决它们，原始宗教往往借助于神话和巫术。格尔茨认为，正是大量的宗教象征交织在某种有序的整体之中，形成了宗教体系。对于那些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来说，一个宗教体系似乎是在传递着真正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生活展开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佤族传统文化符号群中，拉木鼓、猎头、剽牛、砍牛尾巴等，木鼓居于主轴或中心的地位，木鼓将这些象征符号置于有序的整体结构之中，构成了一个佤族的原始宗教体系。所有围绕木鼓的原始宗教祭仪模式对古老的佤族来说，都是比较充分地概括了这个民族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其中主要的一点就包括该民族对人与自然界存在方式——“生”的理解。
这里，“生”有三重由表及里的含义：一是生殖繁衍之意；二是催生之意，是使谷物生长之意；三是体现佤族的原始哲学思想，即“生—死—生”的轮回观，是起死回生之意。
首先，作为“生”的象征，是生殖繁衍之意，这是佤族木鼓最直接、最直观的象征意义。由木鼓的女阴崇拜衍生出生殖崇拜，木鼓是佤族旺盛生殖能力的象征。木鼓是一寨之母，她保佑山寨的人有吃有穿，繁衍生息。木鼓房里的木鼓有一母（佤语叫“墨”）一子（佤语叫“管”），亦说为一雌一雄。母者居右，子者居左，大者为母（或雌），小者为子（或雄），无论大小，其音腔口皆模仿女性生殖器的形状，体现了对神圣的女性生殖能力的尊崇。生殖崇拜是世界各民族原始文化中普遍共同的内容，两性交合的欢娱神秘，人从女阴出的直观印象，部落人口繁殖壮大的极端重要性，自然而然地形成生殖崇拜。而佤族尤其突出对女阴的崇拜，并以质朴率真的形式物化于木鼓之上，且在木鼓起源的各种传说中赋予了丰富的女性角色想象，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木鼓起源据当地佤族的传说，简言之，大致有四：一为据《司岗里》传说：佤族女首领安木拐受到莫伟的启发，指了自己的下身对人们说照着它的样子凿木鼓，果然凿出了响声很大的木鼓；二为佤族男始祖岩城克立托为医治卧病的妻子而首先凿了一石鼓，初无声，经神的暗示砍了养子穷的头相祭，再敲击终有响声，其后石鼓演变为木鼓；三为格来都（传说佤族祖先）的大老婆颇托生病久治不愈，魔巴岩采照天的旨意，要求格来都照着颇托生殖器的样子做木鼓，并砍了养子岩砍摆的头相祭，果然木鼓咚咚作响，颇托的病也好了；四为母系氏族时期富于母爱的女首领夜间为击退野兽的袭击，无意间击打了空心的木头，木头发出震天的响声吓跑了猛兽，因受启发做了木鼓，初无声，终因一男子受其妻肚痛而拍打自己的肚子时发出咚咚声启示，把木鼓剜空，腔口模仿女性生殖器的形状，做成了木鼓。
以上传说从一定程度上证明，木鼓的响声，象征着人从女阴出时生命诞生的嘹亮之音，对木鼓的崇拜，就是佤族对女阴的崇拜，表达了对女性生殖器给族人得以繁衍的感激，这种感激是佤族共同的民族情感。
其次，作为“生”的象征，是催生之意，是使谷物生长之意。木鼓在佤族的潜意识中是“佤族妈妈”，是母亲的象征，亦即掌握谷子生长的女神司欧布的象征，因为她与佤族先民的生存息息相关。这是木鼓生殖繁衍象征意义的进一步升华，由人的生存繁衍，进而扩展上升到万物的生生不息，又集中到对赖以为生的食物神——谷鬼的尊奉。佤族木鼓崇拜除了对主体神木依吉的崇拜之外，还有对谷神司欧布的崇拜，即通过对女性谷神所具有催生之神秘力量的崇拜体现木鼓“生”的象征。那么，在这里，木鼓为何是“一体多神”的象征体呢？佤族在20世纪前半期尚处于社会分工不很明确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神话的神祇和原始宗教对神迹的崇拜，往往带有“多神一体，一体多神”的特征。有学者分析指出：“正如历史上佤族是一个以若干部落组成的松散的人们共同体一样，由于人间还未出现明确的、一致公认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在神的世界中亦未出现统辖一切的至上的尊神。虽然创世神木依吉（或梅吉）的地位正在上升，但远未达到独尊一神的地步。佤族的原始宗教是一种互不统辖、‘各司其职’的多神的崇拜……为何木鼓成了通神的圣物，甚至就是许多神的寓体，原因大概就在于此。”木鼓不仅是谷神司欧布的象征，而且她就住在木鼓房中（如果不建木鼓房，雨就会下不停，谷子就不能生长），每当盖木鼓房，祭木鼓时，就要祭祀她，否则谷子就长得不好，歉收。有学者认为，司欧布应当是佤族先民中的母系氏族长，她曾是带领氏族成员种植谷物有功的首领，后来佤族就将这个先祖奉为神灵尊奉。由此可知，佤族对司欧布的崇拜包含了原始宗教崇拜之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两大对象，她集佤族女性始祖形象和自然精灵谷鬼的形象于一身，所有的佤族都是她的后代，她用春播秋藏，生生不息的旱谷养育着她的后代，她因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而受崇拜。通过魔巴（即巫师）的祈祷祭祀，敲响木鼓，与谷神司欧布相通，便可满足人们风调雨顺，谷物丰收的祈求。
再次，作为“生”的象征，体现了佤族的原始哲学思想，即“生—死—生”的轮回观，是起死回生之意。这是木鼓“生”的象征本质和核心。泛灵信仰构成佤族的原始哲学基础。总体上，佤族将木鼓视为有强大生命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寄托着佤族原始宗教中的生死观。万物有灵观念信仰死后灵魂继续存在，认为人、动物、植物以及物的死亡或毁灭后，都会变成鬼魂或灵魂。根据近代“人类学之父”泰勒的“灵魂迁移”理论：“对灵魂暂时移入物体——从人体移入树木或石头——的信仰，构成了原始哲学的主要部分。”意即死后的灵魂在其他人或动物、植物的躯体中复活，转移到了植物或非生物中。这种理念，对于生命极其脆弱、随时遭受死亡威胁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克服恐惧，追求幸福的抚慰剂。木鼓是佤族先民建构的心灵安全屏障。佤族原始宗教思想是非抽象、非逻辑、先验性的概括，从对狭义的具体生活情形的生与死这个首要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出发，进而被延伸到更广泛的、更高层面上的带有普遍性的生死观上来。“人为什么会活着，为什么会死亡？”这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为了活着，为了生命的延续，我们要用什么办法，应当采取什么特别的行动？”这就被归入更广泛、更深层的范畴之中，并具象代为木鼓。木鼓“生”的象征本质，就有着这样的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司岗里》传说：“佤族砍人头，佤族才能好在”，指的是播种时节和秋收季节砍头祭木鼓（佤语称“牧克戛英”）的古老习俗，惟其如此，谷子才长得好，同时，也意味着被砍头之人的生命的回归（死者的灵力迁移到谷子中，从而在谷子躯体中复活），印证了佤族“生—死—生”的轮回生死观。“我们缺吃少穿，我们衰败病亡，无奈祭人头。”通过木鼓祭，消除灾祸饥馑，起死回生，使佤族对未来的所有希望因此得到了抚慰；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祭祀，将新的木鼓迎入木鼓房，使佤族从此能够告别衰败，送走晦气，得到幸运，获得兴旺。
（三）木鼓凝聚着佤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和文化心理结构，是佤族的象征
作为民族的象征，木鼓在佤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有着神圣、权威的地位。木鼓的神圣性从两个方面得以强化：一是《司岗里》神话中对其神圣性、权威性的解释；二是木鼓作为佤族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在佤族传统社会中，围绕着对木鼓的崇拜，产生了具有佤族典型特征的宗教祭祀活动：拉木鼓、猎头和剽牛。其中猎头是最具民族典型特征的一项。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它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始终作为一个民族的象征性标志符号顽强地留存于佤族传统文化之中。佤族敬畏所有的神灵，更崇敬包括人和一切动物的头颅，因为头颅是灵魂的居所，是生命的象征，即使是肉体死亡了，头颅依然是有灵性的，是具有神秘力量的，因而它是向鬼神提供的最珍贵的至高无上的奉献。木鼓是主体神木依吉和谷神司欧布的化身，他们主宰着宇宙万物，尤其是人和谷物的生殖繁衍，理当享用至高无上的牺牲——人头（兽头不如人头灵验）。据《司岗里》云，佤族从“司岗”出来后不久便有了木鼓，而且砍人头祭木鼓是神的旨意，只有这么做，佤族才能避免死亡，洪水也就不会涨起来。佤族从此砍人头，剽水牛，剽黄牛，供人头，种地地就好。“佤族砍人头，佤族才能好在”，这就是阿佤理。
拉木鼓祭祀，猎头祭祀和剽牛、砍牛尾巴祭祀三者均为佤族木鼓文化的重要内容，都是最神圣、虔诚的活动，都有着一整套既相对独立，又与木鼓密切相关的祭祀仪式，共同塑造着佤族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这三大祭祀活动都由大魔巴主持。魔巴是佤族传统社会中做鬼的人，掌握着神人沟通之法，并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懂得阿佤理，受到佤族群众的尊崇。魔巴是宗教活动的主持者，他们把对鬼神的信仰崇拜、愿望祈求通过念咒语的方式传达给鬼神，又把鬼神的意图以占卜方式传达给人们。佤族一般的咒语都有固定的格式，但内容繁冗，有的咒语可吟诵十几个小时。由于佤族无文字，故只凭口授记忆。不做鬼，无祭祀活动时严禁念咒。围绕着木鼓所举行的宗教祭祀活动既是佤族文化的积淀场，又是佤族文化重要的传承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凡活动，全寨全部落的人都参加，而且持续较长的时间（拉木鼓祭祀整个过程需11天，砍牛尾巴做大鬼需10天以上的时间，猎头祭祀需15天时间），仪式隆重而又不失欣喜狂欢；在极具虔诚而神圣的祭仪中，人们即可获得极大的精神抚慰，可人神共飨，人神共乐，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节日庆典和习俗得以产生，如播种节、新米节（又名谷魂节）、木鼓节以及吃“稀饭”（把献祭的肉切细连同米一道煮成的烂饭），喝水酒，看卦（以鸡卦为主，另有猪肝卦、牛肝卦），善歌舞（剽牛歌舞、木鼓歌舞、猎头歌舞，民族风俗歌舞）等，表现出奇异丰富的地域民情风俗，透着原始古朴的豪放和率真，颇具民族特色。
二是一系列祭祀过程中魔巴所吟诵的祭词或佤族创世史诗《司岗里》、部落、氏族或家族迁徙路线、家谱和家史等，它们是佤族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化的记录。其间，一方面贯穿着强烈的民族归属情感和民族认同意识。祭辞中各个氏族父子连名无论多少代，最早的祖先总是姓“司岗里”，家族迁徙的路线，无论哪个家族，其最早的居住地名总是“司岗”。另一方面又积极体现出佤族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社会习俗和传统思想意识。主祭者滔滔不绝又说又唱，进入激情和陶醉的境界，如梦如幻，人神合一；参祭者毕恭毕敬，虔诚聆听，铭记于心，乐此不疲。结果，长期的耳濡目染，人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观念、内在的精神品质、价值取向等显现于社会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当中，并不断融入历史的和地域的因素。至今，这些祭祀活动基本上还保持着古朴、神秘的原始风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二、佤族木鼓的功能
木鼓的功能，因自身原始而神圣的文化品质，丰富多样的象征意义而呈现出多重性。对此，值得对木鼓的功能进一步做深入的解读。
（一）核心功能——守护的功能，心灵上的安全屏障
木鼓在佤族传统社会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人们在心灵上建构的安全屏障。如前所述，木鼓核心的象征意义是守护神，通过魔巴的祈祷祭祀，敲响木鼓，与神灵木依吉、司欧布相通，便可满足人们的各种祈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木鼓为中心的一整套祭仪系统（拉木鼓、猎头、剽牛、砍牛尾巴等）就是佤族通过超自然力量寻求帮助和保护的精神仰赖系统，是佤族抵御各种危险，获取安康幸福的有力武器和盔甲。木鼓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物质实体，是“器”的存在，但是，它传递的更多的是精神的信息，它所建构的安全屏障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而且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前者如谷物丰收，六畜兴旺；祭木鼓后，如果祈求不灵验，就要更换新的木鼓再做祭祀，这首先就是视木鼓为有用的“器”，带有明显的物质功利色彩。后者如在佤族的精神心理深层建构起宗教情感，获得心灵上的安全屏障。通过木鼓祭仪系统这一手段，在特定的场合（祭场）凝聚社会成员，又经魔巴吟诵祭辞、咒语而不断产生和保持宗教情感，并且使这种宗教情感得到集体表达，从而使社会成员对木鼓的神圣性、权威性坚定不移，相信它趋吉避害的灵力，发挥它战胜疾病，抵御各种灾害和不幸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情感的仪式性的表达手段，佤族的宗教情感就不可能存在，或者不能够世代相传。
（二）祭器的功能
作为“通天神器”，木鼓的初始作用是在祭祀时通神和娱神。作用于通神时就由魔巴主持祭祀活动，边念咒语边使用法器，还须由专人敲响木鼓，因为，只有木鼓的声响才能通达木依吉和司欧布，让他们知道人世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剽牛，猎取人头洒上水酒相祭，他们就会保佑村寨平安，谷子丰收，人丁兴旺。为了进一步表达人间对神的虔诚崇拜，在用木鼓祭祀时还伴以歌舞来娱神。木鼓在发挥祭器功能时集通神、祀神和娱神于一身。在当代社会当中，木鼓的这一古老传统功能，除了猎头的内容废除之外，其他的还在佤族的一些地方存活着（如西盟马散地等）。当然，在多数佤族散居地，木鼓的祭器功能，其外在的表现形式逐渐退化，已经从这些地方佤族的社会生活中淡出。
（三）凝聚族人，促进民族认同的功能
木鼓是佤民族的象征，它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宗教情感和社会习俗，是民族的符号和标志，它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作为佤族人民崇拜的对象，木鼓具有民族群体行为的要素，群体行为便于产生群体情感，有益于社会整合，有益于民族认同。当初，为了消灾避难而寻求神的庇护，佤族团结起来，聚集在庄重神圣的木鼓周围；为了抗击仇人对村寨的侵犯，一致对敌，佤族闻鼓而动，威严的木鼓成了为本民族献身的一种召唤，且有强大的感召凝聚力量。现在，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佤族，其外在的及精神心理的深层，同样对木鼓有着亲切的认同情感。木鼓从远古的阿佤山大森林中走来，一路上带着阿佤山强烈的泥土气息，十分清楚地表达着一种意念：佤族是一个木鼓的民族，看到了木鼓就如同见到了佤族，了解了木鼓就如同明白了佤族。
（四）振奋民族精神的功能
木鼓的文化品质中，蕴涵着使佤族获得新生的能量，木鼓是他们民族精神坚强有力的支柱。从佤族的一些神话故事和创世神话《司岗里》得知，这个民族是一个饱受灾难，历经沧桑，而又奋力抗争，自强不息的民族，其中，与木鼓直接有关的传说试举两个主要片断：其一，达惹嘎木（又名达摆卡木或达梅吉）与黑母牛的传说。洪水淹没了大地，人和野兽都丧生于洪水中，只有达惹嘎木和自己的一头小黑母牛被一口大猪食槽所救，达惹嘎木和小母牛才得以繁衍后来的人和动物。“其实那个所谓的木槽便是女性的生殖器，也是木鼓的雏形。”如是，则佤族在最初能重新来到世间就拜木鼓所赐。神话《司岗里》同样也印证着这一说法：受着神的指点，如果佤族砍头祭木鼓，就不让洪水涨，如果不砍头祭木鼓，就五年涨一次洪水。佤族不愿洪水涨，就杀了头。佤族因此避免了死亡。其二，佤族和第二代女始祖安木拐在莫伟的启发下制造了木鼓的传说。那个时候，有了木鼓，佤族成了能歌善舞的民族，通过歌舞娱神娱人，开始向鬼神、向人世间淋漓尽致地宣泄民族自身的精神情绪，证明民族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理由；那个时候，木鼓给人们带来了安全、温饱和欢乐，成为佤族精神上的抚慰；那个时候，木鼓培养了佤族的勇敢精神，从此以后，在佤族汉子中英雄辈出，他们成了民族英雄，成了民族精神的代表。
木鼓，自它诞生的那一时起，就发挥着振奋民族精神的功能。
（五）现代社会生活中，民族文化传播的功能
综上所述，佤族木鼓文化以木鼓为载体，集佤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心理、民族情感、文化精神、社会礼俗于一身，内涵极其丰富。它具有原始而神圣的文化品质，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拉木鼓祭祀活动和木鼓歌舞艺术。拉木鼓在佤历格瑞月（相当于公历12月）间举行，反映了制作木鼓的全过程：选木鼓树—拉木鼓—迎木鼓—凿木鼓—跳木鼓房，这一过程成为佤族生活中一项重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木鼓歌舞艺术从祭祀歌舞中发展而来。祭祀歌舞是一种将古歌谣和祭词与原始舞蹈结合起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伴随拉木鼓的每一过程都要举行祭祀和歌舞，久之便产生出一整套的包括木鼓祭词、咒语、古歌、音乐和舞蹈等相结合的木鼓歌舞艺术。最令人欣赏的是，至今，木鼓歌舞不单单是文艺舞台上的蜚声海内外的保留节目，而且还以顽强的生命力存活于民间，为佤族人民喜闻乐见。所不同的是它由过去的娱神已逐渐转变为娱人。今日阿佤人载歌载舞，粗犷豪放，热情四溢，释放出阿佤人那丰富的思想情感。
所以，木鼓文化是佤族文化最具典型意义的表征，在当今多元开放的国际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和传播中，佤族木鼓成为颇具独特魅力的文化载体，最能体现佤族的精神风貌。从木鼓文化中人们感知佤族、了解佤族、喜欢佤族。
（作者单位：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木鼓的象征与功能
杨国元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各民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鼓文化，其中尤以佤族的“木鼓”文化最为神奇。
佤族是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其中木鼓文化便是佤文化的主流和灵魂，是佤族的象征。本文拟从佤族木鼓的诞生、木鼓的象征、木鼓的功能以及木鼓文化的价值等做一粗浅的论述。
一、木鼓的诞生
木鼓积淀着佤族的古风遗俗，伴随着佤族从远古走来，是佤族个性化的表达和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叫艾那和叶布勒的佤族青年男女在公明山结为夫妻，婚后生下聪明能干的四男四女，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不知过了多少年，艾那和叶布勒无疾而终，临死之前，给儿孙留下遗嘱：第一，为了节省土地，安葬时不砌坟墓；第二，要求做棺木，而且要现砍现做；第三，安葬后每10天供一次饭，连续供三次后不再认坟，这种风俗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艾那和叶布勒死后，儿孙们上山砍树做棺木。在山上他们忽然遇到一只猛虎，情急之下，老大用斧头敲了一下旁边的一棵空心树，树“咚”的一声发出巨响，把老虎给吓跑了，人们得救了。几个儿子砍回树后。一边做棺木一边掉泪。夜晚老四梦见自己用一种木头做成的鼓纪念母亲。于是他们砍来一节红毛树，仿照梦中的模样制作木鼓。经过3个月的精心雕凿，木鼓做成了。老大说，既然空心树会响，那么木鼓一定也会响。于是他就用手中的木棒轻轻一敲，木鼓果然发出“咚！咚！”威严而动听的声音，就像母亲那洪亮而又亲切的话语，大家都感到十分的惊奇。纷纷拿起木棒敲打木鼓，木鼓不断地发出“咚！咚！咚！”的声音，越用力敲打，声音就越大。木鼓声使公明山上的小鸟停止了歌唱，使山坡上的牛羊停止了吃草，伴随着木鼓“咚！咚！咚！”的声音，人们高兴地又唱又跳，从此，阿佤人的木鼓诞生了。透过这个美丽的传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木鼓是佤族先民在长期与大自然抗争中，受到某种启发，经过不断的实践而形成的创造物。木鼓的诞生，使佤族人民跨越了同大自然抗争的被动时代，使他们在大事、急事突发时能及时地聚集在一起同生死、共奋争。因为，那时佤族还没有弓弩、长矛、大刀，只会用木棒、石头作为工具或武器。围捕野兽要靠大伙的力量，白天，人们敲击木鼓、集中起来，上山打猎。夜晚，人们敲击木鼓，载歌载舞。听见木鼓声，野兽吓得躲了起来，木鼓保护了人类的安全，又能给人们带来欢乐。从此，佤族很敬重木鼓，把各种猎到的野兽头砍下来祭供木鼓。佤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经历原始社会时间最漫长的民族之一。很久以来，佤族一直居住在山林中，是典型的山地民族，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经历了采集、狩猎、农耕等经济形态，极低的生产力，强盛的自然力迫使他们选择血祭和歌舞的原始宗教祭祀方式谋求民族的繁荣发展。山林是佤族的家园，木鼓是佤族之魂，阿佤人世代传承木鼓文化，木鼓文化叙述和展示了很长的社会历史。
二、木鼓的象征
木鼓古朴、神奇，是阿佤人传说中的通天神器，敲响木鼓能把人间的声音和愿望传达给天地鬼神。走近木鼓，犹如走近一段远古的历史；聆听木鼓之声，犹如佤族长者在倾诉那如烟的往事；感受木鼓文化，就是感受一个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故事。木鼓又是佤族崇拜的吉祥物、信号联络的工具和古老的乐器。是佤族原始崇拜、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的进一步发展，是鬼魂崇拜和人的血亲观念相结合的产物，积淀着人类思维发展过程的丰富内容。可以说，木鼓文化是佤族的一首优美的史诗，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它凝聚着历史长河中佤族的创世精神，是佤族历史文化的象征，是佤民族特有的性格和民族气节的象征，是佤族人民勤劳勇敢、热情奔放、团结奋争和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佤族的象征。在佤族村寨，木鼓被奉为“一寨之母”和“生命之源”。世俗生活和宗教活动都离不开木鼓。可以说，佤族是一个以木鼓通神的民族，一个以木鼓为精神象征的民族。
三、木鼓的功能
木鼓在佤族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木鼓的文化功能
1.祭祀功能。佤族历史上凡是举行会议决定重大事项，出征战斗、部落迁移、王位更迭、庆贺胜利、表彰英雄、接待异族使节、告急友邦、发生水灾、火灾或组织大规模社会活动时，都要敲响木鼓召集族人，并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在庄严的祭祀活动中，木鼓的祭祀功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古代木鼓用于祭祀征战、召唤、消灾避邪、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村寨、部落平安。
2.娱乐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和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木鼓的社会功能由最初的消灾避邪，祈求神灵护佑的原始宗教祭祀功能延伸为寓教于乐的文化娱乐功能。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崇拜和鬼魂观使佤族在木鼓祭祀活动中产生了主持祭祀、又会念咒语的魔巴，在砍木鼓树、拉木鼓、制作木鼓等活动中，在魔巴那大声吟诵和富有节奏的指挥中，人们的喊叫声、跺脚声伴随着来回拉动木鼓的声音，那长发飞舞的黑色旋风、那粗犷豪放的剽牛呐喊声、那展示十足野性的弹动舞步、那激情飞扬、催人奋进的木鼓声音，汇成了一首气势恢弘、原始古朴的交响曲，在这种原始古朴、气势恢弘的宗教祭祀活动中，体现了娱神娱己的娱乐功能。在拉木鼓、制作木鼓、剽牛祭鼓，把木鼓安放在木鼓房中，出征猎头、迎接人头、送头、贡送等活动中，为取悦神灵、鬼魂，人们手舞足蹈欢呼雀跃，于是就派生出了剽牛舞、跳木鼓舞、刀舞、迎头舞、供头舞、送头舞等原始宗教舞蹈，人们通过这些舞蹈，在娱神之中尽情欢乐，激情得到了释放，娱乐功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在欢乐之中增强了凝聚力。
（二）木鼓的社会功能
1.历史文化的传承功能。佤族崇拜木鼓，剽牛祭祀木鼓，以歌舞娱悦鼓魂。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农耕初期，在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驱使下，人们认为只有用虔诚的心不断地祭祀谷魂以及万能的梅依吉神和掌管谷物生长的司欧布女神，才会五谷丰登。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人们不但用牛血、牛头祭祀木鼓神灵，甚至还用人头祭祀神灵。佤族认为一切动物之魂都附于头部，所以人们把头看得很重，用人头去祭木鼓魂、谷魂、神灵，才会博得神灵极大的欢心，谷物才会长得旺盛，人们才能解决温饱问题。伴随着祭祀活动产生的木鼓文化传承了原始习俗，是佤族历史文化的见证。
2.热爱生活的教育功能。木鼓用圆形优质红毛树或花桃树制作，一般长约2米，直径0.5～0.7米不等。制作时在鼓身凿开一条长形口子，从口子着手把鼓凿出鼓腔，腔中心部分呈三角形状，两面各有一半凿音腔，以便敲击时发生共振，木鼓发出之音分高音、低音，又称公音和母音。木鼓的造型酷似女性生殖器，象征着母体及母性生殖功能。祭拜供奉木鼓，除了求得保佑谷物丰收外，也希望求得人畜的兴旺发展。木鼓起源所体现出的生殖崇拜与原始宗教合为一体，旱谷是佤族首先种植的一种粮食作物，它使佤族先民得以世代繁衍生息下来。司欧布女神是掌管谷物的神灵，因此，也就是掌管生死的神灵，敲响木鼓，跳起木鼓舞祭拜她、取悦她，最终也是为了族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因此说，木鼓崇拜具有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热爱本民族的教育功能。
3.展示民族精神的功能。在长期的木鼓祭祀活动中产生了一种原始古朴的舞蹈——木鼓舞。木鼓舞是佤族独具特色的原生态的民间舞蹈，是史前原始舞蹈的遗存，是佤族的灵魂象征。木鼓舞因木鼓的神圣而神奇，木鼓因木鼓舞的产生而得到传扬。趟过历史的长河，走过生命的延续，木鼓成了佤族精神与生命里最重要的、至高无上的通天神器，它折射出佤族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由木鼓祭祀活动派生出来的木鼓舞，凝聚了佤文化的精华，它用歌舞形式，充分展示了佤族是一个用木鼓与天神对话的民族，一个用头发跳舞的民族，一个用心灵歌唱的民族。木鼓既有娱神娱己的功能，又有展示民族精神的功能。它内涵精深、特色鲜明，是佤民族向往光明、追求幸福、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形象写照，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和感染力。它展示了佤民族热情豪放、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佤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生命靠水、兴旺靠木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原始的木鼓祭祀活动也在长期的传承中，在革除陋习后有了新的发展，成为佤文化的品牌，成为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殿堂上的瑰宝。
4.不同地域的文化认同功能。木鼓作为通天的神器是佤族承传的原始信仰，木鼓祭祀活动作为娱神娱己的文化遗存，是佤族社会不可缺少的生活之需，木鼓的诞生和传承得到了不同地域的佤族人民的认同。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还是流落异地他乡，只要论及木鼓文化，你都能找到自己的同伴。
5.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功能。自古以来，佤族生存的自然条件十分艰苦，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依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生存的，人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战胜自然界带来的诸多困难和灾难。人们要结成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就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维系人心，增强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木鼓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这种具有社会凝聚功能的精神力量。
6.增强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的功能。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认识有限，木鼓不仅被盲目崇拜，而且被神化了，木鼓被赋予超乎人力的威力和作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具有消灾避邪、祭祀、战争等功能的木鼓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民族精神力量的象征物。朴素的集体观念在趋利避害本能的诱导下，与追求丰衣足食、吉祥兴旺的目标得以紧密结合。就是在祭祀活动的娱神娱己时，人们都要手拉手围成圈，“司岗”（团结）在一起。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像祭木鼓、跳木鼓舞一样团结起来，民族才会强大的思想得到了全体族人的认同。木鼓成了维系人们关系的纽带，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木鼓一响，没有任何人敢违抗这一神圣的“命令”。木鼓一响，部落族人或聚集于木鼓旁载歌载舞，或杠起刀枪，整装待发。因为远古时代的佤族祖先认可了木鼓的权威作用，他们才能在木鼓精神的维系下，一代一代地与命运抗争，顽强地繁衍生息下来，佤民族才得以发展壮大。正因为这样木鼓文化也才具备了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7.口头文学的传承功能。佤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民间大量丰富的口头文学作品就是靠世代口语传承下来的。如《司岗里的传说》、《达赛玛的传说》等等，木鼓文化在长期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传承、发展和丰富了民间口传文学作品的内容。以拉木鼓及木鼓歌词为例，拉木鼓歌中唱道：“大家齐迈步呀/稳住脚跟慢慢走啊/遇到阻挡不要慌呀/大家用力要均匀/别学蟋蟀跳呀/要像水牛慢慢走啊/步子不匀容易累/均匀迈步拉到底啊。”木鼓歌中唱道：“花桃树好木鼓/快快回到你的家/红毛树好舂臼/我们请你来当家/选中的藤条开白花/选中的木鼓结红果/喝的泉水清又甜/我们的歌声震山谷/爬起来吧好木鼓/千人请你来当家/万人请你来做主/快快回到你的家。”木鼓祭词大意是：“我们剽水牛/我们祭木鼓/梅依格你最大/众神灵里你为王/回来吧好木鼓/赶走晦气/找回吉祥/回来吧好木鼓/告别衰败/获得兴旺/木鼓房与天同高/木鼓房与地同宽/村村寨寨都建它/座座山头都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