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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清朝(2)

著名思想家顾炎武

顾炎武,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生于公元1613年,学者们都叫他亭林先生。顾炎武的家庭是江苏有名的四大富户之一,又是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从他的高祖到他的父亲,祖孙五代都作过明朝的大官。顾炎武的养母王氏也出生在官宦人家,是一位有教养学识的妇女。她还没结婚,丈夫就死了,后来抱养顾炎武做儿子,决心要将他培养成人。

顾炎武小时学习非常勤奋。3岁的时候,养母就亲自教他读书,给他讲古代英雄的故事。10岁时,开始跟随祖父学孙子、吴起的兵法著作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14岁就考中了秀才,正是“少年得志”。

顾炎武不仅专心学习,还关心国家大事,他参加了明末有名的文学团体“复社”,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接受了福王的邀请,到南京担任兵部司务,可是不到一年福王政权也灭亡了。顾炎武满怀亡国之恨,回到家乡组织义军抗击清军。不久,清兵攻占昆山,顾炎武率义军苦战了四个昼夜,因对方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了。养母王氏闻讯之后,深为国家前途担忧,自此粒米不进,绝食而死。临终前还嘱咐顾炎武说:“我虽然是个妇道人家,也有爱国的思想;你千万不要忘记亡国的耻辱,不要当异族的臣子,要牢记先祖的遗训,那样我死也瞑目了。”顾炎武将养母的遗训深深地铭刻在心中,决心抗清到底。

顾炎武安葬母亲后,立即与唐王政权联系,筹划联合组织力量抗击清军。不料这件事走漏了风声,被人告发到清朝,顾炎武因此被关进了监狱。后来,他的几位好朋友经过多方努力,才设法把他搭救出来。

顾炎武在家中没法呆下去了,只好背井离乡,开始了旅居生活。顾炎武注重将学到的书本知识与实际联系起来。他从明朝灭亡的惨痛历史教训中,深感必须要寻找社会兴亡的真正原因和历史规律。

45岁时,顾炎武带着两匹马,轮流骑坐,还有两匹骡子驮着必备的图书,走上了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的道路。他先后游历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凡是名山大川,天险要塞,他都要亲自登攀,详细考察。到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蓟州、昌黎等战略要地,他都亲自来到当地的老农和退伍的老兵家,听他们介绍情况向他们详细询问地形、地势和风土人情。遇到与书本记载不一致的地方,他都反复勘对,校正书本的错误。遇到古碑遗迹,他总是设法越过荆棘和野草,有时干脆就手足并用,爬到碑前,擦去碑上的斑藓青苔,仔细辩认诵读,将它摹拓下来。

在长期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顾炎武提出“务农积谷”、“守边备塞”的战略思想,提倡国家要加强边防力量,要关心边境人民的疾苦,设法使他们生活富裕起来。

顾炎武身体力行,从来不“纸上谈兵”。他每到一处考察,凡是能办到的,总是亲自去办。他看到北方丰富的水利资源被白白浪费了,深感惋惜,就计划把南方的水车、水碾、水磨引进过来,还写信邀请南方的朋友来边塞一同实现这些计划。他到一处住下来,看到可开垦的荒地,就与当地农民一起挖地,种植五谷,深得农民的钦佩。

顾炎武为人直率,同时又谦虚好学。周围人都喜欢与他在一起交谈,他遇到不懂和有疑问的问题,虚心向有经验的老者请教,积累了丰富广博的知识。很快他的名字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传开了。

顾炎武在漂泊不定的旅居生涯中,著述甚丰。他完成了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的对治国安邦方略的研究,写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书不但是研究民生利弊的专著,而且是清初地志学上的重要著作。《肇域志》一百卷,专门论述地理形势和山川要塞;《天五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二百万字,专门论述地方利弊和经济的发展。凡是有关河流水道、农田水利、工矿资源、交通运输、户口田赋、兵防徭役等情况,他都作了详细的记述。

顾炎武又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他认为宇宙是物质构成的,强调要从具体的事物中探求真理,反对主观空想。他还积极主张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除此以外,顾炎武在音韵学、考据学、训诂学、历史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著述。

他晚年时,清王朝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康熙帝为了笼络汉族的知识分子,下令叫各地举荐著名学者。顾炎武那时已是名闻天下,有人举荐他,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顾炎武从45岁离家出走,整整在外漂泊了25年。晚年才定居在陕西华阳县,授徒讲学。公元1682年,顾炎武在旅经山西曲沃时,不幸患病,与世长辞。

曹雪芹与《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小说,他的作者是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间的作家曹雪芹,续作者为高鹗。曹雪芹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曹雪芹(1715?—1763?),名,字梦阮,号雪芹。其先世本是汉人,但很早就成了正白旗内务府“包衣”,也就是皇室的“家奴”。这就确定了曹家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一方面是家奴;另一方面,因为是皇室的家奴,所以与皇帝的关系还非常密切。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经做过康熙皇帝的乳母,康熙对曹家就特别的信任。1663年,清政府设置“江宁织造”,这是一个负责为皇家提供纺织物的衙门。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始任江宁织造,自此,曹家三代四人连任不断。由于康熙对曹家的信任,曹家几代江宁织造,除负责织造工作之外,还有特殊的使命,即作为皇帝的心腹和耳目密切监视着江南的情况,大则官吏、人民的动向,小则物价、气候和变化,一律直接奏明皇帝。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江宁织造时间最长,最受康熙信任。康熙6次南巡,有4次在江宁织造府驻留,并由曹寅接驾,使得曹家门庭生辉。当时的曹家荣华富贵俱全,盛极江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府,实际上就是曹家等封建豪门的化身。

曹寅是当时的“名士”,能写诗、词、戏曲,又是有名的藏书家,著名的《全唐诗》就是由他主持刻印的。这样的家庭传统对培养曹雪芹的文学才能起了一定的作用。曹寅死后,曹喁、曹俯相继承袭职位,曹雪芹大概就是曹俯之子。其时清宫廷内部斗争异常激烈,雍正五年(1727),曹俯因“行为不端”被株连,获罪落职,家产被抄。曹家被抄时,曹雪芹刚好13岁。少年时代的经历,对曹雪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曹家被抄后,地位一落千丈。曹雪芹跟着父亲迁居到北京。乾隆即位后,曹家的地位略有好转。但四五年后,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使曹家彻底败落了。曹雪芹从此由贵族公子沦为穷困的小市民。

曹雪芹经历了家势盛衰巨变,备尝人间冷暖。成年后,他流落到北京西山脚下居住,生活非常贫困。他住在一条“满径蓬蒿”的“僻巷”内,一家人常常靠喝粥过日子。有时,他想喝点酒,也没有钱去买,只得向酒店赊帐,常常受到当权的豪富贵人的“白眼”相待。曹雪芹身处厄境,却不事权贵。他心胸坦荡,喜酒健谈。曹雪芹就是在贫困的条件下,靠写文章、作画和行医度日。这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与普通劳动者接触,扩大了他的创作视野。

一年除夕,一个名叫于叔度的跛足贫民向曹雪芹述苦:“我家断粮3天,现在又是寒冬腊月,我是借贷无门啊!我的孩子整天拉着我的衣服,跪在我膝下,又冻又饿,哭叫不休。唉,我是求死无路啊!”曹雪芹对于叔度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便和于叔度商量谋生的办法。于叔度告诉曹雪芹:“我见到有贵公子买只风筝就拿出数十金来。如果我能做风筝去卖,倒可以养活我一家几个月了。”多才多艺的曹雪芹就教于叔度扎风筝,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后来,曹雪芹还专门写了一本《南鹞北鸢考工志》,专门介绍怎样绘扎风筝。他在这本书的“序”中说:“我写书的目的是为残废而生活无着的贫民得到一个谋生的机会!”

曹雪芹在贫困中,增强了对封建制度黑暗、残酷、虚伪和必然崩溃的命运的认识,增加了他对受官府贵族欺凌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他提笔写小说,立志要把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对人生的独特见解以及对社会时代的强烈批判表达出来。尽管他家经常喝粥断粮,但他仍然在作画出卖、与人畅谈、访问疾苦的余暇,伏案疾书,夜以继日地写作《红楼梦》。曹雪芹以“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艰辛劳动,终于写出了不朽的《红楼梦》。

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京师流行天花病,曹雪芹非常宠爱的独生子也因患天花病而死去了。贫困交加的曹雪芹日夜思念儿子,经常痛哭,自己的病也加重了。这年的除夕,他终于“泪干而逝”,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才48岁。他家里除留下一个年轻的妻子和几束书稿外,分文没有。他的好友们凑了点钱才把他草草入土安葬了。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曹雪芹在世时,即以抄本流传。由于80回以后的文稿,在流传、借阅中“迷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以80回流传。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2年),高鹗把自己续写的后40回和经他作了改动的前80回合在一起,由程伟元以活版印行。于是世上才有120回的《红楼梦》。《红楼梦》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上达到的水平,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红楼梦》所描写的不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爱情故事,而是写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和婚姻悲剧。小说的巨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是孤立地去描写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以这个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

正是由于这种伟大的价值,200年来,《红楼梦》广泛流传,以至于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红学”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红楼梦》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和阅读。

神州盛世

康熙帝继位后,虽然国内大局已定,仍面临数处困难,恢复和发展经济是稳定政治局面的重要环节,他在宫廷御柱上书写六个字:“三藩、河务、漕运。”三藩平定后,河务就提到日程。如果说土地是农耕民族繁衍的摇篮,那么水利就是农耕民族生息的源泉。治水修河,成了历代帝王的心患。康熙十六年康熙帝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负责治理黄河。

靳辅是辽阳人,顺治年间入仕,先后担任编修、安徽巡抚、英武殿学士等职,一向勤勤恳恳,办事老练。他手下有一幕僚叫陈潢,生长于钱塘江边,深谙水性,在水利方面很有经验。靳辅在陈潢的协助下,用疏导和筑坝相结合的办法,黄河经过他十余年的治理,大有改观。康熙帝南巡时,特到黄河视察河务,看到靳辅在各河段修筑的减水坝,叮嘱道:“减水坝原用以泄水,遇泛滥横流,安知今日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且减水旁流,浸灌民田,当筹划措置。”靳辅也考虑到减水坝扰民不小,于是便提出开新河的办法。新开的中河既免减水坝淹民修补之苦,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康熙知道后,对他夸赞不已。

靳辅与陈潢在治黄工程的半途上不幸相继病逝。后来张鹏翮出任河道总督,又使黄河工程有了生机。康熙四十四年二月九日,康熙第五次南巡,又视察了黄河工程。他看到九里冈巍巍的大坝,治理得很理想,对张鹏翮非常满意倍加赞扬,特赐一把康熙亲笔提字的小扇,勉励他努力治河,为国分忧。经十几年的努力,使经常泛滥的黄河“水归故道,漕运无阻”,曾几度汪洋的苏北七州县的大面积土地得以恢复耕种。大运河免受黄河之灾,畅通无阻。漕运的恢复,使南北经济贸易繁荣起来。

康熙帝在位61年,六次南巡,虽说是游山玩水,以陶冶情趣,舒宫中政务繁忙之苦,但也不忘视察民间的疾苦,了解民情。在太湖游览时,对太湖冲刷土地之事,十分关心,了解得十分详细。然后,责令有关大臣进一步调查,制定出一个具体减免赋税的政策。

清初的皇帝深深感到明朝灭亡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苛捐杂税繁多。什么地、赋、人丁等税,还有什么“辽饷”、“剿饷”、“练饷”等名目繁多的军饷,再加上豪门、恶吏暴征乱派促使农民生活无望,纷纷起来造反,起义烽火越烧越旺,直至明朝灭亡。所以多尔衮进入北京后,首先废除了明朝一切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对于乱摊乱派的贪官法吏、土豪劣绅予以制裁。康熙帝继任后,又在原基础上制定了更系统、更完善、较合理的赋税制度和征收办法。同时对因兵祸、天灾造成的疾苦,康熙帝还特下旨进行赈济。

在减免税收的同时,康熙帝又下令废除手工业工人的匠籍制度,准许他们自行开业,不再做官府的手工业奴隶。废除明朝以来的乐户、惰民等贱民身份,使他们同受良民一样的待遇。鼓励农民到边远、山区开荒种地。开垦出来的地,归开垦者所有,政府给发放印信,永准永业。开垦出来的地税,开始为免税3年,后又延为免税6年,个别偏僻之处,免税10年。对云贵等地区还允许官府雇工垦荒,边境驻军实行屯田。由于措施得当,全国耕地面积由康熙初年的527万顷,上升到851万顷。

康熙帝对工商业也十分重视。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下令开放海禁,并和日本、朝鲜互通贸易。同时在广州、宁波等地建立海关,征收关税。江南纺织业随着农、商的发展也十分繁荣。由于康熙帝降低了纺织业的税金,促使纺织业蓬勃发展。

康熙帝在位61年,对外以强兵卫国保疆,对内多实施安抚政策,对有着正统思想的汉人则用儒家思想进行束缚,其政策有六项:

一、崇祀孔子,亲往祭典。国子监讲授程朱理学。

二、举“博学鸿词科”,笼络汉族名人名士。

三、开馆编写《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书,使文人志士才有所用,心有所想。

四、六下江南,召见名人雅士,体察民情民风。

五、开千叟宴,召见天下年过65岁以上的官员,以示满汉一体。

六、科举考试,恢复八股文,以笼络士人之心,收罗英才。

由此,帝业始固,社会稳定,边境安宁,随着农、工、商的发展,文化艺术也繁荣起来,诗、词、歌、赋、散文、小说、戏剧等争奇斗艳,这些作品大都是讴歌这一时期的太平景象。著名的戏剧《长生殿》、《桃花扇》,小说《聊斋志异》等等,虽然有些内容有一定的讽刺与鞭挞,但对清朝的统治还是有利的。这些作品发表后,流行很广,颇受百姓的喜爱。由此可见,康熙帝功业之显著,垂于青史,昭然后世。

清朝廷大兴文字狱

满清贵族统治全国以后,一方面重视、笼络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对不利于其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严加禁锢,进行思想统治。他们既努力学习汉族文化,又对当时文人的诗词文章特别注意。只要从中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就指斥作品影射朝廷,因此大兴冤狱有时还株连九族。就连那些刻书、买书、卖书的人,也都会牵连受罚。人们把这类冤狱叫做文字狱。

清朝最早的文字狱,出现在康熙统治时期。

清代初年,文人们聚集结社的风气很盛,由于经历了明代覆灭的重大历史变动,文人们在诗文中往往要寄托他们怀念故国的情绪。所以,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以后,政府便不断颁布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浙江有一个叫庄廷龙的人,自己出资刻了一部《明史》。书中记有明末天启、崇祯朝的事迹,其中,自然有一些指斥满族人的字句。清辅政大臣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下令严办。这时,庄廷龙已死,朝廷仍然不肯放过。他们刨出棺木,开棺戮尸,焚烧尸骨,不仅如此,还把他的兄弟、儿子、侄子以及为这部书作序、刻印、校对、发行、收藏的共70多人,全部杀害。受株连的多达200人,其中以聚集结社的文人最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明史案”。康熙年间,还有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等文字狱。

到了雍正年间文字狱更加增多,也更加残酷。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朝开始对文人结社定下法例,严加究查。雍正一朝,对因文字罹祸的汪景祺、吕留良、曾静之等人实行残酷镇压,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其中,最惨绝人寰的是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的查嗣庭一案。查嗣庭是当时的礼部侍郎,他到江南去主持科举考试,出了一道八股题“维民所止”。“维民所止”本是“四书”《大学》中的一句话。清朝政府却在“维”和“止”两个字上找到了问题。认为“雍”字去掉,正字去掉“一”就是“维”“止”二字,所以,他们认为出题者是在暗中发泄要砍雍正皇帝头的思想。雍正皇帝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到江南,把查嗣庭押回北京,关进大牢。查嗣庭连气带病,死在狱中,雍正皇帝气恨难消,还命人把查嗣庭戮尸示众,把他的家属流放到至少3000里开外的地方去才算罢休。

吕留良是清初思想家。他称清朝为“北朝”,称明朝为“本朝”,主张分清“华夷之别”。清朝皇帝就是“夷”,必须把他们赶走。吕留良死后,他的著作传到湖南,被一个以教书为业的书生曾静读到了。曾静十分信服吕留良的说法,特地跑到吕留良家乡浙江去搜寻他的遗著。吕留良的儿子和门生把吕留良的遗著全部送给了曾静。曾静回到湖南,就开始传播吕留良的理论。他的一个学生张熙听了,也很信服,便自告奋勇到西北,找到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反清。岳钟琪能征善战,是清初的一员名将。据说他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代,张熙才想到去联络他。可岳钟琪生在清朝,当的又是清政府的地方大官,根本不想学祖宗岳飞抗击金兵,更没有恢复明朝的念头,他把张熙劝他反清这件事报告了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得报,当即传下圣旨,把张熙、曾静以及吕留良的儿子、学生都抓起来,押解到北京听候处置。这一次,他决定不杀曾静、张熙,而是也写了一本书叫《大义觉迷录》。在这本书中,雍正皇帝承认清朝是“夷”。但是,他又说,皇帝是上天指派的,上天只问某人的“德”,并不问某人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又发挥说,舜就是东夷,周文王就是西夷。由于他们品德高尚,所以当了君主。雍正皇帝想以此说明“华夷无别”,自己虽是满人,却与舜和文王一样,是上天授给的皇位。他让人把《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又赦免了曾静、张熙的死罪,让他们到南方各地去宣讲这本书。同时,却对吕留良等人毫不留情。吕留良已经死去几十年了,还要开棺鞭尸示众。又将他的儿子、学生、刻书藏书者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律处以死刑,孙子辈则流放到东北,给满族骑兵做奴仆。

乾隆时期,文字狱有增无减。据一种不完全的档案材料《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至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前后48年之间,共有文字狱63起。乾隆还不同意雍正皇帝的看法,觉得承认满族是“夷”不妥当。于是,把《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全部收回,又下令把曾静、张熙再抓起来,凌迟处死。

1777年,江西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在凡例中提到玄烨、胤祯的庙号及弘历的名字,没有避讳,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而被治罪;巡抚海成因为只是奏请革去王锡侯的举人,被指为包庇,革去了职务。

此外,乾隆皇帝还多次颁布禁令,对于那些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异端邪说”,一律加以查禁、销毁。据统计,仅从1774年到1782年8年中,全国毁书24次,538种,13862部。

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和焚书坑儒一样,都严重阻碍了进步思想的传播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当时的知识分子一举手,一投足,稍不注意,就要得罪统治者。一些文人学士只好逃避现实,埋头整理古代典籍。清朝统治者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以及文人们“避世”的治学方法,使清朝的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越来越僵化,毫无生气。同时,大兴文字狱加剧了臣民的不满,对清政府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成为清王朝衰败的重要原因。

四皇子胤祯夺位

康熙帝是一个有作为的好皇帝,一生共有35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24位。长子允祚是妃子所生,二子允礽是皇后所生,而其母早逝,康熙帝比较喜爱他。允礽自幼聪慧,长成一表人材,在诸皇子中是姣姣者。康熙十四年立允礽为太子改名胤礽。过早地立太子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一些附庸的势力小人为自己将来的前途,厚颜无耻的奉承太子,离间诸皇子间的关系,太子又受皇帝的偏爱,性格难免起变化,乖戾的性格也逐渐暴露出来。胤礽二次被立,二次被废。

胤祚觉得自己虽是妃子所生,但是排行老大,太子的宝座是有希望得到的,因而频繁活动,不仅拉拢一大帮人支持自己,还用一种迷信的巫术来诅咒太子胤礽早点死。四子胤祚为人奸诈,颇有心计,他认为自己是在位皇后所生,胤礽被废,其太子之位则非他莫属。在宫内紧紧抓住原皇后的弟弟隆科多,二人关系确实不一般。此外,他还暗中交结权臣年羹尧。三皇子胤祉文武全才,为人忠厚,平日与胤礽关系不很好,对皇太子的位置无争执之心,他认为父子之间没有什么大事,即使不合,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他坚信将来皇位还是二哥的。八皇子胤禩虽是妃子所生,但知识渊博,文才出众,又善交际,很得一些大臣的拥护,所以他也积极活动,拉拢一帮人为自己鸣锣开道,争夺太子宝座。十四皇子允祯与胤祚一母所生,为人比较正直,也很干练,文武双全,坐镇西北对此事无所想……此时的诸皇子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国家利益、兄弟情谊,都想把太子宝座抢到手。这些事渐渐被康熙帝知道了,总想找个机会教训他们一番。

太子胤礽处处防备其他兄弟在皇上面前进谗言。为此,派人秘密偷听皇帝与诸皇子间的谈话。此事被皇帝发现,十分震怒。为此,于康熙四十七年八月,第一次将太子胤礽废除,同时将长子、三子、四子、五子、八子都分别囚禁起来,给予警告。

废黜太子,立刻引起朝臣们的注意。十一月的一次早朝,康熙帝提出立太子一事,话音刚落,立即有人启奏。按惯例每次皇帝发问,诸臣总是沉默、思考一下,才有人启奏。今日却反常,康熙帝一看启奏者竟是自己的岳父佟国维。佟国维保荐八皇子。他一讲完,诸臣立即附合都赞成立八皇子。康熙帝明白,这些大臣是被八皇子买通好的,所以急忙上奏。康熙帝威严地说:“立嗣应遵长幼之序,嫡庶有别,被废太子胤礽排行老二,如今怎能一下子轮到老八头上呢?”诸臣听后哑口无言。

康熙帝退朝后思绪万千。得知大皇子允祚请蒙古喇嘛用妖术诅咒太子,又想胤礽死去的母亲,舐犊之情油然而生。七八个月后,又恢复了胤礽的太子之位。然而胤礽的确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太子,旧习不改,新病又犯,故技愈演愈烈。最后,康熙帝不得不忍痛再一次废胤礽的太子之位。这是康熙五十一年的事。这时的康熙帝已经是年近六十的人了,无论是精神、体质都难以经受这样地打击。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康熙患病,这对一位69岁老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康熙帝是十分清楚的,而此时他所面临的还是皇位的继承人问题。经过反复考虑和比较,他认为唯有十四皇子允祯是合适人选。十四子为人很有修养,文韬武略都很好,大有作为。诸皇子争夺继承权时,他从不参与。所以康熙帝决定传位给十四皇子。此时,允祯正任抚远大将军驻防西北。康熙帝下密诏:“传位十四皇子”,让他火速从西北赶回京师继承大统。不料此事竟被日夜守护在病榻前的顾命大臣隆科多所知,隆科多看后急急忙忙找四皇子胤祯商量。胤祯见到诏书后,反复琢磨,竟高兴得跳了起来,胤祯指着诏中的“十”字,小声地告诉隆科多。

康熙帝病重时,住在畅春园,隆科多以国舅身份始终侍奉在康熙左右,闲杂人等一律禁止入内,诸皇子也不例外。四皇子胤祯因隆科多的安排却始终在皇帝跟前。康熙帝虽然病体沉重,但还惦记着不久前曾派四皇子去发放赈灾粮的事,想了解一下情况,立即命隆科多宣四皇子。胤祯到御榻前详细地奏明了情况,康熙帝听后,点点头。沉默一会,康熙帝对四皇子说:“儿呀!冬至即将来临,朕应到南郊举行祭天大礼,朕因病不能去。你代父皇去一趟!”四皇子觉得在这关键时刻不能离开,便迟疑起来。

康熙帝见状,心有所疑。自病重后他常见四皇子的影子,而很少见到其他皇子,心里更是疑惑,但由于病魔缠心也就踏实一些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十四皇子还未到,康熙帝的病越来越重。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病势更重,稍微清醒点,命隆科多召诸皇子进见。隆科多故意将“诸”字误听为“四”,立即高喊:“皇帝宣四皇子进见!”胤祯早已等候多时,听到喊声,立即端起早已准备的参汤走了进来。康熙一见,仅四皇子胤祯一人,不由大怒,指了指隆科多,又指了指胤祯,然后随手抓起枕边一串佛珠,向胤祯抛去。说来也巧,正好套在胤祯的脖子上。胤祯赶紧跪下,康熙帝越发生气,但只说了一个“好”字,便驾崩了。隆科多一见,立即叫其他皇子一起入内,诸皇子一见父皇归天,不由得号啕大哭。隆科多却不紧不慢地说:“诸位阿哥,请暂且收泪,听我宣读圣上遗诏。”八皇子大声地问:“父皇有什么遗诏?”隆科多不慌不忙从袖中取出康熙帝上次宣十四皇子进京的诏书,大声念到:“朕决定传位于四皇子,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原来胤祯上次看过诏书后,高兴的是将“十”字上添一横,下提一勾,竟变“十”为“于”。尽管诸皇子不服,但无人想到会有篡改遗嘱之事。况且胤祯的脖子上又戴着皇帝传下来的佛珠。到底还是三皇子胤祉老实、忠厚,第一个向四皇子胤祯跪拜:“臣服从皇帝遗诏,请陛下节哀!”其他皇子一见,无可奈何,也只好随声附和。就这样,四皇子胤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雍正过河拆桥

雍正帝自继位后,以严法治官吏,以重刑惩罪人,并且广布侦探,察人隐私,无孔不入。特别是他对宗亲骨肉之寡恩少义,不免使后世流言纷起,颇多恶名。

康熙帝去世后,罗卜藏丹津更加猖狂,自称达赖汗台吉,裹胁20万人打起反清旗号,到处烧杀抢掠。这时雍正帝刚继位不久,内忧未平,外患又起,但雍正帝果断地命年羹尧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会同四川总督岳钟琪进剿罗卜藏丹津。

年羹尧与岳钟琪均是战场上的宿将,富有战斗经验。年羹尧兵分两路,自带一路进兵疏勒河、巴塘、黑塘一带。命岳钟琪带领兵马攻镇南、西川、北川诸堡,抄其后路。年羹尧的先头部队因不了解地形,被罗卜藏丹津用诱兵之计骗入沼泽地,杀得大败。年羹尧得知消息后,命士兵每人准备两捆干草与木枝,夜袭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自以为有天然屏障,可高枕无忧,况且白天清军已被打得大败,丝毫没有防备,结果被清军杀得大败后而逃窜到郭隆寺,与胡必尔汗会合。还没等二人商好对策,岳钟琪大军已包围了郭隆寺,岳钟琪亲自指挥一举攻下郭隆寺。罗卜藏丹津与胡必尔汗夺路逃回老巢乌兰穆和尔。

年羹尧坐镇西北,拥兵自重、干预朝政。年羹尧自平定青海后,雍正帝封一等公,金黄服饰,三眼花翎,四团龙補。其儿子年富封一等男。连家奴魏之耀还是四品顶戴。可见权倾朝野。年羹尧进京时,声势浩大,众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然而年羹尧不屑一顾,竟扬鞭策马而过。在雍正帝面前,随随便便坐着,毫无君臣之礼。生性多疑的雍正帝岂能容忍太久。隆科多以拥戴之功,把持朝政,雍正帝继位之初,凡是下诏、传谕均称舅父隆科多,这岂能长久。雍正帝决定采取国师文觉禅师之计:“只要师出有名,恃机而动,不怕过河拆桥。”

雍正帝头一个目标就是年羹尧,首先分化瓦解其内部,去其臂膀,先后将川陕官员中年羹尧的亲信全部调出,提高官职。然后收买其内部见利忘义的小人,或忠于朝廷者。年羹尧属下有个叫蔡珽的,是年羹尧一手提拔的,在四川任巡抚。年羹尧命其铸钱等,蔡珽都没有办,为此二人反目成仇,年羹尧罗其罪名将其撤职查办,上奏朝廷经刑部拟斩。雍正帝见到这份奏折,十分高兴,传旨亲自召见。雍正帝首先赦其死罪,然后详细询问四川情况。蔡珽感谢皇帝不杀之恩,遂将四川情况如实上奏,又将川陕情况及其所知又夸大其辞,并给年羹尧罗列数十条罪状,雍正帝心中暗喜,启用蔡珽为左都御史。

雍正三年二月天空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奇观,人们认为这是祥瑞,纷纷上书皇帝表示庆贺。年羹尧也照样写一贺词,但却把“夕惕朝乾”,写成“朝惕夕乾”整个意思反了,雍正帝一见,十分震怒,认为年羹尧对皇上不敬,别有所图。立即下诏撤大将军之职,调任杭州将军。年羹尧接旨三日后方将印信交给岳钟琪。这时有个幕僚劝其造反,年羹尧沉默很久,方说:“这事是办不成的,还是到杭州去。”谁知到杭州,雍正又下旨,夺去将军之职,令其看守诵金门。这时年羹尧方如梦初醒,不由得牢骚满腹,怨气冲天。

年羹尧一倒,朝中王公大臣精神振奋,纷纷上奏弹劾年羹尧的罪状。有的说他与静一道人邹鲁等图谋不轨;有的说他纵容汪景琪著《西征随笔》攻击朝廷;还告他擅调官兵捕郃阳盐枭时,枉杀百姓800余人……经刑部核实,其罪共92条,供词明白,依律当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孙、叔伯之子、兄弟之子年方16岁以上者皆斩,以下及妇女给功臣家为奴。雍正看到奏折后,略有所思,然后说:年羹尧有大功于前,姑且从宽,令其自裁。儿子年富斩首。余下15岁以上者充军边关。其父年遐龄、其兄年希尧革职免罪。

年羹尧虽死,但隆科多仍在,隆科多虽颇有算计,此时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处境。想到皇上对他也起了疑心,更担心雍正帝的缇骑出没无常,于自己不利,赶紧向雍正帝提出辞去兼职的步兵统领。雍正帝见奏折立即批准,隆科多颇感踏实。他那里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雍正帝都清清楚楚。

雍正五年,田文镜上书弹劾隆科多,接受年羹尧贿赂,对年羹尧有所庇护。雍正帝降旨,削去太保,革去尚书,令其去阿拦善山筑城垦地。据清史记载,隆科多把持朝政,权倾内外,而雍正帝无论是下诏或传谕,必称舅父隆科多,一时群臣不知所措。而实际是已有除去隆科多之意。田文镜有一幕僚邬先生,善阴阳八卦。有一次,问田文镜:“不知大人想当一名有名的督抚,还是当一名平平庸庸的督抚?”田文镜说,必须当一名有名望的督抚!邬先生说,我代大人拟一奏折,内容你不必看,也别问,直接上奏给皇帝保证此事大成!田文镜很相信邬先生,将奏折呈上,事情果如所言。实际邬先生听田文镜每次上朝下朝所议论的宫廷诸事,才作出准确判断的。

隆科多发往阿兰善山后不久,都察院又上一本罗列隆科多的罪状:私钞玉牒,收藏于家;将圣祖仁皇帝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具;等等共计41款。雍正帝命缇骑去阿兰善山,将隆科多逮捕归案。念其是他的舅父,免其正法,囚禁于畅春园外面三间小房里。雍正六年隆科多郁闷而死。

实施仁政的治国之君

雍正帝虽然残酷多疑,但确实是一位治国之君。他不好声色,不尚奢靡,张廷玉说他每次见到皇上用餐时,从不掉一颗饭粒或饼屑。他经常教育厨师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粮食。雍正帝日夜勤于国事,很少有人与他在一起。批阅奏折累了,唯一的消闲,就是独自饮酒、赏心或赋诗。他有一首诗,把自己描写得十分形象逼真:

对酒吟诗花劝酒,花前得句自推敲。

九重之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

可见雍正帝真正是一个孤家寡人。实际他也有朋友,其中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张廷玉。张廷玉为人忠厚,文才出众。记忆力又好,皇帝的诏书、谕旨多出于他的手,是雍正的得力大臣,雍正视他为自己的手脚。有一次,张廷玉病了,没有来上朝,雍正帝对群臣说:“朕这几天手脚不舒服,干不了大事!”诸臣一听齐声说:“陛下龙体欠安,还是静养几日吧!”雍正帝听后,哈哈一笑说:“朕的肱股之臣张廷玉有病,岂不是朕的手脚不舒服吗?”群臣这才恍然大悟。

再一个是鄂尔泰。鄂尔泰为内务府郎官时,雍正帝尚是四皇子,那时正是诸皇子明争暗斗,争夺太子宝座之际。雍正帝曾多次召见鄂尔泰,但每次都遭到鄂尔泰的拒绝,他说:“皇子不可外交大臣,这是祖训。”雍正听了此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此人竟敢以小小的郎官,遵守法制,拒见皇子。实在难能可贵”。由此,鄂尔泰在雍正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雍正帝继位后,把他先后派往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任总督。

云南、贵州、广西一带的苗、瑶、彝等少数民族的土司,历来是世代承袭的。在当地不仅有征赋税、摊徭役等权利,还有生杀大权,是典型的奴隶制度。有的土司更为凶残,任意杀人,将人杀死后,还向死者家属索要“垫刀银”,真是可恶之极。这些土司各霸一方,控制当地财、政大权,严重地危害了清朝的利益。为此,雍正帝命鄂尔泰对罪大恶极的土司严惩不贷。

鄂尔泰接到圣旨后,立即同部下几名将军研究,如果派大军硬攻,弊多利少,唯智取是最好的方法。首先他选择牛庄土司,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鄂尔泰派人混进土司的内部,里应外合,一举将其捉获,审讯后关进大牢。鄂尔泰觉得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由朝廷命流官进行管理,使国家政令统一。为笼络安抚一些较好的土司,朝廷授于他们终身制的官职,但也要有流官的控制。鄂尔泰将此策奏明圣上,雍正帝同意这个办法。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底,特授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负责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鄂尔泰接到皇帝御旨后,立即过云、贵、广一带土司进行调查分析。他认为如果要在这三省顺利地推广改土归流的政策,必须先除掉云南镇源的土司。镇源(今云南镇源县)土司刀翰,为人凶狠残暴,是这一带的顽凶。如果先除掉他,其他土司就比较容易治理。然而刀翰的大寨设防十分坚固,易守难攻。鄂尔泰仍采取分化瓦解里应外合的方法,首先用重金收买刀翰的亲信头目刀海做内应,然后分兵两路一举攻破镇源,并杀死刀翰。攻下镇源后,鄂尔泰在此设州县,委派流官管理。北部乌蒙土司,得知镇源已被攻破,十分惊慌,立即联合镇雄土司、泗城土司共同抗拒清军。广西泗城土司的军队还没有到,镇雄、乌蒙两寨已被清军攻下,并设置乌蒙府和镇雄县,安排好流官,然后挥师追击泗城土司。泗城土司闻讯后,自知难以抵抗强大的清军,只好乖乖地投降。鄂尔泰将泗城土司迁出另行安排,将其北部划给贵州,建永丰州设泗城府。接着乘得胜之师迅速地将梧州、柳州、庆远等地一一攻下,分别设州、府、县由流官统治。废除了土司的奴隶制度,使苗、瑶、彝等各族百姓脱离枷锁,在清朝的统一管理下,这些地区的社会治安稳定,百姓生活有了保障。这些地区的流官逐渐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鄂尔泰基本完成云、贵、广(西)三省的改土归流后,在盘江上修建一座由20多根碗口粗的的铁索拉起的桥,桥上铺设木板,建有阁楼,气势雄伟壮观。雍正帝得知后,命名为“庚戌桥”,以纪念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功绩。

雍正帝继位后,依然面临着征收赋税的问题。他想要制定一个更为合理的既能保证皇粮、国税不减少,又对百姓有益的新办法。山东巡抚黄炳、直隶巡抚李维均等人提出的摊丁入亩的征税办法。他认为很可行,于是命李维均拟一个详细条文,核准后颁发在全国各地推行。

“摊丁入亩”制度在浙江钱塘县推行时,受到了以王敏、金煦为首的绅士、生员们的反对,他们集聚一千多人,将县衙围住,要求县官免去“摊丁入亩”这个办法,并威逼县官三天后给予答复。县官将此事上报浙江巡抚李卫字,李卫字深知“摊丁入亩”制度是经过皇帝慎重考虑后才推行的,这个办法是限富、利民又益国之策,决不能视同儿戏,决定派兵对闹事者进行镇压。三日后,王敏、金煦等人又集聚一千多人,声势更大,如果不停止“摊丁入亩”的实施,要砸毁县衙,正在这时,人群乱了起来,闹事者全被官兵包围起来。未等官兵动手,吓得这些人纷纷逃窜,金煦逃脱后躲在家里不敢露面,王敏等人被捉拿。经审讯后,李卫字将凡有官职的一律革去,关进大牢。经此镇压,这些富绅、生员再也不敢闹事了,因此法又对广大百姓是有好处的,所以后来推行得十分顺利。

“摊丁入亩”方法的实施,经钱塘县这样一闹,在其他地方推行反而顺利多了。继浙江后,山东、云南、福建、陕西、甘肃、江西、湖北、江苏、安徽等省也先后实施。乾隆继位后,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实施。

雍正帝为皇子时,曾在杭州涌金门见一卖字的书生,此人不仅字写得非常好,而且谈吐不凡,才华横溢。雍正帝曾命他写一副对联,书生一挥而就,其中一秋字,书生竟将“火”字写于左面。雍正帝说:“这个秋字写错了。”书生举起一名帖说:“请看,没有写错!”雍正说:“你已经是秀才,为什么不去考举人,而在此卖字呢?”秀才说:“家贫需要养活妻子,故以卖字维持生活。”雍正听后,命从人拿出百两黄金说:“我做买卖赚了些钱,送给你去求取功名,是否够用啊?”书生十分感激,连说:“够用,够用。”雍正笑笑说:“如果考取状元,千万不要忘了我呀!”说完上车走了。

书生得到这笔资助,果然连考连中,直至翰林。雍正帝继位后,一日看到此书生的名字,想起往事,心中很高兴,想到这书生果有奇才,不负朕望。立即传旨召见,书生上殿后,雍正帝写一“和”字,竟将“口”字写在左边,问书生,可认识此字。书生说:“这个字写错了,口字应在右边。”雍正帝笑而不答。第二天,命书生奉旨前去浙江巡抚处报到。巡抚看过圣旨后,命书生前往涌金门卖字三年,然后再来供职。此时书生方恍然大悟。后来,这个书生无限忠于雍正帝,恪尽职守,勤劳国事,做出一番成就。

雍正元年,皇上在圣祖书中发现一道谕旨,盛赞明太祖,并寻找其后人量才授职。雍正帝看后,立即降诏明察暗访,二年后访得其后人朱之琏,观其人,觉得他很不平凡,遂授予一等侯,入正白旗,令其世袭,这对缓和民族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

乾隆帝勤于国政

雍正十三年(1735年)秋天,58岁的雍正帝驾崩于圆明园。他的儿子弘历继位。弘历登基后任命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为辅政大臣,开始了他漫长而又辉煌的帝王生涯。

弘历继位后,第二年起改年号乾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乾隆皇帝。乾隆帝勤于国政可与圣祖、世宗相比。他每日早朝必在五点准时开始,夏季时,天已大亮,而冬季,天还很黑,不论春、夏、秋、冬一律如此,从不误朝。为便于应付临时事物,命军机处大臣十余人,每晚一个轮流值班。又恐突然有事,一人办理有困难,又特安排一人早晨提前上朝协助办理(当时称作早班)。乾隆帝每日早朝为使诸人得知,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由寝宫出来后,每过一门必放鞭炮一声,直到乾清宫。宫中值班者、太监、侍卫、杂役等,立即起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军机处十几人每五六天轮一次,已觉得辛苦,然而皇帝却天天如此,竟习以为常,诸臣既佩服,又不敢松怠。西部边疆用兵时,每次有军报来,虽半夜,也必须呈报皇上,乾隆亲自批阅,处理。紧急时还要召军机大臣商议,然后,起草诏书,一忙往往三四个小时,不得安睡。

乾隆帝继位后,缓和了君臣之间的关系。释放被禁锢的允祗、允祚等人。并封允祗、允祚为公爵。恢复允禩、允的宗藉,收入皇室家谱,废除阿其那、塞思黑的骂名。封自己的兄弟为亲王,尊母亲钮祜禄氏为皇太后,立富察氏为皇后。

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关,辅佐顺治帝北京继位,缓和民族矛盾,定鼎中原,功勋显赫。只因权高位显,死后遭忌削其王位,驱逐太庙。饶余郡王阿巴泰平定河北,剿灭吴三桂,立下赫赫战功,只因与廉亲王允禩关系密切,革去王位。乾隆继位后,恢复了多尔衮睿亲王之爵位,命五世孙淳颖袭封,并命配享太庙。封阿巴泰为辅国公。又赦免查嗣庭、汪景琪家属无罪,命返回原藉。这几件事无论在皇室,还是在大臣中,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众大臣齐声称颂乾隆帝为仁德皇帝。

乾隆帝对于有功之臣,除嘉奖、提升外,还下诏绘功臣画像,挂在紫光阁内。乾隆四十一年平金川,绘功臣像50名。乾隆五十三年平台湾,绘功臣像30名。乾隆五十八年,平廓尔喀,绘功臣像15名,并亲自参加祭祀。

乾隆四十年,皇帝南巡时,曾在扬州祭祀史阁部,并赐谥忠正。两年后命扬州府在扬州梅花岭建祠纪念。乾隆亲自写诗凭吊,并命将其诗刻于碑上,立于祠堂前。

乾隆帝继位不久,正赶上山东平度县闹水灾,平地水深三尺,低洼处则汪洋一片。百姓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向高处逃难。平度县知县颜希深,积极组织人力抢救,忙了两天两夜,没合一次眼,没吃一顿热饭。水退后,又面临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粮食县府各粮仓都有,但如果不奏明皇上,擅自开仓放粮,就是死罪;如果上奏皇上后,再放粮,往返公文的时间又将饿死多少人!颜知县决定宁可自己丢掉性命,也要为全县几万灾民着想,他将此事告诉了母亲。其母深明大义,赞成儿子的做法。颜知县得到母亲的支持,立即命令全县各粮仓全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无家可归的灾民领到了救济粮,保住了生命,重建家园。灾民们拥到县衙高呼感谢颜知县,高呼皇恩浩荡。然而此事却激怒了山东巡抚,他一面具文上奏,一面命颜知县听参。当乾隆皇帝收到这份奏折,弄清了事情的真象后,将这巡抚痛责一顿,褒奖了颜希深,并告诫诸臣,再遇到这类问题,允许先斩后奏。并下旨提升颜希深为莱州知府,其母封三品夫人。

乾隆帝为了能多了解一些民间实情,常常微服出行。一天,到西清古馆看看,这西清古馆乃是乾隆帝命梁诗正办的,专为朝廷缮写文件的地方。到室内一看,只有一个人伏案抄写,其字工整隽秀。抄写者抬头一看,进来一人,仪表不凡,相貌堂堂,真是大家风度。但不是本馆人又不认识,马上站起来说:“相公请坐!”来人问:“怎么只有你一人在抄写啊?”抄写者说:“相公,今日是八月十三日,馆中都去参加乡试,故剩我一人。”来人问:“为何你不去呢?”抄写者说:“馆内不可无人,一旦朝廷有什么文件要抄写时,馆中无人,岂不误了大事吗!所以我没去!”来者问其姓名,藉贯等。原来抄写者是常州杨瑞莲,是梁诗正的亲戚,写得一手好字,篆字隶书都写得非常好,但在家乡不得志,为此,到京投奔亲戚梁诗正。梁诗正把他安排在此馆做缮写官。二人正谈得有兴趣时,伴驾人寻到此处,跪下请皇上回宫。杨瑞莲听说是皇上,马上跪下磕头请罪。乾隆帝含笑而去。

第二天早朝,乾隆帝问梁诗正:梁爱卿你亲戚杨瑞莲老实忠厚,字又写得好,没去参加乡试,朕赏一个举人给他!梁诗正一听马上跪下磕头谢恩。杨瑞莲抄写文件有成绩,后来乾隆帝就派他去湘潭当了县官。做了县官的杨瑞莲仍是老老实实,忠诚可靠地办事。为此,很不得上司青睐。所以遭到上司的参奏,乾隆帝看到奏折后,很生气地说:杨瑞莲是一个诚实人,朕是清楚的!说完,将奏折扔在地上,这位上司讨个没趣,没丢掉官,就算他万幸了。

乾隆十二年,驻金川的莎罗奔叛清,乾隆帝调张广泗为川陕总督,进剿金川叛逆。张广泗原是鄂文瑞部将,作战勇猛,屡有战功。张广泗奉命后,调兵3万分两路进击,一路势如破竹,副将马良柱更为骁勇善战,乘胜直攻匪巢克逊,贼兵屡次请降,均遭张广泗的拒绝,务必全部歼灭。但张广泗忌妒马良柱的战功,竟将其调回,改派别将,使贼众有可乘之机,一举反攻,使得胜之师成为败将之军。张广泗对此又密而不报,继续向朝廷要兵、要饷。乾隆帝对此有所怀疑,一面宣诏启用岳钟琪,一面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前往支援。讷亲原本勤于国事,处事用心,思路敏捷。往往有些事常与皇帝想到一起。为此,很受乾隆信任。然而一旦得宠,人就变了,自以为是皇亲,有才学,骄横起来。这次身为监军,本应为皇帝分忧,与将士同心合力,将贼兵剿灭,然而讷亲自恃才高,蔑视张广泗。张广泗也瞧不起这样一个无军事才干的监军,由于二人不和,且又中了莎罗奔弟弟的诈降计,使两军相持半年毫无进展。

乾隆帝为此事大怒,下旨将二人逮捕下狱。命傅文忠为经略率八旗劲旅,又从黑龙江调来一支大军归傅文忠指挥。乾隆亲自为其祝酒送行。傅文忠与岳钟琪两军会合,以精锐之师戮叛贼,屡战屡胜,迫使莎罗奔携子投降。金川之战遂告捷,乾隆帝于京郊黄新庄迎接凯旋大军。封傅文忠为忠勇公,赐双眼花翎,复岳钟琪旧爵。

福康安进兵西藏

乾隆帝是有作为的皇帝,在他执政期间,各民族间和睦团结,但仍有一些地方发生动乱,威胁清政府的统治。

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8年),台湾天地会数千人在林爽文、庄大田的领导下,其人数越来越多,攻城夺县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台湾总兵柴大化一面坚守,拼命抵抗;一面上奏朝廷、请求派兵协助剿灭天地会。乾隆帝得知后,一面嘉奖柴大化等固守有功的将士,一面派镇远大将军福康安率兵援台。

沙场宿将福康安善于用兵,而部下海兰察又是其得力战将。二人经过周密研究,制定一个声东击西的作战计划。在佯攻天地会的根据地大理杙庄的同时派精锐兵将偃旗息鼓,直奔被天地会包围的嘉义县。林爽文中其计,分兵回救大理杙庄。结果被福康安逐一击败,林爽文、庄大田被杀。台湾天地会剿灭后,乾隆帝命福康安为两广总督,坐镇广东,封海兰察为超勇公。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入侵西藏,乾隆又命二人前去攻打廓尔喀军。

廓尔喀部落大约在18世纪中期兴起,于现今尼泊尔境内,建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王朝。曾在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强占聂拉木,朝廷派巴忠前去交涉,要求归还聂拉木,而巴忠竟擅自答应每年给廓尔喀交纳白银近一万两,这样才把聂拉木救回。事后又隐瞒此事,此后廓尔喀每年都派人向西藏索要此款。而西藏达赖与班禅对此事根本不知道,为此廓尔喀大怒,准备派兵入侵西藏,要求赔偿这几年的银子。

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进京为乾隆祝寿,不幸死在承德,其兄仲巴呼图克图与其弟红帽喇嘛沙马尔巴一向不合,而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护送班禅遗体回西藏时又把乾隆赐给班禅作为殡葬用的金银珠宝全部占为己有,更引起其弟沙马尔巴的不满,沙马尔巴不顾国家与民族利益,投靠廓尔喀,并唆使权臣巴都尔沙入侵西藏,以求达到个人的目的。于是巴都尔沙在乾隆五十六年二次入侵西藏,乾隆得知此事,立即追问巴忠,巴忠畏罪自杀。乾隆帝了解清楚情况后立即调两广总督福康安为将,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率大军入藏征讨廓尔喀军。

廓尔喀军得知清军大队人马前来支援十分恐慌,抢掠后大队人马匆匆逃回本国。福康安命海兰察率军继续追剿,海兰察乘廓尔喀军不备,越过一条狭窄的险路,直攻敌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狼狈逃窜,很快将敌人全部赶回廓尔喀境内。

廓尔喀权臣巴都尔沙回本国后,立即下令拆掉铁索桥,认为有此天险,清军是不会过河的,海兰察一面命部分骑兵沿河扎营以稳军心。命令另一部分士兵,乘黑夜绕至上游,伐木作筏偷渡过河,当廓尔喀军发现清军时,已来不及抵抗了,只得纷纷溃退下去,海兰察挥军直下,连克廓尔喀数城,迫使廓尔喀拉特纳巴都尔派使臣,向福康安投降,表示再不敢冒犯天威。

福康安郑重地说:“你们如真心求和,第一把掠夺扎什伦布寺的财物全部交还。第二将祸首沙马尔巴交出。第三今后每五年向天朝进贡特产一次。”使臣一一接受。并于第二天又送来牛、猪、羊各百头,米二百石以及果品、糖茶、酒等犒劳清军。

福康安接受廓尔喀交来的降表后,撤兵转回西藏,受到八世达赖和七世班禅的热烈欢迎,大犒三军庆贺胜利。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同商议制定了一个《西藏善后章程》,就班师回朝了。

乾隆帝对廓尔喀外邦的入侵西藏,坚决给予还击,表明了清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正确立场。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容异邦随意入侵或诋毁。福康安率军彻底征服廓尔喀,维护了西藏主权,其功绩昭示后人。

下江南开腐败之风

25岁的乾隆皇帝即位后,励精图治,很有作为。他觉得他的祖父康熙皇帝注重休养生息,可是政策过于宽松放纵了;他的父亲雍正皇帝整顿纲纪,但是清除异己,政策又过于严苛了。他吸取了他们的长处,摒弃了他们的短处,采取刚柔并济,一张一弛的治国方法。

乾隆在位的六十年中,保持和发展了康熙、雍正时期的势头,所以后世人常常把他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并称,把他们在位的一百多年说成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当时,清朝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全国耕地面积比顺治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已达到六百余万顷。人口也达到3亿。城市里店铺林立,街市繁华,已经恢复到明代的水平。

当时国库充裕,乾隆皇帝有恃无恐,连年用兵。在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他十分得意,自诩为“十全武功”、“十全老人”。乾隆皇帝自以为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陶醉在一片赞扬声中。他四处游山逛水,在位六十年,就六次游江南,四次谒祖陵,五次游五台山;到曲阜祭孔、到河南告诣嵩山的次数不可胜数,更不用说每年还要到承德狩猎了。

各地地方官为了投皇帝所好,每次接圣驾都要大大排场一番,有时候一次就花去二三十万两银子。乾隆皇帝每次乘船顺运河游江南,运河两岸都搭满了戏台、彩棚,沿海排列着无数彩船。他的龙舟及大大小小的随行船只共有一千多艘,都由青壮年民工和年轻妇女拉纤,称为“龙须纤”。

扬州是商人云集的地方,奢靡成风。为了接驾,更是挖空心思地露富摆阔。城里的大街小巷,都铺上了锦毡,路两边挂着绸帐,开湖堆山,建楼造园。行宫里的一切器物,都豪华无比,就连痰盂都是用银丝镂嵌而成的。除了游山逛水,对女乐、珍宝、饮食、宫苑等等,乾隆皇帝也无所不好。

花费最大的是庆寿大典。乾隆皇帝在自己的母亲过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下令在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高梁桥的十里长街上,张灯结彩。每隔数十步就搭一个戏台,这边是霓裳曲,那边是羽衣舞,南腔北调,鼓乐喧天。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员竞献厚礼。广东地方官献了一个翡翠亭,高三丈,宽两丈,屋瓦全部用孔雀毛制成,五彩斑斓。湖北地方官献的黄鹤亭,重檐三层,全部用的是七八尺高的玻璃砖。这次做寿,各地献的金佛,就有上万尊之多。乾隆皇帝特地命人建了三层楼陈列金佛,称为万佛楼。

乾隆皇帝奢侈过分,就连朝廷的一些大臣也看不下去了。有一个官员到江苏去办事回来,乾隆皇帝召见他,询问江南民情如何。那个官员鼓起勇气说:“皇上南巡之后,百姓生活甚苦,怨声载道。”乾隆皇帝一听这话,脸色大变,厉声斥问:“百姓生活苦,你说出来谁生活苦;怨声载道,你说出来谁有怨言!”不等那个官员分辨,就把他赶出朝堂,贬到新疆戍边去了。有个大臣劝乾隆皇帝说:“皇上每到一处巡幸,地方官一味奉承,残害了百姓不浅。”乾隆皇帝大怒,非要杀那个大臣不可。多亏朝廷大臣一再讲情,才把那个大臣免官了事。

随着统治阶级享受欲望的不断膨胀,官僚们的贪污也到了惊人的程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学士和珅。这个深得乾隆皇帝重用的人贪财好货,植党营私。各级官吏都趋炎附势,对他百般奉承,大量进献贿赂。因此在全国形成了一张贪污网。谁要碰一碰这张网,就会引起一场明争暗斗。

山东巡抚刘国泰是和珅的心腹,他挪用了十万两白银的公款。御使钱沣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朝廷上弹劾刘国泰,说他勒索下属,挪用公款。乾隆皇帝见钱沣说得有根有据,心里疑惑,就命令和珅和钱沣同去查核。钱沣这个人很有心计,他接到命令以后,换上旧衣破帽,提前秘密出发了。他刚走到良乡,就看到有一个脑满肠肥的奴仆打扮的人一路上勒索钱财,任意驱使地方官,十分狂妄。钱沣暗中一打听,原来那人是和珅派往山东的信使。钱沣记下那人的相貌,一路上细心察访,过了几天,在那人回来的路上把他抓住了。钱沣从那人身上搜出刘国泰给和珅的信,信上写着借款填补库银亏空的事,用了很多暗语。钱沣当即把信密封好,派人专程上奏给皇帝。

后来,和珅和钱沣先后到了山东。开始,和珅还想收买钱沣,送给他名贵的裘皮。钱沣不买他的帐,拒绝了他的厚礼。和珅见势不妙,也不过分包庇刘国泰。等他们回京复命的时候,乾隆皇帝拿出刘国泰的那封信,说:“朕洞察秋毫,你们不用再奏了。”马上下令把刘国泰处以死刑。

不久,内阁学士叫尹壮图的,上奏乾隆皇帝说:“地方上的总督和巡抚大多声名狼藉,各省的银库,被他们侵吞了很多。”乾隆就派了一个满族大臣和尹壮图前往各地查验。尹壮图是个书呆子,没有钱沣那么机智。那个满族大臣受到和珅密嘱,每到一处都想方设法拖延时间,让地方官借好银子补足,才开始查验。他们从山西大同开始盘验,由此向南,先后到了直隶、山东、河南等省,都没有查出亏短。结果,尹壮图犯了妄言之罪,丢了官。而清朝官场的风气也愈来愈腐败了。

乾隆的奢侈使其他贵族官僚、地主豪绅上行下效,追求享乐,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清江浦的河道总督衙门,每逢宴会,就有二十多样豆腐做的菜,肉菜则有四十多种。一盘豚脯,要用十头猪,一盘鹅掌,要几十只鹅。驼峰一味,要宰杀三四只骆驼,更不用说那些猴脑、鲁羹了。他们饮食的浪费,已经远远超过“富人一顿饭,穷人半年粮”的程度。

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

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十五日午时,清朝大学者,著名文学家纪昀(字晓岚)出生在直隶献县一个富贵的官僚士大夫家庭。献县(今河北省沧县河涧一带)在清朝前期,人才辈出,纪晓岚4岁起便读书习文,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一同上学的七、八个人中,他年纪最小,却是最聪明的一个,私塾老师非常喜欢他,对他的要求也格外严格。

纪晓岚天资聪颖,顽皮淘气,流传下来许多有关他的故事。有一年冬天,纪晓岚在课间,趁老师不在,做起了滑稽表演。手拿一把破扇子,一扭一扭地学起了村里演大戏时傻老婆扇扇子的样子,惹得满堂大笑。这时,正巧一个南方的书客路过这里,被这滑稽的场面所吸引。他看到晓纪岚穿着棉衣棉裤,手中却摇着扇子,觉得好笑,一时书生气十足,便说:“你这个样子,颇象一联。”纪晓岚见是一南方人,随回答道:“怎么讲法?”那书客便吟道:“穿冬装摇夏扇糊涂春秋。”纪晓岚不加思索,脱口回敬:“居南方来北地什么东西。”对仗工整,言辞辛辣,南方书客扫兴而去,身后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有一天,他放学回家,经过一家酒店,偶然瞥见店里的帐房先生汗流不止,手忙脚乱,觉得很有趣。他走进里面才知道,原来是帐房先生有一笔帐出了差错,可无论怎样也找不到错在什么地方。纪晓岚拿过帐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三下两下把帐本撕了个粉碎。这一下帐房先生可急了,抓住纪晓岚不依不饶。纪晓岚笑了笑,推开帐房先生说:“这本帐目太破旧了,我再给你写一份新的,顺便把错处改过来。”

帐房先生将信将疑,他把新帐本、笔、砚摆在纪晓岚的面前。纪晓岚提笔“唰唰”地写了起来,不一会儿工夫,一本新帐目写好了。帐房先生望着这个小学童,竖起了大拇指。

纪晓岚21岁时参加了河润的府试,成绩优异。24岁时又参加了顺天乡试,又以超群的才华赢得了第一名。这一段时期,他潜心研究考证学,博览群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月,31岁的纪晓岚参加了会试,廷试为二甲第四名,赐进士出身。按照大清科举制度规定,新选进士除一甲三名授修撰及编修外,另外再选一部分有文学书法的特长的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称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十二年,纪晓岚庶吉士学习期满,成绩优异留馆授编修。

从此以后,纪晓岚开始走上了春风得意的仕途。他先后出任山西乡试正考官、会试同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并视学福建。直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纪晓岚的父亲病故他才返乡守丧。三年期满,他携带家眷又回到京师,补授为翰林院侍读。这一年正月,纪晓岚奉诏续修《通志》,深得乾隆帝的赏识。乾隆三十三年四月,纪晓岚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

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发生了两淮盐引案,这是乾隆年间的大案之一。其中牵扯到盐运使卢见曾,他勾结盐商,收取贿赂,侵吞公款且数额巨大。在查办过程中,发现卢见曾事先得知了消息,把资财藏匿起来,于是乾隆帝严令追查走漏消息之人,负责此案的正是刘统勋。刘统勋是纪晓岚顺天乡试时的副考官,性情刚直,因赏识纪晓岚的才华,使之成为第一名并上奏给乾隆皇帝。他与纪晓岚师生情意甚浓。但他并不因此而徇私情,经查正是纪晓岚走漏了风声。

原来纪家与卢家是亲戚,纪晓岚的女儿嫁给了卢见曾的孙子。纪晓岚因泄密报信一事在乌鲁木齐度过了二年多的谪戍生涯。这件事对他的思想、性格、处世态度影响很大。回到京师后,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深感世态炎凉,仕途险恶,但他又不想隐身出世。所以他终日以书为伴,苦心研读。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降旨,购访民间遗书,提倡对古籍进行整理和考据。派军机大臣为总裁,挑选翰林等官,选定员数,详定条规,专司查校,编纂《四库全书》。

由刘统勋极力推荐,纪晓岚担任了总纂官。纪晓岚非常敬佩这位恩师、严师,他尽心尽职,招揽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参加编修,深得乾隆帝的赏识。十一月,纪晓岚被补为翰林院侍读。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贮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总计存书3470种,79016卷;存目6819种,94034卷。后又陆续缮写六份。十一月,第二部缮写完成,贮于盛京文溯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第三部缮写完成,贮于圆明园文源阁。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第四部缮写完成,贮于热河文津阁,另三部贮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底本仍贮翰林院内。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丛书,它基本上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许多珍本秘籍因《四库全书》的编修才得以保存下来,这是一项极为浩繁的工程,素有“千古巨制、文化渊薮”的美称。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乾隆在位的时候,很宠信一位叫和坤的大臣,和坤是怎样发迹的呢?这有些来历。

一次,乾隆帝准备出外巡视,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帝十分恼火,问:“这是谁干的好事?”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张口结舌。有一个青年校尉在旁从容不迫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那个校尉眉目清秀,态度镇静,乾隆帝心里高兴,把追问黄盖的事也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那青年校尉回答,名叫和珅。乾隆帝又问他的家庭情况,读过哪些书,和珅也无不对答如流。

乾隆帝十分赞赏和珅,马上宣布他总管仪仗,以后又派他当御前侍卫。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乾隆帝要什么,他件件都办得十分称心;乾隆帝爱听好话,和珅就尽说顺耳的。日子一久,乾隆帝把和珅当作亲信,和珅也步步高升。不出十年,从一个侍卫提升到了大学士。后来,乾隆帝还把他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和珅跟皇帝攀上了亲家,权势如日中天。再加上乾隆帝年老力衰,朝政大事,就自然落在和珅手里。

和珅受到乾隆的恩宠,不断加官进爵,而和珅也利用这份恩宠不断地贪污受贿,中饱私囊。

乾隆想仿效康熙巡游江南,派和珅负责监造龙舟车驾,和珅派人到各处收集名贵木料,征召工匠,把龙舟造成十分华丽,花去银子无数,其中大部分进了和珅的腰包。

和珅又借机到各地通报皇上巡游之事,要地方官做好迎接工作。地方官接到公文,吓得不得了,怕接待不周,就拼命贿赂和珅,和珅也借机向地方官索贿,这次巡游使和珅积累了财富无数。云南总督李侍尧,仗着是乾隆的红人,不受和珅的指使,没有向和珅行贿,和珅即向乾隆告发李侍尧贪污索贿,吏治废弛,乾隆将李侍尧革职。

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希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来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回,有个大臣叫孙士毅,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帝,正巧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见孙士毅手里拿着一只盒子,就问:“你手里是什么东西?”孙士毅说:“没什么,是一只鼻烟壶。”

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里。打开一看,那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嘴里连声啧啧称赞,涎皮赖脸地说:“好宝贝!就送给我,怎么样?”孙士毅慌忙说:“哎,不行了。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已经奏明皇上了。”

和珅脸色一沉,把珠壶往孙士毅手里一塞,冷笑着说:“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寒酸相!”

孙士毅把那只珠壶献给了乾隆帝。过了几天,他又跟和珅碰在一起,只见和珅得意扬扬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比?”

孙士毅走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他献给乾隆帝的那只珠壶。孙士毅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一定是乾隆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打听,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乾隆帝在做满六十年皇帝后,传位给了太子琰(音yóngyǎn),琰即位,就是清仁宗,又叫嘉庆帝。

嘉庆帝早知道和珅贪赃枉法的情况,因为他是太上皇的红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依旧忍着,朝廷大臣也不敢参奏。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乾隆帝一去世,大臣一上奏,嘉庆帝马上把和珅逮捕起来,命他自杀;并且派官员查抄和珅的家产。

和珅的豪富,本来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结果,还是令人大吃一惊。长长的一张抄家清单里,记载着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稀奇古董,多得数都数不清,粗粗估算一下,大约值白银八亿两之多,抵得上朝廷十年收入。嘉庆亲自处理了这桩贪污案,他也不觉暗暗心惊,自古以来,即便是晋朝以奢华著名的王恺、石崇,也不及和珅的千分之一。自然,那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帝派人运到宫里去了。事情传开后,民间就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讽刺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女英雄王聪儿

18世纪末期,中国正处于清朝乾隆皇帝统治的“盛世”时期,但在这“隆盛之势”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深刻的社会危机。

和珅掌权的时候,清王朝十分腐败,地方官吏贪污横行,百姓怨声载道。当时,在湖北、河南一带,白莲教又盛行起来。有个安徽人刘松,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流放到甘肃去。

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将来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土地。当地的贫苦农民受够地主剥削的苦,渴望得到土地,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

参加白莲教的人越来越多的消息,惊动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各省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榨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穷人就被抓到监狱里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榨勒索不成,罗织罪状,受到株连的有几千人。不论教徒或没入教的,都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对官府更加切齿痛恨。

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到了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大家道:“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不如索性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

公元1796年,也就在嘉庆帝即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了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灯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

齐林有个年轻的妻子叫王聪儿,原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就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出一个月,就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王聪儿和其他首领一起率领队伍,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

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徒也起兵响应。起义的火焰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一些贫民、流民,都参加了起义队伍。

嘉庆帝一看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可是那些大官、将军们只知道贪污军饷,不懂得怎样打仗。

王聪儿分兵三路,从湖北打到河南。起义军打起仗来不但勇敢,而且机动灵活。他们在行军的时候,不整队,见了官军不正面迎战,不走平坦大道,专拣山间小路走,找机会袭击官军。他们又把兵士分成许多小队,几百人一队,有分有合,忽南忽北,把围剿他们的官军弄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

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击官军。第二年,在四川跟那里的起义军会师。

嘉庆帝见官军围剿失败,气得脸都红了,大骂王聪儿是罪魁祸首,又下了一道诏书把一些带兵的将军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撤职的撤职,办罪的办罪,并且严厉督促各地将军集中兵力,围剿王聪儿起义军。

清军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恶毒的计策,要各地地主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找不到群众帮助,得不到粮草供应。这种做法,叫做“坚壁清野”。嘉庆帝下令各地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活动果然越来越困难。

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亲自带领二万人马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遭到官军阻击,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面有官军,前面又有地方武装民团的拦截,终于在郧西(在今湖北省,郧音yún)的三岔河地方,陷进敌人的包围圈。

王聪儿临危不惧,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官军发现了,又围住茅山,从山前山后,密密麻麻地拥上来。起义军经过顽强抵抗,终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眼看突围不成,退到山顶,纵身从陡峭的悬崖上跳下来,英勇牺牲。

女英雄王聪儿牺牲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这场大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清王朝经过这场严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嘉庆帝死后,他的儿子宁(音mín)即位,就是清宣宗,也叫道光帝。道光帝即位后,清王朝越来越衰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乘机加紧侵略,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到了公元1840年,也就是道光帝即位的第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

从这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一步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勇的中国人民为了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统治,前仆后继,开展了不屈不挠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近代史时期。

乾隆帝寸土不让

清朝自康熙继位以来,国势日愈强大,到乾隆年间各国与清朝互通来往,不但有亚洲诸国,还有欧洲一些国家,其中英国也想插入这一行列,但它是唾涎神州的地大物博。为此不断派人通过商谈贸易之事,来窥视清朝的虚实。

乾隆帝83岁生日时,除王公大臣还有各国使臣、商人前来祝贺,英国派一名外交老手马戛尔马尼身兼特殊使命也来祝寿。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举行盛大庆典,招待各国贵宾。

马戛尔尼是七月底到达天津的,在直隶总都宋肯堂的陪同下,一行数人来到避暑山庄。宏伟壮丽的避暑山庄使英国使团赞不绝口。惊叹宫殿的雄伟、设计的巧妙。

马戛尔尼一行人,听说大清皇帝马上接见他们,真有些受宠若惊,然而听说按中国礼节进见,傲慢之态又表露出来。陪同的微瑞说:“我皇英明,威震四海,谁不称天朝威武。皇上对那些不服从天朝法度的外夷,是不能以礼相待的,请贵使考虑!”马戛尔尼听微瑞话语坚定有力,不由一怔,马上用缓和的口气说:“能否按我国见君主以单腿下跪的礼节叩见?”微瑞说:“等我奏明皇上,看是否可以,再答复你。今日贵使团是不能叩见皇帝了,请休息!”说完命人将马戛尔尼一行人带去休息。

马戛尔尼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心里很着急;一直等两天才得到回话:皇帝不能单独接见你们,只好等到八月十三日庆典时与各国大臣一起进见。马戛尔尼一听,傲慢之心早已无影无踪了。

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83岁大寿,这一天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庆寿大典,前来祝寿的王公大臣,各国使臣早早就来到万树园等候,这时红日初升,霞光四射,乐声大震,金鼓齐鸣,乾隆帝乘坐16人大轿,在众侍卫的簇拥下,缓缓进入万树园。此时祝寿人一齐跪下,高呼:“祝陛下万寿无疆!”这隆重壮严的场面,使马戛尔尼情不自禁的跪下双膝行中国的三拜九叩大礼。

乾隆帝下轿后,健步走进澹泊敬诚殿,接见前来祝寿的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待乾隆在御座上坐稳,祝寿者一一献上寿礼。英使马戛尔尼代表英国女皇也献上价值1.3万英镑的礼品,同时也得到乾隆帝回赠英国女王的玉如意和赠给他个人的礼品,这时马戛尔尼看到乾隆帝虽年过八旬,然而精神饱满,目光炯炯,不怒自威,又禁不住双膝跪下高呼:“祝皇帝陛下万寿无疆!”祝寿后,乾隆帝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诸王公大臣及各国使节,并观看歌舞、杂技、焰火等。

第二天马戛尔尼准备找微瑞请求交涉两国谈判问题,微瑞说:“皇上谕诣,请贵国使团先期返回北京。”马戛尔尼无奈只好唯命是从,然而返京中又不顺利,使团人员因不服水土,连续死掉三人。乾隆帝得知此事后,心里非常嫌恶,认为英吉利不吉利,命大学士和珅传旨,让英国使团离京回国。和珅会见马戛尔尼时,直接了当地告诉他:“皇上对你们不远万里,前来祝寿,非常高兴。但又怕你们不习惯北京的寒冷天气,特谕使团即刻回国。”马戛尔尼一听,犹如一瓢凉水浇头,但很快镇定下来说:“承蒙大皇帝垂念,我们非常感激,便还有一事相烦禀报大皇帝。”和珅说:“有什么事,请说。”马戛尔尼提出两国派使臣常驻各国;要求在天津、宁波等地扩大通商;想在舟山或广州划一块地让他们居住。和珅一听竟提出这么多的要求,回答:“等我禀报皇上以后,再做答复。”

过了几天和珅通知马戛尔尼:“你提出的问题皇上作了口谕:‘准许在澳门开设洋行,至于额外贸易之事,与天朝法度不合,不准进行。至于划地一事,天朝法制森严,尺地寸土,俱归版藉,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马戛尔尼一听,心灰意冷一切无望,只好灰溜溜地回国。

然而老奸巨滑的马戛尔尼由北京南下到广州一路上,十分留意沿途情况,搜集了不少重要经济资源、水陆交通和军事等方面的情报,探听了中国虚实,为侵略中国作了准备。

天理教起义

嘉庆十八年,即1813年,嘉庆皇帝离开了北京去了避暑山庄承德,准备在那里花天酒地,整日歌舞不休,过得舒适安逸。就在此时,竟发生了一场几乎使清朝统治灭亡的大事。

这就是天理教起义。

天理是白莲教的一支,又称八卦教。教徒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北京等地都有,分布很广。北京的首领叫做林清。林清是北京大兴人,幼年做过武将家的小僮,学得一身好武艺,他住在北京郊区宋家庄的姐姐家里,为人仗义,见识又广,而且慷慨大方,不受钱财,很受当地人敬仰。林清尤其口才很好,善于鼓动群众,吸引了许多人入教。

河南天理教的首领叫李文成,为人很有抱负,并且有勇有谋,也受到当地人的极力推崇。林清就前往河南找到李文成,与他共商起义大事。李文成建议把山东天理教的首领找来,一起商谈。冯克善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一到来,就告诉林清、李文成说嘉庆皇帝不在京城,正在避暑山庄。

“那正是起义的好机会,我们一同来商量一下,可万万不能错过了好时机呀。”李文成小声地说道。林清接着说:“我想好了,口号就是‘二八中秋,黄花落地’。中秋节就是起义时间,‘黄花落地’指清朝统治灭亡了。”

李文成高兴地拍着手掌说:“我们组织好人马,在同一天起义。冯兄夺取山东,林兄攻占北京,我在河南发动。然后三军在北京会师,叫嘉庆皇帝跪地称臣,清朝统治就结束了。”

李文成送林清冯克善以后,就组织教徒积极打造兵器。因为时间紧迫,大家都干得十分卖力。有一天晚上,李文成对几个打造兵器的弟兄说:“这段时间,大家起早贪黑地干,十分辛苦。我们今天就早点儿休息,大家喝点酒,预先庆祝胜利吧。”

于是,李文成派人摆上酒菜,围坐在一起喝起酒来。喝过几杯,大家都有了几分醉意。这时一个人高声地念起八卦的口诀来,其他人来了兴趣,竟高声喊起“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口号来了。没料到,县里一个小官叫刘斌的从朋友家喝完酒出来,路过谢家庄。他听到吵吵闹闹的声音,就站下来听了一会儿,竟把起义的口号听了个一清二楚。刘斌吓了一跳,赶紧回去报告知县。知县名叫强克捷,是个新上任的官,对县里的情况也不了解,对天理教的情况一无所知。听到报告后也不敢采取行动,就让刘斌把事情报告给太守。

太守听了不以为然地笑道;“河南的人穷,有几个强盗抢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强知县听了这话依然不放心,他就又派了些人去探听。过了一会儿,就有人回来报告:“我们探得以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到处招兵买马,还造了许多武器。”强克捷一听,知道这事情紧急,赶紧又派人向太守报告。太守却依然不急不忙地劝他们不要鲁莽。

强克捷却想这事发生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倘若真有点事情,皇上怪罪下来,自己是逃脱不了责任的。于是他想不如赶紧去抓几个首领来。晚上,李文成正在屋里休息,一群兵丁冲进来,他根本没有来得及躲,就被活捉走了。李文成的妻子李四嫂,见丈夫被抓,知道事情有了泄露,马上就找首领们商议。结果,李四嫂带领大家冲进城去,杀了刘斌,赶走了强知县,把李文成救了出来。就这样,起义被迫提早9天发动了。起义群众推李文成为真主,教徒们纷纷响应,声势很快壮大。嘉庆皇帝正在避暑山庄行乐呢,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赶紧返回北京。

住在北京的林清,却并不知道李文成起义的消息。到了中秋节那一天,林清按早就规划好的,把攻打皇宫的人分作两队:一队从东华门进攻皇宫,一队从西华门进攻皇宫。义军首领摇晃着小旗,指挥义军搭人梯爬墙。

形势十分紧迫,二皇子绵宁哆哆嗦嗦地拿了一杆鸟枪爬上城墙,看见义军已从人梯上爬上来了,他定定神,举起枪,义军应声落地,这时候镇国公奕灏带着1000多人赶来了,义军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无奈寡不敌众,逐渐败下去了。这一夜,皇宫中乱成一片。王公、妃嫔、太监、宫女,都哭哭啼啼地缩在屋子的角落里,心惊胆战,还不敢烧火做饭,只好饿着肚子,不知是凶是吉。

天亮时候,有几个突围出去的义军赶紧去报告在那里等候消息的林清。没想到庄亲王绵宁已经探知林清的情况,抢先一步,用计把林清抓走了。在北京起义的天理教徒,至此已完全失败了。

在河南起义的李文成,仍然在那儿与官军对阵,抗击着上万官军。官兵见无法打退李文成,就采用围城的办法。李文成于是同妻子李四嫂分兵两路。李四嫂带兵坚守,他自己则带着一部分兵士退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这里深山老林,路径弯曲,李文成在这山中指挥起义军与官兵拼命死战,杀死无数官兵。不料官府见难以取胜,就命令放火烧山。一时间,浓烟滚滚,火映红了半个天空。李文成见无法逃身,就纵身火海,在烈火中殉难。

李文成率领的起义军覆灭后,官府的重兵就转移到城内。因为这是一座古城,城墙坚实厚重。于是有人建议用炮轰,有人建议掘地道。地道快要挖成的时候被起义军发现了,赶忙运水往地道灌,阻止了官兵的进攻。没想到他们竟在地道里装上炸药,配合四面攻城。只听一声巨响,城墙倒塌了,官兵蜂拥而进。在城里的起义军,仓促之间与官兵们展开肉搏战。起义军在城内已被围困了很久,已经疲乏不堪了,然而大敌当前,大家都奋勇杀敌,毫不退让。李文成的妻子李四嫂挥舞双刀,率领义军们奋不顾身地左冲右突,杀了上千名敌人,最后因为人数太少,势单力薄而渐渐败下来。李四嫂也身负重伤。她深知官兵们残酷的行径,即使活着被抓去,终究不免一死,为了少受侮辱,李四嫂自刎而死。其他义军首领大多数自杀了。河南的天理教起义也以失败告终了。

林清、李文成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缺乏明确的目标,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侥幸取胜上,所以很快就失败了。但是他们神奇般地攻进了皇宫深处,英勇无畏地与最高统治者直接进行战斗,是汉唐宋明以来从未有过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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