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从事管理工作，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抓住关键，出手到位。这样才可避免做“无用功”，浪费非常宝贵的人力和物力。这是提高工作成效的绝对手段。
曹操的领导心智是：要持有冷酷之心，对敌出手毫不留情；但又要有宽厚性格，善待百姓及收揽人才。
1.“狠”字当头是必须的
乱世争霸，不同于治世为杰，有时它需要在同对手的斗争中用“狠”劲，甚至以残酷性来使他人感到只有屈服别无选择。这是利用心理震慑力使人屈从的一种手段。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夏天，在汉末乱世中横绝一时的董卓遇刺后，长安政府陷入纷乱，已名存实亡。关东领袖袁术，又被新兴的曹操击败，天下的秩序似乎整个颠倒过来了。陶谦认为时机到了，决心以徐州为根据地，参与争夺天下的行动。
但谨慎的陶谦仍不愿自己出面，他制造了一个傀儡政权阙宣，在他管辖下的下邳城称帝。首先他攻打已被分割的青州，并且攻占青州泰山郡的华城及贵城。陶谦接下来的目标是司隶区，因此必须先经过曹操的地盘兖州。陶谦自信实力十足，他不向曹操打招呼，就直接攻入曹操控制的兖州南端的任城。
在和袁术做了四个多月的辛苦追逐后，曹操想让军队彻底休息，所以暂时不理会陶谦的攻击，只严守几个重要地方，甚至故意让出兖州南区，让陶谦自由出入，充分显示出不愿正面对抗的姿态。等到秋天，兖州地区收成完毕，曹军粮秣充实，曹操认为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但他不和陶谦的远征军队正面敌对，进而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直接攻打徐州。
由于陶谦率领主力在外，徐州守军又缺乏作战经验，很快被曹军连续攻下数十个城池。接到紧急军情的陶谦才知道中计，立刻火速赶回徐州，在军事重镇彭城（今徐州市）城北的原野布阵，准备进行一场大会战。
长期固守徐州的陶谦，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徐州军大多是农夫，根本不擅骑马，主力部队也是以步兵为主；相反，曹操本人最擅长指挥骑兵突击战，曹军阵营中最具有摧毁力的也便是骑兵部队。因此在平坦空旷的原野中布阵，还没开始，战争的胜败便早已决定了。
曹操的骑兵队饿虎扑羊般地冲向手持短兵器、又缺乏机动性的徐州军，徐州军遭到无比惨重的屠杀，死伤一万余人，血流成河，尸体把泗水都堵塞了。陶谦只好往东撤退到一百五十里外的郯城，徐州的领地也丧失一大半。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春，曹操由徐州返回甄城，接到了父亲曹嵩被陶谦部将张门劫财杀害的凶耗。他发誓向陶谦报仇，夏天一到，他便编组军队，二度攻击徐州。
由于第一次东征时曹操已拥有彭城及下邳郡，为纪念遇害的父亲，曹操在这里建筑一座曹公城。他借口替父亲报仇，竟对睢陵、夏丘等郡县的徐州百姓，进行大规模屠杀，不留下一个活口，举世为之震惊。
“曹嵩事件”对陶谦而言，是哑巴吃黄连，好意成了凶事。但曹操的报复行为太过残暴，北海太守孔融及原公孙瓒盟友的刘备，也仗义前来帮助陶谦。
由于郯城的防守相当坚固，徐州人民的向心力又强，曹操第二度东征，战略上是采取彻底的包围战，他计划逐步消灭郯城外围的徐州军队，以孤立郯城内的陶谦主力部队。
经过几次的对阵，陶谦对曹军的战斗力也有相当的了解。他避免纯野战的决胜方式，而改采攻守互为犄角的方法。曹操得知徐州的布局后，很快便发现陶谦的企图及弱点。
徐州军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彭城会战时曹军凶猛无比的毁灭性威力，大概已将他们吓坏了。陶谦自己带主力部队躲在防守坚固的郯城，作为先锋的襄贲城及曹豹、刘备的犄角部队又力量太弱，缺乏战斗力。表面似乎积极备战，其实襄贲军及曹豹军仍是消极用来防守郯城的。换句话说，陶谦和他的徐州军都已无再战的斗志了。
因此，曹操派曹仁布阵在襄贲城外野，封锁住陶谦出城的企图，自己则亲自指挥主力军，攻击曹豹及刘备的联合部队。果然不出所料，眼见曹豹及刘备联军节节败退，陶谦的主力部队却不敢出城。曹操立即将军队调过头来，配合曹仁攻打襄贲城。
襄贲城守军看到曹豹军队溃散，士气低落，不到三天便被曹军攻破，曹操下令进行他一生中难得一见的残酷大屠杀，兵锋所到之处，血流成河，几至鸡犬不留。驻守郯城的陶谦看得心惊胆战，便下令弃守郯城，投奔扬州的丹阳郡。
曹操虽然借口报父亲及弟弟被杀之仇，而进行惨酷的屠杀，其实由他吊祭父亲的诗词《善哉行》看来，父子的感情并不深，加以彼此在政治立场上不同，因此对父亲被杀的怨恨及伤心，应不致使他如此丧失理性。
曹操攻打徐州，与其说是报仇，不如说是扩充自己地盘及力量的行动。他在徐州所作的惨酷屠杀，与其视为怨恨，不如看作政治上的恐怖诉求。徐州人民很少接受战争的恐怖洗礼，对陶谦的向心力较高，用这种惊吓人心的恐怖屠杀的确最容易摧毁徐州军民的士气。
公元198年，曹操攻下彭城后，又像当年东征陶谦一样，下令屠城，不少无辜百姓惨遭杀害。曹操之酷狠由此可见一斑。
2.不容叛逆之徒
如何让人服你是管人之术，也是领导之道。曹操绝不容叛逆之徒，总能做到果敢决断的收拾对手。
曹操做魏公、魏王后，内部还发生过几次规模不等的武装镇压。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正月，在许都爆发了一场主要由拥汉派势力策动的叛乱，参加者主要有京兆人金礻韦、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吉本之子吉邈和吉邈之弟吉穆等人。金礻韦是汉武帝时名臣金日石单之后，自以为世代都是汉朝忠臣，见魏将代汉，于是愤然自励，打算复兴汉朝。耿纪是光武帝大将耿合廾的曾孙，见曹操即将自立，也决心起兵除掉曹操。当时留守许都的是丞相府长史王必。曹操任用王必时，曾专门下过一道手令：
领长史王必，是吾当年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磋跌久未辟之，舍骐骥而弗乘，焉惶惶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领长史统事如故。
早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前，王必就已经在曹操军中任职，曹操因此称他为“披荆棘时吏”。后来有一段时间没有任职，所以曹操说舍弃了千里马没有骑。当时关羽强盛，威逼许都，曹操让王必留守许都，给予充分信任。有趣的是王必同金礻韦虽志向不同，两人私交倒还不错。吉邈、吉穆同金礻韦计划，挟持献帝以攻曹魏，南引关羽作为外援。各方想法不同，利害不一，计划不周，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
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吉穆等率闲杂人员及家僮千余人夜烧王必军营，金礻韦又派人到王必营中充当内应。王必受到内外夹攻，仓猝应战，腿部受伤，逃奔南城。天亮后，叛军见王必还在，加之受到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攻击，纷纷逃散，一场叛乱很快破产。
曹操逮捕了耿纪、韦晃等人，耿纪直呼曹操其名，并说：“恨我自己没有拿定主意，竟被这帮小儿所误！”韦晃则拼命叩头击脸，直至死去。耿纪、韦晃及吉本等均被屠灭三族。
十余天后，王必伤重不治而死。曹操得到报告，十分震怒，于是将在许都的朝廷百官召到邺城，让在王必军营被烧时参加救火的人站在左边，没有参加救火的人站在右边。众人以为参加救火肯定不会有罪，纷纷站到左边。谁知曹操突然宣布：
“没有参加救火的人没有帮助造反，参加救火的人都是造反的强盗！”
结果将站在左边的人通通处死。
第二年九月，当曹操西征刘备尚未回师，而关羽又在南边猛攻樊城的危急时刻，在邺城的魏讽又密谋聚众发动武装叛乱。魏讽，字子京，沛人，颇有煽惑人心的本事，在邺城名声很大，自卿相以下不少人争相与之交往，因此被相国钟繇任为西曹掾。魏讽趁曹操大军尚未返回的机会，暗中联络徒党，同时与长乐卫尉陈礻韦联络，企图一举袭占邺城。谁知还没等到约定的举事时间，陈礻韦害怕了，向留守邺城的曹丕告了密。曹丕立即采取措施，镇压了叛乱，魏讽被杀，牵连被杀的达数千人。事后，相国钟繇被免职，负责邺城治安工作的中尉杨俊被降职。曹操得到报告后叹息说：
魏讽之所以敢于谋反，是因为我的部下没有能够防止反叛的人。哪里能有像诸葛丰那样的人，让他去接替杨俊呢？
黄门侍郎刘也应被处死。但刘鄙薄魏讽的为人，曾劝陈伟不要同魏讽来往。陈群去为刘说情，曹操回答说：“刘是一个名臣，我也打算赦免他。”并特地下了一道手令：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晋下卿栾盈之母是晋卿范宣子的女儿，因与其家臣私通被栾盈发觉，便反诬栾盈欲危害范氏，范宣子便将栾盈赶出晋国，并杀死了栾盈的同党叔虎等人，把叔虎的哥哥叔向也关了起来。后大夫祁奚说服范宣子赦免了叔向。曹操不杀刘当然不是为了遵循什么古制，而是因为刘确曾反对魏讽，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点区别对待、实事求是的精神。
文钦因曾与魏讽有联系，被抓进监狱，鞭笞数百，本应处死，曹操因其父文稷立过战功，看在其父面上，也给予了赦免。
王粲的两个儿子在这次平叛中牵连被杀。王粲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春病死，到这时不过两年多。曹操得知消息，感叹说：“要是我在，一定不会让仲宣断了后！”这次叛乱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发动，但牵连被杀的人却达数千人之多，可见曹丕手段的残酷决不在曹操之下。曹操这一次多少表现出一些同情心，大约跟他不在平叛现场，态度较为冷静有关。曹丕后来根据曹操的旨意，把王粲堂兄王凯的儿子王业过继给王粲，算是给王粲延续了后嗣。
此外，在邺城还曾发生严才发动的叛乱。严才率其部属数十人攻打掖门，大司农郎中令王修得知消息，来不及准备车马，便同其部属步行赶到宫门参与平乱。曹操在铜雀台上望见，说：“那个往这里赶的人一定是王叔治。”这次叛乱规模不大，很快就平息下去。
3.心该硬时就不能软
李宗吾认为：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硬：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他明目张胆的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他心肠之硬，真是达于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
曹操一生杀了很多人。有的是战时所杀，有的是平时所杀，有的是依法而杀，有的是枉法而杀，有的是报复而杀，有的是为除隐患而杀。杀人的手段也各式各样，有时是公开杀的，有时是暗地杀的，有时是借他人之手而杀。在他所杀之人中，也有许多是本来不该杀，或本来可以不杀的人。因此，曹操的残忍嗜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无论是对其个人，还是对其霸业，都有着不利的影响。
曹操所杀之人，轻而易举地就可以举出很多，诸如吕伯奢一家，军粮官王、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刘氏王室势力，宠妾、歌妓、陈留人边让、沛相袁忠、沛人桓邵、许攸、娄杰、孔融、杨修等等不一而足。
曹操残忍嗜杀的不利影响，从他杀华佗、边让及孔融之事可以明显看到。如他杀了名医华佗后，不仅当时人少了一位名医，而且使华佗的医著毁之一炬，失传于世。就是对其个人也深有影响，当其子曹冲病重时，竟叹息说：“我不该把华佗杀了，不然，我的儿子是不会死的！”
陈宫，字公台，东郡人。性情刚直，喜与各地知名人士交往，曹操到东郡后追随曹操。曹操任兖州牧后，前九江太守陈留人边让因看不惯曹操的一些做法，在背后讥刺曹操，曹操知道后，就把边让及其家人杀掉了。边让素有才名，他的被杀在兖州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为此感到恐惧，担心有一天曹操会杀到自己头上。陈宫既为边让抱不平，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因此知道张邈的打算后，便极力加以怂恿说：
“您拥有十万兵众，处在一个地势平坦可以四面出击的冲要之地，抚剑四顾，足可成为人中豪杰，如今却受制于人，不是很窝囊吗？现在曹操大军东征，州里空虚，吕布是个壮士，英勇善战，如果把他请来一起管理兖州，等到时机有利时，不是可以纵横一时吗？”
张邈立即采纳了陈宫的建议。当时曹操让陈宫率兵留守东郡，张邈便派这支部队到河内把吕布请来，推吕布做了兖州牧。
后世对曹操好杀之骂名一直很盛。《曹瞒传》说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这是说曹操有妒能忌贤之心，当然是不可信的。恐怕曹操杀人与其人生放荡不羁有关。陈寿也注意回护曹操之短，但在《三国志·魏书·崔琰传》中也说：“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从“至今冤之”四字看，曹操杀掉崔琰是一直遭到人们非议的。曹操东征陶谦肆行杀戮，孙盛就此事评论说：“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曹操杀掉崔琰之后又削官毛，孔盛也给予了批评，说：“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称‘明折庶狱’，《传》有‘举直措枉’，庶狱明则国无怨民，枉直当则民无不服，未有征青蝇之浮声，信浸润之谮诉，可以充厘四海，惟清缉熙者也。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之一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残哉！”唐初王勃在《三国论》中一面尊崇曹操，说他“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一面又指出曹操“弊于褊刻，失于猜诈，孔融、祢衡终罹其灾，孝先（毛）、季（崔琰）卒不能免”。明人谢榛更说：“魏武帝《对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坑流兵四十余万……予笔此数事，以为行不顾言之诫。”胡应麟还对祢衡等文士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说：“魏武朝携壮士，夜接词人，崇奖风流，郁为正始。然一时名胜，类遭摧折，若祢衡辱为鼓吏，阮屈列琴工，刘桢减死输作，皆见遇伶优，仅保首领。文举、德祖情事稍尔相关，便婴大戮，曷尝有尺寸怜才之意！”应当说，这些评论所依据的史实有的并不准确（如说曹操“坑流兵四十余万”、“阮屈列琴工”），也不能说曹操所杀的人都不该杀，但就总体而言，对曹操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的。
西晋的陆机在他的《辩亡论》中说：“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也深矣，其民怨矣。”刘知己《史通·探赜篇》中也说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曹操杀人太多，有的是不该杀的也杀了，最突出的就是为父报仇，东征徐州时，把无辜的老百姓也杀了不少。他性格中有残忍忌刻的一面，特别是到了大权在握的晚年，把对他特别有功的荀和崔琰也置于死地，凭一时好恶把医学家华佗也给杀了。
4.厚爱百姓为人心
关注百姓为治政之重要方面，失去此点，一切皆败。曹操不仅能通过坦诚与权诈的互用而使他的集团为他所制，而且还能通过宽厚与刻薄的同行来征服天下的人心，此为厚爱之心。
与坦诚相联系，曹操的性格作风中还有宽厚的一面。同情人民苦难，希望为解除人民苦难做一些工作，这是曹操宽厚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候，曹操还能“破例”给予百姓一点“优惠”。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正月，曹操攻打袁谭，从水路运送军粮。这时河道都已结冰，曹操于是下令，召集百姓服役破冰。百姓不肯服役，纷纷逃亡，曹操于是又下了一道命令，凡逃亡被抓获者，不准免除死罪。不久，有的逃亡者前来军门自首，曹操动了恻隐之心，说：
“如果听凭你们逍遥法外，势必有违我的命令。如果杀了你们，又等于杀了自动前来认罪的人。这样吧，你们回去好好藏起来，不要让官吏抓到你们。”
这些百姓很受感动，流着眼泪走了。但不巧的是，他们后来还是被官吏捉住处死了。
对于前来投奔的人，曹操一般都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陈琳、张绣都是这方面十分突出的例子。刘备曾先后两次投奔曹操，虽然都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曹操也并非没有看出这一点，但他却能自始至终给予厚待，可以说是恩礼有加。其谋士不只一次劝曹操剪除刘备，以绝后患，都被曹操拒绝了。虎将关羽被曹操捉住后，曹操同样礼之甚厚。得知关羽肯定要离开自己的消息后，仍然厚加赏赐。关羽逃走，诸将要求前去追击，曹操也没有同意。
如袁尚被公孙康杀后，首级送来邺城，曹操同样下了一道命令：三军敢有哭之者斩。但田畸因曾被袁尚征召，于是前往吊祭，曹操并不过问。桓招也怀着悲戚前去设祭，曹操也不予追究，相反还推举他做了茂才。
孔融被杀后，许多原来与他交好的人都不敢前去吊唁，只有脂习去了，抚摸着孔融的尸身哭着说：“文举，你舍我而死，我今后能同谁去说知心话呢？”曹操听说后，下令将脂习逮捕，但转念一想又下令把他放了。脂习后来见到曹操，向曹操表示认错，曹操喊着他的字说：
“元升，你倒是一个慷慨多情的人！”
不仅不再提起旧事加以责备，相反还问脂习住在哪里，得知脂习刚搬了一个新住处，于是派人给他送去了一百斛谷子。
对于部属的某些失误，曹操有时也能给予体谅。冀州平定后，曹操派朱灵率新兵五千、战骑千匹往驻许南，途中中郎将程昂反叛，朱灵斩杀程昂后，向曹操报告，表示自责和痛心。曹操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昔邓禹中分光武军西行，而有宗歆、冯之难，后将二十四骑还洛阳。禹岂以是减损哉！来书恳恻，多引咎过，未必如所云。
主光武帝刘秀派大将邓禹率精兵二万去镇压赤眉农民起义军。其部将宗歆、冯忄音为争夺军权，互相攻杀，冯忄音杀了宗歆后又攻邓禹，结果邓禹被赤眉军战败，只带了二十四骑回到宜阳（曹操误作“洛阳”），但刘秀对他仍予信任和重用。曹操以此为例，一面阐述了“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这一军事原则，同时也对朱灵进行了抚慰和激励。
一个政治家，如果鼠目寸光，鸡肠小肚，不能容人，那是绝对办不成大事的。曹操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特别是在他开创事业的初期，更特别注意这一点。他总是力图树立起诚信宽厚的形象，来赢得天下舆论的同情、理解和赞许，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在那个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动乱年代，曹操这么做，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的。
曹操南征孙权，让徐奕任丞相府长史，留守邺城。行前对他说：
您的忠诚正直，即使是古人也没法超过的，但稍嫌严厉了一些。以前西门豹性急，故佩上柔韧的皮绳以对自己加以警戒。能够以柔弱制刚强，这点我寄希望于您了！
可见，曹操是颇懂得宽严相济的道理的。他的宽厚待人，不排除有真诚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其政治上的考虑。
政治家杀人是为了立威，这也是最通常的不二法门。曹操不仅能根据政治的需要而行宽厚，还能根据需要而不避刻薄与残酷。他性格中的多疑猜忌、刻薄寡恩、阴狠残酷的一面，早年就有表现；在他的事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固的晚年，表现得就更为突出。曹操不能容忍一些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些人中，有的是政治上的反对派，有的是反叛他的人，有的是不称自己心意的人，有的是对他可能构成某种威胁或造成不好影响的人。
如对敢于反叛的人，曹操采取格杀勿论的政策，并往往枉杀无辜；想要阴谋除掉他的人，他必以牙还牙，同刘氏王室势力的几次较量都是如此；曹操还有强烈的复仇之心，其父曹嵩避乱琅王牙琊，被徐州刺史陶谦的部下所杀，曹操立即率军东征血洗徐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曹操不放过仇人，甚至连仇人的后代也不放过，曹操年轻时，沛国名士刘阳见他有雄才，怕他将来危害朝廷，打算将他除掉，但一直未能找到机会。不久刘阳死去。曹操显贵后，下令搜捕刘阳的儿子，风声很紧，刘阳的儿子十分惶恐，无处逃奔，亲戚朋友虽多，却没有一个敢收容他，王朗年轻时同刘阳有交情，于是把刘阳的儿子藏在家中多时，这期间多次找曹操说情，过了很长时间，曹操才赦免了刘阳的儿子。
另外，曹操对反对自己意旨甚至仅仅是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行，往往也抱不能容忍的态度，坚决予以严惩。西曹令史王思向曹操报告情况，因不合曹操心意，曹操差点将他处死。曹操有一次睡午觉，睡前对他的一个宠妾说：“一会儿就叫醒我！”这个妾后来见曹操睡得香甜，没有及时叫醒他。曹操醒后大为恼怒，命人将这个宠妾棒杀而死。举世共知的一代名医华佗被曹操杀害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对那些因为恃才傲物居功自傲，而把曹操得罪了的人，曹操有时也不能宽容。陈留人边让，博学有辩才，曾著《章华台赋》传诵一时。大将军何进特予征召，蔡邕、孔融、王朗都非常推重他。曹操做兖州牧时，边让自负才气，看不起曹操，说了很多轻侮曹操的话，曹操不能容忍，于是借边让同乡诬陷边让的机会，让太守士燮把边让全家捕杀了。
沛相袁忠和沛人桓邵也看不起曹操，边让被杀后，两人逃往交州避难，曹操却把他们的家人全杀了。后来桓邵自首，在曹操面前下跪求饶，曹操却恶狠狠地说：
“跑就可以免死吗？”
仍把桓邵推出杀了。
据说有一个歌妓也是因类似的原因而被曹操杀的。这个歌妓声音很好，演唱起来清脆悦耳，特别动人，但就是脾气很坏。曹操想杀掉她，却又舍不得她的歌喉；想留下她，又实在忍受不了她的脾气。曹操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他同时挑选了一百名少女，进行歌唱训练，希望能从中发现高水平的人才。不久，果然发现其中有一个达到了这个歌妓的演唱水平，曹操于是将这个歌妓杀掉了。
总之，曹操的忌刻、多疑、残忍的霸王本性在他待人的问题上有着充分的体现。
钟惺说：“曹公心肠，较司马懿光明些。”又说：“惨刻处惨刻，厚道处厚道，各不相仿，各不相讳，而又皆出于不假，所以为英雄。”
认为曹操同时兼具“惨刻”和“厚道”两种品质，就总体而言，曹操的心肠是比同为英雄和奸雄的司马懿“光明些”的。此外，谭元春在评曹操《蒿里行》时说“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吟者察之。”吴淇在评曹操《短歌行》时说：“从来真英雄，虽极刻薄，亦定有几分吉凶与民同患意；思其与天下贤才交游，一定有一段缱绻体恤情怀。观魏武此作，及后《若寒行》，何等深，何等真。所以当时豪杰，乐为之用，乐为之死。今人但指魏武杀孔融、杨修辈，以为惨刻极矣，不知其有厚道在。”也同钟惺一样，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待曹操，揭示了曹操品格和性格的多重复杂性。
正因为曹操这种坦诚与权诈互用，宽厚与刻薄双行的性格与作风，所以使人们很难识其真面目，也很难评定他是诚是奸，是仁是恶。曹操就是这样的匪夷所思，一生待人对事给人一种虚实难辨，真假莫测的感觉，也许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曹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