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宏
“摘要”佛教菩萨精神中蕴含着浓厚的平等慈悲观、自利利他思想，这些思想如能为我们所用，并运用于实际生活中，那么这对我们当今社会的伦理道德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在当代社会，佛教“菩萨”精神具有新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提高国民的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提倡“菩萨”精神，必将有助于发扬团结和互助友爱的精神，有助于实践无私奉献、济世利人、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等美德善行，有助于社会公德的完美与职业道德的提高。
“菩萨”是梵文“菩提萨”的简称，“菩提”是觉、智、道的意思，“萨”是众生、有情的意思。在藏传佛教中将其意译为“byang chub sems dpang”，意为“具有菩提心的勇士”。“菩萨”在大乘佛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大乘佛教理论和实践的最主要化身。本文通过藏传佛教各派所推崇的代表性理论著作，从中提炼出有关大乘佛教“菩萨”精神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并进一步结合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实现，为共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方法。
一、菩萨精神的人生观
人的地位如何，是人生观的首要问题。人的地位包括两个方面，即人分别在宇宙中和社会中的地位，也就是关于人类价值和自我价值的问题。在佛教中，经常强调人类的优胜，意为人类聪明，富有智慧，某些方面胜过天，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认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关于人在宇宙地位中的优越性以及人身的难得，在藏传佛教经典教义中有许多非常真切的比喻和教诲，如在《律经十七事》中说，“从恶趣死复生彼者，如大地土，从彼殁生善趣者，如爪上尘。从二善趣死生恶趣者，如大地土，从彼殁已生善趣者，如爪上尘”；还有，世尊薄伽梵在《杂阿含经》等中说：“人极难得，如龟项趣入海漂轭木孔”；在《致亲友书》中也进一步阐述这个道理说：“从旁生出得人身，较龟处海遇轭木，孔隙尤难，故大王应行正法令有果。若以众宝饰金器，而用除弃吐秽等，若生人中作恶业，此极愚蒙过于彼。”
按佛教的说法，人是在善趣中，能够获得人身的机遇就如同“爪上尘”那么稀有，而堕入其它恶趣中的机会，则如“大地土”一样普遍。还比喻人身的难得就好像大海里的盲龟，非常偶然地钻到了海上漂泊的木孔当中。由此告诫我们，如果虚度这暇满人身，就像用各种珍宝所装饰的黄金器具，却拿来用做呕吐秽物的垃圾桶那样可惜；更值得惋惜的是，已经获得人身，而去造恶业，认为是世上最大的蠢材了。
佛教认为，生具体来说包括生活和生命两个层面。前者侧重于外在物质，后者则多指内在的精神。可以说，佛教强调的是生的内在精神生命，而忽略在物质上的追求。它非常重视生命的质量。我们应该如何度过这十分珍贵的人生呢？宗喀巴大师给我们一个非常有益的理念，他说：“如是思维有暇义大而实难得，及虽难得然极易坏，念其死亡，若不勤修后世，以往毕竟安乐，仅于命存引乐除苦者，则诸旁生有大势力，尤过于人，故须超胜彼等之行，若不尔者，虽得善趣，仍同未得。”是说如果我们不做对后世有利益而获取究竟的安乐，只为现世的一点利益和解除痛苦忙碌的话，那些众多的畜生也具有同样的本领甚至会超过我们。所以，我们定要做出超越其他众生的特殊事业，若不这样，我们就跟畜生是同样的，虽已获得了善趣之身，就和没有获得是一样的。对此，寂天大师也非常幽默地从雇佣关系来提出要好好地利用这个身体，他说：“既酬彼薪资，当令办吾利；无益则于彼，一切不应与。”将自己的身体当作已付给工资的仆人，他的职责就是助我去作善业之事；如果不干，就觉得没必要给他任何东西。
生与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生死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认为人的生命是非常珍贵难得的。同时，也是无常的，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佛教特别提醒和告诫我们，一定要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人生，千万不要浪费、虚度这短暂而珍贵的一生，要为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早做准备。对于无常的死，《入菩萨行论》中说道：“昼夜无暂停，此寿恒损减，亦无余可添，我何能不死。”是说昼夜在不断地流逝，这中间未有刹那的间断，由此想到人的寿命却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天天地减少，因此，人没有不死的道理。关于这个道理，在藏传佛教中有很多比喻，说人的寿命就如同织布，虽然每次都是一根横线在穿织，可是过不了多久就能织完整匹布料；也如同所宰杀的牛羊，赶回屠宰的场所时，是一步步地接近死亡；也如同江河或瀑布，从来都是没有刹那的停留而疾速流逝；也如同牧人手持棍杖，将牲畜赶向自己的棚圈时，这些牲口不由自主地奔向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因此认为疾病、衰老、死亡等都是不由自主地跟随来临。这是以现实生活中处处所表现出来的无常现象，比喻生命的无常也是如此。因此，宗喀巴大师非常感慨人生的无常，他说：“谓应念云，我身无实，如蕉如沫，众病巢穴，老等众苦所出生处，应以上士所有现行度诸昼夜，令其不空而趣大乘。”他认为这四大所组成的身体，就如同芭蕉和泡沫一样不坚实，并具有老、死、病等诸多劣因，所以不要贪着这个身体，应该夙兴夜寐地去精进修持大乘菩萨所行的诸道。
佛教将生死看为一体，认为死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真实的存在。如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谈到：“如是若见须往他世，尔时亲友极大怜爱而相围绕，然无一人是可随去，尽其所有悦意宝聚，然无尘许可得持住，俱生骨肉尚须舍弃，况诸余法。”是说我们在临死的时候，亲属或朋友如何怜爱和痛爱，是没有任何办法来挽留的，他们尽管围绕在自己的身边，自己怎样恋恋不舍，可是连一个人也无法随同带走。还说在临死的时候，自己将生前最喜欢的东西和堆积的各种财物，连微尘大小的一点东西都带不走。因此，在临死的时候，连自己的肉身都要抛弃，更何况对其他的身外之物呢？对临死状态的真情描述，旨在让人们冷静面对死亡。实际上，正是这种对死亡的清醒认识和坦然面对，才会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对死视而不见，回避这一话题。其实，对死亡的淡漠与掩蔽恰恰说明了人们对死的无奈与恐惧，是懦弱和无知的表现。索甲仁波切的话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反省和启示：“我们的教育不谈死亡是什么，或不给予人们任何死亡的希望，或不揭开生命的真相，不是将使事情变得越来越糟吗？年轻人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却对于生命整体的意义，以及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主题，茫然无知，有哪件事情比这个还要讽刺呢？”
人生价值观体现在对人生价值的根本性认识方面。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就人来说，也是由各种因缘聚会而生，即生理的、心理的多种成分的组合，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自我存在。既然人不能作为自身的主宰，人生无常，毕竟空无，这就构成了人生痛苦、一切皆苦的价值基础。人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有欲望和追求得不到满足与实现的痛苦。这就形成人生的一种根本的需要——抚慰痛苦，缓解痛苦，祓除痛苦。
当今社会的道德失落，根本原因还是人性自身的弱点未能克服，而人性最根本的弱点，无非是贪、瞋、痴三毒，特别是人的贪欲。由于与生俱来的无明我执，人们总是难以扼制对外在事物的贪求，追逐计较，不肯放舍，从无厌足。这种执著的、无休止、无节制的追求在正常条件下是无法满足的，于是便用非法的、不合理、不道德的方式达到目的，这就产生了种种犯罪和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贪欲造成的社会危害众所周知，贪欲一旦生起，就根本不管所欲之物是否属于自己，是否愿意为己所有，而是不惜一切手段进行占有，至于对方的利益、他人或国家的利益都根本不予考虑。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提到：“谓烦恼才生，先能令心杂染，倒取所缘，坚固随眠，同类烦恼，令不间断。于自于他于俱损害，于现于后于俱生罪，领受苦忧感生等苦。”是说一旦烦恼生起时，起初烦恼定会染着整个心，对于所缘产生各种颠倒妄念，并能坚固随眠烦恼及同类烦恼，使这些烦恼不能间断。紧接着以这烦恼的力量，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就连这一世和后一世也造下罪业，感受痛苦，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将会导致生生世世痛苦的果报。同样在《入菩萨行论》中也谈到：“瞋贪等诸敌，无手亦无足，非勇非精明，役我怎如奴？惑住我心中，任意伤害我，犹忍不瞋彼，非当应呵责。纵使天非天，齐来敌对我，然彼犹不能，掷我入无间。强力烦恼敌，掷我入狱火，须弥若遇之，灰烬亦无余。吾心烦恼敌，长住无尽期；其余世间敌，命不如是久。若我顺侍敌，敌或利乐我；若随诸烦恼，徒遭伤害苦。”贪、瞋、痴在佛教中被语为“三毒”，认为是一切烦恼产生的根源。因此，寂天大师视之若敌，勇对烦恼，并用非常积极的态度来对治它，他说：“吾应乐修断，怀恨与彼战；似瞋此道心，唯能灭烦恼。”这种对烦恼体验的智慧，对现代人有极大的启发。佛教要求我们反观自己的心灵的无明，一切贪、瞋、痴、慢、疑、恶见……都是从这里来的，故非对治不可。对治之道，即在扩阔自己的心灵，获取智慧，使自己从种种不同之见中超出，并在实践上改变自己的狭隘、怀疑、恐惧、冷酷的气质，使自己日进于高明之境，而不为无明所缚。这就是佛教安立种种智慧以超化众生分别性的烦恼与俱生性的烦恼的原因。对于今日自身尚陷于无明迷惘、不知病根的现代人，真有对治之功。
总之，佛教对人生痛苦的揭示，其真正目的是要人们认识到苦的根源，诱导人们从内心反省自己，认识自己，并找到解决痛苦的方法和途径，要人人得心地光明，彻悟自身心宗佛性，如此才能转痛苦为安乐，变烦恼为菩提，以得自在。在佛教看来，人生有生理、情感和精神多层次的痛苦，人世间苦海无边，应当回头信佛，解脱苦难。但是佛教并不否认人生也有快乐，只是提醒我们，世间的快乐是相对和短暂的，是变化无常的。佛教既反对过分追求舒适和享乐，也反对极端和无益的苦行，因为这两种方式都不但不让人最终解脱，而且还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伤害和痛苦。虽然佛教反对没有意义的苦行，但却提倡学佛修行人应该过相对简单、简朴的生活。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注意的。说到苦乐，就不能不谈欲望。佛教既反对纵欲，又不主张绝对的禁欲，而是提倡少欲、节欲。“多欲为苦”、“少欲知足”是佛陀对我们的忠告。这既是获得幸福生活的前提和要求，也是修行解脱的必须和保障。欲望往往意味着占有和竞争，如果不加以适当和有效的控制和引导，任其膨胀、泛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是在当今物质资源相对稀缺的社会里，强调和提倡“少欲知足”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宗教，佛教把对现实世界与现实生命的超越当作追求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又主张对终极目标的追求离不开活泼泼的现实生活，并在对现实世界和人生价值的剖析和批判的过程中，凸现了佛教对人生的本质、人生的价值以及生命完善的途径和境界等问题的理解与探索。佛教对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不仅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在当今社会，它的许多合理的思想仍然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对缓解现代文化危机，提升人类的心灵境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菩萨精神的慈悲观
慈悲，按照佛教通常的解说，慈是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悲是悲悯众生并拔除其痛苦。在梵文里，把慈与悲合起来意译即是“拔苦与乐”。慈悲实际上就是怜悯、同情。佛教认为，慈心是希望他人得到快乐，慈行是帮助他人得到快乐；悲心是希望他人解除痛苦，悲行是帮助他人解除痛苦。要帮助他人得到快乐，就应该把他人的快乐视同自己的快乐；要帮助他人解除痛苦，就应该把他人的痛苦视同自己的痛苦。慈悲是佛教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佛教的重要伦理准则和理想价值观念，鲜明地体现了佛教的人文精神，构成为佛教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形态。
“悲”原意为痛苦，由痛苦而生悲情。一个人深刻感受到自身的痛苦，也就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产生悲情，自然地由衷地衍生出对他人的友情，并扩展为对一切众生的普遍的平等的慈爱。如在《伽耶经》中说：“曼殊室利，诸菩萨行，云何发起？何为依处？曼殊室利告曰：天子，诸菩萨行，大悲发起有情为依。”在《无尽慧经》中也说：“大德舍利弗！又诸菩萨，大悲无尽，所以者何，是前导故。大德舍利弗，如息出入是人命根之所前导，如是诸菩萨所有大悲，亦是成办大乘前导。”在《观修次第初论》中说：“如是菩萨大悲所动，全不自顾，极欲希利益他故，而能趣入至极难行，长夜疲劳集聚资粮。”佛教慈悲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菩萨精神而被凸显出来。菩萨的目标，是要予众生有利益的乃至究竟的安乐。菩萨号召以慈悲心体察世界上苦难者的痛苦，通过各种途径与正在受苦的人接触，使自己和他人对世界上的苦难现实保持警醒，积极致力于痛苦的解救。
在藏传佛教教义对于慈悲心的生起，有两套实践理念，一为：如是应知，修诸有情为亲属者，是为令起悦意之相。亲之究竟是为慈母，故修知母，忆念母恩，及报恩三，是为引发悦意可爱。爱执有情犹如一子，此悦意慈是前三果。由此即能引发悲心。也就是说要求我们把一切有情看做是自己的亲属而做观修，就会生起欢喜之心，因为亲属的终究还是慈母，所以，以慈母而做观修，思念母恩，报答母恩，这三者是为引发欢喜心及爱恋的有力证据。把一切众生看做是自己最宠爱的独生子一样，所产生的这种仁慈心就是前三者之果，以此仁慈心促使引发起悲悯心。还有一套实践理念为：修慈次第先于亲修，次于中庸，次于怨修，其次遍于一切有情如此修习。修习道理，如于有情数数思维苦苦道理，便生悲愍，如是亦当于诸有情，数数思维缺乏有漏无漏诸乐，乐缺乏理，若修习此，欲与乐心任运而起，又当作意种种妙乐，施诸有情。也就是说修持仁慈心的次第，最初是从亲属开始，然后面对非亲非怨者，再去面对怨敌者，最后成就观修一切有情，这样的次序来逐渐修学仁慈心的发起。
作为慈悲精神在民间的具体体现，在藏区藏族人经常口颂《皈依颂》中就说：“愿诸有情居足安乐及安乐因！愿诸有情永离苦恼及苦恼因！愿诸有情永不离失无苦之乐！愿诸有情远离爱憎亲疏住平等舍！”实际上是发愿菩萨精神中的“慈、悲、喜、舍”四种宏愿来利益社会、他人和自己。一个内心充满了慈悲的菩萨，对一切众生，都会怀抱着深切的悯念，因为他知道，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视诸众生如同己身。正如藏传佛教噶举派大师岗波巴所言，“如果心中生起了慈心与悲心，就会爱眷众生，不会只求一己之解脱了”。
总之，大乘佛教菩萨的慈悲理念所包含的价值理论和人文精神内涵是丰满的，也可说是深刻的，这表现在：首先，菩萨慈悲理念的提出，主要是缘起于对人类的局限性的反思，对人的生命脆弱性的关切，对人生苦难的忧患，这种以人为对象、以人的解脱为本位的人本思想，与以关怀人尊重人为特征、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是相互会通的，且有相互一致之处。其次，菩萨慈悲理念是以利他为原则，强调要有利于他人，要为救济一切众生而致力行善，这与我们提倡的助人为乐、大公无私，一切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集体主义思想，也是相近、相通的。再次，菩萨慈悲理念是以平等思想为基础，慈悲是一种平等的道德体现。菩萨精神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人与其他生物之间平等，强调对他人，对其他生命主体性的尊重、关怀以至敬畏。菩萨慈悲精神中所蕴涵的尊重一切生命的伟大同情心和博大的爱心，是值得肯定的。
佛教“菩萨”精神的现代意义从社会史的视角观察，我们不能不承认，佛教的“菩萨”精神符合相当多人的祈望和希求；从古至今，受到人民，尤其是下层人民的普遍欢迎。虽然佛教“菩萨”精神在古代社会的作用是复杂的、多重的，但是，从佛教“菩萨”精神中所折射出来的信息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的有限性、脆弱性、人的现实困境乃至深重灾难，人的追求和理想难以满足与实现，凡由此种种切身感受而导致的仰望神灵的慈悲、扶助、赐予之心，是真诚而强烈的，一部分信徒从中得到了程度不等的情感慰藉，也是真实不容置疑的。从这方面来看，佛教“菩萨”精神无疑发挥了某种抚慰社会人心、稳定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历史上，慈悲理念的意义不断得到新的诠释和新的发展，浸润人心，生发作用。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佛教“菩萨”精神是否也有其现代价值与意义呢？我们认为，佛教若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结合社会的需要、人民的生活和容受的条件，运用现代的思想、理论、概念、术语对佛教慈悲理念作出新的合乎本意和情理的诠释与阐发，必将有助于慈悲理念的弘扬，进而有益于社会的发展。
三、菩萨精神的利他观
佛教菩萨精神的主要宗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自利利他”也。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明言：“以如是身学菩萨行，菩萨唯有二所作事，谓正引发自利利他。”“自利、利他”与“自觉、觉他”、“自度、度他”是同义的，其核心是“利他”。也就是说要把自利行蕴含在利他行中，以救度众生为自救，把个人的解脱与拯救全人类联系起来，把众生的痛苦看作自身的痛苦；众生不能脱离苦难，等于自身的缺陷。在救济一切众生的过程中，精进自身的修行，达到自身解脱的目的，即个人的解脱只能在众生的解脱之中才能完成。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的根本既可说是思想问题，也可说是道德问题。人与人争，国与国争，而其行动的根本原则是“自利害他”。人人自利害他，那么结果必定是一片混乱，道德沦丧，到那时即使有千万种主义又能如何呢？而如果人人知自利利他之道并且能够实行之，则争端自灭，互利合作，雍容揖让。佛教的这种自利利他的伦理原则，有助于推动佛教信仰者进一步关心世俗生活，推动佛教伦理更具社会性与开发性，而对于当今社会的伦理原则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在藏传佛教中，对于利他心的发起，主要是以“自他相换”原则来实行，即把自己当成别人，把别人看成自己。对于具体的修持原则，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论及：“言自他换，或说以自为他以他为自者，非是于他强念为我，于他眼等念为我所而修其心。乃是改换爱着自己，舍弃他人二心地位，应当发心爱他如自，弃自如他。故说改换自乐他苦，应知亦是于我爱执视如怨敌，灭除爱重我之安乐，于他爱执见为功德，灭除弃舍他人痛苦，于除他苦殷重修习，总当不顾自乐而除他苦。”是说应当发起爱重他人就像爱重自己，舍弃自己如同舍弃他人那样的念头，来交换自己的安乐和他人的痛苦的精神。所以说只有抑制、排除我欲，反对我执我欲的纵肆，以“无我”为宇宙万物的法则，才能超凡入圣。由此也就产生出自他一体、自他不二的观念，进而也就自然生起“同体大悲”心，认为自己的解脱与他人的解脱是难以分开的。因此，爱护自己，也应爱护他人；度脱自己，也应度脱他人。上述佛教大乘菩萨的利他观与《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中的一条“金规则”完全吻合，即“爱别人也就完成了一个人自己的人性，而且爱别人也就是本真的自爱之最伟大的行动了”。
总之，大乘佛教菩萨精神以是否对他人有利作为区别大善大恶的标尺，认为对己对他都有利是善，对己不利对他有利是大善，对己对他都不利是恶，对己有利而对他不利是大恶。由此可见，大乘佛教的自他相换原则的重心是利他，这是其菩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佛教菩萨精神就是这样一种以己度人、尊重一切生命的伟大同情心，一种把自利与利他联系在一起的博大之爱。菩萨精神利他心的社会功用正如钱穆先生论及：“佛教教理所以能跳出此人世，又能回到此人世来做救世工作者，正为他们在人圈子外别有安顿精神之所在。在此人圈子里正当安富尊荣的时代，便不觉此种人在圈子外安放精神之意义。但一到此人圈子内起了大风波，极端危穷困辱之际，却不得不仰赖这一分安放在人圈子外的精神。这是佛教的大效用。”
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到：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我们认为在当今时代，大力提倡大乘佛教菩萨精神的利他心，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增强人们的团结，促进社会的稳定，都有重大的作用。当今社会虽然物质丰富，但道德滑坡、惟利是图、贪污腐败、抢劫偷盗、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损人利己的现象屡禁不止。这些现象单靠国家的法律手段来治理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大乘佛教中的“利他”精神，能促使人们明白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为人类社会谋求幸福，培养人们高尚的精神境界，完善人格，净化心灵，净化社会。
四、菩萨精神的实践理念
菩萨精神的具体实践理念分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六个方面，也就是大乘佛教中经常提到的“六度”。
1.布施
布施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布施之心的展现，从心灵上真正去实施布施是最为关键的。因此，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提出：“如是若于一切所有破我所爱，数数修习施他之心，是名菩萨”。菩萨布施的关键在于破除那种“为我所有”的自私心态，而为利益他人之心来布施。布施的种类一般分为三类：（一）财物施——能使受者身得依仗；（二）无畏施——能使受者心得安全；（三）法施——能使受者心得安稳。佛教把布施视为一种出自慈悲喜舍心、清净菩提心、广大平等心的道德行为，而不是期待报酬，期待功德的回报行为。
在当代，藏区的高僧大德和寺院僧人们发扬佛教济世布施的精神，对社会慈善事业、希望工程、灾区人民以及有困难的贫病者进行捐赠。广大佛教徒深深懂得，赞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不仅是实践佛教菩萨精神的主要内容，而且也体现出佛教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展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庄严。特别是他们推行的这些广作福利、济世救人的种种义举，对推动整个社会关心、帮助贫病者和灾民，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对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对创造一种和乐共处、相亲相爱的社会氛围，都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2.持戒
佛教道德规范，主要体现在佛教戒律上，而这些戒律又都体现着“自利利他”精神。戒，原意是指行为、习惯、性格等，是以自身的努力为特征的，也就是出家的僧人发自内心的一种主观决意，自愿恪守戒规，具有自律性特征。宗喀巴大师，对受戒的认识为“从损害他及根本，令意厌舍，此能断心即是尸罗”。意为能够彻底扭转损害他者的心，并断除恶行之心就是持戒的根本含义。
宗喀巴大师在《菩萨地·戒品释》中总结出菩萨的饶益有情戒有十一个方面，即“须助伴者，愚方便者，有恩造者，遭怖畏者，被忧恼者，乏资具者，求依止者，乐随心者，正善行者，邪恶行者，应以神通所调伏者，如其所应为作义利”。是说菩萨为了诸有情的利益，对方方面面需要帮助的人都要用各种方式进行无私的帮助。
因此，对于受戒来说，最根本的还是利他为起点，如在《般若要义》中说，“毁戒无能办自力，岂有势力而利他，故劝善修利他者，于此缓慢非应理”。由此可以看到佛教徒视持戒为自己的生命，在利益他者的目的下，严格要求着自己的言行，从而显出超凡脱俗、能行难行的高尚风范。
3.忍辱
人生是苦，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常常又是非常残酷的，因此，佛教开出在这世间息灭这一切暴行的最佳良剂，莫过于忍耐，从而在菩萨行的实践方面是极力提倡大家去难忍能忍，达到一个至高的品性度，成就自利利他的伟大事业。
宗喀巴大师认为忍辱的最高境界是指：“圆满忍辱波罗蜜多者，唯由自心灭除忿等修习圆满，非为观待一切有情悉离暴恶，非能办故，调伏自心即能成办所为事故。”强调忍辱的最终目的是调伏自心后，做利众的事业。
寂天大师总是以宽阔的胸怀来教导人们看待世间的苦难和烦恼，他说：“自惜生命者，因惑尚自尽；况于他人身，丝毫不伤损？”是说有时候，因为受到强烈烦恼的驱使，极其爱惜生命的人尚且会自杀身亡；何况是面对那些令人气恼的其他众生呢？由此可知，嗔怒者总会难免伤害别人的。我们不应该对犹如疯子般的忿怒者生起嗔恨，应当对他生起同情的心及悲悯的心。正是在这样的胸襟下才能正确处理嗔怒者的发作和危害，从而成为利他的美德。在《释迦牟尼佛本生传》中还倡导说：“若有不思自法衰，为净我恶而行损，我若于此不堪忍，忘恩何有过于此”。是说我们应该修持自他交换菩提心法，若有人来伤害自己时，就要想到，这是净治自己罪障的时机已经来到，应该对他的这一切行为，自己忍辱承受，以恩报恩。烦恼即菩提，不幸即有幸，这是佛教菩萨行中的一贯作风。
忍辱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如何对待赞誉之词，能够不为所动，如在《入菩萨行论》中说：“受赞享荣耀，非福非长寿，非力非免疫，非令身安乐。若吾识损益，赞誉有何利？”是说受人赞美和称誉所引生的荣誉感，既不能转变成增长福德、寿命的因缘，也不能改换成增加力量和消除疾疫的因素，更不能辗转成自己身心平安的因缘。因此，明辨利害，对于名誉的赞美，认为没有任何意义。寂天大师贴切比喻无知的儿童因沙子堆成的游戏之屋倒塌，就会伤心地哭泣的例子，同样如果我们因为失去虚幻的赞美而伤心时，不就和伤心的儿童一样幼稚了吗？
同样，对于其他的幸灾乐祸之心、嫉妒之心等等，都在菩萨行中要求息灭或纠正，如在《入菩萨行论》中说：“纵令敌不喜，汝有何可乐？唯盼敌受苦，不成损他因。汝愿纵得偿，他苦汝何乐？若谓满我愿，招祸岂过此？若为瞋渔夫，利钩所钩执，陷我入地狱，定受狱卒煎。”对于仇敌遇害受苦，切莫幸灾乐祸，由此来鼓励人们成为一个心胸宽广、品德完美的人。
因此，修学忍辱既关联着自身的修养，又处处以利他为情怀，同样成为彰显大乘佛教菩萨精神实践的一个方面。
4.精进
对于精进，宗喀巴大师认为是“缘善所缘勇悍为相”，指一种热衷于修持善行的心理状态，这是从心理学角度赋予了它独特的含义。精进对于成办事业是非常有用的，佛教号召菩萨们要勇于生起精进心的力量去成就广大众生的事业，如在《般若要义》中说：“自心莫思流转苦，而擐无量稳固甲，住戒悲性诸勇识，是为最初所应取。”号召具有坚定勇猛悲心的菩萨勇士，不要思念流转轮回对自己产生的痛苦，应该要披挂起饶益有情的精进盔甲，成就广大众生的事业，做出大无畏的宏业，这才是最殊胜的！
同样，如果缺乏这种勇为善行的精进状态，就会表现为懈怠、懒惰，从而无从谈起能够成办各种利他事业，如在《慧海请问经》中就谈到：“有懈怠者，菩提遥远最极遥远，诸懈怠者无有布施乃至无慧，诸懈怠者无利他行。”在《正法念住经》中也说：“谁有诸烦恼，独本谓懈怠，若有一懈怠，此无一切法。”。在经典中提醒我们同这种慵懒习气作斗争，最好的对治方法，就是勇于生起精进的自信心。
因此，宗喀巴大师说：“如是见已，正修之时令心坚固，唯应向外催伏烦恼，不令烦恼向内催伏，更思中途舍弃誓愿所有过失。”是说引发自信心，就能战胜烦恼，任何时候都难以被烦恼击败自己，要坚定这种心态，不要半途而废。他还十分形象地比喻，应该就像愚童游戏的心态，毫无厌足那样，从而对于利众的事业，也尽量引发这种信心。
总之，精进是自利利他事业中必备的心理状态，发起精进心，能够勇于做出大无畏的事业来，从而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具有这种精进精神的菩萨，为了护念众生，可以顿舍身命，精勤不懈，死而无憾。
5.禅定
禅定，指对所缘境中心不散乱的专注善行。在《圣解深密经》中说，“由静虑故，降伏烦恼，由般若故，断诸随眠”，是说禅定能降服烦恼，智慧能摧毁随眠。岗波巴大师告诉我们：禅定之首项要求，乃是克服散乱。无有散乱的境界，我们叫做“寂静”。这又包括“身离尘嚣之寂静”和“心离妄念之寂静”两种。对于诸菩萨的禅定相者，在《菩萨地论》述为：“远离一切妄念；自觉身心十分清净；异常安寂；贪心不起；不觉诸味；远离一切诸相。若具足如是等相，应知即是于所观法喜乐安住之禅定”。
禅修极其重要，而且是修习八正道的关键步骤。通过端正人生态度鼓励善行，坚持静默冥想最终得以培养出对他人的深刻道德关怀。在这种关怀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自然而然地为自己的福祉而行事处世，将他人的利益福祉等同于自己的。佛陀成佛之后依然继续坚持修习禅定，故此可以断定禅修中所体验到的境界，对于人性经验来说具有本质的价值意义。
6.智慧
智慧代表人对他自己的各种活动的反省，由此而透出的一种慧识、一种洞见，使人自知其活动的意义，一方面又能超出其活动以达成人生更高的价值。在《庄严经论》注释中，曾解释智慧有三种：世间智慧；出世低级智慧；出世高级智慧。其中世间智慧包括对农业知识的了解；对因明理则学的了解；对文学诗歌的了解和对手工技艺的了解。说明大乘佛教还是非常重视世间的智慧和知识的。德国波恩大学布莱克教授说：“藏传佛教在当今西方国家如此深入人心，其原因有两条：一是它那深邃的哲理，一是利益众生的价值观。”
关于修学智慧的意义，吉祥勇（马鸣菩萨）说：“此施等福德，若有妙慧力，如诸金庄严，嵌宝尤光显。慧于彼彼义，增广功德力，如根于自境，由意显其力。”是说对于布施等五度（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所包含的一切福德，若再以智慧摄持，就显得更为有力。比如，对黄金的各种首饰，再以其它珍宝镶嵌后，就更加灿烂艳丽，绚丽多彩。对分辨五度各个意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智慧，我们应该多做修习。如果具有智慧，就能善于分辨功过的取舍，也能通晓断除烦恼的道理。由此可见智慧在菩萨修行中是具有最重要的地位的。宗喀巴大师总结说：“众多异门解脱门，彼彼利益世间相，大力佛子所显示，次等皆从慧瘦生。”是说利益世间的一切方式，佛菩萨饶益一切有情，解除众生痛苦的巨大威力，所显示的这一切皆从智慧中产生。
总之，上述六个方面，一般被称为“六度”，它们集中体现了大乘佛教菩萨精神的具体实践层面，是以大慈大悲、济度众生的道德为出发点，以克制自我，救助他人为行为的准绳，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即以个人利益的统一，以己的解脱和拯救全人类的统一，作为社会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也作为人生解脱的最高理想。大乘佛教菩萨精神在修持方面的表现，激励着人们引发美好善良、利国利民的崇善道德动机和热情，从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非常有力的推动作用。
五、小结
我们一贯倡导的精神文明的根本点就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在现今时代，我们着眼于文化建设的高度，对藏传佛教文化进行重新认识，继承其优秀的精神成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是十分必要的。李铁映同志1995年12月在十一世班禅坐床仪式上谈到：“佛教讲普度众生，关怀的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其实，共产党人以为人民服务、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与你们讲的‘普度众生’，有相近之处。虽然我们之间的信仰不同，但我们之间在政治上是团结合作的，在信仰上是互相尊重的，在造福于各民族人民方面是有共识的。”佛教菩萨精神提倡的利乐有情、普济众生、造福社会的慈悲胸怀，对一切众生伸出慈爱之手，“解苦恼者之忧、施贫困者所富、与患病者以药”的菩萨行，“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的自我牺牲精神，“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济世宏愿等等，与我们党提倡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基本道德原则和在这种原则基础上形成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型人际关系的主张，以及要发扬的尊重人、关心人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应该说是有批判继承关系的。
佛教菩萨精神是从“我是众生的一员，众生是全体的大我，度人所以为自度，利人所以为利我”的辩证认知出发，从根本利益关系上来提倡公德心，协调个人与社会人群的关系，使人们具有对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形成一定的义务觉悟，明白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为人类社会谋求幸福。菩萨人生观就是佛教道德的最好体现，一个人如果能够努力追求菩萨的人生观，那么他必定具备良好的公民社会道德。菩萨发大愿、修大行，舍己利他，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只图利他，不愿损人，完全体现了佛教积极救世的精神，发扬这种精神，必定有补社会公民道德良好风气的养成。
佛教菩萨精神中蕴含着浓厚的平等慈悲观、自利利他思想，这些思想如能为我们所用，并运用于实际生活中，那么这对我们当今社会的伦理道德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社会交往方面，能缓和社会矛盾、等级差异、巩固和平、反对战争；生态环保方面，保护野生动物、保持生态平衡；商场上少了尔虞我诈，大家公平竞争，达到共同富裕；医学上，器官捐献者多了，既能拯救不少病患者，又有医学上的研究价值……作为大乘佛教、佛教菩萨精神所在的“自利利他”思想虽然有着佛教特定的宗教含义，但这种思想所内含的精神，即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统一，或者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也是现代社会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准则。事实表明，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对于个人的重要的，对于一个国家、社会也是极为重要的，是值得提倡的。
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佛教“菩萨”精神具有新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提高国民的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伦理道德建设必须建立在符合人性的本质和要求上。可以说佛教提倡的“菩萨”精神，符合人性的弱点与优点共存的本质、去恶从善的要求、离苦与乐的愿望，以及平等博爱的追求。提倡“菩萨”精神，必将有助于发扬团结和互助友爱的精神，有助于实践无私奉献、济世利人、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等美德善行，有助于社会公德的完美与职业道德的提高。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虽然当今世界总体来说是和平的，但是种族、宗教、地区的冲突此伏彼起，恐怖主义活动猖獗，核扩散问题形势严重，人类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为了消除人类和平、安全的威胁，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采取相应的坚决措施。就思想文化方面而言，以关怀、尊重生命价值为基础的佛教“菩萨”精神，实是一种跨种族、跨宗教、跨国界的博爱文化、和平文化和安全文化，有利于调整人的观念进而导致在行动上维护和平与安全。
（作者：牛宏，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