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菊嘴快，心里藏不住事，这在我们同学中是出了名的。
一次，乡文教办在我们班举行语文课教学观摩。担任授课任务的老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事先将观摩课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演示和训练，并将课堂上要提问的问题和回答的对象也作了辅导和安排。
谁知观摩课上，老师刚将课题写上黑板，陈大菊就举起手来说，老师，您写错了，这篇课文我们已学过。
老师一听暗暗叫苦，糟了糟了，怎么没把这个活宝安排好！老师平息了一下慌乱的心情，敲敲讲台暗示道，陈大菊同学，请注意遵守课堂纪律，不该说的话别乱说！
陈大菊没有领会老师的意思，反而翻出作业本言之凿凿地说老师，这篇课文真的学过了，不信您看，我们还做了作业呢！
陈大菊的冥顽不化让老师彻底没了辙。没了辙的老师就扔下句那好，这堂课你们就自习吧，然后就不顾一屋子人的惊愕愤然离去。
还有一次，学校举办文艺晚会，我们班参演的节目是相声《上学路上》。两位同学第一次登台表演，看到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心里一紧张忘掉了一段台词。台下的陈大菊立刻喊叫起来，错啦错啦，你们少说了几句话。
那两个同学本来就慌得不行，被陈大菊这么一嚷，竟窘得哭起鼻子来。如此一来，陈大菊的“快嘴三娘”名声就传开了。
我是六年级时转到陈大菊班上的。因为嘴快的原因，同学们都不愿搭理陈大菊。从四年级开始，陈大菊就一直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教室的最后排。我的到来，正好补了那个缺。
陈大菊见我愿意与她同桌，高兴极了，处处护着我，整天围着我转。家里有了好吃的，不忘带给我一份。轮到我值日时，还执意留下来帮我一把。
陈大菊的热心和真诚，自然打动了我。不用说，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那时，学校条件很简陋，既没有什么活动器材，也缺少课外阅读资料。而我因为出自书香门第，家中不乏各类藏书，于是一些知情的同学便频频跟我借书看。
在这些爱看书的同学中，有个叫陈建平的同学是陈大菊的堂哥。陈建平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不仅学习成绩特别好，人也长得很帅气。由于志趣相投，我们都很欣赏对方。
可是那个时候的农村学校，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对男女学生之间的交往慎之又慎。为了避免产生误会，我和陈建平的正常相处，只能在“地下”进行。
陈建平比我大两岁，自然比我成熟得多。他跟我悄悄约定，如果需要借还图书或是有什么话说，就在经过我的座位时轻轻咳嗽两声。我得到信号后，就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等他。
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要说的话写在小纸条上，趁别人不注意时放到对方的桌子上。有两次，我还请陈大菊传递过纸条。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陈大菊“嘴快”的毛病，只是因为我们俩的关系好，她又是陈建平的堂妹，才没有对她设防。
看到我如此信任她，陈大菊感动极了，仿佛需要帮忙的不是我，而是她。
进入初中后，文革风暴席卷到我们学校。父亲因为担任学校校长，理所当然受到冲击。受父亲牵连，我的座位和桌子上也贴满了大字报。
一天，我正为父亲和自己的处境忐忑不安，几个红卫兵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将我架到另一个教室。
那个教室已布置成批斗会现场。黑板上，“打到资产阶级黑苗子田佳佳”几个大字十分显目。我一踏进教室，批判我的口号声就响了起来。
我曾多次看到父亲被殴打的惨烈场景，因此一见这阵势早吓坏了，直到陈大菊被拉上主席台，我才惊醒过来。
红卫兵把陈大菊拉上台来，是责令她检举揭发我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子女陈建平的罪行。此时我已知道陈大菊心直口快的性格，因此听说要她揭发我，我的精神彻底垮了。
谁知陈大菊一反常态，不管别人如何恐吓诱骗，就是闭口不言。红卫兵们急了，竟然对她拳脚交加。看到陈大菊为我遭受如此苦难，我心痛极了，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
事后我悄悄问陈大菊，别人都说你快嘴三娘，你怎么能对我守口如瓶？
陈大菊笑笑说，我的嘴是比较快，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还是拎得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