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耐”一词，具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含义：它是一种能够长期忍受而不抱怨，不生气，没有不满情绪的行为或品质；它又是一种默默承受一切苦难的能力或行为；它还是“坚韧”的同义词。
显然，这些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具备这些素质的中国人来说。在对中国人的各项特点进行考察时，一定要结合所有特质一起考虑，遇事忍耐这个特点更是应该与中国人的所有特点结合起来分析。实际上，中国人遇事忍耐的特点，与他们的“麻木不仁”和“漠视时间”紧密相关，尤为相关的是“勤劳刻苦”，正是通过“勤劳刻苦”才更能体现中国人遇事忍耐的这个民族性格。我们先前讨论的这些话题表明了“遇事忍耐”是中国人的一个主要素质，不过那些只是很零碎的论述，接下来我将全面的为大家讲述一番。
在类似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生活水平低得完全可以用“为生存而斗争”来形容。要生存就得有物质基础，并且是拼命去获得这些物质。可以说，中国人已经“把贫穷变成了一门知识”。极端的贫穷和艰苦本身并不会让任何人勤劳起来，但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具有勤劳的天性，极端的贫穷和艰苦便成了一种条件，能更加使人们勤劳起来。这种条件也会促使人们节俭，正如我们所见，节俭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素质；这种条件也同样能够磨炼出一个人的忍耐力。猎人和渔夫，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文明人”、“半文明人”，还是“野蛮人”，他们都明白自己的职业需要小心谨慎的行动，而他们等待时机所用的耐心，是隐蔽地、小心翼翼而又不厌其烦的。长期以来，一直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谋求生存的中国人，逐渐学会了把最文明民族积极的勤劳同南美洲印第安人消极的忍耐融为一体。
为了一点很小的报酬，中国人也愿意去干很长时间的活，因为报酬再少总比没有好。多年的经验使他们明白，勤劳并不能成为通向更多的机会的晋身之阶，但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勤劳自然能带来机会。之所以是“自然”结果，是说只要有合适的条件，那样的结果就会如期而至。只不过，每平方英里500人的人口密度，这肯定不是一个理想条件，因为这无法验证“勤劳和节俭能够带来财富和幸运”这样的格言。但是，中国人满足于为微波的报酬而辛勤劳动，却恰好体现了中国人忍耐的美德。
已故的格兰特将军，曾经对人们讲述过这样的一件事，在他环球旅行回国之后，有人问他：在旅行中所看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什么？他马上回答说，所看到的最不寻常的事情，便是一个中国小贩用自己强劲的竞争打败了一个犹太人。这番话意义非凡啊。关于犹太人的素质，众所皆知，正是这些素质使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却占了全球总人口的相当大的比例。那个被中国人挫败的犹太人其本质与其他犹太人并没有任何不同，而那个中国人与其他的中国人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如果换作是其他中国人与犹太人竞争，结果恐怕还是一样的。
至于中国人的“坚韧”这一特性，那绝对是举世无双的。之前我们说过，中国的考生年复一年的前去报考，要不就考到90岁获得名誉学衔，或者为此死而后已。除了表明自己非凡的执著之外，这样做没有任何报酬，或者根本不可能有报酬。这是中国人天赋的一部分，好比鹿具有飞快的奔跑能力、鹰具有敏锐的视力一样。类似的品质随处可见，哪怕是在商店门口最卑微的乞丐身上你也可以看到踪迹。尽管人们不欢迎他，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他的耐心丝毫不减，他的执著总会让他要到一两枚铜板。
有一个阿拉伯人的故事，说的是他的头巾不知道被谁偷走了。丢了这个重要的饰品，他没有赶紧去抓小偷，反而立即奔向这个部落的墓地，坐在进门的地方。感到疑惑不解的人问他怎么不去抓贼？他的平静而具有典型的东方式的回答说：“他最后一定要来这里！”这个消极坚忍的夸张故事，让人不禁想到，不仅中国人个人行为是这样，其政府行为也是如此。
康熙皇帝是亚洲最受赞美的君王，他长久而又辉煌的统治，从1662年一直持续到1723年，这使得他比亚洲任何一位君主的名声都要显赫。不过，在这个伟大的统治者的执政期间，一个名为“国姓爷”的爱国将领在广东、福建沿海横行霸道，政府的战舰都奈何不了他。面对这一情况，康熙想出了一个权宜之策：命令住在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所有居民，向内地退回30里（约合9英里），这样，那位前朝的维护者就无法再来骚扰了。人们居然普遍服从了这道命令，结果非常成功。“国姓爷”后撤了，他停止了对清朝的骚扰，转而进军台湾，驱赶走了台湾的荷兰人，最后还被封为“海澄公”，归顺清朝了。每一位读到这段奇妙叙述的外国人，都会被迫同意《古代王国》一书作者的评论：既然一个政府强大到足以驱使这么多沿海的臣民离开自己的城镇和乡村，承担巨大损失退向内地，那么，组织一支强大的舰队，赶走那些侵略者对家园的袭击，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啊。
还有一个同样值得一提的例子，可以表明中国政府的坚忍不拔，在华外国侨民对此一定有着清晰的记忆。1873年，中国将军左宗棠在巴克尔和哈密安营扎寨，朝廷派他去平息回民的大暴动。这场暴动一开始只是一股微小的势力，后来像野火一样燃遍了中国西部，甚至发展到中亚地区。由此可见，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将是多么难以克服。与此同时，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报纸纷纷刊载文章，讽刺左宗棠的使命，并嘲笑清朝昏庸到居然企图用贷款的办法去支付沉重的军费。但是，左宗棠的军队到达暴乱地区不到一年，就进军到了高耸的天山两侧，沉重地打击了暴动者。如果他们到达的地方粮草供养紧张，他们立马就会开荒种地，种出粮食以备后用。就是在这种边垦田边进军的模式下，左宗棠的“垦田大军”终于完成了使命，他的功绩被认为是“现代历史最值得一提的”一次使命。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忍耐力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能毫无怨言地等待、默默不语地忍受困苦。有人说，在饥寒交迫而又风雨凛冽的环境之中，最能测试出一个人真实的品性。假如他的表现令人满意，就“给他温暖，为他擦拭，让他吃饱，使他成为一个天使”。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常常表达着这样的一种看法：碰到一个饥饿难忍的英国人，如同碰到一头被抢走幼崽的母熊。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英伦三岛上的其他居民。尽管我们拥有值得吹嘘的文明，但是我们仍然受制于我们的肚子。
有一次，我看到大约150个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已经走了几英里路，他们是来出席一次宴会的，但他们赶上了一件不太令人满意的事。宴会订好了是在10点开始的，大多数人原本指望10点钟左右坐下吃早餐，可是宴会迟迟不见开始。始料未及的情况，使得他们只好站在一旁做招待，只要还有后来者，他们就得一直等下去。而后来者之中那些细嚼慢咽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比起我们，他们明显十分高雅。经过长久而耐心地等待之后，眼看宴会就要开始了，又出现了同前面一样的始料未及的情况，人们禁不住发起牢骚来了。然而，这150个被怠慢的中国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如果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乡”的居民，我们很清楚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一定会带着满腹的牢骚，做出难看的脸色，甚至在下午3点的宴席上他们还会对此抱怨个不停，或者是不停地怒骂。他们会一致通过一个激烈的决议，并且致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信中包含5个“Sirs”（先生们）。然而，这150个中国人什么也没有做，他们不仅脾气很好，并且态度也一直很好，他们用诚恳和礼貌的语气，不断地告诉主人等待一会儿没关系，什么时候吃都一样。读者们谁知道哪一种西方文明能够承受这种突然而又沉重的考验呢？
我们已经表明，中国人的神经与我们截然不同，而“神经麻木的图兰人”和北美印第安人一样，都能忍受痛苦，从不抱怨。中国人忍受苦难的形式与他们还有一些差别，中国人靠的不仅仅是毅力，而且是耐心，而后者更难。
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国人找一个外国医生，询问他的视力还能不能恢复，并且申明了自己的想法：假如恢复不了，他就会放弃不再治疗了。医生告诉他他也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人回答说：“这样我就心安了。”他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放弃，更不是绝望的冷漠，他只是一种“忍受病痛”的品格。我们说忧愁是现代生活中的祸根，它就好比铁锈吞噬刀锋一样。中国人生来乐天安命，就这个种族的整体而言，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着急。他们这个富饶国家的很多地区时常遭受着旱灾、水灾，以及由此产生的饥荒，数以万计的人随时都在面临着令人担忧的灾祸，令观察者惊讶的是，结果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经常问中国人，如果他的土地、房屋，有时甚至还有妻子，被人夺走怎么办？他们通常这样回答：“再也不会太平了！”“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啊？”他们会回答说：“谁知道？或早或晚，麻烦肯定有会的。”面对这样地生活状况，只有无限的忍耐力，不然，你还会想到别的办法吗？
灾难接踵而至的时候，中国人所展现的忍耐力，留给了外国人最深刻的印象。在这个辽阔国家的很多地区，我们经常看到旱涝，以及由于旱涝所带来的饥荒。1877至1878年的大饥荒，威胁到了几百万人口的生命，目击者永远忘不了那种种的惨象。那时，黄河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地区的民众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有几个省，最好的地区遭受破坏，肥沃的土壤被深深地埋在沙砾之下。无数的村庄毁于洪水，村庄里幸免于难的人被迫四处流浪，流离失所，看不到希望。成千上万的人并非由于本身的过错而突然间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在任何政府看来，这都是不好办的。自我保护是第一自然法则，那么，这些毫无防备就陷入饥荒的人们联合起来，迫使那些有食物的人分一点给那些正在忍饥挨饿的人，难道很过分吗？
有些大城市里的人们也确实组织了很多救济活动，那里也是饱受贫困的人最集中的地方。只不过，救济活动的次数的确有限，救济的时间也很短，而且他们只是提供一些食物，至关重要的药品却从来没有向灾民们提供过。对难民今后的生活，政府几乎不予考虑。对土地重垦、房屋重建、新环境下的继续生活，政府更是不闻不问。如果政府能免去税赋，就等于政府给了老百姓一个莫大的恩赐，而实际上，朝廷很少会这样做，除非老百姓一再向地方官员申明，他们确实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抵交赋税的。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外国人历来主张，“为了面包，宁可流血”的革命口号，所以，西方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这些无家可归、饥饿而又绝望的大批难民，宁可在遭受洪水与饥荒的省份四处流浪，也不愿意抱成一团去向灾区的地方官员要求救助。反复追问饥荒中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实施这个计划，我们听到的一个不变的回答是“不敢”。为了反驳他的说法，你徒劳地争论说：死于起义与饿死一样，都是不得好死，尽管起义也许不怎么说得过去。但回答也还是：“不敢，不敢。”我们认为，尽管地方官员确实也无力让他们如愿以偿，但他可以被迫做些事情，至少对于今后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好的开端。而政府的措施是，如果这些官员“安抚”不了这些百姓，那他们就会被撤职，那么，其他官员将接替他们的职位。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采用这种做法呢？大概是基于两条理由。他们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本能就在内心里告诉他们，这个计划会枉费心机，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采取进一步地措施。然而，我们认为，关键还在于中国人具有无限的忍耐力。在中国，这样悲惨的景象确实存在：成千上万的人默默地饿死，而堆积如山的粮食就近在咫尺，伸手可得，中国人这种无限的忍耐力简直匪夷所思。然而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以至于都变得麻木不仁了，好比一名老兵对战争的恐惧已经熟视无睹一样。受苦难折磨的人，一生都在历经折磨，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灾难仿佛是不可避免而又不可能战胜的一样，所以，灾难出现，除了默默承受，他们别无他法。当然，如果这些遭灾的人还能用手推车载着他们的家人去乞讨维生，他们是会这么做的。假如全家人走散了，他们会尽力寻找生路，期待能在灾后重逢。如果在附近得不到救济，难民们就会自发地成群结队地沿途乞讨，期望能找到比他们收成要好一些，需要人干活，能生存的地方。灾难过后，乞讨的老百姓重回自己的家园，尽管土地松软得不能畜耕，他们还是会在泥里刨出一些小沟，再在这些缝隙里播上一些麦种；接下来，乞讨之路又开始了，等到收获的季节，他们才会重返家园，检查这些庄稼是否安然无恙。如果上苍有眼，他就能再做农民，而不是乞丐，但他们都知道：倾家荡产与饥荒永远不可避免。
相信灵魂不灭的人，总认为有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据：最有能力的人总是终其一生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展示。如果这个论据成立，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断：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一定是用来从事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咬紧牙关，忍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忍受活活饿死的苦难。假如历史给予我们的教导是“适者生存”，那么可以肯定，这个坚忍不拔且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前途将一片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