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塞缪尔·P·亨廷顿著
“作者简介”
塞缪尔·P·亨廷顿（S。P。Huntington），1927年生，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早年就学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51年，亨廷顿在哈佛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亨廷顿曾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
亨廷顿是美国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的权威，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至今仍活跃在美国的政治理论界。亨廷顿著述颇丰，涉及面广，主要著作有《士兵与国家》（1957年）、《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4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年）、《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1981年）、《第三次浪潮：20世纪末的民主化进程》（1991年）及《文明的冲突》（1993年）。其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其主要代表作。
“内容精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描述、政治现代化的后果、类型，传统社会的变迁、实现转变的方式等部分。
政治制度具有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公共利益是政府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在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政府的各种组织和程序代表着公共利益的不同侧面。复杂社会的公共利益是件复杂的事情。美国的公共利益就是白宫、参议院、众议院和法院的利益，苏联的利益就是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的利益。前者要求有强有力的总统权力，后者要求有强有力的党。撇开民族理论和程序概念，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也可以从政府行为是否反映政府构成本身的利益来说明。美国总统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皆属能够赋予公共利益以实质性内容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存在，在政治上将发达社会与不发达社会区分开来。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是个弱政府，而且是个坏政府。
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正是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全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现代化之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是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而不是反对现存体系。
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在传统政治制度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稳定的先决条件至少有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政党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政体的稳定直接依靠政党的力量。
就政府机构的现代化而言，可区分出三种类型：欧洲大陆型的、英国型的和美国型的。基本法至上以及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权威必须属于人而不能属于不变的法，人们必须拥有权力以实施变革。基本法使权威分散于社会并维护了现存的社会秩序。在17世纪的欧洲大陆，中世纪各等级的分权迅速让位于君主集权，传统的权力分散状况实际上在欧洲大陆告终；英国也产生了主权取代法以及权力集中的趋势，但英国取代基本法的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立法机构，而不是绝对君主；美国的发展道路与欧洲迥然不同，传统法的观念在美国流传下来，君权神授、绝对主权等在美国均无市场。
美国与欧洲发展道路的差异，还表现于代表权的理论与实践。欧洲大陆，国王和国会都有合法性，代表或象征着国家；英国的国会成为国家的集体代表，代议制度适应了国会至上的新现实；美国有一套二元代议制，总统代表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立法机构的各个成员要效忠于自己的选区。
在欧洲，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伴随着更为专门化的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出现以及职能的区分。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机构发展成为半自主的但又是从属的部分，以不同形式对行使主权的政治实体负责。立法功能比行政和执法功能具有更大的权力；英国的政府功能的专门化发展并不充分，一个机构常常行使多种职能，而一种职能又常常由几个机构所负担。在17和18世纪，英国政府逐步趋于集权和功能的专门化，在美国，主权被分割，权力分立而各种功能则寓于众多不同的机构之中。在美国的实践上，不仅权力因立法职能的分割而被分立，而且其他的功能也由几个机构共同承担，这样便创立了一个均权的制衡制度。当欧洲进行政治机构职能分离和权力集中之时，美国却使职能的混合和权力的分离永久化了。
美国最先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但在实现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方面却是最后一家。而欧洲的权威合理化和机构的分离却明显先于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差异源于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和社会冲突不断而美国则相对安定这样一个事实。在欧洲大陆，现代化的敌对力量主要来自宗教和贵族，以及地区和地方的传统势力。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对于统一和进步都是必要的。但在美国，封建的社会制度并不存在。因此也就无须集权。在欧洲，政治参与的扩大意味着将选举某一个机构的权力扩大到一切社会阶级，而在美国，它却意味着社会一个阶级的选举权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政府机构。在欧洲社会内部对现代化的反抗迫使政治体制实现现代化，在美国，社会内部现代化过于容易，以致阻碍了制度的现代化。
在政府和政治现代化方面的问题，与美国当年所面临的根本不同。在亚、非、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里，现代化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障碍，只有建立强大的集权的政府才能消除这一障碍。美国从来没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权威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
现代化造就了新的社会集团，并在旧的社会团体中创造了新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他们同情现代化，渴望参与政治，但推动改革的权力业已集中，以致无法为参与扩大提供制度化途径。改革破坏了那些未能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削弱了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君主不能适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的需要，最终也就限制了君主社会改革创新的能力。一个传统的政治体制，其结构越是多元化，权力越是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动乱就越小，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就越容易。这些条件使每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的参与体制的出现成为可能。
一个社会欲摆脱普力夺制度，既需要城乡利益的结合，又需要创立新的政治制度。军人和农民的结合有可能将普力夺社会推进到公民秩序，建立稳定的政府。对于军队政权来说，农民的支持只是发展出政治制度的前提。现代化军人政权必须首先建立合法性，把军人干预政治转换成军人参与政治，并承担起创设新的政治制度的责任；其次，军人必须克服他们自己的主观偏爱及价值观与其社会制度的客观需要之间的矛盾。社会制度客观上需要有政治制度反映现在的权力分配，并同时足以吸引和同化各种新兴的社会势力，需要有政治制度的平衡作用。
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机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最可能发生在曾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过程落后于社会与经济变化进程的社会里。
改革指的是在领导、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它意味着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意味着人民对社会和政治上生活的更为广泛的参与。改革者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他们必须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以高超的政治技巧努力分散和消弥分裂，他们要更善于操纵各种政治力量，更加老练地控制社会变革，改革者必须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之间取得平衡。
现代化社会的最终政治体制是英美的两党制。现代社会往往是多元的社会，兼容并蓄众多的宗教、肤色、种族和语言群体。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那种有能力吸引现代化造成的新兴社会力量和日趋高涨的参与水平的政治制度，既是现代的又是发达的。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是政党及政党体系。在政治参与水平尚低时就形成了适当的政党组织的国家如印度、智利、英、美等，很有可能在扩大政治参与的道路上稳步前进，相反，则政治参与扩大的前程就会不那么平坦。但政党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为了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提到优先地位。政党组织着政治参与，政党体系影响到政治参与扩展的速率。政党及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其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能兼动员和组织二任于一身的政党和政党体系，可使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并行不悖。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党和政党体制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为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制度框架。一个政党如果想成为群众性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政党和政党体制是弥合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政治稳定的源泉在农村，政党的任务就是使二者相结合。实现农村动员，要么通过民族主义斗争，要么依靠两个政党对农民支持的竞争。前者是知识分子为反对殖民统治而争取农村民众的努力，是促进农村动员的动力；后者是两党制通过吸收农村群众进入政治体系，在城乡之间架起桥梁。当代和历史上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经验表明：两党制在完成农村动员时比其他大多数类型的政治制度更为成功。
“学术评价”
亨廷顿写作本书的主要用途是立足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这个事实，以欧美政治发展为模式，试图为发展中国家指明走出困境的方法。
亨廷顿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距，不在于其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其政府的有效程度。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国家政通人和，而另一些国家则缺乏这些素质。
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破坏了旧的权威模式，摧毁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同时由于启发了政治觉悟和扩大了政治参与而产生对新权威和新制度的迫切需求，满足这种需求的就是组织。组织是通向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