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暑假，华中师大信息管理系（原图书情报系）1992级少数学生前往庐山图书馆实习，在协助清理西文藏书时，偶然发现一本书中夹有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生活照片。馆方认为是重要发现，并引起新闻媒体注意，遂有意邀我前往鉴别。我对蒋、宋生活照片毫不在意，因此前在台北阳明山庄所见实已太多，倒是该馆所藏3万多册西文藏书对我有较大吸引力，便偕内人与何建明夫妇前往庐山图书馆探宝。
这批西文图书主要是从前牯岭图书馆接收过来，原有6万多册。由于几经转移，人手又少，无法在短时期内整理就绪，所以迟迟未能向读者开放。1961年12月，该馆曾请当地外语教师整理编目，其间断断续续，直到1963年1月才告结束，实际工作约为半年。他们从6万多册西文书籍中挑选31126册（其中包括3326册复本），编成600多页的《庐山图书馆馆藏英文文献目录》，可以作为我们现今继续整理、利用这批图书的重要依据。但是，我们一进入外文图书室便感到此项工作很难着手，因为经过“文革”多年无人过问，加以搬进新馆又无内行专人料理，所以信管系少数学生的所谓整理，也只限于“估堆”式地将极为散乱的图书放置在书架上而已。大体上有所分类，但已很难与已编《目录》逐一核对，还有许多图书零乱地堆在地上或书架顶端，灰尘、蛀虫、潮湿已给不少书籍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我们只能就力所能及作有限的考察。
民国时期，牯岭是西方传教士的避暑胜地，所以牯岭图书馆也主要是为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服务。文学类（特别是古典文学）数量最多，因为避暑即为休闲，白天可以徜徉山水之间，晚间却无电视可看，只有读文学书籍消磨长夜。其次为历史、地理两类（特别是中国历史、地理），这当然是为了在中国传教的需要。宗教类书籍亦占很大比重，据我们粗略观察，其数量未必少于史、地。其原因在于传教士避暑期间仍需灵修，且亦有借此潜心研究神学者。特别是在二战期间或建国前离开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把私人书籍部分或全部捐献给牯岭图书馆，这是宗教书籍增多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大批中小学教科书，则系1947年从山东迁来庐山的内地会芝罘学校的教学用书，学校主管返美时所捐赠。
西文书籍中亦有少量系为蒋氏夫妇需要购置的，“美庐”展览陈列的西文书籍，有些即系借自牯岭图书馆，上面盖有该馆印章。夹有蒋、宋生活照片的英文书，是抗战期间曾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长的谭良礼（音译，TanLean-Li）写的汪精卫英文传记，上海中国联合书局1930年出版。照片上除蒋氏夫妇外，还有一戴学士帽的年轻姑娘，其人已无从查考。可能蒋、宋在看政敌汪精卫传记时随手将此照片夹入，而向牯岭图书馆还书时又忘记取出。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西文宗教书籍。其中有各种文字和版本的《圣经》，仅英文版且收入《目录》者就有20余种，其他还有德、法、意、瑞典等各种文本，大多出版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如果把这些不同种类的《圣经》集中陈列，仅就版本研究而言，即可使庐山图书馆西文藏书室增高学术身价。19世纪初叶以来，为研究与宣讲《圣经》而编撰的各种大型百科全书（相当于我们的宗教词典）、《圣经》疏解、《圣经》研究，以及其他各类神学专著，数量之多更属惊人。其中如1868年伦敦出版的《如何研究〈新约〉》（Alford，H。，How to Study the New Testament？），1847年伦敦出版的《第一使徒书至哥林多书注解》（Barnes，A。，Notes on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1844年费城出版的《麦第其教皇世家的后续基督教道德》（Browne，T，Religio Medici，Iits Sequel Christian Morals），1859年纽约出版的《以西结书中的福音》（Guthrie，T。，The Gospel in Ezekiel），1853年伦敦出版的《启示录的思想》（Newton，B。W，Thoughts on the Apocalypse），1861年纽约出版的《长老会教会手册》（Parker，J，The Presbyterian's Hand-Book of The Church），1872年爱丁堡出版的《苏格兰神学与神学家》（Walker，J，The Theology and Theologians of Scotland）等，都是国内一般图书馆难得见到的西文古籍。
比较宗教学一类书籍亦有相当数量，时间较早的有1880年纽约出版的《宗教哲学导论》（Caird，J，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1898年纽约出版的《非基督教世界的社会邪恶》（Dennis，JS。，Social Evils of the Non-Christian World），1887年纽约出版的《龙、偶像与恶魔》（Dubose，H。C，The Dragon，Image and Demon），1891年伦敦出版的《基督教与科学及道德的关系》（Maccoll，M。，Christian in Relation to Science and Morals）等。
宗教类收藏不限于基督教，还有佛、道、伊斯兰诸教书籍，如1887年伦敦出版的《佛教》（Davids，T。W。R。，Buddhism），1907年上海出版的《大乘教义中的信仰苏醒――新佛教》（Ashvagosha，P。，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Doctrine――The New Buddhism），1907年上海出版的《成佛导引》（Richand，T。，Guide to Buddahood），1910年爱丁堡出版的《高级佛教新经》（Richard，T。，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1907年纽约出版的《伊斯兰教》（Zwemer，S。M。，Islam），1907年纽约出版的《我们的伊斯兰姐妹》（Sommer，S。M。，Our Islam sisters）等。
西文藏书中堪称鸿篇巨制者，首推各种神学辞书（包括词典与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小者一二巨册，大者十几巨册乃至数十巨册，常能摆满书架好几层。其中出版较早的有1843年伦敦刊行的《最新〈圣经〉词语索引大全》（Cruden，A。，A New and Complete Concordance to the Holy Scripture），1860年伦敦刊行的《〈圣经〉经文百科全书》（Inglso，J。，The Bible Text Cyclopedia），1877年爱丁堡出版的《〈圣经〉文学百科全书》（Kitto；J。，Cyclopedia of Biblical Literature），1887年内地会在上海编印的《中国官话语汇解析》（China Inland Mission；An Analytical Vocabulary of the Mandarin Dialect），1891年伦敦出版的《〈圣经〉评注百科全书》（Fausset，A。R。，Critical and Expository Bible Cyclopedia）等。宗教词书部头越出越大。1909年爱丁堡出版的《宗教与伦理大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即已达12卷，1913年纽约出版的《天主教大百科全书》（Herbermann，C。C。，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则有16卷之多，仅索引即单独印成1卷，可见所收词条之多及释文总量之大。
这些书虽然历经半个世纪乃至百年以上的沧桑，霉烂、虫蛀之害随处可见，但由于印刷用料特优，封面尤为坚固，80%左右的书籍尚称完整。只要改进保藏条件，重新整理、编目、上架，即可供海内外学者利用。但该馆由于编制与经费有限，这些年只能安排一个馆员负责保管与修补破损工作，进度极慢而藏书仍在继续遭受潮湿空气侵蚀。我们为此甚为焦急，曾邀请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的曾孙戴绍曾（英文名字与其曾祖相同）夫妇前往庐山图书馆参观，因为藏书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内地会系统。戴氏夫妇非常关心，又邀请另一对英国夫妇同来做了好几天“义工”，把部分图书重新归类整理，并答应协助改善图书馆保藏条件。但由于戴绍曾的主要精力在于经营“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而该团继续奉行内地会的传统，即不容许公开募捐和筹款，所以财力极受限制，很难对庐山图书馆作进一步资助。我们也曾寄希望于前江西省省长吴官正的“打庐山牌”，但庐山数以百计的各种民族文化风格的西方人遗留的别墅至今依然破烂如故，除开始向外商出售外，别无任何保护或修复举措，更不闻有任何高层领导关心这数万册正继续霉损虫蛀的西文图书。而何况吴先生现已调往他省，不知其继任者又将如何打庐山这张牌？
老戴德生有一句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生命连同躯体可以永远留在中国，内地会在各地的房地产其后继者决不索还（戴绍曾夫妇恪守祖训，已作明确表示）。至于这批早已捐献给我国公众图书馆的珍贵书籍，在某种程度固然也可以看做是老戴德生等人的遗泽，但保存、整理以供利用的责任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承担，而首先是应该由当地主管部门来承担，不应该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外来的援助。缀此数言，但愿能引起有识者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