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1 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中的人为设计
人为设计是机制构建的重要途径，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人为设计。
（1）设计方法
机制的人为设计包括以激励为中心和以选择为中心两条不同的路线。Banks（1995）认为，激励效率是机制设计的目标，而实现激励效率是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设计一个可以使代理费用最小化的“合约”。委托人希望代理人更“卖力”以获取更大收益，而代理人则倾向于“偷懒”以使自己的成本降低。由于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使委托人无法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活动，而只能观察到代理人的活动所带来的价值，机制设计可以达成使双方均受益的合约安排。Brennan（1996）主张以“选择”为中心来设计，关键在于设计“选择装置”。以高新技术研发绩效的评价机制为例，由于对研究者努力程度的监督比较困难，高新技术企业在追求绩效时，主要不是依赖对研究人员的监督，而是通过完善招聘选择机制，力争把好“进门关”。
在机制设计的激励与选择问题上，Pettit（1996）认为，即使不存在过度的奖惩措施，许多人仍会在非自我中心的基础上遵守相应的行为方式；即使存在过度的奖惩措施，也不会使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达到同等程度地对行为方式的遵守。相反，过度的奖惩措施的引入会促使非自我中心的人转变成自我中心的人，也会导致逆向选择效应的出现。即严惩固然会打消人们进入某一活动领域的念头，重奖也会诱使一些人进入本来并不适合他们的领域中去。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机制设计的三项原则：在探讨奖惩措施之前首先考虑“筛选”的可能性；实施能够“支持”人们已有良好行为动机的奖惩措施；构建奖惩措施以对付偶尔出现的“无赖”。因此，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设计中应该处理好激励与选择的关系问题。
（2）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设计中的借鉴、模仿和移植问题
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设计有时不仅是机制本身的设计问题，还包括与机制相关的机制的借鉴、模仿和移植问题。
Coram（1996）通过对投票模型、讨价还价模型以及海盗博弈模型等的分析指出，在有些情况下，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因此，政府在考虑机制借鉴和移植时必须慎重。如果有的机制对初始条件的变化很敏感，那么在一个区域有效率的机制被移植到另一个区域，就可能变成无效率的机制；如果有的机制对“规则”的变化很敏感，那么机制移植时要么不对规则作丝毫改动，要么就要对规则作大的改动，否则移植后的机制就达不到最优。反过来，如果机制对初始条件或规则的变化都不敏感，那么就可以大胆进行机制移植。以我国的苏州工业园为例，该园区是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与新加坡政府合作项目。在建园初期，就提出要自主地、有选择的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方面的经验。由于园区采取的企业开发模式，特别是新加坡的东南亚传统文化基础、华人为主体的社会环境以及强有力的公务员系统等与我国的体制环境有相当大的共性，为成功学习借鉴新加坡的园区管理模式提供了条件。园区通过深入研究、消化新加坡经验，促使园区的投资环境与国际市场、惯例接轨，保证了园区的社会事业与硬件开发同步乃至超前发展，跨越了那种无序的带有原始积累性质的初级阶段，较快地进入科学管理、规范有序的阶段，使其成为国内比较成功的高新技术园区。
Offe（1996）从机制演化的角度考察了机制移植的问题。他认为，机制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了相应的文化基础设施。复制或移植机制尽管缩短了机制演化的过程，但由于缺少与机制原型相应的文化基础设施，复制出来的机制常常会运作困难甚至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文化基础设施就像机制的软件，不过它不像电脑的软件那样容易被替换。这也是在一个高新技术园区非常成功的机制并不一定在其他园区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实施的原因之一。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高新技术园区都在学习模仿硅谷，但是没有一家获得硅谷那样的成功。尽管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已经达成共识的是，硅谷的成功大大受益于它那鼓励冒险也接受失败、专业忠诚而非企业忠诚以及讲求合作和重视非正式交流等的硅谷文化。而这种所谓的硅谷文化正是与高新技术园区成功发展相容并正相关的。如，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风险的特征，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它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各种信息的迅速收集与处理以及对各种资源的快速整合，而非等级制度带来的灵活、职业的高流动率和讲求合作及重视非正式交流所导致的信息与技术的快速扩散则明显地有助于这种快速整合，于是才有硅谷的成功。对于我国的高新技术园区来说，这种文化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不相容的，人们保守、厌恶风险、等级森严、忠于企业而非忠于专业以及不重视合作的地域文化观念和缺乏非正式的文化交流等，缺乏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基础，也就难以简单的移植或复制硅谷模式。
（3）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实施效率
制度经济学对机制效率分析包含两个方面：机制绩效和实施效率。其中，机制绩效是指机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对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的作用；实施效率是指机制被主体认同、遵循的程度。很多人在研究机制绩效时，往往假定的前提条件是机制实施是有效的；同样，研究机制的实施效率时，假定机制的绩效问题已经解决。这实际上是一个研究误区。机制的形成问题是解决机制实施效率问题的根本。如果机制的形成是内在的、自然演进的，那么机制的实施效率与机制绩效是一致的；如果机制的形成是外在的人为设计，那么二者有可能分离。高新技术园区通过机制引进与设计大大缩短了创业机制演进的时间，但是演进的逻辑是不能节省的。当大量的“外在”规则使机制的实施效率与绩效并不统一甚至矛盾时，如何并使二者统一就成为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演进的主题。
总体上说，机制绩效的前提是机制被经济主体认同与遵循，没有机制的实施效率，就谈不上机制绩效。机制绩效是机制实施效率的目的和归宿。因此，机制绩效与机制的实施效率应该是统一的。但是，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演进过程中，绩效与实施效率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性。破除旧机制的最好方式是不遵循、信仰这种机制。以高新技术园区基础性的市场机制的构建过程为例，计划经济体制的退出过程意味着其实施效率逐步降低，市场机制的绩效逐步扩展。这样，在同一时空点，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效率与市场机制的绩效存在负相关性。在体制转轨的新旧交替的过程中，绩效与实施效率存在错位。即政府希望市场机制的实施效率与其绩效达到统一，但是由于路径依赖导致行为主体而不认同、遵循新的机制。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演进的现状是制定的规则实施效率不高，同时又必须不断地制定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实施效率。可见，高新技术园区高效创业机制的标准是：机制可自动实施或通过强制可实施，并且机制能发挥自身的功能，有利于园区的发展，两者标准缺一不可。但是，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设计中完全达到这两个标准并不容易，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标准并不完全一致。
（4）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设计的有效性分析
利用博弈论方法研究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有效性会给机制设计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囚徒困境说明一种机制，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这种机制便不能长期（张维迎，1996）。但许多机制是一种集体选择，它与个体选择可能存在矛盾。博弈论在解决个体选择与集体选择的矛盾与冲突时，不是否定个体选择，而是在满足个体选择的前提下达成集体选择。根据上述有效机制的标准，可以构建一个循规—违规博弈模型。
循规-违规模型（b）可以看出，既定对方循规，自己最优选择是违规，收益为10.但这种均衡是不稳定的。均衡点是（违规，违规），即不管对方选择循规还是违规，自己的最优选择是违规。（违规，违规）是占优战略。可见，参与人都选择循规（8，8）大于都选择违规（1，1）的收益。但（循规，循规）不是均衡点。这是个体选择与集体选择的矛盾。那末，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一种选择是用集体选择统一个体选择，使均衡点向（8，8）移动。这一过程可能存在机制失效的“漏出”，但净收益只要大于违规点（1，1），就具有经济合理性；另一种选择是在承认个体选择的前提下实现集体选择。由于个体选择与集体选择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的分配关系，所以个体选择被承认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各主体力量的对比——均衡。均衡点的移动就是各主体力量博弈的轨迹。
循规-违规模型（c）可以看出，均衡点是（循规，循规）。只要对方选择违规，自己的最优选择是循规，循规所得更多，收益为10.这是最理想的机制设计，参与人都知道双方循规是最优的，却无激励选择违规。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机制的僵化解。由于打破旧机制必须违规，如果把违规比作创新，大家都知道违规对整体的收益是增加的，却选择循规是耐人寻味的；另一种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新的机制设计。如果一种新的机制设计使参与人预期大家彼此违规的收益大于大家彼此循规的收益，那么这种机制虽然达到了最优的实施效率，却没有达到机制绩效。因此，这种机制不是最优的，应该对循规-违规模型（c）进行修改，建立循规-违规模型（d）。
循规-违规模型（d）可以得知，均衡点为（循规，循规）。参与人选择（循规，循规）没有遗憾。因为（违规，违规）既不是均衡点，且所得收益远小于（循规，循规）。该均衡点即达到了机制的实施效率，又实现了机制绩效，是最优的机制安排。
7.2.2 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自发演进
不同国家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是在各国的社会规范、惯例、风俗、文化等不断的演进中逐步形成的，当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各构建主体在博弈中形成了共享的理念时，达到纳什均衡，就会产生新的机制，实现创业机制的自发演进。
而当现有机制的社会净效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机制，就出现一个新的获利机会，这时就会产生新的潜在的机制需求，并造成潜在机制需求大于实际的机制供给，于是形成了机制非均衡。创业机制的各构建主体为了捕捉这种新的获利机会，就会力图改变旧机制，选择一种更为有效的机制，这就出现了机制演进的可能。但这种潜在的机制演进能否成为现实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从外部来说，一个园区的机制形成以后，由于各构建主体重复博弈形成的共有信念系统具有巨大的刚性，是不容易冲破和克服的。因此，由于现有机制对外部环境所具有的固定性和耐久性，导致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演进动力来自于内部，进而引发了各构建主体的主观博弈过程。
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演进主体是政府、创业企业、创业者，它们构成了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演进的博弈参与人。假定博弈各方具有有限理性，只拥有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按照每个参与人对博弈结构的主观认知，引入青木昌彦（2001）构建的一个主观博弈模型。该模型的构造由4部分组成：
（1）参与人的“技术可行”策略决策的客观集合。
（2）关于博弈的内生性规则，参与人共享一个公共信念系统，即创业机制。除此之外，当博弈的策略组合是，参与人还形成私人剩余信息。
从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形成过程来看，博弈参与人所面临的有多个时期序列和技术上、意识上多个可行的行动集合。在博弈过程的每个时期，每个参与人只能选择一种行动。在一定时期所有参与人选择的行动加在一起，称为行动组合。每个参与人都试图选择能实现自己最佳结果的行动，但最终结果不能由单个参与人的行动决定。每个参与人的行动决策取决于别人的决策，所有参与人根据自己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所形成的行动决策规则称为参与人的自我维系系统。这种自我维系系统是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形成的，即，它不是将参与人所有行动决策规则的详细内容都包含在内，而是概要地描述了参与人的行动决策规则，并且根据这些概要描述不会影响参与人作出正确决策，所以自我维系系统又称为概要表征。模型中的就是参与人的概要表征。
当所有参与人在博弈中形成了共享的理念时，就产生了创业机制，即所有参与人的自我维系系统中的共同元素。私人剩余信息是各参与人的自我维系系统剔除现有机制以后的剩余部分。由于在博弈过程中，各参与人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的不同，造成各自的自我维系系统各异，从而各参与人的私人剩余信息也各具特色。从概要性私人剩余信息中能反映出各参与人在博弈中的所具有的特点。
（3）给定被认知的创业机制，每个参与人拥有一个主观后果函数，是行动组合的技术可行集到博弈后果集合的函数。为域的环境，如技术、外部环境等。根据这个函数，对参与人的每一项决策，都被分配到一个定义在后果空间上的物质结果即后果函数。后果函数是关于参与人的私人剩余信息的函数，这个信息还包含参与人对域环境的主观解释。
（4）给定创业机制、私人剩余信息和主观后果函数，参与人根据策略集合选择策略，使其效用最大化。即参与人在中选择，使得最大化，其中是参与人报酬的预测函数。由此得出的策略选择为最佳反应决策规则。
如果参与人反复运用同样的规则推断环境、预测报酬和选择最佳反应决策，同时对现有机制的认知也总是一样，这时，参与人的主观博弈是再生的。
根据博弈论的基础知识，用代表除参与人以外所有其他参与人决策集合的乘积，代表参与人对其他人决策的预期。假定参与人每期对其他人行动的预期和后者的实际决策是一致的，而且每个参与人该期所做决策是对本人预期的最佳反映，也就是存在，使得对所有的，和按照纳什均衡的定义，这时的行动组合是纳什均衡。
对上述定义的主观博弈模型，如果对所有的，有：
（7.1）
此时策略组合是纳什均衡。即，如果公式7.1条件满足，表明参与人的主观博弈模型处于一般认知均衡，现有机制是再生的。可见，是否具有充分的私人剩余信息是公式7.1得到满足的必要条件。
而对于一个国家的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来说，它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该园区有满足公式7.1条件的私人剩余信息，导致博弈参与人的主观博弈的再生，而促使主观博弈再生的私人剩余信息来自不同于其它国家高新技术园区的社会规范、惯例、风俗、文化等。
形成硅谷创业机制的私人剩余信息是硅谷人的高度的风险意识、企业竞争合作观念、健全的创新网络和特有的创业文化。硅谷人敢冒风险，宽容失败，鼓励人才流动，把对企业的忠诚扩展为对行业的忠诚，企业之间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又存在着合作，他们之间相互学习和合作创新，尽管这些企业之间可能并不存在股权和非股权的联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学习、沿着产品链条进行灵活专业化分工以及集体行动，都突破了单一企业所不具备的资源能力约束，并且构建了健全的创新网略。这些私人剩余信息差异是尽管世界许多高新技术园区模仿硅谷模式但难以获得硅谷同样成功的主要因素。
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在这些私人剩余信息方面与硅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我国的大多数高新技术园区中，企业集聚于高新技术园区的主要动因不在于创新，而是利用园区的政策优惠或支持，如税收减免、政府办事效率、获得认证等，企业之间缺乏联系和相互学习，企业与当地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也是十分松散的，创新网络没有形成。园区内社会资本形成十分缓慢，有利于创新扩散和集体学习的公共产品极其缺乏，如，在硅谷大量存在的学会、行业学会、俱乐部并不多见，各种企业交流的场所也不存在。结果是各个企业在自己企业的堡垒中孤军奋战。
然而，当私人剩余信息的作用不满足公式7.1条件时，现有机制的整体性安排是耐久的。我国的高新技术园区现有机制为什么长期落后于硅谷等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园区的创业机制？除了起步较晚和技术层面的因素以外，其主要原因是我国高新技术园区不具有能导致机制演进的私人剩余信息，从而使我国高新技术园区长期形成的机制具有耐久性、稳定性。特别是，在我国长期形成的平均观念、缺乏创新意识、比较保守的观念，并且这种倾向不是局限于个别人、个别单位、个别阶层和个别团体，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了一种整体性和群体性的文化氛围，极大地影响了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形成和演进。
7.2.3 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人为设计与自发演进的关系
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演进是自发演进与人为设计的结果，既包括自觉的机制设计，又包括机制内在特点的自然揭示和反映。
作为硅谷创业直接性机制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变革是以自发演进为主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变革主要指公司的所有权制度，即产权结构及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大变化。共同基金的发展和机构投资者的崛起使美国大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从战后初期的经济阶层革命到机构投资者革命，机构投资者成为大公司的重要产权主体。大公司的治理结构从经理主导型逐步向机构主导型转变，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通过风险资本的介入使其风险投资者、投资经理和创业者之间的治理机制越来越规范。因此，公司治理机制的变革和创新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大变化，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并对社会经济运作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硅谷直接性创业机制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更多地表现出政府设计的痕迹。美国战后国家创新系统的基础是1945-1950年期间打下的。联邦政府财政用于R＆D的费用从1939年的20%上升到1962年的50%。在科技政策上，里根和布什政府时期已经初步制定了有关的技术政策，即通过自主和提高联合研究，通过鼓励大学和工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以及支持工业与政府的合作来增强民用技术的生产能力。同时通过减少对合作研究的反托拉斯限制，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克林顿政府认可并加强了支持民用技术的政策，在上任之初即制定了产业科技政策，促进竞争，鼓励R＆D投资，加强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宏观指导和管理，实现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同时，联邦政府加强了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从直接和间接的两种途径支持创新。1997年政府机构提供了全部R＆D支出的30%，承担了基础研究经费的57%。此外，还通过全国科学基金会（NSF）和其他机构监管多个联邦实验室，在R＆D和科学教育方面发挥直接作用。其中，2001年NSF的经费增加了13%。政府通过税收等政策来扶持鼓励创新，如，到1999年6月截止的研究与实验税收减免法，允许公司的R＆D支出免交20%的税。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与私营部门达成了实施有利于双方的合作研究与开发协议，并建立了联邦研究机构向私营部门的技术转移机制。这一机制收到显著效果，政府也支持私营企业在应用方面的基础研究，与大学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以分担具有创造广泛利益潜力的长期的R＆D投资的风险。此外，公司的技术创新也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这些政策的变化促进了美国创新系统结构的变化，对于促进技术创新和创业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就高新技术园区基础性创业机制中的市场机制的形成来说，就兼具自发演进与人为设计的特点。虽然市场机制最初的起源的确是自发演进的结果，但是，政府早就卷入到它的发展和管理之中，因为任何成熟的市场机制都是非常复杂的，包括了一系列社会惯例和规范、习惯规则、成文法以及实施机构。认为市场机制纯属自发演进，显然是片面的。又如，风险投资机制基本上是市场经济活动中自发演进的结果，同时，这一机制的发展和完善也离不开政府的设计。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险投资作为一种促进高新技术创业的机制形式就已经在美国出现了，但只有在政府开始采取一些促进其发展的政策和机制之后，才真正地发展和壮大起来。如今，风险投资机制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政府设计的财政资助、税收优惠与贷款担保等政策了。
可见，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演进离不开两种力量的推动。其中，自发演进反映了创新利益在创业机制设计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人为设计则体现了人在创业机制设计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人为设计能加速创业机制演进的过程。一般来说，创业机制是在创新利益的驱动下自发演进的，但是，如果没有人们有意识的推动，没有人们对新机制的设计和促进，创业机制的形成将会十分漫长。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形成，除了自身具备的技术、人文、经济等条件以外，各国政府的有意识促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创业机制演进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能够创造出一些仅靠自发演进而难以出现的机制。特别是那些由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机制，虽然对高新技术创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却难以自发形成。如，政府采购高新技术产品、对研究开发资助与税收刺激等，这些有利于创业的机制仅仅靠自发演进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人们能够设计和创造出新的机制，决不意味着机制的创新可以随意进行。实际上，对于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来说，人为设计的机制仍然要以适应创业活动的需要为依据，要以服务于高新技术创业为目的。
3）人为设计能够解决机制自发演进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自发演进过程中，存在着自我增强与路径依赖的机制，使创业机制演进一旦走上某一路径，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机制的演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也可能顺着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下。而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摆脱出来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对于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演进处于恶性循环和锁定状态的国家来说，通过政府主导下的人为设计来解决创业机制演进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
本章小结
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作为一个系统是不断演进的。总是在一定的初始条件下，经过机制的试错、比较选择和锁定，从非正式机制向正式机制转化，从机制的非均衡走向均衡状态。本章分析了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演进的路径：择优行为、机制合法化和机制均衡化。探讨了自发演进和人为设计相统一演进方式，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形成和演进离不开两种力量的推动。其中，自发演进反映了创业机制自身演进的内在要求，而人为设计则能够解决机制自发演进中的路径依赖问题，体现了人在创业机制设计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创业机制演进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能够创造出一些仅靠自发演进而难以出现的机制。研究了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实施效率与绩效的关系以及有效的机制设计问题，提出，高新技术园区通过机制引进与设计大大缩短了创业机制演进的时间，但是演进的逻辑不能节省，当大量的外在规则使机制的实施效率与绩效并不统一甚至矛盾时，如何并使二者统一就成为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演进的主题。
